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的悖论 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 = 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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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要反对了：可伟大的小说家不是经常围绕官僚制创作出扣人心弦的文学作品吗？这当然不错。但他们的成就恰恰在于直面官僚制的循环和空洞，更别提愚蠢了，而由此产生的文学作品也具备了某种同样迷宫般的麻木的形式。这就是为什么几乎所有这个主题下的伟大文学作品都采用了恐怖喜剧的形式。弗兰茨·卡夫卡的《审判》无疑是个中典范（《城堡》也一样），但我们还可以举出不少其他例子：从斯坦尼斯瓦夫·莱姆（StanisȽawLem）那本卡夫卡式的《浴缸中发现的回忆录》（Memoirs Found in a Bathtub），到伊斯梅尔·卡达莱（Ismail Kadare）的《梦宫》（Palace of Dreams）和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的《所有的名字》（AlltheNames），再到其他许多可谓投射了官僚精髓的作品，例如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Calvino）的大部分作品，或几乎所有博尔赫斯（Borges）的作品。约瑟夫·海勒（JosephHeller）讲军队官僚组织的《第二十二条军规》（Catch-22）和讲公司官僚组织的《出事了》（SomethingHappened）被认为是这一类型中的近代杰作，还有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未完成的遗作《苍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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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ThePaleKing）——一部关于无聊状态本质的虚构的沉思录，背景设在美国国税局的一间中西部办公室。有趣的是，几乎所有这些小说作品都不仅强调了官僚生活滑稽的无意义感，而且掺入暴力元素，至少是作为弦外之音而存在的。这在某些作者（如卡夫卡和海勒）那里更明显，但暴力似乎总是潜伏在表面之下。更重要的是，明确以暴力为主题的当代故事也有涉及官僚制的倾向，因为毕竟大多数极端暴力行为要么发生在官僚化环境中（军队、监狱等），要么直接充斥着官僚式流程（犯罪）。

伟大的作家懂得如何处理真空。他们向它敞开怀抱。他们凝视深渊，直到深渊也凝视他们。相形之下，社会理论厌恶真空；或者说，如果它还继续像先前那样思考官僚制的话，这个判断就完全成立。愚蠢和暴力正是它最不愿谈论的元素。³

批判的缺席显得格外奇怪，因为从表面上看，高校学者个人所处的位置使他们理应去探讨官僚式生活的荒谬。部分原因当然在于他们自己就是官僚——情况越发如此。“行政职责”、出席委员会会议、填表、阅读和撰写推荐信、配合院系领导的心血来潮……所有这些占用了普通高校学者越来越多的时间。不过，学者们也是逼不得已的官僚，因为即便当所谓的“行政”最终成为教授实际工作的大头时，它也总是被视为附加之物，显然并非他们真正的职责所在，也不能真正定义他们的身份。⁴他们是学者，是研究、分析和阐释事物的人，即便他们的学术灵魂越来越为官僚躯壳所禁锢。你可能会觉得，一名高校学者该有的反应是研究、分析和阐释这一现象：我们怎么就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到文书工作上了？文书工作到底意味着什么？其背后的社会动力是什么？然而出于某些原因，相关探讨付之阙如。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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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我的经验，当高校学者围着饮水机（或学院里更常见的咖啡机）休息闲谈时，他们鲜少谈论自己“真正的”工作，而几乎时刻都在抱怨那些行政职责。但在日益缩水的可供他们深度思考的时间里，这似乎又是他们最不愿去想的。

但我怀疑，这里还涉及更深层次的东西，关乎大学的本质及其存在的原因。

举例而言，想想两位在战后美国社会科学界享有至高地位的欧陆理论家：五六十年代风行的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还有在那之后的法国历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米歇尔·福柯。他们都在美国获得了某种从未在自己国家实现的知识霸权。是什么令他们如此吸引美国学者？毫无疑问，他们的高人气大概率缘于可供批判马克思主义之用，二人的理论（通常是粗糙简化的版本）被拿来论证权力不单单或不主要关乎对生产的控制，而是任何社会生活中无处不在、无所不包和不可避免的特征。

但我还认为，很大一部分吸引力在于他们对官僚制的态度。事实上，有时我感觉整个20世纪只有这两位聪明人发自内心地相信官僚制的力量在于其有效性。也就是说，官僚制的确行得通。韦伯将官僚式组织视为理性在人类事务中的化身，明显比其他形式的组织优越太多，恐要吞没一切，将人类囚于了无生趣的“铁笼”（ironcage）之中，尽失精神力与个人魅力。福柯的理论更具颠覆性，但这种颠覆对官僚权力有效性的揭示有过之无不及。在他研究庇护所、医院、监狱和其他对象的著作中，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健康、性、工作、道德，以及我们对真理的概念本身——原本都不存在，不过是由这样那样的专业或行政话语造出来的。借由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和生命权力（biopower）等概念，他主张国家官僚制最终形塑了人之存在的基本参数，与个体的关联之紧密远超韦伯想象。在福柯那里，一切知识形式都成了权力形式，主要通过行政手段形塑我们的思想和身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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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不怀疑，韦伯热和福柯热要多亏这样一个事实：同时期的美国高校体系本身已日益成为一个专为全球范围内运作的帝国行政机构输送官员的场所。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甫一告终，美国初次着手建立其全球行政机构时，一切昭然若揭。像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Parsons）和爱德华·希尔斯（EdwardShils）⁶这样的社会学家深度介入了哈佛大学在冷战时期的架构，而他们创造的精简版韦伯主义理论，很快被进一步精简为美国国务院官员和世界银行那里的“发展理论”（developmenttheory），并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替代品被大力推广，在全球南方国家争夺意识形态阵地。彼时，就连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Benedict）和克利福德·格尔茨这样的人类学家，也没有因为与军事情报机构甚至中央情报局密切合作而感到愧疚。⁷越南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在校园反战动员中，这种共谋被抛到了聚光灯下，而在激进分子眼里，帕森斯——连带韦伯——就是一切要打倒的对象的化身。

韦伯被推翻后，起初还不确定什么人，或者说有没有人能取代他。有一阵子，人们的兴趣点集中在德国马克思主义上：阿多诺（Adorno）、本雅明（Benjamin）、马尔库塞（Marcuse）、卢卡奇（Lukacs）、弗洛姆（Fromm）。但关注点最终转到了法国，1968年5月发生在那里的起义催生了风起云涌的极富创造性的社会理论。它们在法国被直接统称为“68思想”，不但在气质上十分激进，而且几乎敌视一切左派政治中传统的抗议形式，从工会组织到暴动。⁸不同的理论家时兴时衰，但经过了80年代，福柯以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方式做到了一枝独秀，甚至超越韦伯早先的地位。或至少可以说，他在那些自认为走反对派路线的学科中做到了这一点。最后，在此最好谈一下在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出现的一种学术分野：韦伯主义者中偏乐观的一派经过了理论再发明（简化程度较先前更甚），以“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choicetheory）之名行官僚培训之实；而偏悲观的一派则倒向了福柯阵营。反过来，福柯确立优势地位的学术领域也正是那些前校园激进分子或其认同者的研究热情所在。这些学科几乎完全避开了染指政治权力的机会，或者越来越多地避开了任何对社会运动的影响，而这一距离也使得福柯对“权力/知识”关系的强调（主张知识形式往往是社会权力形式，事实上，是最重要的社会权力形式）别具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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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任何此类极简历史总结只会显得讽刺与不公。不过，我相信这里体现出一个深刻的真相。不只是学者们被吸引至高密度之地，在那里我们的阐释技能也得以更充分地发挥。我们还越来越倾向于将有趣的事与重要的事混为一谈，并假定高密度之地也是权力集中之地。官僚制权力恰恰表明，事实通常与此相反。

但本章探讨的不单单，或者说不主要是官僚制。它主要探讨暴力。我想论述的是，暴力，尤其是结构性暴力（我是指普遍存在的、靠威胁施加身体伤害为根本后盾的社会不平等形式）造成的情境总是倾向于促成我们对官僚程序的惯常印象，即一种有意为之的盲目。概而论之，与其说官僚程序本质上是愚蠢的，甚至往往会产出被其自己定义为愚蠢的行为（尽管这也没错），不如说它们是一种惯用手段，用于管理已然十分愚蠢的社会情境，因为后者建立在结构性暴力之上。我认为以这样的方式探讨问题能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官僚制是如何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而我们又为何察觉不出。

现在我承认，这样强调暴力可能显得很奇怪。我们不习惯将疗养院、银行甚或健康维护组织视作暴力机构，除非是从最抽象和隐喻的意义上。但此处我指涉的暴力并不抽象。我不是要谈概念上的暴力。我谈的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暴力，就像一个人用木棍敲另一个人的脑袋那样。所有这些机构都在一个由政府监管和保障产权的体系中参与资源配置，而这个体系最终依赖武力威胁而存续。“武力”不过是暴力的委婉说法，其实就等于有能力唤来一些穿制服的人，威胁要拿木棍敲别人的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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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就怪在，工业民主国家的公民实际上鲜少思考上述事实，或者说我们本能地极力去掩盖其重要性。于是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研究生会在高校图书馆的书架间流连数日，精读各种受福柯启发的关于胁迫在现代生活中的重要性日益下降的理论文章，却从不反思，如果他们主张自己有权不出示盖章生效的凭证就进入图书馆，会召唤出武装人员，动用一切必要的武力将他们带离。仿佛越是允许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落入官僚法规的范畴内，每个相关的人就越会串通，淡化这一切最终都依赖身体伤害的胁迫来维持的事实，而这样的事实对于那些实际运行系统的人来说是明摆着的。

实际上，“结构性暴力”这一用法本身就是个恰如其分的例子。刚着手写这篇文章时，我只是想当然地认为它指代以间接形式运作的实际暴力。试想某个好战部落（姑且称之为“阿尔法人”）从沙漠席卷而来，占领了一片居住着和平农民（姑且称之为“奥米伽人”）的土地。阿尔法人没有索取贡品，而是侵占了所有肥沃土地，安排他们的孩子有特权接受大多数形式的实用教育，同时创出一种宗教意识形态，主张阿尔法人本质上更优越，是更好、更美、更智慧的，而如今基本只能在他们的田产上做苦力的奥米伽人，因为某些可怕的罪孽而受到神明的诅咒，变得愚蠢、丑陋又低贱。可能是内化了这份耻辱，奥米伽人开始表现得好像信了自己确实有罪。从某种意义上，他们也许真的信了。但在更深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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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追问他们究竟相不相信并无太大意义。整个安排出自暴力，而且只能依靠持续不断的暴力威胁来维持。事实上，奥米伽人很清楚，谁敢直接挑战产权安排或染指教育机会，利刃便会出鞘，人头就要落地。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信仰”不过是人们为了适应这般现实而发展出的心理技巧。倘若阿尔法人失去了对暴力手段的掌控，谁知道奥米伽人会如何行动或做何感想呢？这就是我最开始运用“结构性暴力”时的所思所想：这类结构只能通过暴力威胁来创建和维持，即便在其常规的每日运转中并不需要动用实际的身体暴力。如果对此仔细推敲，这一用法其实适用于大多数通常在文献中被冠以“结构性暴力”之名的现象，如种族主义、性别歧视、阶级特权，即使它们的实际运作模式要复杂得多。

在这一点上给我最多启发的是女性主义文献，其中经常就是以这种方法谈论结构性暴力的。⁹例如，文献中普遍指出，正是在女性开始向工作、举止或着装方面的“性别规范”发起挑战时，性侵犯的发生率急剧攀升。果真与突然拔剑的征服者一模一样。但在大多数时候，学界并不是这样使用这个术语的。目前的用法其实要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的“和平学”（PeaceStudies），它被用来指代在研究者看来与暴力等效的“结构”，哪怕它们可能根本不涉及身体暴力行为。¹⁰他们所列举的基本是同一批结构，即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云云，但言下之意是有可能存在一个在完全没有家庭暴力或性侵犯的情况下运转的父权制系统，或是一个完全不靠政府强加的产权支撑的种族主义系统——尽管据我所知的事实是，根本找不到这样的案例。¹¹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情况再度上演：为什么有人要做这样的论证？除非他们出于某种原因，决意强调身体暴力不是事情的本质，不是真正有待解决的问题。显然，直指暴力问题意味着要打开一连串大门，而这些门在大多数学者看来还是关着比较好。

这些门中的大多数直接通向我们所谓的“国家”问题，以及实际行使其权力的官僚架构问题。根本问题到底是国家对暴力的垄断，还是国家是任何可能的解决方案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令人反感的到底是制定规则之后威胁对不守规则者施加人身伤害的做法本身，抑或只是当局没有正确地部署这类威胁？把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等当作一堆悬浮在空中的抽象结构来讨论，不啻规避这类问题的最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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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学家再熟悉不过的许多农村社群，现代行政技术被明确视为外来强加之物，而我举的阿尔法人和奥米伽人的例子更贴近那里的情况。我们打交道的对象通常是这样那样的被征服人口，也就是说，他们能敏锐意识到当前的安排是暴力的产物。因此，谁也不会否认政府本质上是一个强制机构，即便他们或许完全认可它在某些方面也可能是仁慈的。比方说，在我做田野调查的马达加斯加农村地区，人人都天然地认为国家主要通过唤起恐惧来运转。在人们看来，这一点通用于旧日的马尔加什诸王国（Malagasykingdoms）、随后的法国殖民政权，以及接替后者的当代马达加斯加政权（它基本就是同一事物微调后的版本）。另外，它唤起的恐惧显然是间歇性的，因为大部分时间里，国家或其代表并不真的在场。政府基本没有去规范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没有建筑规范，没有开罐法^[1]，不强制车辆上牌照和保险，不规定谁可以在哪里买或卖或抽或建或吃或喝什么东西，不限制人们在哪里放音乐或养宠物。再说了，这样的法律如果真的存在也不为人知，因为包括警察在内的任何人都没想过要执行它们，就连在城里也不会，在周边的农村更是绝无可能，毕竟在农村，规范这类事务靠的完全是习俗、社群议事集会或巫术禁忌。在这样的背景下，政府官僚机构的主要职能再明显不过，那就是登记应纳税财产，以及对保障征税者顺利现身并收走款项的基础设施进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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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实际上给我自己的研究带来了一些耐人寻味的困境。在去乡下之前，我在马达加斯加国家档案馆做了大量文献准备工作。19世纪的伊梅里纳王国引入了外国传教士帮其培训公务员，相关记录仍保留完备，还有殖民政权的记录也是。结果，针对大约1875年到1950年这个时间段，我收获了研究对象社群的大量数据：人口普查数据、学校记录，最重要的是，关于每户家庭的规模及其拥有的土地和牲畜—还有早期的奴隶—的精确数字。但一到当地我便发现，上述信息正是大多数人眼中从首都来的外人最可能问到的，因而也是他们最不情愿透露的。事实上，人们几乎愿意谈除此之外的任何事。因此，对于两个历史时期，我掌握的数据类型完全不同。

随着对人们了解的深入，我逐渐意识到，这不仅仅是政府没有规范日常生活——在最重要的方面，政府根本毫无作为。国家权力在马达加斯加历史中呈现出潮起潮落之势，而彼时显然适逢低潮期。政府确实设了办公室，有人坐在里面打字和做登记，但那更多只是表面功夫——他们薪资微薄，得不到任何办公耗材（需要自己买纸），人人都在纳税评估上做假，反正没谁真的会交税。警察只在公路上巡逻，根本不往乡下去。可人人谈起政府的样子就好像它确实存在，寄希望于不引起外来人的注意，以免某间首都办公室里的某人因此决定必须对现状做出什么改变。所以在一个层面上，官僚权力几乎对人毫无影响。而在另一个层面上，一切都沾染了它的色彩。

部分原因在于近百年前的征服带来的初始影响。当时，伊梅里纳王国的大部分居民都是奴隶主，在一个大王国中享有核心地位。关于奴隶制，需要牢记的一点是它从未被谁真正视作一种道德的关系，而是被视作一种简单粗暴的权力关系：主人可以随心所欲地使唤奴隶，奴隶对此无能为力。¹²1895年，当法国推翻伊梅里纳王国并接管马达加斯加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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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废除了奴隶制，并强加了一个政府，该政府甚至不屑假装自己基于社会契约或被统治者的意志，而只是基于火力优势。不出所料，马达加斯加人大都推断出自己实际上已成了奴隶。这对人们的相处之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没过多久，任何指挥关系——成人之间一方将另一方持续性地当作自身意志的延伸——都被视作有悖道德，本质上只是奴隶制或者国家的变体。正经马达加斯加人不这样行事。所以即便马达加斯加政府远在天边，它的阴影依旧无处不在。在我研究的社群中，这种关联在人们谈及19世纪的大奴隶主家族时最容易凸显出来；那些家族的孩子很大程度上凭借教育投入和文书工作技能，在后来的殖民政府中占据了核心位置，而他们的后代也大都在首都考究的办公室工作，远离乡村生活的烦恼与责任。在其他语境下，特别是在官僚语境下，指挥关系有着语言编码：它们与法语密切相关；与之相对，马达加斯加语被视作商议、解释和共识决策所使用的语言。当基层官员想要不由分说地发号施令时，几乎总会切换到法语。

有一件事让我记忆犹新。我和一名和蔼可亲的基层官员以马达加斯加语进行过多轮交谈。后来的某一天，我在所有人都打算提早回家看足球比赛的时候来访，令他心烦意乱。（正如我前面提到的，他们在办公室确实没什么可做的。）

“办公室关门了，”他用法语宣布，一反常态地挺了挺腰板，摆出煞有介事的样子，“如果你有什么事，只能明早8点再来。”

我一头雾水。他知道我的母语是英语，也知道我能说流利的马达加斯加语，但不可能知道我还听得懂法语。我佯装困惑，以马达加斯加语回复道：“不好意思，抱歉，我没听懂。”

他的回应是把腰板挺得更直，并重复了同样的话，只是语速略有放缓，音量略有提高。我再度假装没有听懂。“我不明白，”我说，“你为什么用我听不懂的语言跟我说话？”他复述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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