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

剥夺睡眠作为一项酷刑可追溯至许多世纪以前，但是其系统使用却与电灯和持续扩音手段的出现相伴而生。剥夺睡眠最早作为一项常规惩罚，是由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的内卫军（NKVD）实施的。内卫军拷问者口中的“传送带”（the Conveyor Belt）一开始通常是剥夺睡眠，接下来是一系列给人身造成终生伤害的暴行。短时间内会造成精神紊乱，而几周后则开始引起神经类疾病。在动物实验里，老鼠两到三周不睡觉就开始死亡。剥夺睡眠会导致极端的无力和无条件的服从，以至于不可能从盘问中获得什么有用信息，他们会供认一切罪名或捏造事实。不让人睡觉是外部力量对自我的暴力剥夺，是对人性的蓄意毁灭。

当然，美国一直以来都在直接实施酷刑，或者通过其附庸国间接实施酷刑，但值得注意的是，直到“9·11”事件之后，酷刑才重新进入了公众的视线，作为一个争议性的话题。大量民意调查显示，大部分美国人支持在某些情况下行使酷刑。主流媒体对此的评论都口径统一，拒绝承认剥夺睡眠是酷刑。相反，它与心理劝服被归为一类，对很多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就跟给绝食的犯人强行喂食没什么两样。就像简·迈耶（Jane Mayer）在《黑暗面》（The Dark Side）一书中所报道的那样，剥夺睡眠在五角大楼的文件里是合法的，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其合法依据居然是美国海豹突击队也需要进行两天无眠演习。^［2］要指出很重要的一点，关塔那摩和其他地方的所谓“高级别”的囚犯，除了遭受直接的酷刑之外，感官和知觉经验也被彻底控制。囚犯们必须待在昼夜通明的封闭牢房里，每当被押送出牢房时，必须戴上眼罩和耳塞，隔绝光线和声音，以防他们意识到夜晚还是白天，或捕捉到自己行踪的线索。在囚犯和狱警的日常接触中，这种剥夺感知能力的管理方式也是家常便饭，狱警们全副武装，戴着手套，头戴玻璃面罩，这样囚犯就看不到狱警的脸，甚至连一块裸露的皮肤都看不到。这些技术和程序构造出一个完全没有关怀、保护或慰藉的世界，可怜的、百依百顺的主体状态被生产出来。

近来发生的一连串特殊事件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角度，方便我们探究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更长远的西方现代化进程带来的各种后果。我并不认为这组事件有什么特别的阐释意义，但它为理解21世纪资本主义体系下生活世界的持续扩张所面临的矛盾，打开了一个暂时的切入点——这些矛盾与下列结构转换是分不开的，睡眠与清醒，光亮与黑暗，正义与恐怖；也与各种形式的暴露、缺乏保护和脆弱的状态分不开。可能会有人反对我，认为我挑出来的都是例外或极端的现象。但即使是这样，它们也无法脱离在别处已经被常态化了的状况。其中一种状况的特征是，人类生命大体上已经被裹挟进了没有间歇的持续状态，不停地运行就是其准则。这种时间不再流逝，处于时钟时间之外。

在 陈 词 滥 调 背 后 ， 24/7 标 志 着 静 态 的 冗 余 沉 积 （ staticredundancy），否定了与蕴含节奏和周期的人类生命机理间的联系。它意味着一种任意的笔直的星期制，从复杂多变或沉淀下来的经验中剥离出来。比如“24/365”就完全不同，因为它意味着一种有钝感的、绵延的时间性，其间可能会发生真正的变化和意料之外的事。我开篇时就点出了，发达国家的诸多机构，已经按照24/7式的方式运作了几十年。只是近些年来，我们的个人特质和社会身份才被重新打造，重新塑型，以顺应市场、信息网络等系统的不间断运作。24/7式的环境披着一层社会世界的外衣，但实际上它是典型的机器世界，生命停摆，世人不会知道的是，为了维持其有效运行，人类需要付出多少代价。它必须和卢卡奇等20世纪早期的思想家所论述过的时间区别开来，那是空洞的、同质化的现代性时间，表现为对时间的度量和日历化，为的是服务于国家、金融和工业的运行，个人的希望或规划则被排除在外。新出现的状况是，伪装被彻底抛弃了，时间不再与任何长期性的事业结合在一起，甚至“进步”或发展的幻想都被打破了。24/7的世界昼夜通明，消除了阴影，是资本主义后历史（post-history）的最后幻象，作为历史发展动力的他者性^[2]被祛除了。

24/7的时代是冷漠的，脆弱的人类生命越来越无法与之相适应，睡眠也不再是必要和必然的事情。把它与劳动联系来看的时候，无间歇、无极限的工作观念被认为是合理的，甚至是正常的。它与没有生气、没有活力或永恒的东西别无二致。如同广告词所说的，它向你承诺想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无穷无尽地激发煽动起你的需求，让你永不餍足。这种不加节制的消费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我们早就过了积累物品的时代。如今，我们的身体和同一性吸收不断增长的过量服务、图像、程序、化学品，到了中毒甚至是致命的程度。即使替代性的方案间接地允许存在不购物或不推销的时间间隙，个人的长久生存也永远是可有可无的。同样的，24/7与环境灾难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为了维持它的运行，需要无尽的消耗，无尽的浪费，最终会打乱生态完整所依仗的循环和季节变化。

由于睡眠本质上不能带来效益，而且人不得不睡觉是内在决定的，这给生产、流通和消费造成的损失难以估量，所以睡眠将永远与24/7体制的要求相冲突。我们生命中很大一部分时间都是在睡梦中度过的，这段时间里我们得以从欲望的泥沼中解脱出来，人类极大挑战了资本主义的贪婪本性。资本主义从我们手中窃取时间，睡眠将这一过程拦截，毫不妥协。大多数看似不能被消灭的基本生理需要，比如饥饿、口渴、性欲以及近来对友情的需要，都已经被重新改造，转化成了商品。睡眠的存在意味着，有的人类需求和间隔时间是不能被殖民的，也不能被那个巨大的利润引擎所吸纳，故而在全球化的当下，它变成了不合时宜的怪胎和危机的渊薮。尽管在这一领域已有诸多科学研究，但任何试图开发或重塑睡眠的策略无一奏效。让人震惊且难以置信的现实是，从中竟榨不出一滴油水。

如今对睡眠的侵蚀正遍及各地，考虑到睡眠时间关乎巨大的经济利益，这不足为奇。这一侵蚀过程步步深入，贯穿20世纪，使得睡眠时间受到削减。如今北美成年人平均每晚睡大约6.5个小时，上一代人睡8个小时，20世纪初的人则要睡10个小时（尽管难以置信）。20世纪中叶有句俗话说“人类三分之一的生命都在睡觉”，那时候这话如同公理一般无须论证，但此后这种说法渐渐失去了效力。睡眠随时都在无形中提醒人们，我们从来没有完全超越前现代，400年前开始衰落的农业世界并没有完全消失。睡眠的一大罪状是，它把有节奏的交替循环嵌入到我们的生命中，如阳光与黑暗，活动与休息，工作与休养，这种交替在别的地方都被消灭或压制了。与任何被视作自然的事物一样，睡眠的历史当然有丰富的层次。它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或完全同一的，在好几个世纪和几千年时间里，它都呈现出形形色色的样貌。20世纪30年代，马塞尔· 莫斯（Marcel Mauss）在对“身体技术”（body technique）的研究中提到了睡眠和苏醒，揭示出很多看似本能的行为，实际上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通过模仿或教育习得的。我们依然可以说，前现代的农业社会尽管纷繁复杂、各不相同，但在睡眠上还是有一些关键性的共同特征。

在亚里士多德主义到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格局中，睡眠的位置一直是稳定的，但这种认识框架今天已经过时了，睡眠的地位从17世纪开始松动。逐渐有人认识到，睡眠与强调生产力和理性的现代观念不兼容，笛卡儿、休谟和洛克仅仅是众多诋毁睡眠的哲学家的个别代表，理由是睡眠无助于人们运用理智或求知。意识和意志占据优先地位，功利性、目的性和利己的能动性之类的概念备受推崇，跟这些概念相比，睡眠失去了价值。洛克认为，睡眠中断了上帝对人类的旨意和教诲，即人应该辛勤劳动、保持理性，这个过程很可悲，但不可避免。休谟的《人性论》开篇就指出，睡眠与狂热和疯癫一道构成了人类追求知识的障碍。到了19世纪中叶，睡眠与清醒间的不对等关系开始变成高低等级的差异，人们认为睡眠会使人退化到更低级、更原始的模式中去，“抑制”了更高级、更复杂的大脑活动。叔本华是当时思想家中的异类，他颠覆了这个等级秩序，提出人类只有在睡眠中才能把握住存在的“真正核心”。

从很多方面来看，睡眠的不稳定地位与现代性的特殊运动方式有关，因为在现代性的发展过程中，现实不再按照二元互补的方式组织起来。资本主义的同质化力量与任何固有的二元区分结构都无法兼容：神圣与亵渎，狂欢节与工作日，自然与文化，机械与有机，不一而足。因此，任何固执地把睡眠看成“自然”的说法都变得无法接受了。当然人们每天还是会睡觉，即使在众多大城市里，夜里依然是相对安静的。不过，睡眠如今不再被看作是必然的或自然的经验。相反，它被看作一种可变的功能，但也可以被控制，与很多其他事物一样，只能从工具性和生理性的角度加以定义。最近的研究显示，很多人夜里醒来一次或多次查看短信或数据，这种人的数量在大幅增长。电子设备上都有“睡眠模式”的设置，这种语言上的变化看似无关紧要，但却是很普遍的。电子设备能够在耗电量低的休眠状态下运行，这种观念改造了睡眠，使睡眠变成仅仅延迟或弱化运行的状态。开机/关机的对立逻辑过时了，以至于没有什么能够彻底关机，也不存在真正的休息。

睡眠证明，人类生命与不可阻挡的现代化进程间，只能达成有限的和谐，这个确证被认为是不理性的，也是无法容忍的。当今的批判思想有一句老生常谈，即不存在无法改变的自然——即使死亡也不例外，有人预测，很快我们的思想就能从头脑里下载下来，制成数字版，永久保存。如果有人相信人的生命机能有什么区别于机器的本质特性，著名的批评家们会告诉我们这种想法是幼稚的妄想。他们会举出反例，如果新的药物可以让人连续工作100个小时，为什么要反对呢？如果能更灵活地安排睡眠以及减少睡眠时间，难道不正赋予我们更多的个人自由，使我们有能力追随自己的需要和欲望来生活吗？睡得更少不就使我们有更多时间“尽情享受生活”吗？但可能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人晚上就是要睡觉，我们的身体机能是与地球的自转节奏保持一致的，几乎所有的有机体都应季节的变迁、日照的长短而相对做出反应。批评家对此的回应可能是：这是新时代的无稽之谈，居心叵测；或者说得更恶毒，认为重建海德格尔意义上与大地间的血肉联系的渴望是不祥的。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论者的新自由主义范式里，失败者才睡觉。

欧洲的工业化伴随着对工人最残酷的剥削，随后的19世纪，工厂的经营者们开始意识到，如果保证工人适量的休息时间，他们反而会更有效率，也能在更长的时间段里更持久地工作，这会带来更大的利润，安森·拉宾巴赫（Anson Rabinbach）研究疲劳的著作已经很好地揭示了这一点。但从20世纪90年代一直到现在，随着控制式或调和式的资本主义模式在欧美的崩溃，休养生息就不再有存在的必要了，此前它们都是经济增长和盈利的组成部分。现在供人休息和恢复精力的时间实在太昂贵了，以至于从结构性的意义上说，它们不可能与当代资本主义共存。不受约束的市场的时间操作，与人类被要求服从这些要求时存在的固有的生理界限之间，存在着残酷的矛盾，按特蕾莎·布伦 南 （ Teresa Brennan ） 创 造 的 术 语 ， 这 就 叫 “ 生 物 放 松 管制”（bioderegulation）。^［3］

正如近来围绕医保的辩论所显示的，活劳动长期价值的下降，并没有促使休息或健康成为首要的经济问题。现在，几乎没有什么人类生存的重要时间空隙（大量的睡眠时间除外）尚未被穿透，被工作时间、消费时间或市场时间所取代。在对当代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卢克博尔坦斯基（Luc Boltanski）和伊芙·夏佩罗（Eve Chiapello）指出，受到各种力量推崇的是那些能在信息环境里持续参与、联络、交流、回应或处理事情的人。他们注意到，在这个星球上的富庶的地区，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大部分边界都已瓦解，如私人时间和工作时间，工作与消费。在他们联结主义的范式里，最有价值的是为活动而活动，“永远都在做着什么，在移动，在改变——这才能给你带来声望，而不是稳定，后者往往是无所作为的同义词”^［4］。这个活动模式并不是先前的工作伦理范式的转变，它完全是一套新的规范模型，需要24/7的时间性才能实现。

暂时回到先前提到的那项计划：发射大型轨道反射器，像镜子一样反射太阳光，从而消灭夜晚的黑暗。这听上去有点荒谬，就像儒勒·凡尔纳（Jules Verne）或20世纪初的科幻小说里保存下来的科技含量很低的机械方案。事实上，最初的试验发射基本都以失败告终——有一次是因为反射器没有打开到位，另一次厚重的云层覆盖了试验的城市上空，未能向世人展现它的非凡能力。这个计划的目标之远大，似乎与过去200年里发展起来的一系列更大的全景敞视的实践有关。就是说，它指出了照明对于边沁创造的圆形敞视监狱模型的重要性，需要用光填满整个空间，消除阴影，制造出完全可见的状态，这种效果与控制如出一辙。但几十年来，其他的卫星已经以更复杂的方式成功实现了信息的监控与搜集。现代化的圆形敞视监狱已经从光的可见波长延伸到了光谱的其他部分，更不用说各种各样的非视觉的扫描仪、热气流和生化感应器了。我们最好把卫星计划理解成是19世纪发明的那套更明显的功利主义实践的延续。沃尔夫冈·西维尔布什（Wolfgang Schivelbusch）的照明技术史研究显示，19世纪80年代城市街灯的广泛设置，如何实现了两个互相关联的目标：减少了长久以来人们对于黑夜里各种各样的危险的担忧，扩大了很多经济活动进行的时间段，从而提升了收益。^［5］黑夜的照亮，象征性地证实了资本主义的辩护者们在整个19世纪所许诺的：它会是安全和财富增加的双重保证，社会结构的改善会惠及每个人。从这个意义上说，24/7世界的顺利登场，意味着早前的那个计划实现了，但好处和繁荣主要都归强大的全球精英享有。

24/7逐步破坏了白天和夜晚、光明与黑暗、行动与休息间的区别。这是一个麻木的、失忆的、使体验变得不可能的地带。按照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的说法，它既是灾难之中也是灾难之后，其特征是空荡荡的天空里，看不见一丝星光或标识，人失去方位，无法再定向。^［6］更具体说来，它像一种紧急状态，仿佛发生了什么极端状况，一排探照灯突然在半夜亮起，但从此不再熄灭，被定格成了一种永恒的状态。这个星球被重新想象成了一个永不停息的工作场所或一个永不打烊的购物商场，里面有无穷无尽的商品供你精挑细选，给你暂时偏离的幻觉。在无眠的状态里，生产、消费和废弃没有片刻停歇，加速了生命的消耗和资源的枯竭。

对于24/7的资本主义的完全实现而言，睡眠是仅存的主要障碍，实际上，它是马克思所说的最后一种“自然障碍”。睡眠不可能被消灭，但它可以被破坏、被剥夺，如我开篇的例子所显示的，破坏睡眠的方法和动机已完全到位。对于睡眠的伤害与眼下其他领域的社会保障的废除是分不开的。全球各地获得干净的饮用水的普遍渠道已经被污染和私有化毁灭，与之伴随的是瓶装水的商品化，如此也不难发现相类似的，睡眠也被建构成了一种稀缺资源。所有这些对睡眠的侵蚀创造了失眠的状态，睡眠必须要靠购买才能得到（即使睡眠质量能通过购买化学药品得以改善，效果也只是接近于实际的睡眠状态罢了）。数据显示安眠药使用急剧增加，2010年，约5000万美国人开了安必恩或舒乐安定这样的药物，还有好几百万人买了非处方安眠药。但如果认为当前的状况就会因此有所改善，吃了药就能安然入眠、精神焕发地醒来，那就错了。在现在这个时候，即便在不存在严重压迫的世界里，失眠也是不可能被消除的。因为与外在的集体经验的关系，失眠获得了其历史意义和特别的情感肌理，如今失眠与全球其他的剥夺和社会性的毁灭是分不开的。在当下，作为每个个体的损失，失眠是与普遍的去世界（worldlessness）的状态相一致的。

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是少数试图把失眠的意义放在近代历史的背景下考察的思想家之一。^［7］他认为，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灾难面前，每个个体是极难为此负责的，失眠正是一种想象这种困难的方式。我们所栖居的这个现代世界的某些地方，放眼望去，到处都是无益的暴力和它造成的人间苦难。这一瞥足以彻底击溃我们的自满，让我们无法高枕无忧。失眠对应的是保持警醒的必要，是拒绝对遍布全世界的恐怖与不公视而不见。这是一种不安，努力不让自己无视他人的痛苦。但这不安，同时也是因为保持清醒也无济于事，徒然睁着双眼，这个单调的行为就完全变成了度过漫漫长夜和灾难的煎熬。失眠既不是公共的也不是完全私人的。对列维纳斯来说，失眠总是徘徊在专注自我与极端的否定自我之间。它没有排除对他人的关心，但它又没有为他人的在场提供意义明确的空间。正是在它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几乎不可能无动于衷地活着。失眠必须与无比清醒的状态相区别，因为失眠对于苦难及其所施加的责任感的关注是让人难以承受的。

一个24/7的世界是一个被祛魅的世界，它消灭了阴影、朦胧与交替的时间感。这是一个与自身相同的世界，一个有着最稀薄的历史感的世界，因而原则上也是一个没有幽灵的世界。但当下的同质化，是受光明的影响，这光明带有欺骗性，想要延伸到每个地方，消除任何的神秘与未知。24/7的世界造就了一种明显的对等关系，在立即能得到、进入或利用的与已经存在的之间画上了等号。从某种程度上说，幽灵是某些不合时宜的东西和现代性未能祛除的魅影对于此刻的入侵与扰乱。它们是不会被忘却的受害者和没有被解放的人的魂魄。24/7的程序可以抵消或吸纳很多回返的幽灵，后者可能会破坏现在的实质性与同一性以及它表面上的自足性。最先预见到在一个昼夜通明的世界里还有地方存在幽灵的，便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AndreTarkovsky）的《飞向太空》（Solaris）。故事讲的是在一个环绕着神秘外星运行的宇宙飞船上，几位科学家观测着这个外星的运行活动，探索是否有什么地方与现有的科学理论不相符。对于生活在空间站这个明亮的人造环境里的人来说，失眠是长期性的状态。在这个难以安心休息的环境里，身体被暴露在光亮中，人的认知控制崩溃了。在这样的极端状况下，科学家们不是被幻觉而是被幽灵的出现所击垮，影片里称之为“访客”。在空间站这个极端环境下，感官的麻痹，时间感的丧失，都使人无法从精神上把握稳定的现在，从而承载着记忆的梦得以重新进驻到清醒的生活中。在塔可夫斯基看来，近在咫尺的幽灵和回忆的力量使我们在一个非人的世界里依然成其为人，也使得失眠与暴露在光明中变得可以忍受。《飞向太空》摄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正值苏联暂时放开文化实验的空间。电影揭示出，在经历了反复的拒绝与压抑之后，幽灵终会重返人间，确认这一点，是通往自由或幸福的途径。

当代政治理论的一个潮流是，把暴露（exposure）看作一个人成其为人的根本或永恒的特征。个人不是自治的或自足的，单个的人是无法理解的，除非把他放在与外在于他的和面对着他的他者的关系之中。^［8］正因为个人处于这样脆弱的状态，才需要个人间的互相依赖，社会的长存靠的正是这种互相依赖。然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历史时刻里，这种赤裸裸的暴露的状态已经与公共性脱离了关系，这种公共性至少暂且给过我们保护与关怀。与此尤其相关的是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作品中对这些问题的探索。在许多年里，她都用光亮与看见的意象，来论述对于任何实质性的政治生活而言，什么是必需的。个人想要获得政治有效性，就需要一个平衡，在两方之间来回移动，一方是光明的，甚至是刺目地暴露在外的公共活动，另一方是受保护的家庭或私人生活的领域，即她说的“生存于受保护的黑暗中”。在其他地方，她提到“暮色充满了我们的私人和私密生活”。没有那个私人的空间或时间，离开“一直有他人在场的极度明亮的公共场所”，就不可能培养出卓异的自我，这个自我可以为交换共同的善做出实质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