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

对阿伦特来说，私人领域与追求个人的物质享受是有区别的，在后者那里，自我是通过占有和消费来定义的。在《人的境况》一书中，她通过筋疲力尽与恢复精力的动态平衡来详细论述这两个领域：世间的劳动或活动使人筋疲力尽，封闭的幽暗的家庭生活使人定期恢复精力。阿伦特清楚地意识到，她这个公私领域互相支持的关系模型，在历史上只是偶尔实现过。但她看到，随着一种经济的兴起，即使这样的一个平衡的可能性也面临着深刻的威胁。在这种经济里，“事物一来到世界上就必须被迅速吞噬和废弃”，就普遍的利益或目标达成共识不再可能。她是在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期间写下这些的，她敏锐地洞察到：如果“我们仅仅只是消费社会的一员的话，那么我们就根本谈不上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将仅仅被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所驱使，事物不断出现，又不断消失”^［9］。她也同样意识到，在消费社会里，公共生活和工作的领域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反而让人彼此疏离。

有许多熟悉的相关联的说法，从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的“上帝保佑我们远离单一的视野和牛顿式的睡眠”，卡莱尔的“在我们最高贵的头脑上，悬浮着一个睡眠的幽灵……”到爱默生的“睡眠在我们眼前终生徘徊”，居伊·德波（Guy Debord）的“景观表达的不过是社会想要睡觉的愿望”。这种描述现代经验中清醒那部分的反面的例子很容易就可以举出几百个。不论左翼或右翼，高雅文化还是低俗文化，都描绘了一个由睡眠者组成的社会的画面，且一直是从《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Caligari）到《黑客帝国》（The Matrix）等诸多电影的共同特点。对众人梦游状态的唤起往往带来感知能力的退化或弱化，这种退化或弱化又与程序般的、习惯性的或恍恍惚惚的行为相连。在大部分主流社会理论看来，现代的个人是以完全不用睡觉的状态生活和行动的，至少时不时是这样的——这是一种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状态，有能力对事件和信息做出评价，作为理性客观的主体，参与公共或公民生活。任何把人形容为丧失能动性，只能被动接受操控或行为管理的说法，往往都被认为是对人的简化或是不负责任的。

同时，多数政治觉醒的念头被认为是同样令人不安的，它们暗示了一个突然的非理性的转化过程。只要还记得20世纪30年代初纳粹党那句主要选举口号，就会明白：“Deutschland Erwache！”醒醒吧德国！或更久以前，圣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信：“现今就是趁早睡醒的时候……我们就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或更近也更无趣的，1989年齐奥塞斯库的反对派的呼吁：“把罗马尼亚人从沉睡中唤醒，松开那双压在你们身上的暴君的手。”政治和宗教的觉醒通常是以感知性的语言，表述成一种新发现的能力，能够看穿事物被遮蔽之下的真实，在正面朝上的世界里分辨出一个颠倒的世界，或重拾失落的真理，否定了觉醒之前的那个世界。唤醒就像突然顿悟，打破了按部就班的生存状态的麻木单调，重新找回与睡眠的麻木与空虚相对的本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觉醒是一种决断主义：救赎性的时刻打破了历史时间，其间个人经历了自我转化般的过程，与先前未知的未来相遇。但这一整套形象和比喻，如今在一个从不睡觉的全球体系面前，显得不合时宜了，仿佛保证说，任何有潜在危险的觉醒都没有必要或没有意义了。如果有任何事物能在破晓和日出之后继续存在，那就是尼采所谓的，即对于苏格拉底“永恒的理性的光亮”的要求。^［10］但自尼采的时代以降，人类“理性”就大量地不可抗拒地转移到了24/7的信息网络程序里，转移到了光导纤维所传输的光的回路里。

矛盾的是，当权力作用在处于睡眠状态中的主体上时，它遇到的政治抵抗是最少的，但睡眠这种状态又是最终无法被外部控制和工具化的——从而避开或者挫败了全球消费社会的要求。因此，很多社会和文化论述对于睡眠的理解都是很僵化或愚蠢的，这点无须多言。睡眠具有深刻的暧昧性，无法被简单纳入二元框架。莫里斯·布朗肖、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Benjamin）是20世纪为数不多的深入思考上述问题的思想家。显然，要理解睡眠，需要涉及私人和公共、个人和集体间的区别，但要始终意识到它们是互相渗透、互相接近的。我的更大的论点是，在我们当前的背景下，睡眠可以代表坚固稳定的社会性，相当于一道门禁，社会可以依靠它抵挡或保护自己。对每个人来说，作为一种最私密最脆弱的状态，社会保护对于睡眠的持续是至关重要的。

在托马斯·霍布斯的《利维坦》里，有一个例子生动地揭示了，处于自然状态之下是很不安全的，即一个人在睡觉时是毫无防备的，每个夜里都要为数不清的危险和掠夺担惊受怕。因此，共和国的一项基本义务是保障睡眠者的安全，不仅使他们免遭实际的危险，而且同样重要的是，打消他们的安全顾虑。共和国为睡眠者提供保护的一个更大的背景是，安全与睡眠间的社会关系发生了重构。17世纪初期，人们还保留着想象的等级秩序，它区别了主人或君主异于常人的能力和劳苦大众的肉体本能。前者拥有全知全能的力量，至少象征性地，没有屈服于睡眠时脆弱无力的状态。然而，在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个等级模型是如何联结，又如何被掏空的。对于亨利五世来说，有意义的区别不仅仅在睡眠和觉醒之间，更在于他要彻夜注视，保持感官上的警惕，而自耕农或农民们则可以心无挂碍地酣睡。而桑丘则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把世界上的人分成两类，一类是像他这样，生来就是要睡觉的，一类像他主人那样的，生来就是观察的。在这两个文本里，尽管表面上还存在与等级秩序相对应的义务，但都有一种意识：这种父权制的警觉模型已被废弃，徒留一层形式上的外衣。

霍布斯的作品有力地揭示出，安全的保障和睡眠者的需要都发生了转变。亨利五世和桑丘主人的担忧已经被各种新的危险所取代，这些危险是靠订立契约解决的，契约的基础不再是天地间的自然秩序。伟大的新生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如霍布斯想象的共和国，它们的存在是为有钱阶级的需求服务的，无产阶级是被排除在外的。所以，提供给睡眠者的安全保障，保证的不仅仅是生理或身体上的安全，而且是入睡之际的财产安全。同时，财产拥有者阶级睡着安稳觉时，面临的潜在威胁来自于穷人，而最底层的，甚至“悲惨的奴隶”，则完全包括在亨利五世有义务看守的睡眠者之列。有产者与安心睡眠的权利或特权间的对应关系源自17世纪，依然存在于今天21世纪的城市里。今天的公共空间都经过全面规划，防止人在里面睡觉，其手段本质上是残忍的，经常包括把长椅设计成锯齿状，或把表面抬高以防有人靠上去。城市里到处有人无家可归，社会对之不闻不问，这里面包含了多重剥夺，但没有比露宿街头更危险和更不安全的了。

然而从更大意义上说，旨在为不论有产者还是无产者提供保护的契约早就被破坏了。在卡夫卡的作品中，我们发现到处存在着这样一种状况，即阿伦特说的，缺乏时间或空间休养生息。在《城堡》《地洞》及其他文本里，反复传达出一种失眠的感觉和强制性的警觉，与之相伴的是现代的孤独与疏离感。《城堡》颠倒了那个君主提供保护的旧模型：与城堡的官僚体制里的那些死气沉沉的官员们相比，精神萎靡、注意力涣散的土地测量员是小巫见大巫了。卡夫卡的《地洞》描摹的是动物的生存状态，它们心心念念只为追求自我保全。这篇文学作品以最冷峻的手法描绘了离群索居的孤独生活。在一个没有共同体或公民社会的世界上，人类生命前景暗淡，他们与新近建立的基布兹（Kibbutz）^[3]式的集体生活相去甚远，卡夫卡曾深深为它所吸引。

对于那些最需要安全保护的人来说，缺乏睡眠时的安全保障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1984年发生在印度博帕尔的化学厂灾难揭示了这个令人恐惧的事实。12月1日零点刚过，一个维修不善的储油罐发生高度有毒气体泄漏，造成上万附近居民死亡，他们中的大多数当时正在睡梦中。在随后的几周和几个月里，上千人相继死去，更有大量居民受伤和永久瘫痪。发生在博帕尔的事故道出了赤裸裸的真相，企业全球化（corporate globalization）与人类社群的可持续和安全的可能性之间存在着冲突。1984年后的几十年里，联合碳化公司一直拒绝为受害者负责还其公道，这说明这场灾难本身不能被视作一场意外，以企业的视角来看，受害者本质上是多余的。当然，如果事故发生在白天，后果也会同样严重，但它发生在夜间这一事实，更凸显了在这个长久的社会保障已经消失或被削弱的世界上，睡眠者所独有的脆弱性。许多关于社会关系的凝聚的根本假设都汇聚在睡眠的问题上—脆弱与信赖、暴露与关怀间的相互作用。我们能够心无挂碍地睡眠，定期有一段不用担惊受怕的时间，可以暂时“忘却邪恶”（forgetfulnessof evil） ^［11］，关键要依靠他人保护。随着对睡眠的腐蚀愈演愈烈，有一点愈显清晰，即关怀对于睡眠者来说至关重要，这与那些承受社会苦难的人更迫切地需要保护，并没有本质上的不同。

[1] 24/7即一天24小时，一星期7天的缩写，全天候提供服务的意思。

[2] 克拉里在这里所说的他者性即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出的主奴结构意义上的他者，他者对构成自我意识是必不可少的，而历史的发展正是依赖于他者性的存在。

[3] 基布兹是以色列的一种集体社区，是混合共产主义和锡安主义的思想建立的乌托邦社区。过去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现在也从事工业和高科技产业。

第二章

24/7不仅预示着白天只剩下残骸，还意味着黑暗和朦胧被消灭了。任何照亮的状态都被废弃了，除了那些能为其所用的状态，从更大的意义上说，24/7意味着视觉经验的毁灭。

24/7宣告了一种没有时间的时间，一种从任何物质的或可辨认的界限中抽离出来的时间，一种不再连续或循环的时间。24/7极度的简化歌颂的是当下的幻象，是不可改变的恒定的幻象，后者由连续不断的无冲突的运作组成。这是普通的生活变成技术的对象所造成的后果。它的反响虽然间接，却像一道命令一样掷地有声，一些理论家称之 为 “ 命 令 词 ” （ order-word ） 。 德 勒 兹 （ Deleuze ） 和 瓜 塔 里（Guattari）把“mot d’ordre”描述成一个命令，一种语言的工具化，无论目的在于保存还是创造社会现实，最终效果都是制造恐惧。^［1］尽管作为一个口号，24/7既无实质又很抽象，但它之无情正在于它不可能的时间感。因为人类时间的肌理模糊且曲折，24/7总是对这一弱点和不足大肆贬损。它抹掉了任何暂缓期限和变幻无定的重要性或价值。它鼓吹永恒可用、随处可得所带来的便利，借以掩盖它取消周期性的事实，几千年来这种周期性塑造了大多数文明的生活样式：每天清醒和睡眠的节奏，工作日和祈祷日或休息日之间更长的交替，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希伯来和一些文明里演变成一周7天的星期制。在别的古代文明里，比如罗马和埃及，根据集市的间隔或月亮公转的1/4个周期，形成了8到10天的星期制。这些由来已久的系统发展到现代，周末的制度被保留了下来，可是甚至这种时间区分的标志也被24/7强加的同质性侵蚀了。当然这些古老的区别（星期、假日和季节性的空档）依然存在，但是其重要性和易读性正在被24/7单调的无差别特征抹除。

如果24/7可以暂且被看作命令词，那么它的力量并不在于要求实际的服从，或是要求整齐划一。更确切地说，24/7的有效性在于它暴露了不兼容，人类生活世界和开机后的世界间是存在矛盾的，后者一旦开启，就没有关机键让它停下来。当然没有人能够全天候地购物、玩游戏、工作、写博客、下载文件和发短信。然而，因为不存在不能购物、消费和利用网络资源的时间、地点与情境，所以24/7的无时间性无情地侵入了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现在几乎没有什么情境不能作为数码图像或信息记录下来并存档。无线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消灭了地点和事件的独一性，而这只是新的体制性需求的后续效应。24/7掠夺了人类时间的丰富质地和不确定性，同时它也激发出对它不切实际的要求的认同，这种认同是无法持续、自我消解的；所以它永远都在对许多产品进行无限制的无止境的投资，以维持上述认同。24/7并没有消灭外在于它或不相干的经验，但的确减少了经验，并使之变得贫乏。通信设备如何对小范围的社交形式产生影响，这样的例子已经司空见惯，但长此以往就会带来显著的危害。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长期存在的共享经验正在萎缩，但是人们从来没有真正获得技术更新所许诺的满足和好处。尽管宣称人类时间和网络系统的时间性能够兼容甚至和谐一致的说法甚嚣尘上，但是两者间关系的现实却是分裂、破碎和持续失衡。

德勒兹和瓜塔里把命令词与死刑相提并论。从历史意义和修辞意义上来看，这个词已经不再具有它的原初含义，但是它提出的这个判断依然在一个身体被权力穿透的系统中运行。他们还指出，“命令词”是一个警告，同时也是一则提醒大家逃离的信息。24/7的绝对不适宜居住，可以其两面性来理解。它不仅激励个体专注于获取、拥有、获胜、发呆、挥霍和嘲笑；而且与控制机制交织在一起，后者一直让主体维持在一种多余和无力的状态。让个体一直处于外在的不间断的审查与规范之下，几乎是国家暴力和军事力量全方位的支配的延续。

举例来说，无人导弹的广泛使用已经被美国空军的情报系统变成了现实，后者被称作“戈耳工凝视行动”（Operation Gorgon Stare）。该行动全天候地监视和分析数据，不分白天黑夜或阴晴雨雪，完全不顾及它的目标是活生生的人。24/7的恐怖不仅体现在无人机的轰炸上，特别行动组发起的持续的夜晚偷袭更是令人胆寒，最早发生在伊拉克，现在被用到了阿富汗和别的地方。由“戈耳工凝视”提供卫星情报服务，再配上先进的夜晚可视装备和低噪音直升机，美军悄无声息地向许多村庄和安置点展开夜袭，实际上就是定点暗杀。无人机和夜袭在阿富汗激起了巨大的愤怒，不仅因为死伤惨重，还在于它处心积虑地毁灭夜晚本身。美军更大的战略企图，是要在阿富汗这个部落文化盛行的地方，毁灭集体共享的睡眠和休养的时间，让他们一直担惊受怕，无法逃脱。这种恐怖机制，与阿布格莱布和关塔那摩监狱里的精神虐囚术如出一辙，利用人在睡眠时的脆弱性，摧毁支撑睡眠的社会保护机制。

尽管我通过永久照明的例子勾勒出了24/7的几个特征，但仍然要强调的是，仅从字面上来看，它们的作用是有限的；24/7不仅预示着白天只剩下残骸，还意味着黑暗和朦胧被消灭了。任何照亮的状态都被废弃了，除了那些能为其所用的状态，从更大的意义上说，24/7意味着视觉经验的毁灭。与此相伴而生的是一个这样的场域，在其中，一个人要面对无处不在的操作和期待，同时他的视觉活动变成了观察和管理的对象。在这种环境中，可见世界的偶然性和可变性变得不再能理解。近来最重要的变化关涉的不是新的视觉化的形式，而是人类观看能力的瓦解，尤其是视觉的分辨不再具有社会和伦理判断能力。伴随着永无止境的诱惑和吸引，24/7通过同质化、扫除冗余和加速的过程摧毁了视觉。跟许多看法相反，人的心理状态和感知能力都在下降，而不是扩大和调整。当前的状况就好比是高强度的光明或雪地般的环境下发出的耀眼的光，没有色调的区别，人不可能做出知觉上的分辨，也不能找到共同的时间向度。耀眼的光在这里不是一般的光亮现象，而是不间断的单调刺激，更大范围的反应能力被冻结或失效了。

在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的《爱之颂》（In Praiseof Love）里，画外音提出了一个问题：“凝视是什么时候崩溃的？”同时用另外一个问题给出了可能的回应：10年，15年，还是50年前，电视出现之前？没有给出具体答案。在这一部和其他一些更近期的电影中，戈达尔明确表示，观察者和影像的危机由来已久，有着重叠的历史根源，跟具体的技术手段无关。《爱之颂》是戈达尔对记忆、抵抗和代际责任的思考，他明确表示，人们观看或不能观看世界的方式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暗示，造成这种失败的部分原因是人们与过去和记忆的关系遭到了破坏。我们被过去和近期的灾难影像和信息所包围但是我们越来越失去循着过去的印记往前走的能力，找不到共同的未来图景。在全球资本主义文化造成的茫茫记忆荒漠里，图像成为可以被任意删除和丢弃的元素。但图像的触手可及、源源不断、从来没有完全被丢弃，造成了更扁平、更没有未来感的当下。有时候，戈达尔似乎还抱有一丝希望，认为可能存在一种对资本主义彻底无用的图像，但是与所有人一样，他从来不会高估图像对资本主义的免疫作用，它会被复原然后又被废弃。

在对当代技术文化的讨论中，有一种最司空见惯的假设认为，短期之内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新的信息通信技术取代了一整套旧的文化形式。有很多方式描述这种历史断裂，并把它理论化，比如从工业时代到后工业时代的变化、从模拟信号到数字媒体的变化，或从印刷文化到被即时流通的数据信息统一起来的全球社会。大多数时候，这种分期法建立在与之前历史时期的比较上，每个历史时期都根据特定的技术创新被定义。因此在宣称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前所未有的时代的同时，又有一种宽慰人心的说法，认为这个时代与之前的时代是一脉相承的，比如“谷登堡时代”或“工业革命”。换句话说，断裂论同时也证明了更大的技术变迁与创新模式的连续性。

经常有一种观念认为我们正在转折时期，正从一个时代过渡到另一个时代，且尚处于后一个时代的开端。这种观点假定，在新时代相对稳定下来之前，社会和个人主观上要经历一个不安的适应期，会持续一到两代人的时间。以一个新的技术时代来表征全球化的当下，这么做的后果之一便是，由于宏观的经济发展和微观的日常生活发生的变化，我们感受到一种历史必然性。把技术发展描述成类自动的，受自生系统或自我组织的过程推动的，使得人们把当代社会现实的很多方面都视作是自然事实，是必然的、无从改变的。人们错误地把今天最常见的产品放置在线性解释框架里，其中包括轮子、尖拱、活字等，却遮蔽了过去150年里发明的大多数技术：各种对人的管理和控制的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