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的悖论 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 = 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

当时我解释道，结构分析的基本原理在于，一个符号系统中的各个术语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重点不是思考它们“代表”什么，定义它们的是彼此之间的关系。你得先界定一个范围，然后在其中寻找彼此呈系统性对立的元素。以吸血鬼为例。首先，你要给它们定位：吸血鬼是美国恐怖片中的常用形象。美国恐怖片有一套自己的宇宙观，自成一个宇宙。接着你要问了：在这个宇宙中，与吸血鬼对立的是什么？答案显而易见。吸血鬼的对立项是狼人。在一个层面上它们具有共性：都是可以咬你的怪物，而且会通过咬你把你变成同类。在大多数其他层面，二者恰好是反转的。吸血鬼很富有，在典型情况下是贵族；狼人总是很穷。吸血鬼的活动空间很固定，有自己的城堡或地下室，白天必须躲在里面；狼人通常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旅行者或逃犯。吸血鬼控制其他生物（蝙蝠、狼、被其催眠或奴役的人），狼人连自己也无法控制。然而——这也是本案例中一锤定音的一点——二者都只能通过对自身的否定来毁灭：吸血鬼的克星是木桩，就是农民用来造栅栏的那种被草草削尖的棍子；狼人的克星是银子弹，这东西可以说就是由金钱本身打造的。

通过观察这些反转对立，我们得以把握这些符号的真正含义：例如，吸血鬼未必就关乎死亡或恐惧，而是关乎权力；关乎支配关系中往往会产生的那种既吸引又排斥的双重感受。

显然，这是个极简的例子。我所描述的只是第一步，通常还有一系列更复杂的后续步骤：反转之反转、中介项、阶序含括的层次……在此没必要深入。我想表达的是，即便只迈出这第一步，我们基本上也能发现一些他人意想不到的东西。这种彻底简化现实的方法带来的洞察，是试图原样把握世界复杂面貌的人永远也无法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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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用上面那个例子向学生解释结构分析，广受学生欢迎。有一回，我建议大家集体尝试另做一个分析，围绕某个类似的流行文化人物，有人提议选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

我觉得不无道理：詹姆斯·邦德显然是某种传奇人物。但在传奇人物中，谁是他的对立项呢？答案很快便水落石出。詹姆斯·邦德是对夏洛克·福尔摩斯的结构反转。二者都是常驻伦敦的犯罪斗士，都以自己的方式永葆青春形象，甚至都有点反社会，但除此之外，他们几乎处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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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摩斯是个性冷淡，但喜欢可卡因和鸦片；邦德性欲过盛，但对毒品不感兴趣，只对烈酒情有独钟。福尔摩斯是个业余人士；邦德是典型的专业人士，似乎根本没有工作之外的生活。然而，福尔摩斯这位业余人士表现出了近乎超自然的有素训练和高超技能，远超苏格兰场的专业人士；而专业人士邦德却成天心猿意马、暴露身份、遭人俘虏，或违抗顶头上司的直接命令。²⁷

不过，所有这些铺垫只为那个关键反转，即他们实际是做什么的：福尔摩斯搜集的信息涉及本国内部已经发生的暴力行为，而詹姆斯·邦德搜集的信息涉及国外未来可能发生的暴力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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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圈定范围的过程中我才意识到，这里的一切都是围绕信息和暴力之间的关系组织起来的，而位于福尔摩斯和詹姆斯·邦德之间的就是典型的官僚制个人魅力型英雄。好莱坞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推出的上百部“打破一切规则的痞子警察”电影中的主角，或是电视上经典的警察形象，显然都是上述两个人物的某种综合：身处官僚秩序之中又不断破格的犯罪斗士，而这正是他们的全部意义和实质所在。²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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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可能会提出异议，说这些简化了原本更丰富、更复杂、更微妙的流行文化传统。说得太对了。关键就在这里。这样的结构分析发挥出了简化的价值。在我个人看来，列维—斯特劳斯也是某种英雄式人物，以纯粹的智识之勇去尽可能地追随一些简单原理，不论它们有时会将他引向多么荒诞不经或大谬不然的结果（俄狄浦斯的故事真正的重点在于眼和足，一切社会组织都只是交换女人的系统）——或者你也可以说，不论这样去解读现实有多么暴力。因为这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暴力。而且没人真的因此受伤。

如果简化仅仅停留在理论范围内，那么我会说，它未必是某种形式的愚蠢；它可谓某种形式的智慧，甚至堪称才华。问题出现在暴力不再是隐喻的那一刻。现在，让我从想象中的警察说回真实的警察。吉姆·库珀（JimCooper）在成为社会学家之前，曾是洛杉矶警察局（LAPD）的警官。²⁹他观察到，绝大多数遭到警察的殴打或其他虐待的人，最后都被证明是无辜的。“警察不揍窃贼。”他写道。他解释说原因很简单：最有可能激起警察暴力反应的一件事，就是挑战他们“定义局势”（库珀语）的权利。也就是说出“不，这儿没有什么犯罪，只有一个付你薪水的公民在遛狗，所以走开”，更别提每每惹祸上身的“慢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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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为什么把那家伙铐起来？他什么也没干”！最容易招致殴打的就是“顶嘴”，那意味着挑战了警察应用某条行政规则（人群守没守秩序？车辆是否合规登记？）做出的自由裁决。警棍恰如其分地结合了国家的官僚制原则（强制推行简单的行政纲要）和国家对强制力的垄断。如此便不难理解，官僚暴力的头等要务是攻击那些力主其他纲要或力持其他解释的人。与此同时，如果你接受让·皮亚杰（JeanPiaget）对成熟智力的著名定义，即有能力协调多个视角（或可能的视角），你就会明白，官僚权力在化身暴力的那一刻便成了一种不折不扣的婴儿式愚蠢。

这番分析无疑也是一种简化，但它卓有成效。下面我会尝试展示其成效，运用这些洞察去理解在一个以官僚制为基础的社会中可能出现的政治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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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本文的核心论点之一是结构性暴力创造了一边倒的想象性结构。处于最底层的人必须耗费大量想象力来尝试理解周遭的社会动态关系，包括必须想象顶层人的视角；而后者可以我行我素，对身边发生之事几乎不加思考。也就是说，无权者最终不仅承担了大部分维持社会运转的实际体力劳动，同时还承担了大部分的阐释性劳动。

这大抵是遭遇系统性不平等时的普遍情况。把它放到古代印度或中古时代的中国成立，放到今天的任何地方也成立。只要结构性不平等还存在，它大概会一直成立。然而，我们的官僚文明引入了另一个因素。我已经指出，与其说官僚制本身是愚蠢的某种形式，不如说它们是组织愚蠢的方式；它们所管理的关系已然明确呈现出极端不平等的想象性结构，在背后保驾护航的是结构性暴力。故此，官僚制即使脱胎于良善的初衷，也还是会制造荒谬。这就回到了我为什么要以那段经历作为本文的开篇。我没有理由认定在我母亲的授权书闹剧中有谁（哪怕是银行经理）是不怀好意的。可即便如此，最后迎来的还是荒谬和明显没完没了的踢皮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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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即便是最良善的官僚制，采纳的其实也只是掌权者典型的那种高度纲要化、简化且狭隘的视角，所以它们只能成为限制那种权力或改善其严重恶果的方式。毋庸置疑，这种路线下的官僚干预为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好处。欧洲社会福利国家提供的免费教育和全民医疗保障，理当被视作人类文明最伟大的成就，这也是皮埃尔·布迪厄（PierreBourdieu）对它的评价。但与此同时，它处处表现出掌权者典型的那种有意为之的盲目，并将其冠以科学权威之名。例如，它所假定的工作、家庭、邻里、知识、健康、幸福或成功的意义，与穷人或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基本脱节，与他们自身理解的意义更是南辕北辙。因此它注定要崩溃。而事实确实如此。这种盲目性造成了普遍的不安，哪怕对其最大的受益者而言也是如此，右派因而得以煽动民意支持他们的政策，导致20世纪80年代起实施的项目无论多有成效也毁于一旦。

这种不安是如何表达出来的？它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对官僚权威的一种感受，认为它本质上代表着对人类想象力的镇压。放眼全球范围内的青年起义，从亚洲到墨西哥再到美国纽约，最后以1968年法国巴黎的“五月风暴”为高潮。在这些起义中，首先都是对官僚权威的反抗，抗议者都认为官僚权威从根本上压抑了人的精神、创造力、友善和想象力。刷在索邦大学墙上的著名口号“一切权力归于想象力”（All power totheimagination）自那时起便经久不衰，一遍遍出现在海报、徽章、传单、宣言、电影和歌词里，这多半是因为它似乎表达了某种根本性的东西，不仅关乎60年代的反叛精神，也关乎后来被称为“左派”的本质。

这点很重要。实际上，再没比这更重要的了。因为我认为，1968年发生的事暴露了左派思想自确立之初就存在的内在矛盾，这一矛盾只有当其取得史无前例的成功时才会彻底暴露出来。我在本书的导论中指出，当代左派缺少一套连贯一致的对官僚制的批判。但如果真的追本溯源，上溯到法国大革命前后政治光谱被划分为左翼和右翼，那么显而易见，左派的本质就是对官僚制的批判，哪怕它在实践中一次次被迫去适应它最初挺身反抗的那种官僚架构和思维定式。³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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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当前的左派无法提出一个真正能与昔日的左派理念形成对话的对官僚的批判理论，这无异于左派本身的式微。没有这样的批判，激进思想就成了无本之木，溃散为碎片化的抗议和要求。

似乎每当左派决定走安全、“现实”的路线时，它只会让自己越陷越深。为了理解这是怎么发生的，更为了理解对此我们能做些什么，我认为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些非常基本的假设：首先要谈的就是，说一个人是“现实的”意味着什么。

现实点：要求不可能之事。（Be realistic: demand theimpossible.）（另一条1968年的口号）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探讨结构性暴力如何创造一边倒的想象性结构，官僚制何以成为对这种局面的管理方式，以及势必随之而来的结构性盲目和愚蠢。再好的官僚程序，也不过是以蠢制蠢的方式。

为何挑战这类结构的运动往往到头来反而创造出官僚制？这通常出于某种妥协。你必须现实点，不能要求太多。福利国家改革似乎比要求全面的财富分配要更现实，作为“过渡”阶段的国家社会主义似乎比立刻放权给以民主方式组织起来的工人委员会要更现实。但这带出了另一个问题。当我们谈论“现实”时，我们指的究竟是什么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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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处，我觉得我曾参与的一个行动团体中发生的一件逸事可能会提供一些启发。

从2000年初到2002年末，我一直在与纽约直接行动网络（NewYorkDirect Action Network，简称DAN）共事。当时，全球正义运动在纽约市的大规模行动主要由该团体负责组织。我称之为“团体”，但严格来讲DAN不是一个团体，而是一个去中心化网络，通过一种周详但行之有效的共识达成过程，在直接民主的原则下运作。它在创建新型组织形式的不懈努力中起到了核心作用。DAN存在于纯粹的政治空间中。它没有可供管理的具象资源，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资金库。

后来有一天，有人给了DAN一辆车。

DAN之车引发了一场不太严重但经久不息的危机。我们很快发现，在法律上，去中心化网络不可能拥有一辆汽车。汽车的所有权可以归属个人、公司（虚构的个人）或政府，但不可能归属网络。除非我们愿意注册成为一家非营利组织（可能需要完全重组，并摒弃大部分平等主义原则），否则唯一的权宜之计就是找个志愿者做车子的合法所有者。但那人后续必须对所有的待缴罚款和保险费用负责，还得提供书面许可才能让别人把车开出州。当然，如果车被扣押，只有他才能取回。确实有一位勇敢的活动者同意承担这份责任，但结果是，每周的会议都充斥着大量关于他近期面临的法律问题的报告。没过多久，DAN之车就成了我们无止境的磨难之源，以致我们决定组织一次募捐，为它开一场盛大的派对，任何人只要付5美元就可以用我们提供的大榔头向这玩意儿砸上一锤。

这桩逸事让我印象深刻。为何像DAN这样以社会民主化为目标的项目，常常被视作一撞上坚固的物质现实就烟消云散的空想？至少在我们这个案例中，症结不在于效率低下：全国各地的警察局长都称我们是他们对付过的最有组织的力量。在我看来，现实效应（如果可以这样叫它）事实上源于，激进的项目一旦进入满是大型重型实物（诸如建筑物、汽车、拖拉机、船舶、工业机械）的世界，往往就会破产，或至少变得举步维艰。不是因为这些实物本质上无法以民主方式管理——历史上多的是成功对公共资源进行民主管理的社群——而是因为它们就像DAN之车一样，被无休止的政府监管所包围，实际上根本躲不过全副武装的政府代理人。在美国，我见证了无数这样的困境。一次占屋行动（squat）在长期争取之后终于合法了；突然来了一群建筑评估师，宣称要花1万美元的费用维修才能使其符合规范。于是组织者不得不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组织烘焙义卖和募捐活动。这意味着要创建银行账户，进而意味着要遵循法律规定中任何接收资金或与政府打交道的团体应有的组织方式（同前例，不能作为一个平等主义的集体）。所有这些规定都是借助暴力来执行的。诚然，在日常生活中，警察很少挥着警棍去落实建筑规范，但是，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因其特有的位置而往往会发现的，如果一个人假装国家及其法规不存在，那么最终就会发生上述情况。警棍越难得一见，暴力就越难被发现。这反过来使得所有这些规定——几乎总是假定正常的人际关系是由市场调节的，正常的团体是通过内部的阶序关系和指挥关系组织起来的——的效力似乎不是来自政府对武力的垄断，而是来自那些实物本身的巨大、坚固与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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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被要求“现实”一点时，通常他被要求承认的现实不是某个自然的、客观存在的事实，也不是某些所谓人性的丑陋真相。“现实”一点，通常意味着充分重视系统性暴力威胁的效力。这种可能性甚至贯穿在我们的语言中。例如，为什么建筑物被称作“不动产”（real property或realestate）？此处“real”的用法并非源自拉丁文中的res，即“物”，而是源自西班牙文中的real，意思是“王家的”“属于国王的”。某个主权领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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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的所有土地最终都归属主权者，这在今天的法律意义上仍然成立。国家因此有权强制推行其规定。但归根结底，主权实质上是对被委婉称作“武力”的暴力的垄断。援引意大利哲学家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Agamben）的观点，从主权者的视角看，某物之所以活着是因为你能杀死它，不动产之所以叫“real”是因为国家可以占有或摧毁它。

同样，当人们以“现实主义”立场看待国际关系时，会假定各国为了追求各自的国家利益，不惜动用包括武力在内的一切可用的能力。此处人们承认的是怎样的“现实”？当然不是物质现实。认为国家是具有目的和利益的类人实体，这完全是形而上的。法国国王有目的和利益。“法国”没有。这之所以看似“现实”，仅仅是因为那些民族国家的执掌者有权召集军队、发动侵略和轰炸城市，除此之外，还能借所谓“国家利益”之名，威胁使用有组织的暴力——无视这样的可能性就太愚蠢了。国家利益之所以真实是因为它们可以杀死你。

此处的关键词是“武力”，用法如“国家对使用强制性武力的垄断”。每当这个词在耳畔响起，我们会发现一种政治本体论摆到了面前，其中毁灭、给他人造成痛苦，抑或是威胁要损伤、摧残或摧毁他人的身体（或只是把他们关在狭小的房间里度过余生）的力量，被视作社会意义上的宇宙驱动能量。如果你愿意，可以思考一下使以下两个造句得以成立的那些隐喻和置换：

科学家研究物理定律的本质，以便了解支配宇宙的力量。

警察是科学运用武力的专家，以便执行支配社会的法律。

在我看来，这就是右翼思想的本质：一种政治本体论，通过如此巧妙的方式让暴力来定义社会存在和常识的参数。³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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