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则的悖论 想象背后的技术、愚笨与权力诱惑 = The Utopia of Rules On Technology, Stupidity, and the Secret Joys of Bureaucracy

当然，问题是如何确保经历过这些的人不会立刻重聚在新的旗号下（人民、无产阶级、群众、民族国家、乌玛，还是其他什么），然后放任它围绕自身建立起一套新的制度法规和官僚架构，并不可避免地委托新型警察去执行。其实我认为，针对这个问题已经有了一些进展。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女性主义。至少从20世纪70年代起，那些寻求彻底变革的人就有意识地努力把关注点从千禧年主义梦想转向更迫在眉睫的问题，也就是怎样将那些“现实的外壳上凿出的窟窿”以非官僚化的方式组织起来，好让至少一部分的想象力长期维持下去。从1998年到2003年，全球正义运动在各大贸易峰会外围组织的大规模抵制盛典（FestivalofResistance）已经做到了；民主规划行动的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细节，甚至比行动本身还要重要。但更突出的例证是2011年希腊和西班牙的大型集会，还有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些同期上演的直接行动，当着权力的面示范了何为真正的民主实践，也试验了以切实可行的想象力为基础的真正的非官僚化社会秩序可能是什么样子。

在我看来，这就是在政治上可供参照的经验。如果人们抵制弥漫的结构性暴力造就的现实效应——官僚规则就像渗入了建筑、车辆、大型混凝土结构体等环伺我们的庞然重物中，带有了物体那般沉重和坚固的特质，让人感觉世界受这些原则的约束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除此之外皆为虚无缥缈的幻想，对此加以抵制的话为想象赋权就是可能的。但这所需的工作量也是巨大的。

权力使人懒惰。至少前文中对结构性暴力的理论探讨揭示出的就是这一点：虽然掌握权力和特权的人总觉得那是可怕的责任重担，但在大多数时间和大多数情况下，权力意味的都是你不必担心什么、不必了解什么、不必做什么。官僚制可以把这种权力民主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但是无法摆脱它。它成了制度化懒惰的形式。革命性的改变可能关乎挣脱想象的枷锁，顿悟到不可能之事绝非不可能，由此感到狂喜，但这也意味着大多数人将不得不克服一部分根深蒂固的惰性，着手从事旷日持久的阐释性（想象性）劳动，好将那些新的现实贯彻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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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20年里，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社会理论怎样能对这一进程有所贡献。正如我强调过的，社会理论本身可被视作一种激进的简化，一种有意的无知，像是戴上一副定制的有色眼镜，以便揭示常人无从得见的模式。

这样说来，我一直在尝试的就是戴上一副有色眼镜，以便看见另一副有色眼镜。所以本文才那样开篇，讲述我母亲的疾病和死亡如何被文书工作包围。我想让社会理论瞄准那些似乎对它最有敌意的地方。我们的生活中遍布着许多死区，其中缺乏任何深度阐释的可能，甚至排斥任何赋予它们价值或意义的尝试。一如我发现的，那里正是阐释性劳动不再起效的地方。无怪乎我们不愿谈论它们。它们排斥想象。但我同样相信，我们有责任去直面它们，因为若非如此，我们便可能成为造就它们的暴力的共谋。

我来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意思。现有的社会理论有将暴力浪漫化的趋势：将暴力行为首先视作传递戏剧性信息的方式，是对绝对权力、净化和恐怖的象征符号的运用。现在，我并不是要说这完全不正确。在这种非常浅表的意义上，大多数暴力行为确实也是恐怖行为。但我也坚持认为，从这些最富戏剧性的层面切入暴力，很容易忽视这样一个事实：暴力及其造就的情境的一大显著特征就是非常无聊。在美国监狱这样暴力至极的场所，最恶毒的惩罚形式仅仅是将一个人关在一个空房间里长达数年且无所事事。像这样清空一切交流或意义的可能性，才是暴力及其所作所为的真正本质。不错，将某人单独关押起来确实是一种向他和其他犯人传递信息的方式。但该行为的主要内涵，在于扼杀传递任何更多信息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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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可以说，主人鞭打奴隶是在进行一种有意义的交际行动，传达出对不容置疑的服从的需要，同时试图塑造一个可怖的、独断专权的虚构形象。这些都成立。但坚持认为这就是事情的全部，或者我们只需要谈论这些，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毕竟，如果我们不去进一步深究“不容置疑”实际意味着什么——主人始终不必理会奴隶对任何情境的理解；奴隶完全无从发声，哪怕意识到主人的逻辑存在有悖常理的严重缺陷；由此导致种种形式的盲目或愚蠢；这些迫使奴隶投入更多精力去理解和预判主人混乱的感知——那我们的工作再怎么微不足道，恐怕也与鞭子的性质无异。其作用并不真的在于让受害者开口。归根结底，它参与的是让受害者闭嘴的过程。

我以母亲和公证人的故事作为开头还有一个原因。我莫名其妙弄混签名的经历表明，这样的死区可以让任何人变蠢，至少是暂时变蠢。正因如此，我在立论之初实际上并未意识到，这些观点中有一大部分已经在女性主义立场论之下被阐发过了。由于该理论本身的边缘化处境，我对它只有些模糊的认识。这些疆域向我们展示出某种由盲目、无知和荒谬构成的官僚制迷宫，完全可以理解为何正派之人避之唯恐不及——事实上，迄今发现的最有效的政治解放策略恰恰就在于避开它们；但与此同时，假装它们不存在只会置我们于危险之中。

[1]OpenContainerLaw，有此法律的美国各州规定，在交通工具上不能持有开盖后的酒精饮料。——译者注

[2]SNAFU是Situation Normal: All Fucked Up（一切正常：全部搞砸）的缩略词，表达的是当前情况非常糟糕，但这就是常态。有说法称该俚语出自“二战”时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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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论飞行汽车与下降的利润率

当代现实是科幻梦想的测试版。

理查德·巴布鲁克（Richard Barbrook）

在21世纪，一种隐秘的耻辱笼罩着我们所有人。似乎谁也不想承认。

它格外刺痛那些本应处于人生巅峰的四五十岁的人，但在更广的意义上，它影响着每一个人。那种感受的根源，是我们对生活于其间的世界的本质深感失望，感到它背弃了承诺——我们孩提时信以为真的关于成人世界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郑重承诺。在这里，我指的不是标准的哄小孩的虚假承诺（世界是公平的，权威是善意的，或者努力就会有回报），而是非常特定的对一代人的承诺，尤其是对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甚至80年代成长起来的孩子。那从来不算一个明明白白的承诺，而更像是一套关于我们成年后的世界将是什么样子的假设。由于它从未被明确承诺过，现在它明晃晃地落了空，徒留我们茫然困惑，在愤愤不平的同时，又为自己的愤怒感到难堪，羞于承认自己当初怎么就蠢到信了长辈的邪。

我指的当然就是赫然缺席2015年的——飞行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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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不只是飞行汽车。我其实不太关心飞行汽车，尤其考虑到我连车都不会开。我脑海中浮现的是任何成长于20世纪中后期的孩子以为到2015年会出现的所有技术奇迹。这个清单我们都熟：力场、瞬间移动、反重力场、三录仪（Tricorder）^[1]、牵引波束（tractor beam）、长生不老药、休眠（suspendedanimation）、仿真机器人、火星殖民地。它们怎么样了？时不时就有人大肆宣传其中某一样即将成为现实，比如说克隆，或者冷冻剂、抗衰药、隐形斗篷。但就算事实证明那不是虚假承诺（通常情况下都是假的），它们也是漏洞百出。但凡指出其中一个的问题，遇到的回应大都是召唤出神通广大的计算机——你都有第二人生了，还要啥反重力雪橇？——仿佛这是什么超乎预期的补偿。可即便在这一项上，我们也远没有达成人们在20世纪50年代的设想。我们仍然没有可以与之展开有趣对话的计算机，也没有可以遛狗或叠衣服的机器人。

作为一个在阿波罗登月时年仅8岁的人，我清楚记得自己算过，待到神奇的2000年，我就39岁了，我也设想过那时候身边的世界将是什么样子。曾经的我当真料定自己会生活在一个充满上述奇迹的世界吗？还真是。人人都是。那么现在的我感到上当受骗了吗？绝对有。当然了，我并未指望在有生之年目睹科幻小说里的一切都变为现实（甚至认为我的寿命不会因新发现的长生不老药而延长几个世纪）。如果你问当时的我，我会猜大概有一半能成真。但我始料未及的是，自己一样也没看到。

长期以来，我一直对公众话语在这个问题上的缄默感到困惑和着迷。确实，互联网上偶尔也能看见对飞行汽车的抱怨，但那是私底下的，或者说非常边缘化。多数情况下，这似乎是个禁忌话题。就说千禧年之交吧，我原以为马上40岁的人会冲上大众媒体，反思曾经对2000年的期待，以及为何如此事与愿违。结果一个都没有。相反，无论左派右派，几乎所有权威声音做出的反思都基于这一假设：一个技术奇迹的世界实际上已经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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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这份缄默缘于害怕被人耻笑为天真的傻瓜。可以肯定，一旦真的抛出这个问题，很可能会听到这样的回答：“噢，你是说杰森家^[2]的那堆玩意儿？”仿佛在说，那都是哄小孩的呀！当然了，身为成年人，我们应该明白《杰森一家》描绘的未来，真实程度差不多等于《摩登原始人》描绘的过去。可这个问题不只关乎《杰森一家》。所有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乃至80年代面向儿童的严肃科学节目——《科学美国人》、电视教育栏目、美国国家博物馆里的天文展——都以权威的声音告诉我们宇宙是什么样子、天空为什么是蓝的、元素周期表该如何理解，并保证未来等着我们的将是外星殖民地、机器人、物质转化装置，以及一个更接近《星际迷航》（StarTrek）^[3]而不是我们现有生活的世界。

结果这些声音全错了，这不仅给人一种不可名状的背叛感，也指向了我们该如何谈论历史的概念化问题，因为事情的发展并不似我们当初所料。在某些情况下，期望与现实之间的差异真不是一笔就能勾销的。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科幻作品。早在20世纪，科幻电影创作者习惯把自己对未来的幻想设定在某个具体日期。那通常就在一个世代之后。正因如此，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Kubrick）在1968年时感到，影迷会想当然地认为仅在33年后的2001年，我们就将拥有商业月球旅行、城市级的空间站，还有类人的计算机，可以在前往木星的途中维持宇航员休眠的生命状态。¹事实上，2001年以来唯一真正出现的新科技是可视电话，但实现它的技术在1968年就已具备，只是当时压根儿没有市场，因为没人有这种需求。²每当特定的作家或节目试图创造一个宏大神话时，类似的问题就会出现。根据我少年时代接触的拉里·尼文（LarryNiven） [4]创造的宇宙，我们这个时代（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人类应该受一个世界级的联合国政府管理，在月球上建立第一个殖民地，同时还要应对医学进步造就的一个永生富豪阶级带来的社会后果。相较之下，根据大约同期发展起来的《星际迷航》世界观，人类现在应该处于战后重建阶段；我们刚刚在20世纪90年代的优生战争中推翻了基因工程强化人的统治，将他们全数装进飞船，发射到了外太空。正因如此，90年代的《星际迷航》编剧只好变着法子切换时间线和多维现实，以防整个故事前提分崩离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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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89年，当《回到未来2》（Back to the Future II）的主创尽职地将飞行汽车和悬浮滑板交到2015年的青少年手中时，我们分不清这究竟是严肃的预言，还是在沿袭想象未来的老套路，抑或是玩了个有点冷的哏。无论如何，它标志着这类事物最后的几次登场。后继科幻作品描绘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反乌托邦的，从冷峻的技术法西斯主义转向了某种石器时代的野蛮主义，类似《云图》（CloudAtlas）那样。或者有意模糊背景：作者们在时间设定上含糊其词，使“未来”成了一个纯属幻想的地带，与中洲（Middle Earth）^[5]或西梅利亚（Cimmeria）^[6]并无不同。他们甚至将未来设定在过去，就像《星球大战》（StarWars）那样，“很久很久以前，在很遥远很遥远的星系”。这样的“未来”往往根本不是真正的未来，而更像是一个异次元，一个梦时纪（dream-time）^[7]，某种技术上的另界（Elsewhere），以精灵和屠龙者存在于过去的那种方式存在于未来；不过是将道德剧和奇幻故事投影在了另一块银幕上。科幻类型如今成了区区一套扮相，西部片、战争片、恐怖片、间谍惊悚片或仅仅是童话故事都可以披上它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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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也不能说我们的文化完全回避了对技术失望的问题。这个问题引发的尴尬使我们始终不愿明确探讨它。但就像许多其他文化创伤一样，痛苦被转移了；只有当我们认为自己在谈别的事情时，我们才能谈论它。

回头看后来被称为“后现代主义”的整个世纪末的文化思绪，我觉得最好的理解方式可能就是将其视作对从未发生的技术变革的长久沉思。第一次产生这种想法时，我正在看一部新拍的《星球大战》电影。电影烂透了。但我不禁为高超的特效所折服。回忆起20世纪50年代科幻片里那些典型的蹩脚特效，比如由几乎看不见的线牵引的锡制宇宙飞船，我就在想，要是50年代的观众得知了今天的特效水平，得多么叹为观止啊。但我转念便意识到：“实际上，并不会。他们根本不会为之所动，不是吗？他们以为我们如今已经实际做着这样的事情了。结果发现我们只是想出了更复杂的模拟方式而已。

最后的“模拟”一词是关键所在。自20世纪70年代起，我们看到的技术进步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领域，也就是模拟技术。这些技术的性质就是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和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提出的“超现实”（hyper-real）——使模仿比原作更逼真的能力。整个后现代思绪，就是感到我们不知何故闯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新时期，而我们明白其中并无新鲜事；感到关于进步和解放的宏大历史叙事毫无意义；感到如今的一切都是模拟、讽刺的重复、碎片化和拼贴：这一切只有在一种技术环境下才讲得通，在那种环境里，仅有的重大突破只是更便于人们创建、转移和重新排列那些业已存在的事物，或如今逐渐被人意识到永远无法真正实现的事物的虚拟投影。可以肯定，如果我们真的在火星的穹顶建筑里度假，或者随身携带袖珍核聚变装置或遥控读心设备，绝对不会有人表达出这种态度。“后现代”时刻只是一种绝望之举，将原本苦涩的失望感装扮成某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激动人心的新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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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在很大程度上源自马克思主义传统的后现代主义最早的表述中，很多这种关于技术的弦外之音甚至都不是弦外之音，而是相当直截了当的。下面引自詹明信（Frederick Jameson）在1984年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Postmodernism, or the Cultural Logic ofLate Capitalism）中的原话：

机器确是疯狂崇拜的，其中最好的例子莫如未来主义对机器文化的欣狂之想了，当然，还有马里内蒂（Marinetti）对机枪和汽车的爱戴与赞叹等。人类在现代化过程的早期对于机器能量的钟情，仍可在后来的社会里找到——未来主义在视觉艺术上的标记。马里内蒂在雕塑艺术上的创作，都具体而有形地（直接或间接地）为前资本主义时期中机器能量的价值做了见证……20世纪30年代一些革命的（或说是信奉共产主义的）艺术家[8]曾尝试通过艺术来重组人类对机器文化的向往，在作品中为人类创造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新社会……

今天的科技，表达起来并没有从前那么“壮观”。在今天的文化里，不再有汽轮，不再有希勒画笔下带升降机的粮仓和大烟囱，也不再有输送管、输送带等工业设施，也没有漫长的铁路绕山河。今天，我们只能面对计算机；它们其貌不扬，外壳也实在没有任何标志特征，在视觉上也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事实上我们所有的电子媒介都是貌不惊人的。在一台称为电视机的家居电器背后，并没有牵动过什么宏伟的故事，而只能在表面上、在平面化的形象本身之中，带来一种内向的爆裂。3

曾经，技术本身的纯粹物理之力让我们感到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而今，我们却只有屏幕和图像可以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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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明信独出心裁地以“后现代主义”一词指代适用于一个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文化逻辑，该阶段早在1972年就被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Mandel）命名为“第三次技术革命”。曼德尔认为，人类正面临一场与工业或农业革命同样深刻的变革：计算机、机器人、新能源和新信息技术将有效取代旧日的工业劳动力——这在不久后被称为“工作的终结”（endofwork）——把我们通通变成设计师或计算机技术人员，满脑子都是让自动化控制的工厂从事实际生产的疯狂构想。⁴工作的终结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越发流行，激进思想家们开始考虑一旦工人阶级不复存在，传统的工人阶级斗争会如何发展。（答案：它将变为身份政治。）

詹明信认为自己正在探索这个冉冉升起的新时代中可能萌发的意识形式和历史情绪。当然了，如我们所知，这些技术突破实际上并未发生。取而代之的是信息技术的传播和组织运输的新方式（如船运集装箱），使得同样的那些工业岗位外包到东亚、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区的国家，当地易得的廉价劳动力使制造商可以采用技术复杂度远低于国内需求的流水线技术。不错，生活在欧洲、北美甚或日本的人，乍一看都会觉得时代的成就似乎一如预期。烟囱林立的工业的确在逐步消失。工作岗位开始被划分为从事服务工作的下层和坐在干净办公室里操作计算机的上层。但在这一切之下，人们不安地意识到，整个全新的后工作文明基本上是个骗局。我们设计精良的高科技运动鞋并非真的产自智能机器人或自我复制的分子纳米技术；它们是由墨西哥或印度尼西亚农民的女儿用类似胜家（Singer）那样的老式缝纫机制成的，这些农民由于世界贸易组织或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促成的协议而被逐出了世代耕耘的土地。在我看来，后现代情绪，它对图像和表象游戏的无尽热衷，以及它坚持认为那些本应赋予这些图像深度和真实性的现代主义叙事最终被证明是谎言，这一切的背后正是这份罪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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