规则的悖论 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 = 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

所以说，不管人们想围绕官僚制效率还是市场理性来重组世界，都无关宏旨：一切基本假设均未改变。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两者之间切换是如此轻易，就像那些苏联时代的官员，抛弃全面国有化经济后，转头便喜迎全面市场化——而且在此过程中印证了“自由主义铁律”，成功地大幅增加了举国上下的官僚总量。³⁸此外，这也有助于解释两者如何得以无缝融合成一个整体，就像当前全方位官僚化时代中的情况。

任何经历过难民申请的人，或者为了送女儿上伦敦的一所音乐学校而不得不填写40页申请表的人，多少都会质疑官僚制跟理性有何相干，更别提效率了。可从顶层向下看就是如此。事实上，在系统内部，用以评估世界的算法和公式到头来不只是价值的衡量标准，也是价值本身的来源。³⁹毕竟，官僚们的工作大头就是评价事物。他们持续不断地评估、审核、测量、权衡不同的计划、提案、申请、行动方针或晋升候选人孰优孰劣。市场改革只会强化这种趋势。这发生在各个层面，对穷人而言尤为残酷。隔三岔五就会有一支道貌岸然、手持表格的大军入侵并监控他们的生活，评估他们的育儿技能，检视他们的食品柜以确认他们是否真的与伴侣同居，判定他们有没有努力在找工作，或他们的身体状况是否确实差到不具备劳动能力。所有的富裕国家如今都雇用了大批公务员，其主要职责就是让穷人难堪。而评估文化在高度文凭化的专业阶层中还要更普遍，在他们的世界里，审核文化统领一切，没有哪样存在之物不能被量化、制表或登上什么网络界面或季度报告。我们不但可以说这个世界在根本上是金融化的产物，也可以说它其实只是金融化的外延。因为这是个充斥着证券化衍生产品、债务抵押债券和其他此类诡谲金融工具的世界，但其至尊原则在于，价值归根结底是文书工作的产物，是如山的评估表格堆出来的——从恼人的社会工作者判定你是否穷到可以免缴孩子的医药费开始，到西装革履的男人参与高速交易赌你多久之后还不起抵押贷款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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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当下时代的官僚制批判必须呈现出所有这些线索——金融化、暴力、技术、公私领域的融合——如何编织成了一个单一的、自我维持的网络。金融化的进程意味着占比越来越高的公司利润抽取自这样那样形式的租金。鉴于这在根本上约等于合法的敲诈，因此该进程也伴随了日益累加的规章制度，以及日趋复杂和无所不在的武力威胁（用于强制执行这些制度）。事实上，它们无所不在到我们已经意识不到自己正受着威胁，因为根本无从想象它们不存在的情况。同时，从租金抽成中获得的部分利润又被投入遴选部分专业阶层，或者为推广文书工作的公司官僚队伍培养新骨干。这助长了我在其他地方写过的一个现象：近几十年来明显毫无意义、生造出来的“毫无意义的工作”——战略愿景协调员、人力资源顾问、法律分析师之流——在持续增加，即便事实上，就连从事这些岗位工作的人也在一半时间里暗自确信对公司毫无贡献。最后，这只是延续了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阶层同盟重组的基本逻辑；公司官僚制成了金融体系的延伸。

隔三岔五你就能碰到一个将上述一切结合起来的具体案例。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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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我拜访了马赛城郊一家当时正被工人占领的茶厂。工人与当地警方已对峙了一年有余。事态缘何至此？一名带我参观厂区的中年工人解释说，虽然表面上引发争端的是上层为了更廉价的劳动力决定将工厂搬去波兰，但终极争议点在于利益的分配。那里的100多名工人中最年长、最有经验的人耗时数年对包装茶包的巨型机器进行了修缮和提效。产量上去了，利润也随之增加。可工厂主用多赚的钱做了什么呢？他们给提高生产力的工人涨薪了吗？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凯恩斯主义当道的旧日子，涨薪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可今天不复如此。他们雇用更多工人并扩大生产了吗？也没有。他们只是聘请了更多中层管理人员。

那名中年工人解释称，多年来，厂里只有两名主管：老板，外加一名人事专员。眼看利润增加，越来越多西装革履的人随之出现，现在已有十几个人了。这帮西装党个个顶着考究的头衔，却几乎无事可做，于是他们花费大把时间踱着步子紧盯工人，制定考核指标，撰写计划和报告。最终，他们一拍脑门就要把整个业务转移到海外——该工人推测，主要是因为制订这项计划可以彰显他们的存在感。他又补充说，何况计划虽然会令大多数工人丢掉饭碗，但对计划制订者而言并无坏处，那些主管有望被调去更具吸引力的工作地点。此后不久，工人们便占领了大楼，而外面密密麻麻围起了防暴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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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亟须一种针对官僚制度的左翼批判。本书准确而言并不能为这样一种批判提供大纲。从任何意义上，它都不是在尝试阐发一套关于官僚制、官僚史甚或当前的全方位官僚化时代的一般理论。这是一部文集，每一篇都指向了一些左翼对官僚制的批判可能采取的方向。第一章侧重谈暴力，第二章谈技术，第三章谈理性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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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章节并不构成一套单一的论证。或许可以说它们围绕着同一个核心展开，但更主要的是，它们要尝试开启一场对话——一场姗姗来迟的对话。

我们都面临同一个问题。官僚化的实践、习惯和做派吞没了我们。我们的生活已经开始围绕填表展开。然而，我们现有的那套话语根本不足以谈论这些事；甚至，设计这套话语的初衷可能就是要加剧问题。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方式来谈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实际反对的是什么，诚实地道出它牵涉的暴力，但同时，也要去理解它的吸引力是什么，维持它的是什么，哪些元素有内在潜力可释放出一个真正自由的社会，哪些元素可被视作生活在任何复杂社会中不可避免的代价，又有哪些元素是可以且应当被消除的。如果本书在激发这样的对话上起到了哪怕一丁点儿作用，那将是它对当代政治生活做出的真正贡献。

[1]官僚制又译科层制，本书中统一作官僚制。——译者注

[2]发生于1995年4月19日，是一起针对美国俄克拉何马城市中心艾尔弗雷德·P.默拉联邦大楼发起的恐怖主义炸弹袭击。该起爆炸案是“9·11”事件前美国本土遭受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共导致168人死亡，另有超过680人受伤。——译者注

[3]“生命源泉”培训公司于20世纪70年代成立，旨在开发人的潜能。“心灵动力”是20世纪60年代创立的一家培训机构，借鉴灵修相关思想助人获得内心平静。EST是Erhard Seminars Training（艾哈德研讨会培训）的简称，由维纳尔·艾哈德（WernerErhard）于1971年创办，借鉴了“生命源泉”的培训形式，提供深度的个人和专业发展工作坊。这类自我实现工作坊至今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也存在争议。——译者注

[4]处于美国历史中的南北战争时期和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之间，约为1870—1900年。该名称取自马克·吐温1873年发表的同名长篇小说。普遍认为这个时代的代表特征就是南北战争之后的充满贪婪和政治腐败的美国政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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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想象力的死区：论结构性愚蠢

让我以一个与官僚制有关的故事起头。

2006年，我母亲多次中风。很快，她便明显不具备在家中自主生活的能力。由于她的保险没有涵盖家庭护理，前后有不少社会工作者建议我们申请医疗补助（Medicaid）。然而，要符合医疗补助资格，个人总资产只能最多6000美元。我们着手转移了她的积蓄——严格来说，这应该算诈骗了，尽管这种诈骗很不寻常，因为受雇于政府的数千名社会工作者的主要工作内容似乎就包括告诉公民如何令这种骗局长期存在。但此后不久，又一次严重的中风发作将她送进了疗养院，以便接受长期的康复治疗。等出院后，她肯定还需要家庭护理，但问题来了：她的社保支票是直接存入账户的，而她几乎无法签名，所以除非我获得她账户的授权，以此帮她支付每个月的房租，否则账户余额将迅速累加，令她失去医疗补助资格，即便我已经填写并提交了海量的医疗补助申请文件，替她暂时保留了资格。

我去了她的开户行，领了必填的表格，然后把它们带回疗养院。文件需要公证。病房护士告诉我有一名内部公证人，但要预约。她替我拨通电话，随后，一个身份不明的声音帮我转接了公证人。公证人接着告知，我需要先获得社会工作负责人的授权，然后便挂断了。于是我要到了社会工作负责人的名字和办公地点，老老实实乘电梯下楼并出现在他的办公室，结果发现该负责人其实就是一开始把我的来电转给公证人的那个不明声音。社会工作负责人拿起电话说道：“玛乔丽，刚刚就是我，你一通瞎扯都把这人搞疯了，我也被你搞疯了。”然后，他微微比了个道歉手势，为我敲定了下周的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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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周，公证人尽责地出现，陪我上楼，确保我填完了该我填的那部分表格（在这一点上我已被反复提醒），随后，她当着我母亲的面填完了自己该填的部分。我有点纳闷，因为她没有让我母亲签任何东西，只有我签了，但我想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次日，我带着文件去银行，柜台后的女士扫了一眼，问为什么没有我母亲的签名，随后她把文件拿给经理看，经理让我拿回去改好。看来公证人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于是我得到了一套新表格，老老实实填写了每张上面该我填的地方，然后重新约了一次公证人。到了约定的那天，公证人现身，我们尬聊了几句这些银行有多爱刁难人（为什么每家银行都得自己弄一套完全不同的授权书？），随后她领我上楼。我签了字，我母亲也签了——费了一些劲，当时她连撑起身子都难。次日我又去了银行。另一个柜台的另一个女士检查了表格，问我为什么会在注明需要工整书写名字的那栏写了手写签名，又在注明要手写签名的那栏用印刷体写了名字。

“我有这样吗？好吧，我完全是按公证人说的去填的。”

“可这里清清楚楚写着‘手写签名’。”

“哦，对，确实，不是吗？我猜是她说错了。又来。好吧……可所有信息都在这儿呢，不是吗？只是这两小处弄反了而已。这真的算个问题吗？情况有点急，我真的不想再等下一次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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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呃，通常情况下，如果没有全部签字人在场，我们连这些表格都不收的。”

“我母亲中风了，卧病在床。所以我才要申请授权啊。”

她说她去跟经理核实一下。10分钟后她回来了，经理就站在听得见我们说话的不远处。她宣布银行不能接受目前这样的表格——除此之外，即使表格填好了，我还要让母亲的医生出具一封信，证明我母亲的精神状况允许她签署这样的文件。

我提出，先前可没人说过需要这样的信。

“什么？”经理突然插了进来，“是谁给了你表格又没告诉你信的事的？”

鉴于肇事者在众多银行员工中算是比较有同理心的，我躲掉了这个问题，¹转而指出存折上分明印着“由大卫·格雷伯（DavidGraeber）代管”。不出所料，他回复，那个要等她死了才能作数。

一语成谶，整个问题很快成了一纸空谈：我母亲真的在几周后去世了。

当时，这段经历搅得我心神不宁。我人生中大部分时间里过着一种不羁的学生生活，与这种事情相对隔绝。我开始询问身边的友人：这真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平常生活吗？整天东奔西走，感觉自己像个白痴？不知怎的被摆到了某个位置，结果真的做事像个白痴？大多数友人倾向于认为，生活大抵就是如此。诚然，那名公证人异常不称职。可在那之后不久，我又被迫耗了一个月的时间处理纽约机动车管理局某工作人员把我的名字录成“Daid”造成的严重后果，更别提威瑞森通信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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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rizon）职员把我的姓记成“Grueber”的事儿了。无论出于何种历史原因，公共和私人官僚制的组织方式仿佛旨在确保相当一部分成员无法按预期完成任务。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我在前文中认为官僚制完全可以被称作乌托邦式的组织形式。毕竟，我们常说的乌托邦不就是这样吗？天真地相信人性的可完善性（perfectibility），拒不面对人类本来的模样。我们不也知道，正因如此，它们才会设置不可能的标准，然后又责怪个体无法达成吗？²但事实上，所有的官僚制都是这么做的：提出自认为合理的要求，然后发现它们并不合理（因为总有很多人无法达到预期），最后得出的结论是，问题不在于要求本身，而在于达不到要求的具体个人不够称职。

从个人层面看，最令人不安的莫过于跟这些表格打交道好像让我变蠢了。我怎么没注意到自己把印刷体的名字写到了手写签名栏？表上明明提示得很清楚啊！我自认通常情况下并不算蠢。事实上，做我这行的立身之本就是让别人相信我是聪明的。可我显然犯了蠢，而且不是因为不注意；事实上，我在整件事上倾注了大量心力。我意识到问题不在于花了多少精力，而在于大部分精力都被用于随时试图理解和影响任何可能具备某种凌驾于我之上的官僚权力的人——事实上，他们只需精准解释一两个拉丁文词语，并正确执行某些完全机械的功能。我花了太多时间担心，生怕自己表现得好像在质疑公证人的专业能力，或者想象自己该怎样才能显得更体谅银行员工，因而没怎么留意他们让我做的蠢事。这显然是个错误策略，因为我能说上话的人通常无权在规则上通融；而就算我真的碰上有这种权力的人，他们通常会直接或间接地告知我，如果我要投诉，哪怕单纯针对结构性的荒谬，那么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令某些基层职员陷入麻烦。

身为人类学家，这一切让我感到似曾相识。我们人类学家的专长就是研究出生、结婚、死亡及类似场合下的通过仪式。我们格外关注有社会效用的仪式化动作：单凭某句话或某个行为就能造就社会事实。（想想“我道歉”、“我投降”或“我宣布你们成为夫妻”之类的句子。）人是社会动物，出生和死亡绝非单纯的生物事件。通常要借助大量工作才能将一个新生儿变成一个人——有名字、社会关系（母亲、父亲等）和一个家，有别人对他负责，并期待他有朝一日也会对这些人负责。通常，大部分此类工作都经由仪式完成。正如人类学家指出的，此类仪式的形式和内容多种多样，可能涉及洗礼，坚振，熏香，剃胎发，隔离，报喜，制作、挥舞、焚烧和掩埋仪式用具，还有念咒语。死亡更复杂，因为一个人一生中获得的所有这些社会关系又要逐步被切断和重整。一个人通常需要数年才能完全死去，其间轮番经过下葬（甚至重新下葬），焚化、清洁和重整骸骨，宴请，还有仪典。历史发展到今天，在大多数社会中，上述仪式进不进行都有可能，但恰恰是文书工作而非任何其他形式的仪式承担起了这份社会效用，令这些改变实际生效。例如，我母亲希望不办葬礼，直接火化。我对殡仪馆的主要记忆就是那个胖胖的和善文员，他带我过了一遍获得死亡证明前必须入档的14页文件，文件要用圆珠笔在复写纸上填写，如此得到一式三份。“你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填这样的表格？”我问道。他叹了口气：“我干的全是这个。”说着抬起一只因为某种早期腕管综合征而缠了绷带的手。他没得选。要是没有这些表格，我母亲或任何在其机构火化的人都将无法在法律意义上——从而在社会意义上——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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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很想知道，为什么没有出现大量研究美国或英国通过仪式的民族志著作（内含大篇幅介绍表格和文书工作的章节）？

有个显而易见的答案。文书工作很无聊。你可以描述与之相关的仪式。你可以观察人们如何谈论它或应对它。可一旦涉及文书工作本身，你就没多少有趣的东西可说了。表格是怎么设计的？配色呢？为什么它们选择问某些信息而不是其他的？为什么问出生地而不是，比方说，你上小学的地方？签名为什么那么重要？但即便如此，即便是最有想象力的评论员，很快也就提不出什么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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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研究是可以更进一步的。文书就该这么无聊。而且其无聊程度与时俱进。中世纪的凭照往往相当美观，通篇是书法字和纹章装饰。其中一些元素甚至直到19世纪还保留着：我有一份我祖父出生证明的副本，1858年签发于伊利诺伊州的斯普林菲尔德。它色彩斑斓，有着哥特体字母、卷轴和小天使（还是全德语写就）。相较之下，1914年于堪萨斯州的劳伦斯签发的我父亲的出生证明是黑白的，毫无装饰，只有线条和方框，但好歹由一手漂亮的花体字填写。而我自己的，1961年出具于纽约的那份，连这一点都没有：它是打印后盖章的，平平无奇。当然了，如今大量以计算机界面呈现的表格，其乏味程度还要略胜一筹。仿佛文件的创造者们一步步地尝试剥夺文件中的任何一丁点儿深意或象征性。

无怪乎这一切可能会令人类学家绝望。人类学家为密度所吸引。我们手头的解释性工具最适于在复杂的意义之网中穿行——我们寻求理解纷杂的仪式象征、社会戏剧、诗歌形式或亲属关系网络。所有这些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往往既无限丰富，同时又无限延展。单单一个罗马尼亚的丰收仪式、阿赞德人的巫术指控或墨西哥的家族传奇，如果想把其中包含的所有意义、动机或关联都研究透彻，都得穷尽一辈子时间—其实应该是好几辈子时间，如果还要在更广的社会或象征场域内追索它们与其他元素的关系，这样的工作一贯是开放性的。文书工作恰恰相反，其设计初衷就是追求最大限度的简单和自足。表格再怎么复杂，哪怕复杂到令人傻眼，它也是由非常简单但明显对立的元素无限叠加而成的，就像一个完全由两三个简单几何图案无限并置而构成的迷宫。而就像迷宫一样，文书工作并不真的向自身之外的任何事物开放。结果就是没什么可供阐释的。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因提供了一种对巴厘岛斗鸡的“深描”而成名。他试图证明，如果我们能剖析一场特定斗鸡比赛中发生的一切，我们就能理解巴厘岛社会的一切：那些概念关乎人类境遇、社会、阶序、自然，以及人之存在的所有根本激情与困境。从一份抵押贷款申请中不可能得出这些，无论文件本身的信息量有多大；即便有哪个不信邪的只为证明其可行性而着手写了这样一篇分析，也很难想象有谁真的愿意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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