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

同样重要的是，要考虑到其他种类的时间物体的电子产业也无所不在，尽管这些东西的效果更具有开放性，也更难以捉摸，比如在线赌博、网络色情和视频游戏。这背后的冲动和欲望给人以控制、胜利和占有的幻觉，这正是24/7式的消费不断强化的典型。对这些更不稳定的形式进行更细致的考察，可能会丰富斯蒂格勒关于欲望的攫取或原初自恋的崩溃的结论。无可否认，斯蒂格勒关于全球同时性的假定是相当精妙的，不能简化成每个人都在想同一件事、做同一件事；而且这个假定建立在有关保持和记忆的持续且深奥的现象学上。但是，不同于他关于意识及其流动被工业同质化的说法，有人会举出反例说，曾经为人们所共享的经验领域正在被分隔化和碎片化，沦为一个由情感和符号构成的微观世界。无穷无尽的可以获得的信息可以被任何东西利用和安排，不管是个人的还是政治的，也不管是反常的还是常规的。随着无限的过滤和定制服务成为可能，近在咫尺的人们可能活在两个有着天壤之别、没有任何交流的世界。然而，尽管具体内容不同，大部分微观世界在时间的模式和分割上是极度雷同的。

现在还有另外一些大规模同步性的形式并不直接与通信和信息网络相关。一个关键例子是，神经活性药物的全球交易造成了很多后果，既有合法的也有不合法的，还包括介于两者之间的正在扩大的灰色地带（止痛药、镇定剂、安非他命等）。数十亿人在服用抵抗抑郁症、躁狂症、多动症或许多其他疾病的药物，越来越多人的神经系统被模塑得差不多。同样，在每一个大洲，都有大量的人在购买和使用非法药物，无论是鸦片和可卡因的衍生品，还是泛滥的化合致幻药。因此，一方面，特定药品的使用者的反应和行为有模糊的统一性；但是另一方面，全球使用某种药物的人群各有不同，他们往往物理距离很近，但情感、驱力和无能的表现都千差万别。媒介产品的问题与药物问题一样复杂——任何单一的因素都不可能也不足以解释意识的改变。人们接受的电子产品和服用的神经药物是由不同元素合成的。

我无意讨论毒品和媒体的关系之类的大问题，也不想检验每一个媒体都是毒品之类的普遍假设是否正确，抑或相反。我只想强调，今天媒体和通信产品推动的消费模式同样存在于其他扩张中的全球市场领域中，比如被大型制药公司控制的领域。在这里，产品更新换代的速度也在加快。同时，为治疗越来越多的生理或心理状况，新的药物被开发出来，并被宣传成有效和必需的治疗手段。跟数码设备和服务一样，大公司创造了对药物的虚假需求，或告诉人们有缺陷，新的药品才是根本良方。除此之外，制药工业与神经系统科学联起手来，生动地展现了曾经被认为是“内在生命”的东西是如何被商业化和外在化的。在过去的20年里，被诊断为疾病的情绪状态大幅增加，为过去不需要的药物打开了广大的新市场。本来人类的情感和情绪的波动，用害羞、焦虑、多元性欲、苦恼和伤心这种不太准确的概念就能表达，现在却被错误地转化成了疾病，制药公司由此获得了巨额利润。

服用精神药物和使用通信设备在很多地方颇为相似，其中之一是都生产出社会服从。但是只强调驯服和镇静就忽视了，支撑这两类产品的市场还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幻觉。比如，成年人大量服用治疗注意力不集中的药物，背后的驱动力往往是希望提高自己在职场上的表现和竞争力；更有甚者，冰毒成瘾常常与增强表现力和自我扩张的毁灭性幻觉联系起来。市场的全球规模，以及它对广大人口的持续或可预测的行为的依赖，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普遍的千篇一律。过去的大众社会理论认为，千篇一律的实现靠的是制造相似的个人，但真正原因在于减少或消除差别，靠的是缩小在大多数当代制度条件下行之有效的行为的范围。于是，在相对不那么穷的社会阶层里，一种新的单调乏味几乎到处盛行，以至于加速消费被大家视为常态，并不局限某个特定的职业阶层、社会群体或年龄段。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预见到了，他明白在技术文明的运作范围内，任何不明确的或不可计量的生命形式最终都会被消灭。^［6］乏味意味着变得“顺滑”，这跟“一致”这个词所常常暗示的模子的概念不同。棱角被磨平或抹除了，结果就是“既不让你感到不快也不让你感到振奋”。这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体现得最为明显，曾经那一大片标记着文化边缘人或体制外人士的领域都消失了，或被驯服了。无处不在的24/7环境正是差异被磨平的条件，但是24/7不能仅仅被理解成同质的、没有变化的时间，而应被理解为被废弃、抛弃的历时性。诚然，不同的时间性还是有差异的，但是区别的范围和深度在缩小，时代之间的相互替换没有阻碍，这已经司空见惯。传统的古老的连续性时间单位依然存在，比如朝九晚五和工作日制度，但是覆盖其上的是所有个人时间管理的实践，正是24/7的网络和市场使之成为可能。

在过去，重复的劳动尽管枯燥或压抑，但这并不妨碍工人仍然可以从工具或机器的有限掌握或高效操作中获得满足感。正如历史学家们指出的，如果不能在工业化的背景下培育出新的价值观，来取代支撑手工业的旧价值观，那么现代劳动体系就不可能蓬勃发展。在大工厂的条件下，那种从劳动成品那里获得成就感的可能性越来越难以为继了。相反，现代劳动体系怂恿工人自己认同机械流程。现代性文化的形成仰仗于各种主张，认为努力赶上机械化密不透风的节奏、效率和动力，个人就能获得满足感。在19世纪和20世纪，这些说法经常被视为暧昧的或仅仅是象征性的补偿机制，然而到今天已经变成了一整套更强烈的真实和想象的满足感。由于工作时间和休闲时间相互渗透，或甚至已界限不分，过去局限在工作场所的技能和姿态已经扩散到24/7电子生活的方方面面。技术交互无所不在，这不可避免地驱使用户更加努力，变得更得心应手。但是精通每个特定的应用程序或工具，实际上与内在的运作要求更和谐一致了，为的是不断减少交换和运行的时间。机器要求让人进行貌似无摩擦的操作，反应灵敏，掌握诀窍，给人以自我满足感，这又可以赢来他人注目，使自己觉得领先于人，能够有效利用技术资源，从中获得回报。这种得心应手的感觉使人暂时相信，自己好像在体系里占了上风，还有种遥遥领先的感觉；但到头来，所有使用者同样都沦落为了可以互相替换的物体，同样被大量剥夺了时间和实践。

个人对技术革新的节奏的适应，给社会和环境带来了毁灭性的影响，技术产品不断被替换和抛弃的命运也普遍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不断在失去，萎缩的记忆力再也认不出它的本来面目了。我们生命的自我叙述的核心构成发生了变化，原来地点和事件通过家庭、工作和人际关系有序列地联系起来，现在个人的生命历程主要是通过电子商品和媒体服务串联起来的，一切经验都在其中被过滤、记录和建构了。随着终生只从事一项工作的可能性逐渐消失，对大多数人来说，终其一生的任务就是好好经营与机器设备的关系。任何曾轻而易举被认为是“个人”的东西现在都被重构了，以便为个人打造不同的身份，而这只是暂时性的技术安排的结果。

人类理解世界的框架正日益失去其复杂性，任何不在计划或预料之内的事物都被消耗殆尽。许多存在已久且意义多元的社会交换形式已经被改造成了一连串习惯性的命令和反应。同时，反应的类型变得公式化了，在大多数情况下被缩减到了小范围的几个手势或选择。因为现在银行账户和友谊能够通过同一套机器运行和手势来管理，过去完全不相关的经验领域正在同质化。同时，如果日常生活的剩余物不被导向数量或占有的目的，不适应并参与远程通信，那么就会无人问津。真实生活里的活动如果没有网上的对应物，就会开始萎缩，或变得无足轻重。全球与地方间存在难以克服的失衡关系，任何地方性的事件或交换都丧失了重要性。因为可以全天候地获得无穷无尽的内容信息，相比现实环境，网络提供的内容总是更翔实、更惊奇、更有趣，给人印象更深。无穷无尽的线上信息或图像可以超过或推翻任何人类沟通或思想探索所能达到的范围，这已是一个既定事实。

Tiqqun^[2]杂志的同仁们说，人类已经变成了全球城市社会中无害的、顺从的居民。^［7］即使没有任何直接的强迫，我们也会根据指示行事；我们允许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娱乐接受外部的管理，想象力需要从外部强加到头脑里。网络系统通过监控我们的线上生活向我们推荐商品，我们购买这些商品后自觉地留下反馈给别人，告知他们我们买了什么。我们向形形色色的生物计量和监视系统的入侵臣服，逆来顺受；我们吃着有毒的食物，喝着有毒的水，住在核反应堆附近，却毫无怨言。人们已经完全放弃了生活需要承担的责任，这从很多畅销指南的书名就能看出来。这些书名透着一丝残忍的宿命论的调子，告诉人们有生之年必须要看的1000部电影、要去的100个地方和要读的500本书。

[1] 此处“硬件”和“软件”间的经济互惠指的是一家公司既生产销售硬件，又生产销售软件，如苹果公司既卖电脑、手机等硬件产品，同时又生产各类应用（App），或柯达公司既生产照相机，又生产电影。

[2] Tiqqun是一本1999年创刊的法国哲学杂志。Tiqqun这个词与犹太教有关，是希伯来语的Tiqqun转译过来的，意思是“修补这个世界”。在法语中，Tiqqun已经变成了激进哲学的一个符 号 ， 长 期 以 来 ， Tiqqun 与 情 境 主 义 国 际 （ Situational International ） 和 法 国 字 母 派（Letterism）关系密切。

第三章

现代性是一种混杂的不和谐的经验，人们一方面生活在现代化的空间和速度中，另一方面又与前资本主义生活世界里的残余物共存，不论在社会意义还是自然意义上。

针对目前所讨论的24/7式的时间感，很早就有一幅广为人知的绘画作品对此做出了重要的预测。1782年左右，英国画家德比的约瑟夫·赖特（Joseph Wright of Derby）创作了一幅题为“夜里的阿克莱特棉纺厂”（Arkwright’s Cotton Mills by Night）的作品。这幅画的复制版本被收录到很多介绍工业化历史的书里，用来反映工厂生产对英国农村的影响，可惜这常常是在误导读者，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大多数人并没有感受到工业化的影响。这幅画之所以诡异，一部分原因是原本原生态的、林木葱郁的乡间，建起了一幢六七层高的砖楼，虽然不太夸张但显然大煞风景。正如历史学家们指出的，这种房屋结构在英国建筑史上是没有前例的。然而，更让人不舒服的是，他营造了一个夜间场景，一轮满月照亮的密云满布的夜空下，棉纺厂的窗户透着煤气灯的光。工厂的人工照明表明，时间与工作间的抽象关系经历了理性化的编排，从日月升沉的循环的时间感中割裂出来。阿克莱特的棉纺厂的新奇之处并不在于看得见的机械物，就像完全由水力发电的蒸汽机或新发明的细纱机。相反，它彻底重组了工作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一刻不停地、全天候地生产并源源不断创造利润的观念。这幅画展示了一个特定场景里，一支包括许多童工的劳动队伍，12个小时连轴转地操作着机器。马克思明白，时间的重组（尤其是劳动力时间）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手段，与资本主义的诞生是密不可分的。他引述安德鲁·尤尔（Andrew Ure）这个鼓吹工业理性化的苏格兰人的话来突出其重要性：“训练人们使他们改掉懒散的工作习惯，并使他们认同复杂的自动化一成不变的规律。对阿克莱特来说，设计并成功实施一套工厂的勤劳准则是一项艰难无比的事业，也是一桩伟大的成就。”^［1］

德比的赖特的画体现出来的视觉上的分裂凸显了马克思的论述，资本主义正是从农业环境中兴起的，但是两者关系并不协调。马克思坚信，农业“永远无法成为资本主义的策源地，资本主义永远无法成为那里的原住民”。^［2］不论是季节还是昼夜，循环往复的时间性一直都是农业的根基。资本主义诞生以来就从根本上依赖劳动时间的改造，可是遭到了这种农业时间强烈的抵抗。农业生活的“自然状态”不利于对生产时间进行必要控制。所以资本主义就需要一个前所未有的“居所”，这个居所不能受到从史前时期就延续下来的习俗和节奏的重压。他写道，资本主义的首要要求就是切断人类与土地的联系。于是，现代工厂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空间出现了，其中劳动组织从家庭、社区、环境或任何传统的互相依存和联结中脱离出来了。马克思的观察富有先见之明，农业只能被逆向地工业化。

《阿克莱特的棉纺厂》告诉人们自然环境和人工区域的物理距离非常接近，但是二者之间注定是不兼容和矛盾的。实际上，只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资本主义在别的领域建立起它的抽象秩序时，它才得以将自己的规则完全强加于农业之上，其工业化农场的模型同时应用于畜牧业和种植业。再后来，凭借转基因种子和拥有专利的农具，以孟山都（Monsanto）和杜邦（Dupont）为代表的大公司最终克服了马克思所说的“自然条件”的障碍。但这幅早期绘画作品揭示出，自然环境和人工区域间的接近非常不搭调，这与“工业革命”的概念相左，后者认为乡村会立刻遭到灭顶之灾，农村劳动力会迅速被驱赶到城市和工厂里。相反，旧的形式和空间的衰败是逐渐发生的漫长过程。

需要明确的是，我用德比的赖特这幅《阿克莱特的棉纺厂》并不是为了指出制造业的不断合理化，而是为了指出更大的时间的同质化，以及对连续不断的程序进行的概念化，这个程序超越了自然和社会的约束。显然，往后退100年到19世纪后期，一天24小时不停运转的工厂也是例外，并不是惯例。倒是在其他的经济现代化的领域里，永不停歇的、改变自然本性的时间组织才大行其道。与19世纪大规模的劳动和生产重组相伴出现的是流通时间和通信时间的加速与控制，两项计划交织在一起，对资本主义的增长起到了关键作用。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末这段时间里，交通路线的建造特别重要，其中最重要的是铁路的兴起，还有穿越山脉的运河和隧道，以及蒸汽船速度和性能的提高。与此同时，在这个最初阶段里电报网络也取得了长足发展，19世纪40年代中期首次完成电汇，1850年，第一条贯通英吉利海峡的海底电缆建成。1858年左右，马克思对于这些发展的重要意义做出了关键的判断：“资本按其本性来说，力求超越一切空间界限。因此，创造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手段——对资本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力求用时间去消灭空间。”^［3］但必须要强调的是，从马克思的分析来看，重要的不仅仅是技术成就，如更快的运货速度或即时通信的实现；而是说，如果资本的本质过程是流通，那是因为“这个过程永恒的持续性（constant continuity）”。实际上马克思断定，24/7式的时间性对于资本的运作有着根本性的意义。他明白，这些持续性的过程也是多变的。在这个“永恒的持续”过程中，价值经历了畅通无阻的流动的转化，从一种形态转化成了另一种形态。意思是说，价值处于一种无穷无尽的转变过程中，“这会儿以货币的形式出现，下一次又以商品的形式出现，一会儿是交换价值，再下一次变成了使用价值”。这些网络直到今天依然在运行，其准则通过形形色色的技术手段依然发挥作用。它们不仅仅是中性的高速通道，而是像炼金术一样生产出对资本主义至关重要的抽象特性，后者注定是全球化的。除了生产出来的产品以外，语言、图像、社会交往的形式通通被改造，以确保能与资本主义系统相协调。这样的变形不是一劳永逸的，每一次后续的系统更新和扩张后，新的流动和转化的形式接踵而至。

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大致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在全球扩展的资本主义一直处于变异和加速过程，但它对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影响只是在局部缓慢地发生着。与流行的含义相反，现代性的世界并没有摧枯拉朽式的改头换面。而是说，正如有的批评家表明的，现代性是一种混杂的不和谐的经验，人们一方面生活在现代化的空间和速度中，另一方面又与前资本主义生活世界里的残余物共存，不论在社会意义还是自然意义上。德比的赖特这幅画很早就揭示出，一些根本上无法与现代性兼容的系统存在于现代性内部，并还在发挥作用。比如，长久以来的昼夜节奏和农业社会的纽带并没有被工厂生产一下子就消灭掉。相反，在农村生活渐渐被瓦解或被纳入新程序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漫长的共存阶段。在资本主义现代性里，留存下来的旧有形式、价值、技艺和等级依然不计其数，尽管遭到了破坏或削弱。弗雷德里克·詹姆森认为，即使在20世纪早期，“也只有一小部分社会和物理空间可以被认为在技术或生产上完全实现了现代化，或其阶级文化已经被资产阶级主导。这个二元发展直到‘二战’结束才在大部分欧洲国家里完成”。^［4］

尽管有人可能会辩驳说，在此后现代化渗透到了各个地方，但詹姆森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分期论提醒我们注意，19世纪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各自分离的时间和空间事实上是混杂在一起的，有的被新的体制和市场要求形塑并合理化了，而在很多其他地方，前现代的模式和观念依然保持着顽强的生命力。暂且把1945年视为一个历史转折点的做法尤其重要。比如在历史特性的世俗层面上值得回味的是，纳粹一边研制V-2火箭，另一边，关键的军事运输还要依靠150万匹马来完成。^［5］20世纪颠扑不破的“机械化战争”也未必正确。从欧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到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等作家都指出，更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其毁灭性和全球影响来看，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同质化事件，不合时宜的边界、身份和社会肌理都被抹除了。它尽可能地制造出一张张白板，以便日后资本主义在此上演全球化的最新篇章。“二战”是一个大熔炉，新的通信、信息和控制的范式被锻造出来，科学研究、跨国企业和军事力量间的联系更加巩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