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的悖论 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 = 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

事实证明，他完全无法用本地话复述这个句子，或者不如说，无法用马达加斯加语说出任何其他话来。我怀疑这是因为如果切换到日常语言，他就无法允许自己这么粗鲁了。这点后来得到了其他人的证实：如果他当时操着马达加斯加语，那么他至少得解释一下办公室为何会在不寻常的时间关门。在书面马达加斯加语中，法语实际上可以被称作“命令语言”（nytenybaiko）。在它特定的语境下，无须解释、商议和最终的同意，因为形塑这些语境的前提是纯粹的武力上的不对等。在这种情况下，调动这一武力的实际手段并不在场。那名官员不能真的报警，也不会想这样做。他只想把我打发走，而我在用语言游戏逗了他一阵之后，遂了他的愿。可他只能通过唤起殖民国家的影子，才能唤起权力允许他采取的那种态度。

在马达加斯加，官僚权力在大多数人心目中还是有些好处的，因为它关系到教育这个近乎承载着普世价值的领域。打入政府、办事机构或警察局圈子，就意味着打入了小说、世界史、技术和海外旅行机会的圈子。官僚权力也因而显得不那么无可救药或荒诞不经。

不过，马达加斯加政府并不特别暴力。然而，比较分析显示，一个官僚体系中的暴力使用程度与其产生的荒谬无知程度直接相关。例如，基思·布雷肯里奇（KeithBreckenridge）较为详尽地记录了殖民时期典型的行使“无知权力”（power without knowledge）的南非政权，¹³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用高压政治和文书工作取代了对非洲国民需求的了解。就说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实施的种族隔离制度，它的先声是一种新的通行证制度，后者旨在简化早期的要求非洲工人随身携带大量劳动合同文件的规定，它以单本的身份手册取而代之，内里标明了工人的“姓名、地址、指纹、税务状况，以及官方规定他们在城镇生活和工作期间享有的‘权利’”，再无其他。¹⁴政府官员盛赞它提高了行政效率，警察盛赞它减轻了自己的负担，省得再与非洲工人具体交谈。至于非洲工人，他们正是出于同样的原因而将新文件称作“dompas”，即“蠢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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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马修斯（AndrewMathews）关于墨西哥瓦哈卡州林业部门的精彩民族志同样表明，正是政府官员和本地农民之间几乎完全不对等的权力让林务官处在某种意识形态气泡之中，对森林火灾（仅举一例）抱持着非黑即白的简化想法，导致全瓦哈卡州可以说只有他们不明白自己颁布的法规实际造成了什么后果。¹⁵

即使在我们用英语谈论官僚制的方式中，也透露出高压与荒谬相关性的蛛丝马迹。比如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专门用于指代官僚制之愚蠢的俗语——诸如“一团糟”（SNAFU）^[2]、“进退两难”（源自《第二十二条军规》）——都源自军事俚语。从更广的层面上，政治学家一早就观察到，在高压和信息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大卫·阿普特（DavidApter）语¹⁶］：也就是说，相对民主的政权往往被过量信息充斥，因为人人都向政治权威讨要解释和提出诉求；而一个政权越是专制和压迫，人们就越没有理由向其透露任何事，这也是为什么这类政权不得不严重依赖间谍、情报机构和秘密警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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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能促成专断的决定，由此避免更平等的社会关系里特有的辩论、澄清和再谈判。显然，正是它的上述能力令其受害者认定，基于暴力创造的程序是愚蠢或不合理的。我们当中的大多数都能通过观察他人的语气或肢体语言来粗浅地感知他人的想法或感受——通常不难觉察出人们当下的意图和动机，但若要超越粗浅的感知，往往要下很大一番功夫。事实上，社会生活中的大部分日常事务，都是在试图破译他人的动机和观念。我们姑且称之为“阐释性劳动”（interpretivelabor）。也许可以说，那些仰仗武力恫吓的人没必要从事太多阐释性劳动，所以通常来说，他们不会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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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人类学家，我明白自己踏上了一片雷区。当人类学家真正关注起暴力的时候，他们强调的层面往往与之恰好相反：暴力行为作为传递意义和沟通的方式——甚至它们与诗学的相似之处。¹⁷任何提出异议的人都可能被斥为庸俗：“你当真认为暴力不具备象征权力，子弹和炸弹不是要传达什么吗？”所以有必要郑重声明：不，我不这么认为。但我的意思是，最重要的问题可能不在于此。首先，因为它假定“暴力”主要指的是暴力行为——实打实的推搡、拳打、捅刺或爆炸——而不是暴力威胁，以及在弥散的暴力威胁下得以确立的那种社会关系。¹⁸其次，在暴力相关的研究领域，人类学家以及更广大的学者群体似乎格外容易落入陷阱，混淆了阐释深度与社会意义。亦即，他们不假思索地认为暴力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就是它最重要的地方。

我来逐一解释一下。通常情况下，暴力行为也是沟通行为，这样说准确吗？当然不错。但这几乎适用于任何形式的人类行为。在我看来，暴力真正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或许是唯一一种即便没有沟通也可能产生社会影响的人类行为形式。准确地说，一个人若要对完全欠缺了解的他人的行动施加相对可预测的影响，那么唯一可行的方式很可能就是暴力。基本上，当你尝试以其他任何方式影响别人的行动时，你多少得了解你眼里的别人是谁，别人眼里的你又是谁，他们可能想从当前的情况中得到什么，他们的好恶是什么，等等。而只要往他们的脑袋上打得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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狠，上述种种就都无所谓了。

的确，致死或致残对他人造成的影响十分有限。但那就够了，而且至关重要的是，它们的效果是可以提前确知的。任何其他形式的行动都必须诉诸某种意义或理解上的共识，才有可能取得任何可预见的效果。另外，虽说尝试通过暴力威胁影响他人确实需要一定的理解上的共识，但那微乎其微。大多数人际关系都极其复杂，由密密麻麻的前史和意义构成，其中持续存在的关系尤为如此，不论是长期的朋友还是长期的敌人。维系这些关系需要不断投身于通常十分微妙的想象，无休止地尝试站在他人的视角看待世界。这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阐释性劳动”。威胁对他人造成身体伤害可以跳过这一切。它能促成一种更简化和纲要化的关系（“越过这道线我就开枪了”“再说一个字就让你进监狱”）。可想而知，这就是为什么暴力往往是蠢人的首选武器。甚至称之为蠢人的撒手锏也不为过，因为智慧最难回应的就是这种形式的愚蠢，而这无疑是人类境遇中的悲剧一桩。

我确实需要加上一个关键的限定条件。这里，一切都取决于武力的对比。如果双方参与的是相对对等的暴力竞赛，比方说两军在指挥官的率领下对峙，那么他们就有充分的理由去刺探彼此脑海中的想法。只有当一方在造成身体伤害的能力上具备压倒性优势时，他们才不再需要这样做。这一点影响深远，因其意味着暴力的特定效力，也就是免除“阐释性劳动”的能力，在暴力本身最隐而不见时表现得最显著——事实上，也就是在大规模身体暴力行为最不可能出现的场合。很显然，这些正是我在前文定义的结构性暴力情境，即本质上以武力威胁为后盾的系统性不平等。出于这个原因，结构性暴力情境不可避免地会产生高度一边倒的想象性认同结构。

当不平等结构呈现为深度内化的形式时，那种效力通常最引人注目。性别在这里依然是个典型例子。例如，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情景喜剧中有一个经典老哏：关于无法理解女性的段子。这些当然是由男人来讲述的段子往往把女人的逻辑描绘得莫名其妙、不可理喻。“你必须爱她们，”传递出的信息始终是这样的，“但谁能真的搞明白这些生物到底在想什么呢？”从来没人指出，在这些女人眼里，男人又有多么难懂。原因显而易见。女人别无选择，只能理解男人。在50年代的美国，正是单收入父权制家庭的理想如日中天的时候，而较富裕的家庭往往能够实现这种理想。无法自己获取收入或资源的女性，显然只好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揣摩男性的所思所想。¹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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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女性神秘论似乎是父权制安排下的一项惯有特征。它通常与另一种感觉相伴相生：女性再怎么不合逻辑、令人费解，仍然保有男性无法具备的神秘的、近乎神秘主义的智慧（“女人的直觉”）。当然，类似情况存在于任何极端不平等的关系中，比如农民常被描绘成榆木脑袋，但同时又有某种神乎其神的智慧。以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Woolf，代表作《到灯塔去》）为代表的几代女性小说家记录了这种安排的另一面：女性最终不得不持续投入精力去管理、维持和调适那些轻忽自傲的男性的自尊心，包括不间断地进行想象性认同，或阐释性劳动。这项工作要在各个层面开展。无论身处何地，女人总是被期待去不停地想象如何从男性视角看待这样或那样的情境。可社会几乎从不期待男人为女人做同样的事。这种行为模式的内化程度之深，导致许多男人很抗拒换位思考的提议，仿佛提议本身就是一种暴力行为。举例而言，美国高中的创意写作教师普遍喜欢布置这样一个练习，要求学生想象自己在某一天转换了性别，然后描写一下当天可能发生的事。很显然，结果出奇地一致。女孩的作文都写得洋洋洒洒，表明她们花了很多时间思考这个主题。很大一部分男孩通常拒绝完成作文。他们明确表示自己完全想不出当一名少女会是什么样子，并且对于应当思考这件事的提议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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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愤怒不已。²⁰

对熟悉女性主义立场论（Feminist Standpoint Theory）或批判性种族研究（CriticalRaceStudies）的人而言，我这里所说的都算不上新鲜。事实上，我之所以会有这些更广的反思，最初是受到了贝尔·胡克斯（bellhooks）这段话的启发：

在美国，尽管从不存在一个官方的黑人团体作为人类学家和/或民族学家去研究白人，但是从奴隶制开始，黑人就通过口口相传，彼此分享密切观察白人群体所得的“特殊的”知识。说它特殊，是因为它并非一种有完备书面记录的认知方式，其目的只是帮助黑人在一个白人至上的社会中找到处事和生存之道。多年以来，在白人家庭工作的黑人家仆充当了传信人，将相关知识带回被种族隔离的社群——细节、事实、对白人“他者”的精神分析式的解读。21

要我说女性主义叙事存在什么局限，那就是它有点太宽宏大量了，强调更多的是被压迫者的洞察，而不是压迫者的蒙昧或愚蠢。²²

是否有可能发展出一种关于阐释性劳动的一般理论？首先，我们可能得认识到，这里有两个彼此关联的关键要素，需要予以正式区分。要素之一是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想象性认同的过程，事实上在支配关系中，通常是从属者实际承担起了理解相应的社会关系如何真正运转的工作。打个比方，任何在餐馆后厨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如果出了纰漏，怒气冲冲的老板来了解情况时，他不太可能开展详尽的调查，甚至不会认真听取员工们争相给出的对事发经过的各版解释。他更可能叫他们都闭嘴，然后武断敲定一套说法，好立刻下判断：例如，“你，乔，你不会犯这种错；你，马克，新来的小子，肯定是你搞砸的。再有下次就开了你”。结果，弄清实际出错的地方以防问题再度发生的工作被丢给了那些无权聘用和解雇员工的人。类似情况通常发生在持续性的关系中：众所周知，雇员往往对雇主的家庭了如指掌，很少听说雇主对雇员有此等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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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之二是由此引发的同情的认同（sympathetic identification）模式。说来奇怪，是亚当·斯密（AdamSmith）在其《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首度观察到了如今被我们称作“同情疲劳”（compassion fatigue）的现象。他提出，正常情况下，人类不仅倾向于想象性地认同自己的同伴，而且会因此自发地体会到彼此的喜悦与悲伤。然而，穷人长期处于悲惨境地，导致原本具备同情心的旁观者不堪重负，只好在不知不觉中完全无视他们的存在。结果就是，处于社会底层的人花费了大量时间去想象顶层的视角并发自内心地在乎他们，而相反的情况几乎从不会出现。

无论探讨的是主人和仆人、男人和女人、雇主和雇员、富人和穷人，结构性不平等，也就是我一直在说的结构性暴力，总是会产生高度一边倒的想象性结构。我认同斯密关于想象往往带来同情的观察，而这样的结果就是，结构性暴力的受害者对受益者的关心往往远超受益者对受害者的关心。这很可能是除暴力本身之外，维系这种关系最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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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我可以说回官僚制的问题了。

在当代工业化民主国家，对暴力的合法管理被交给了有着委婉名称的“刑事执法”，主要就是警察的手里。之所以说“委婉”，是因为几代的警察社会学家都指出，警察实际所做的只有很小一部分涉及刑事执法，或者与任何刑事案件沾边。他们的大部分工作关乎法规，说得稍微有技术含量一点就是，关乎科学地运用武力或武力威胁以协助解决行政管理问题。²³换言之，他们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执行那些没完没了的规章制度上，包括谁能在哪里买或卖或抽或建或吃或喝什么这种在马达加斯加农村小镇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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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警察就是带武器的官僚。

想想吧，这真是个绝妙的把戏。因为我们大多数人在想到警察时，并不会觉得他们是执行法规的。我们觉得他们是打击犯罪的人，而且我们脑海中浮现的那种“犯罪”通常都是暴力犯罪。²⁴尽管事实上，警察的所为多半正相反：他们把暴力威胁带入了那些原本与暴力无关的情境中。我在公众讨论中屡屡发现这一点。但凡要假设一例有警察介入的情境，人们几乎会不约而同地想到某种人际暴力行为，不是抢劫就是袭击。可稍加反思就会清楚，当大多数真实的人身攻击行为发生时，警察并没有介入，即使是在马赛、蒙得维的亚或明尼阿波利斯这样的大城市，即使是家庭暴力、帮派斗争、醉酒斗殴的情况。只有当有人死亡或伤重需送医时，警察才会被召来。但那是因为救护车一到，文书工作也随之而至。如果有人在医院接受救治，则必须给出其受伤原因，这种情况下就需要警方出具报告。如果有人死了，则有各种各样的表格要填，包括上报市政统计部门。所以警察确定会介入的斗殴就是能产生文书工作的那些。绝大多数抢劫或入室盗窃也无人报案，除非需要填写保险理赔单，或有文件丢失，必须按规定提交警方报告才能补办。因此，大多数暴力犯罪最终都不会有警察介入。

另外，你可以试试在这些城市的街道上驾驶一辆无牌照汽车。我们都知道会发生什么。身着制服，配有警棍、手枪和/或泰瑟枪的警官会立即现身。如果你就是拒不遵从他们的指示，那么几乎必然招致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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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我们会搞不清警察的实际工作？显而易见的原因是，在过去50年左右的流行文化里，警察几乎成了想象性认同所痴迷的对象。这样的事情如今已不再新鲜：当代工业化民主国家的公民每天花上几个小时看那些邀请他们站在警察的视角看待世界并间接经历其丰功伟绩的书、电影或电视节目。事实上，这些想象中的警察确实几乎时刻都在打击暴力犯罪，或处理这些犯罪行为造成的后果。

别的不说，上述现象奇怪地有悖于韦伯关于铁笼的著名忧思：现代社会被千人一面的技术官僚管理得井井有条，以致个人魅力式英雄人物、魅力和浪漫将尽数消亡。²⁵而事态的实际发展显示，官僚社会趋向于以自身独有的形式制造出有个人魅力的英雄。他们自19世纪末起便以传奇侦探、警官和间谍等各种各样的面貌出现。很显然，这些人物的工作就是精准行动，通过实际运用身体暴力来获取官僚结构索要的信息。官僚制毕竟已存世数千年，从苏美尔到埃及再到古代中国，这些官僚社会都孕育过伟大的文学。不过，是现代北大西洋社会第一个创造出了英雄本身就是官僚或完全在官僚环境中行动的文学体裁。²⁶

我惊讶地发现，思考警察在我们社会中的角色，实际上能为社会理论提供一些有意思的见解。现在，我必须承认，我在行文中对学者及其大部分理论习惯与偏好表现得不太友好。如果有人读了我写的东西，认为我在论证社会理论方面很大程度上毫无意义——这是某个象牙塔里的精英因拒不承认简单的权力现实而形成的自以为是的幻想——我也不会觉得意外。但这绝非我的论点。这篇文章本身就是一次社会理论的尝试；如果我不认为这样的尝试有可能为某些重要领域投去一束光，使之不再晦暗不明，那我也不会写下它了。问题在于理论的类型和目的是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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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

这里，将官僚知识和理论知识做一比较能给人以启发。官僚知识其实就在于纲要化。在实践中，官僚程序总是意味着无视真实社会生活中的所有幽微之处，将一切都简化为预先构想的机械化或统计学公式。无论是表格、规则、数据还是问卷，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简化。通常情况下，这与走进后厨，对问题原委草草下定论的老板并无太大区别：二者都是将非常简单的预制模板应用在复杂且通常暧昧不明的情境中。结果就是，那些被迫跟官僚行政机构打交道的人总感觉自己遇到的人都强行戴上了一副只能展示眼前2%事物的眼镜。但可以肯定的是，社会理论领域存在类似的情况。人类学家好将自己所做之事称为“深描”，但实际上，再优秀的民族志描述，最多也只能捕捉到任何特定的努尔人争端或巴厘岛斗鸡中实际发生之事的2%。依托于民族志描述的理论工作通常又只会聚焦那2%当中的一小部分，从无限盘根错节的人类境遇中抽取那么一两条线索，并在它们的基础上做泛化，比如概述社会冲突的动态关系、绩效的本质或阶序的原则。

我并不打算指责这种简化的理论。相反，我相信如果一个人想发表一些关于世界的全新见解，那么做一些这样的处理是有必要的。

想想结构分析吧。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该研究方法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Lévi-Strauss）这样的人类学家或让—皮埃尔·韦尔南（Jean-PierreVernant）这样的古典学家的引领下风靡一时。一如学术潮流的一贯走向，结构分析在目前看来完全过时了，人类学学生大都认为列维—斯特劳斯的作品含糊又荒谬。这在我看来实属不幸。诚然，结构主义声称自己是一种关于思想、语言和社会之本质的单一宏大理论，认为它提供了解开人类文化所有奥秘的钥匙，在这点上它的确荒谬，也理应被抛弃。但结构分析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技术，这种技术也被大多数人一并丢出窗外，使我们痛失最精巧的工具之一。因为结构分析的可贵之处在于提供了一种几乎万无一失的技术，可用于做任何优秀理论该做的事：对复杂材料进行简化和纲要化，以便道明出人意料的东西。顺便一提，我在前几段里关于韦伯和官僚英雄的观点就是这么来的。一切的缘起是我在耶鲁大学的一场研讨会上尝试向学生们展示何为结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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