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

通过福柯关于规训体制的论述，我们可以勾勒出一幅“二战”前一个半世纪里的地图，尚未完成或部分完成的现代化存在着各类交织在一起的不同肌理。如他所言，19世纪初期，后革命时代的国家和其他有势力的利益团体所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这么多人被抛出了前现代的环境和劳动模式，要如何控制和管理这部分潜在的人口。一种新的权力技术出现了，这是一种控制大规模人口行为的手段，在工厂、学校、监狱、现代军队，以及后来科层制盛行的办公室空间内广泛存在。尤其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这段时间里，有些人一天或一个星期的大部分时间都被限制在某个范围内（或时间更长，比如在监狱里），被一系列强制性的程序和惯例所折磨。同时，这些地方也是训练人、使人正常化的场所，生产着关于那些被限制或雇佣的人的知识。

然而，尽管福柯把规训体系描述成一个覆盖整个社会的“监狱连续体”（carceral continuum），这段历史时期之所以还存在疑问的一个关键元素是，同时存在着没有被控制、组织和监视的时间和空间。日常生活这个概念存在问题而且含糊不清，但对于把握那些时间、行为和场所不确定的本质，却是一种珍贵而至关重要的方式，它们实际上都构成了没有被管控的生活的不同层面，后者至少部分脱离了规训的命令。即使我们赋予日常生活以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历史地位，把它想象成所有人类社会先验的根基，但很显然，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它的可能性和实际面貌也被急剧改变了。在经济分工和个人经验的私密化的推动下，它的物质基础发生了迅速变形。然而，即便经历了这样的变化，日常生活依然重新安置了那些持续至今的前现代经验，包括睡眠。

对于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来说，重复与习惯一直是日常生活的本质特征。日常生活与下述各类循环交替无法分割：重复、日与夜、播种与收割、工作与节庆、苏醒与睡眠、生理需要与满足。即使农业社会的真实肌理被逐渐消灭，日常生活在结构上依然顽固地保留着生命无形地循环的脉动。19世纪和20世纪初，资本主义现代化产生的诸多后果看上去是与日常生活相对立的，因为它们从根本上说是累积性的、反循环的和发展式的，习惯和重复也变得程序化了。日常生活的世俗层面从前现代延续至今，同时制度化的惯例与单调慢慢侵入到日常生活中，污染或取代了与古老的模式相连的经验，这两者之间的互动是不稳定的和模糊的。充满社会交往和对话的市集被购物取代了，定期举行的节庆被商业化的休闲时间取代了，华而不实的需求被无穷地制造出来，单纯的分享的行为却遭贬低和羞辱，而长期以来人类的胃口都是通过分享得到满足的。列斐伏尔作品的价值之一是它反对现代性与日常生活是截然对立的看法。日常生活过于捉摸不定，没有边界，以至于无法被想象成对抗现代化的规则和体制的场域。即便历史上诸多时候，日常生活变成了对抗和抵抗的堡垒，但面对外来环境的侵蚀，日常生活的内在本质也决定了它常常能够被动地适应环境并重塑自身。有的人认为正是它的被动性在历史上发挥了抵抗的作用，但过去的20年里，这种观点也越来越站不住脚了。

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面对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分工日益细化的情况，日常生活的概念被用来形容那些剩下或残留下来的东西。日常就像一个模糊地聚集时间与空间的地方，这些时空处于被组织化和体制化的工作、一致性和消费主义之外。它是所有不被注意到的日常习惯，人在其中是匿名的。由于它逃过了被捕获的命运，也无利可图，有人就认为它的核心潜藏着革命潜能。对莫里斯·布朗肖来说，日常生活的危险本质在于它波澜不惊，而且完全敞开、不被察觉。法语里的形容词“quotidienne”让人马上联想到古人标记、计算时日流逝的行为，它强调的是时日流转的节奏，这个节奏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存在的根基。但在50年代，列斐伏尔、德波和其他思想家描述了日常生活日益被消费、被组织化的休闲和景观所攻占的情形。在这个解释框架下来看，至少在欧洲和北美，60年代末的反抗运动其中一个目的是要从体制化和专门化那里重新夺回日常生活的领地。

然而，随着80年代反革命力量的回潮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个人电脑的上市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解体，日常生活陷入了更残暴的四面楚歌的境地。时间自身被货币化了，个体被重新定义成了一个全日制的经济人，即使是在“失业的资本主义”（jobless capitalism）的背景下。

吉尔·德勒兹在1990年出版了一本简短但颇有影响力的书。他提出，规训社会这个概念模型已经不足以解释当前的权力运作了。^［6］德勒兹概括了他所命名的“控制社会”（society of control）的兴起。在控制社会里，对个人和社会生活的体制化控制持续不断、没有界限，且基本上是全天候的。他认为，在规训社会里，强迫与监控发生在学校、单位和家庭之类的特定场所，但是我们处在这些场所之间的间隙时，就能够相对地逃避监视。这些间歇和没有被控制的空间还可以看成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但按照德勒兹的说法，控制社会的特点是间隙消失了，敞开的时间和空间也消失了。命令机制和规范化的效果见缝插针，无时无刻不在发挥作用，而且以更全面更微观的方式进入到人的内心，远甚于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时候的规训权力。这种控制体制的兴起是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转型、从生产到金融化的转变相适应的，对此德勒兹毫不怀疑。他还指出，任何近期的技术革新都只是症候性的，只是“资本主义的突变”的表现形式。

尽管德勒兹的这本书影响深远，但从后人的眼光看，很显然规训式的权力并没有像他所宣称的就此销声匿迹或被取而代之。相反，规训式的权力依然在运行，甚至更强大了，而他所指出的那种持续的控制形式其实在为规训权力添砖加瓦。与德勒兹的看法大相径庭的是，对人身体的囚禁比先前任何时候都要残暴得多，让人神经错乱的全景式监狱网络在不断扩张。他所描述的没有界限的开放无形空间与现实并不相符，现实情况却是针对特定的人口和区域建起高高的围墙，划出分明的界线，以便为战略目标服务。同时回过头来看，可以注意到德勒兹并没有解决一个问题，即控制社会与消费社会在源源不断生产个体需求这一点上，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共同性，远远超出了在20世纪70年代被认为是必需品的商品。尽管如此，但在地球上富足的地区，曾经被认为是消费主义的东西已经扩张成了一系列全天候的技术活动，包括人格化、个体化、与机器互动和强制沟通。塑造自我是一项命定的事业，我们尽职地履行着指示，不断地改造自身，精心管理我们的身份。正如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所暗示的，我们或许还没领悟到，没有办法拒绝这项无休无止的工作。^［7］

居伊·德波在德勒兹的文章发表一年半之前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在这本小书里，你会发现两人的结论惊人地相似。在他的《景观社会评论》一书中，德波指出，支配性的力量以更猛烈的架势全方位地侵入了个体的生存。他并没有像德勒兹那样提出一种范式转型，而是指出景观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从60年代的离散型景观（diffusespectacle ） 变 成 了 他 所 看 到 的 全 球 综 合 景 观 （ integratedspectacle）。关键的区别在于，60年代依然有部分社会生活保持着相对的自主性，没有被景观所影响，而到了他写这书的时候（1990年左右）自主性已片甲不存。日常生活已经不再与政治相关，它已被掏空，沦为了对此前存在的实质的仿造品。“尽管先人们留下来的古老书籍和建筑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现代工业对利润的追求及其实现的方式改变和玷污了文化以及自然界的一切。”^［8］[1]

德波和德勒兹的写作逆当年的主流而动。1989年至1991年间，“短20世纪”（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戛然而止。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和两极主导的冷战格局的瓦解，很多人仿佛看到了未来发展的希望。从此进入后政治和后意识形态的时代的说法甚嚣尘上，与之相配的还有全球化大获全胜的叙述，以及那种宣称互相竞争的世界体系已经终结的轻率宣言。20年后的今天，很难再回想起这些人说出这种愚蠢论断时是如何郑重其事。这些论断站在西方立场上，踌躇满志，好像西方世界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占领整个星球并使之改头换面。赛博空间在这个时候横空出世并非偶然，它最早只是模糊的实体，后来就笼罩上一层奇幻光环。它被看作是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工具，其重塑自我以及自我与世界的关系的威力无与伦比。但仅仅到了90年代中期，这股迷幻般的狂喜浪潮就已经烟消云散了。因为现实已经昭然若揭，尽管赛博空间确实重新改造了自我，但跨国公司才是幕后的操盘手。

然而，90年代初这一时刻之所以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并非因为出现了什么新的或前所未有的东西，而是它标志着24/7体系的实现与巩固。这个体系在阿克莱特的工厂那幅画里才刚露出苗头，并且受限于交通与通信网络水平，在19世纪也只是部分实现了。到了20世纪末，人类主体被更广泛更全面地整合进了持续不断的24/7式的资本主义之中，后者与生俱来是全球化的。今天，通信和信息生产流通的领域永不停歇的运作已经渗透到了各个地方。历经两个世纪的发展，个人与市场运行在时间配置上达成了一致，使得各类区分变得无关紧要了，如工作时间与工作以外的时间、公共与私人、日常生活与组织化体制化的环境。在这些条件下，先前保持独立自主的社会活动领域被无情地金融化，这个势头丝毫没有得到遏制。睡眠成了硕果仅存的一道屏障，资本主义唯一无法消灭的“自然条件”。

90年代末，谷歌还只是一家成立不到一年的民营小公司时，它未来的首席执行官就很清楚地知道时势一片大好，这项商业冒险将大有作为。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博士宣称，他所命名的“注意力经济”（attention economy）就是21世纪的代名词，那些能够成功地持续吸引、控制最大数量“眼球”的公司将会称霸全球。^［9］人类的时间是有限的，企图被推销出去的“内容”却貌似是无限的，两者的比例极不相称，这导致各大公司展开激烈竞争，希望占有或控制人们每天醒着的时间。但另一个衡量企业是否成功的标准就是，能否采集和积累到足够信息，用于预测和改造任何拥有电子身份的个人的行为。正如德勒兹所概括的，谷歌、脸谱（Facebook）和其他一些企业（5年后可能就是另一个名单了）的目标之一是把持续互动的概念变成不可或缺的常态。各类触屏设备没完没了地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并要求与它进行互动，所谓持续互动并不是完全没有空隙，而是说互动过程相对连续，很少被打断。当然，间歇是存在的，但在这类间歇里无法生长出任何反抗性的计划，也无法维持连续的思考。由于随时随地都能进行各式各样的电子交易，过去那种能够远离企业毒手的日常生活已经不存在了。注意力经济瓦解了私人与职业、娱乐与信息间的分离，所有这些都被通信的强制性功能压垮了，后者与生俱来是全天候的，我们无处可逃。即使作为一句当代的惯用语，“眼球”这个词作为一处控制的场所把人类的视力重新定位成了一种肌肉活动，听命于外部的指示或刺激。目标是提升眼球的能力，使它能够停留在那些精准定位的区域或兴趣点上。眼睛已经从光学的领域脱离出来了，变成了一个回路中的中介元素，其最终结果总是要求人的身体对电子命令的要求做出机械的反应。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谷歌和其他的公司现在正为争夺日常生活剩余物的主导权展开竞争。有的人认为，日常生活可以不断再创造出自身的核心构成部分，这在今天的线上沟通和表达的特定区域非常盛行。然而，如果承认日常生活的意义在于那种难以捉摸的匿名状态，那就很难理解，日常生活跟我们今天在网络上度过的那些时间有什么共同点。在这些时间里，我们的操作手势通通被记录在案、永久存档、加以处理，目的是对我们未来的选择和行动做出预测。

19世纪以来广为人知的批判传统把经验的标准化视作西方现代性的典型特征。程序化的概念最初来自于工厂以及它对持续性的重复工作的要求。20世纪伊始，这个概念开始扩展到了正在兴起的大众社会的关键方面，比如国家和企业科层制的一致性，现代消费文化里批量生产的消费品的影响。然而，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不论是表面上还是实际上，工作和休闲的领域、公共的和私人的领域之间都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区别和分离。尽管日常生活中往往存在着压抑人的成规和习惯，但对大部分人来说，日常生活质地分明，形形色色的程序交织在还尚未被管理的时间和空间里。在这个意义上，习惯是理解真实的社会行为的一种方式，这种社会行为位于两个想象的极端之间，一端是被操控的睡眠者社会，一端是由醒着的精力旺盛的个人组成的集团。当然，在讨论19世纪和20世纪时，我除了指出了几个独特的特定的历史现象，还指出了它们所生产出来的习惯：比如，在工作环境中使人类活动机械化和理性化的策略以及诸多文化消费形式的标准化。我有一个更大的论断，这些重要区域的合流是8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的关键一环。结果导致24/7式的习惯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它与权力机制互相勾结，后者同样“持续不断、没有界限”。

在20世纪头10年的初期，现代性内部的习惯问题困扰了许多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他们都是参与式民主的拥趸。在这些人中间，约翰·杜威（John Dewey）是最知名的一位，尤其是因为他关心的问题：伴随着工业现代性应运而生的自动化的、习惯性的行为是与培养有智慧的、有反思力的市民的要求相冲突的，而后者正是民主政治的基石。然而，杜威提出的打破僵局的方法一如他标志性的乐观主义精神，他坚信，即使披着现代伪装，习惯也能够克服自身的问题。他强调，新奇与沟通会不可避免地阻碍重复性的模式。“每一种习惯的训练都需要适当的条件，而且当习惯是繁多的和复杂的时候，如人类有机体所具有的习惯那样，在发现这些条件的过程中还包括探索和实验……形成习惯的力量愈增加，可接受性、感受性、反应性也愈增加，这似乎是矛盾的，但却是事实。”^［10］[2]杜威对习惯的社会性本质的深刻理解使他深信，从根本上说，社会是由那些构成它的习惯所定义的，很显然这也是他如此看重早期教育改革的原因。他相信可以通过教育养成“聪明的”或有利于集体的习惯。但是，杜威生于1859年（与亨利·柏格森同年出生，两人具有同样的关切点），在这一代知识分子形成他们的知识结构的时候，还是有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逻辑之外独立探索新奇事物的，当然也只是可能而已。到了20世纪中叶，对他或其他人来说，有个问题就很难回避，即源源不断出现的新东西实际上与千篇一律的复制是一样的，只是为现在服务的，未来也没有什么真正的不同。到了50年代，全球各大发达经济体都致力于创新，并将其看作一项核心事业，尽管结果总是令人沮丧。

杜威于1952年去世，享年93岁。那时出现了一些新的习惯形式，后来成为构成24/7体制的重要元素，正如德勒兹所说的控制社会或德波所谓的综合景观。很早的时候就能从阿克莱特工厂的夜间照明看出来，日后生活时间会与市场的需要密切配合，所以50年代电视机的广泛普及是另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市场对先前尚未被蚕食的时空展开了新一轮的占用。我们可以对照着赖特的画想象一幅类似的20世纪版本。在赖特的画里面，油灯照亮了每一扇工厂的窗户，工人得以持续不断地劳动；到了20世纪中期，在一栋类似的多层楼房里，每扇窗户都透着电视机的光。这两幅画都显示出，光源的设置与时间的社会建构间的关系正在发生转变。电视机显示器是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例子，生动揭示了来自闹哄哄的公共世界的炫目灯光和八卦如何渗透进了最私密的空间，侵蚀了宁静与孤独，后者在阿伦特看来是支撑一个政治人所必需的条件。电视迅速重新定义了人的社会身份。随着公民身份被观看者身份所取代，就连那个看重教育和公民参与的借口也无人问津了。

电视的一大创新就是它把同质性和习惯性的行为植入到了先前很少被直接控制的生活领域。同时，它为日后24/7式的“注意力经济”在21世纪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战”所造成的心理冲击仍未消散，电视应运而生，它摧毁了暴露与保护、能动性与被动性、睡眠与苏醒、公共性与私人性之间的关系。经历过广岛和奥斯维辛的创痛之后，西方世界普遍需要重建连续性和社会凝聚力，因此电视彻底的破坏性基本被忽视了。相反，恢复常态和重建凝聚力被认为是这个新的电视世界的功劳，每个人在电视里看到的都是一样的内容，任何事情都可以任意编排在一起。它是一剂治愈战争创伤的万能药。与广播相比，电视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个关键性的地方，全球体系与困于地方的生命个体间的巨大不平等被迅速视为天经地义的。

伴随着电视机的发明，突然间人类的时间和活动的方方面面都被重组了，这种现象前所未有。电影和广播还仅仅是部分预见到了结构性的变化。在短短15年时间里，许多人都被挪到了沙发上，长时间坐着，几乎一动不动。上亿人竟然开始每日每夜花好几个钟头，基本上稳坐不动，近距离对着一个闪着光的物体。在看电视消磨时间的方式出现之前，人们曾以五花八门的方式度过、使用、挥霍时间，忍耐时间过得太慢，自由分配自己的时间，之后时间的模式更整齐划一，人们的感官反应的范围更狭窄了。电视给外部社会和内心精神世界带来的重大改变可等量齐观，扰乱了这两端的关系。大量人类实践行为被一系列更受限制的不变的静止状态所代替。

正如很多批评家所指出的，电视不是一项自发的技术发明。早在20世纪20年代，电视机所需要的科学知识就已经具备了，工程师也已经掌握了生产电视的机械技术，然而只有当美国主导了全球化的商品经济，以及日常生活中出现了新的人口流动之时，它才在“二战”后迟迟登场。^［11］随着工作场所和学校里的规训手段失去效力，电视被精心打造成了一个控制机器，带来了以前从未被发现的屈从和监控的效果。这就是为什么在相当漫长的转变（或交接）阶段里，电视是关键的、适应性很强的一环。这个阶段持续了几十年，从一个由旧的规训体制主导的世界转变成了一个被24/7式的控制机制主导的世界。可以这么说，在50年代到60年代，电视把模拟自别处的规训策略引入了家庭。尽管战后的生活方式是漂泊且短暂的，电视的效果却是反流动的：人被固定在一个地方，各自是分开的，被抽空了政治效力。至少部分来看，这跟工业化的时期，人被固定在一个点上干活的模式是一致的。尽管看电视时不需要做体力劳动，但这种设计安排实质是把个体的管理与剩余价值的生产重叠在一起，因为新的价值积累是由电视观众的规模所驱动的。

回过头来看，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的这20多年里，电视在北美一直是一个相当稳定的系统，频道数量不多，节目形式也没有太大变化，也没有什么科技产品能够后来居上与之匹敌。电视网还是跟传统的人类睡眠模式同步的，到点就不再播送节目，尽管现在看来，午夜档的试播栏目更像预言，全日无休的电视节目迟早会成为现实。这个阶段是否对应了战后美国霸权的扩张，以及广播电视产业的垄断架构，历来让人们争论不休。到了70年代末，或许更早，“电视”这个词蕴含的意思要远远超过字面所指的物体和电视网。电视变成了一个模糊但意义丰富的形象，让人联想起现代性的特征和日常生活的转变。在更广阔的领域中发生着去真实（de-realization）的经验，电视这个词把这种经验具体化了。它暗示更直接可触的世界正在衰落，现代化带来的视觉分裂被认为是正常的，在我们生活中最私密的部分司空见惯。电视是不真实世界的化身，但它同时也消灭了想象“真实”世界的可能性。它表现的是一种权力效果，再也无法用熟知的强制和非强制的对立来解释，尽管很多人还是把电视形容成控制行为的工具，从“影响机器”（influencing machine）到“图像——病毒”（image-virus），各种说法不一而足。与其说充斥着电视的文化削弱了个人的能动性，倒不如说电视的泛滥表明，能动性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可以被改变的，是在历史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