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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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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伪历史的提法把现在表述成一个数码时代，可能和“青铜时代”或“蒸汽时代”类似，使得这个错觉可以长存不衰，以为无法相容的诸多当代经验是可以统一在一起，凝聚在一起的。表现这个错觉的作品不计其数，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埃丝特·戴森（Esther Dyson）、凯文·凯利（Kevin Kelly）以及雷蒙德·库兹韦尔（Raymond Kurzweil）等未来主义者推销式的、欺世盗名的作品就是臭名昭著的例子。支撑这个假设的其中一个基础是一条流行真理，今天的年轻人和更年轻的孩子们如今都和谐共存于这个包容的没有缝隙的技术世界。这种代际表述似乎表明，再过几十年过渡阶段就会终止，到时候数十亿人都有相似水平的技术能力和基本的知识构想。新范式稳定下来，就会有革新，但在这一图景中，革新只会发生在稳定持久的“数字”时代的概念与功能参数中。然而，这个时代的真相是对于一直在进行中的过渡状态处心积虑的维持。不论从社会还是个人的层面，“赶上”持续变化的技术要求都不可能。对大多数人来说，由于新产品出现与整个系统发生任意重组的速度之迅猛，我们与通信和信息技术会一直保持疏离的关系，感到无能为力。不断加快的节奏使得我们不可能熟悉任何给定的状况。一些文化理论家坚持认为这种状况可以消解体制权力，可是现实并没有站在他们那边。
在根本性的层面上，这算不上什么新的状况。今天还在发挥作用的现代化逻辑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与稳定持续的社会形式本质上是不兼容的，而且过去的150年的历史正是生产方式、流通、交流和成像技术“革命再革命”的历史，马克思是最早认识到上述问题的理论家。然而，在这一个半世纪里，某些文化和经济生活的特定领域里，还是有许多看似稳定的间歇期，某些制度安排好像会永世长存。比如作为一种技术形式的电影，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60年代乃至70年代早期都由相对固定的元素和关系组成。我在第三章会谈到，从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的电视业好像保持着物质和经验上的连续性。在这些时期里，某些关键的技术特征看上去是亘古不变的，这使得批评家们生发出了有关电影、电视或视频的理论，其假设是这些形式或系统有某些自我定义的本质特征。回过头看，那些往往被视为本质的东西其实不过是更大变化中的暂时因素，后者的变化速度是变幻莫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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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上述理论相类似，90年代以来，很多野心勃勃的理论试图阐明“新媒体”最典型最本质的表现。即使最聪明的解释也受到隐含的假设的限制，这些假设都是建立在先前历史时期的研究之上的，认为根本任务是把新的技术及话语范式和机制描述出来并分析清楚，以及最重要的是，这个新的机制是从现有存在的设备、网络、装置、代码和全球架构中衍生出来的。但是一定要强调的是，我们完全不像这类论述所说的那样，正从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机械和话语系统转变到下一种。5年前研究“新媒体”的书和文章已经过时了，这一点足以说明问题。如果今天还抱持着同样的目的去写作，只会更快过时。现在，相比于新机械或网络的运作和效果，更重要的是，日益加速强化的消费的节奏、速度与模式是如何塑造人类的经验与感知的。
从最近的批判文献中找一个例子：几年前，一位德国媒体理论家提出，有视频播放功能的手机代表了技术形式上的“革命性”突破，与以往所有手机都截然不同。他认为可移动性、屏幕的微型化和播放视频数据的功能都是“真正根本性的变革”。尽管我们倾向于把技术发展的历史叙述成由一系列发明和突破所标界的连续过程，这位德国理论家所说的设备明显会不可避免地很快过时。更有用的做法是，把这种设备理解成仅仅是源源不断、转瞬即逝的新产品之流中的一个因素。全新的显示格式已经遥遥在望，比如更大屏幕的显示器和更小的手持设备，虚拟屏幕快与肉眼的视野重合。还有，用手势控制的计算机正在发展，不用点击，只要甩一下手、点一下头，甚至眨一下眼睛就能发出指令。不久以后，现在无所不在的手持触屏设备可能会被用手势控制的设备取代，此前那些历史断言都将成过眼云烟。但是，一旦这类设备被投向市场（毫无疑问会被贴上革命性的标签），只会延续并助长千篇一律、永不间断的消费、社会疏离和政治无力感，而非代表什么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它们在市场流行了一段短暂的时间后也难逃被取代的命运，最后就被抛进全球的科技垃圾场。唯一能把这些断裂无序的消费产品和服务持久地联结起来的因素是，人的时间和行为越来越强地被整合到电子交换的参数中。每年有数十亿美金投入到这样的研究，研究如何减少做决定的时间、如何消除反应和思考所无端耗费的时间。这就是当下技术进步的形式——对时间和经验无情的捕获和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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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很多人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内部的创新形式是对新事物的不断模拟，而已有的权力关系和控制机制依然原封不动。在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尽管有些新产品只是重复以往的发明或者没什么价值，但仍然被推向市场，与一种社会想象相贴合，即认为未来必然比现在先进，或至少与现在不一样。在20世纪中叶的未来主义框架里，一个人购买一件产品并应用到生活中的行为，似乎与当时的流行想象相联系，如最终会实现全球繁荣、自动化代替人力、太空探索、消灭犯罪和疾病等等。至少当时存在着这样的错误观念，相信技术是解决棘手的社会问题的药方。现在，不断加速的变化节奏消灭了集体分享的绵延的时间框架，这或许能让人保持朦胧的期待，未来会与今天的世界现实不同。24/7是被竞争、进步、占有、个人安全和舒适的个人目标塑造起来的，却是以损害别人为代价的。未来近在咫尺，以至于我们只有把它与为个人目标或生存而奋斗相联系，才能想象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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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论点包括两个貌似自相矛盾的线索。同别的作者一样，一方面我肯定，当下技术文化的形式仍然符合从19世纪末展开的现代化逻辑——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在21世纪前几年的主要特征仍然与19世纪工业方案的方方面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维尔纳·西门子（Werner Siemens）、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和乔治·伊斯门（George Eastman）。他们的名字代表了企业帝国垂直综合的发展，在一些重要方面重塑了社会行为。这样的雄心壮志被证明是有先见之明的，是通过下述几点实现的：（1）认为人的需求是不断变动和扩大的；（2）逐渐开始认为商品可以被转化成抽象的流动，不论是转化成图像、声音抑或能量；（3）降低流通时间的有效手段；（4）以伊斯门和爱迪生为例，一个早期但清晰的想象是，“硬件”和“软件”之间有着经济互惠性（economic reciprocities）。[1]19世纪模型的后果，特别是内容流通的加速和扩大化，会以更全面的方式作用到整个20世纪的人类生活。
另一方面，20世纪后期出现了一系列社会力量和实在物，不同于那些从19世纪及以后的现代化出现的东西。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微软、谷歌等企业的创新活动为代表，垂直结构的综合企业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尽管伴随着新的、更灵活的毛细血管式的实施和控制模型，旧的等级结构仍然残存着。在这种环境中，技术消费正好与权力的策略和效果相符合并不可分离。显然，20世纪的消费社会组织从来都与社会管制和屈从的形式息息相关，但是现在经济行为的管理与形塑并延续一种适应性强的赞同性主体是一回事。定期淘汰的旧逻辑依然在运作，推动了对于替代或增强的要求。然而，尽管产品创新背后的动力仍然与利润率或寻求行业垄断的竞争挂钩，“更新”与重构的系统、模型和平台越来越快的速度是重造主体和加强控制的重要部分。驯服和分离并不是全球经济金融化的副产品，而正是其首要目标。个人需求与功能性和意识形态的项目联系得越来越紧密，每个新产品都镶嵌其中。“产品”不仅仅是设备或物理装置，而且是各种各样的服务和相互的联系，后者很快就变成支配性的或独有的社会现实的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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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代的加速现象并不仅仅是线性的创新进展，由新产品代替过时的旧产品。每一次更新都伴随着与过去的选择数量相比呈现的指数式的增长。这是连续的膨胀和扩张的过程，在各个层面、不同地方同时发生，附加在新的机械任务和需求上的时间和经验领域成倍增加。替代（或淘汰）的逻辑与这一过程的扩展和多样化结合起来，把个人有效地与这一过程连接起来。任何显而易见的技术创新本质上也让人越来越适应乃至依赖24/7的程序；同时，创造出更多的连接点，把人安置在新的控制系统的装置中。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当前全球经济的运作带给不同人完全不同的体验。在大城市里，数码个性化和自我管理之类的强制技术是剥夺普通人权力的策略，连低收入人群都不能幸免。同时，大量徘徊在生存线上下的贫困人口还无法被纳入市场的新要求，他们是无关紧要的，可有可无的。死亡在许多伪装之下，其实是新自由主义的副产品：当人们身上没有什么可供剥削的资源或劳动力时，用完就被抛弃了。但是越来越猖獗的性奴役和器官交易表明，可以被任意处置的外部范围正在扩大，以满足新的市场需求。
过去二三十年技术消费的飞快节奏使得没有什么逝去的时间是有意义的，人们还没来得及熟悉某一种产品，让它成为生活的背景，它就已转瞬即逝。操作性和述行性的能力具有了优先性，压倒了所有曾经被看作“内容”的东西的意义。机器的目的就是其本身，而不是达到一系列更大目的的手段。它的目标是引导使用者更高效地完成它的日常任务和功能。再也不可能有任何空档或间歇，使得长期性的超越个人的关切和计划能进入人们的视野。一件到手的设备寿命之短，使你作为拥有者感到快乐、有面子，但同时你就会意识到，它不是永恒的，从拿到手上那一刻起就开始过时了。旧的更新换代周期至少能给人一种这个产品可以一直使用下去的共同错觉，这错觉尚且还能支配一段时间。现在，没用多久，一件高科技产品几乎就变成了垃圾，这种现象需要两种自相矛盾的态度并存：一方面是最开始需要或渴望一个产品；另一方面，积极认同不可阻挡的更新换代的过程。新产品的加速生产摧毁了集体记忆，也意味着不再需要从上到下地消灭历史知识了。现今我们每天都能进行交流，获取信息，这一状况确保了过去被系统性地抹除了，这正是建构一个虚幻的现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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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如此短暂的周期必然会给一些人带来唯恐落伍的焦虑感和各式各样的沮丧感。但是有必要承认，人们被激励被吸引去追求不断发展的技术，是因为技术许诺了更强的功能，即使实质的好处并不能立即兑现。现在，积累物品的欲望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要确信，自己的生活与随时可得且被大力宣传的应用、设备或网络保持同步。从这个视角看，不断加快的获得物品和丢弃物品的节奏从来都不是让人遗憾的事，而是一个显著标志，标明你拥有当下最炙手可热之物的能力。根据布坦斯基和夏培罗的观点，任何以静止或变化慢为特征的社会现象都被边缘化了，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或不可欲的。当一些活动不能通过界面及其链接来消磨时光，人们就不做或少做这些活动。
鉴于社会和经济上的失败太可怕了，人们唯恐落伍，害怕被斥为过时，所以反抗这种技术安排几乎是不可能的。技术消费的节奏与持续不断的自我管理的要求分不开。每一个新产品和新服务都声称自己对生命的组织管理至关重要，越来越多的需求规范着人们的生活，但这些并非出于人们自己的主动选择。在某一领域中，个人活动的私人化和区隔化使人保有这样的错觉，误以为可以“在智识上胜过系统”，并能与这个系统形成独特的或更优越的关系，认为自己更有自主性或者好像并未处于弱势。单枪匹马的黑客这一神话，使这个幻想深入人心，个人与网络间的关系尽管是完全不对等的，但这种不对等竟能反过来为个人的福祉服务。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被强制进行整齐划一的自我管控，无处可逃。选择和自治的幻觉正是自动管控的全球系统的根基所在。在很多地方，都会听到有人说当代的技术安排从根本上是一套中性的工具，能够以不同方式被利用，包括服务于解放政治。哲学家阿甘本反对这类观点，他认为“今天人们的生活无时无刻不被机器所塑型、污染或控制”。他令人信服地说：“机器的臣服者不可能‘以正确的方式’使用机器。那些依然宣扬类似论点的人，自身就已被媒介俘获，是媒介的产物。”［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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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许多理论家和批判家所做的那样，陶醉于数码图像的美学特性，就是对图像从属于更大的非视觉操作和要求这一点视而不见。大多数图像的生产和流通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耗费在自我管理和自我控制上的时间。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认为，随着曾经区分工作和休闲的重要界限的消失，今天大多数霸权机构的运行是以必须观看图像为中心的。他指出，一直到20世纪中叶，大众文化的图像提供各种方法，逃避超我的限制。［3］现在情况扭转了过来，强制人全天候地浸泡在视觉图像中的要求，实际上已经变成了新形式的体制性的超我。当然，相比以往，更多的、各种各样的图片在被观看、被看到，但仍逃不出福柯所描述的“永久观看的网络”（network ofpermanent observation）。在这种情况下，历史上对“观察者”一词的理解基本上失效了：个人的观看行为被无休止地转换成信息，这些信息不仅巩固了控制技术，还变成了市场上的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这个市场是建立在积累使用者行为的数据基础上的。随着技术手段不断扩展，观看行为本身变成了被观察的对象，这导致了对观察者的位置和能动性的预设基本被颠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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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先进的监视和数据分析手段本来由情报机关掌握着，如今对于大公司的市场战略同样必不可少。各种各样的屏幕和显示装置被大量使用，可以追踪眼球运动，以及在一系列图像信息面前眼睛的注意点在哪里、持续了多久。你随意点开一个网页，你眼睛的浏览、停顿、移动已经对有的地方比别的地方表现出更多的注意力，通通都被每分每秒地分析和量化。即使在大型百货公司的流动空间里，眼球追踪扫描仪也能提供顾客行为的详细信息——比如，确定顾客看一件最后没有买的商品会花多长时间。视觉工效学研究领域的开展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收到了大笔资助。现在人们经常被动参与对自身的监视和数据挖掘，但很多时候也是自愿的。这一切最终会演变成更娴熟的干预程序，目标是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同时，图像是与所有人们浸淫其中的非视觉信息分不开的。工具化的感知只是与一系列积累行为相伴随的因素，比如测算、储存、编码、掌控、流通和交换。无法计数的图像流无处不在，但是最终占据人们注意力的是围绕它们的技术条件的管理：所有持续扩大的传达、展示、格式、储存、升级和附件。
在任何场合，我们都会听到自鸣得意且荒谬可笑的假设，说这些系统模型会“就此停住”，现有的技术消费水平能在全球范围扩张，惠及70亿到100亿人口。那些对通信网络的变革潜力拍手叫好的人忽视了，由虚拟性和去物质化带来的幻想是建立在对人类劳动的剥削和对环境的破坏上的。即使在那些宣称“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多元声音里，也常常有一种权宜之计的错误想法，以为经济公平、减缓气候变暖和更平等的社会关系可以与谷歌、苹果和通用这样的大企业共存。挑战上述谬见会遭遇形形色色智识上的抵制。不仅对于强制性技术消费的批评会被有效禁止；连认为现有的技术手段应该以造福人类、造福社会为前提，而不是满足资本和大公司的需求的说法，都不允许表达。狭隘的和垄断性的电子产品和服务随时随地触手可及，把自己伪装成包打天下的“技术”现象。即使部分地拒绝跨国公司极力推销的产品也会被看作反对技术本身。如果不把当下的制度安排形容成不可避免且不可改变的，就会被视作当代的异端邪说，但实际上它们就是站不住脚的、不可持续的。在24/7式的沟通和消费的要求之外，任何其他的生活选择都是不可靠、不可见的。若你质疑或贬抑当前可以最有效的生产默许和驯服，鼓吹自利是社会活动的存在目的的方式，你就会被边缘化。表达另一种生活策略，试图把技术与贪婪、积累和环境破坏的逻辑脱钩，会遭遇到持续不断的体制性的禁止。显然，这种知识管制是那个阶级的知识分子和批评家干的，这些人被保罗·尼藏（Paul Nizan）称为忠犬监护人（les chiens de garde）：这些走狗是捍卫技术的知识分子和作家，他们焦虑地想获得媒体的关注，急切地想从权贵那里得到奖赏。当然，还存在着别的有力的障碍，阻碍公众想象技术和社会现实之间更有创造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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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中知觉经验的同质化造成了什么后果，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对此有过广泛的论述。［4］他特别关注大批量生产的、流通于全球的“时间物体”（temporal objects），在他看来，这包括电影、电视节目、流行音乐和视频片段。斯蒂格勒认为，就这些工业化的视听产品造成的影响来看，互联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广泛使用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他认为1992年是关键的一年）。他相信，在过去20年里，视听产品造成了意识和记忆“大面积的同时性”（mass synchronization）。他认为，如此大规模的经验标准化必然伴随着主体身份和独一性的丧失；还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制造我们共同交换、分享的符号时的个人参与和创造力消失了。他这个同时性的概念完全不同于我之前所说的共享的时间向度，在后一种状况下，差异性和他者性的共存是暂时的公共性和共同体的基础。斯蒂格勒总结道，“原初自爱”（primordial narcissism）正面临崩溃，而这对于人类关怀自己或他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还指出，许多谋杀和自杀正是这种广泛的精神和存在意义上的损害所带来的恶果。［5］斯蒂格勒急切地呼吁抵抗同时性的产品出现，把独特性重新引入文化经验，把欲望从消费的符咒中解脱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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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中期为全球化和新兴信息技术的关系高唱凯歌的论调已经发生了一个大的转变，斯蒂格勒的作品正是这个转变的代表。基于电子公共领域，那时候很多人预言多元文化的世界就此拉开序幕，本土的理性、离散和多中心的多元主义都在这里汇聚。在斯蒂格勒看来，这些人之所以对这样的发展满怀期待，是因为搞错了到底是什么力量在推动全球化的进程。在斯蒂格勒看来，90年代通向的是一个超工业时代，而不是一个后工业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突然间批量生产的逻辑与技术结合在一起，后者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把全球范围内的虚构、分配和主体化结合起来。
尽管斯蒂格勒的大部分观点很具有说服力，但是与我一直讨论的个人经验被系统化殖民的问题相比，“时间物体”的问题还是次要的。斯蒂格勒主要关注的是人们对各类媒介产品的广泛接受，人的注意力被不加限制的物品所捕获，比如电影、电视节目和音乐。但是最重要的问题还不在于此，而在于人的注意力被重塑成了重复性的操作和反应，且总是与观看或聆听的行为相重叠。相比于数码产品的同质化，这些数码元素被消费的强制性制度安排更加速了个人之间的分离、孤立和冷漠。影音“内容”是一种常常稍纵即逝、可以被互相替换的材料。除了其作为商品的固有特质外，它们的流通还使人们习惯于沉浸在21世纪资本主义的迫切要求之中，并为其提供合理化依据。根据他对广播电视这一现象的某些方面的观察，斯蒂格勒倾向于把视听媒体的接收方式描述成相对被动的。他举出的其中一个强有力的例子是世界杯决赛，数十亿人几乎同时在电视机前观看一样的画面。但是这种观众被动接收的观念忽略的是，作为一种资源，观众会主动去管理、操控、交换、评论、存档、推荐和“追随”这些当前的媒介产品。任何观看行为都重叠着各种同时发生、中断的行动、选择和反馈。一大把时间只用来坐在那里当观众的想法已经过时了。这一段时间实在太宝贵了，所以必须附加上各种命令和选择，最大限度地转化成货币，并且持续不断地积累关于用户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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