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7：晚期资本主义与睡眠的终结

实现上述可能性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或异常荒谬，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正在塑造和规定今天的想象。梦被大规模地改造成媒介软件或某种“内容”，原则上可以出于功利的目的进入。这种广义的可进入性的观念来源于流行文化，最早出现在80年代中期的赛博朋克（cyberpunk）小说里，后来很快弥漫到更大的集体感觉中。当时发展出了一批新型的交互或循环，人类的心智或神经系统有效地与外部的系统操作和流动衔接在一起。大部分情况下，把人的神经与全球网络联结起来的观念，是在粉饰高强度的敞开（exposure）的状态，不论是向图像流、信息流还是编码流敞开。输入/输出模型（input/outputmodel）的强行植入带来的后果之一是，内在经验和通信网络的内容被同质化，精神生活无限的不确定性被简化成数码程序也不被认为有什么问题。理查德·摩根（Richard K. Morgan）的小说《副本》（Altered Carbon，2002）代表了当今小说的一大类型，个人意识可以被数码化、下载、储存和安装到一个新的身体上，还能与无穷无尽的大数据相连。同时，为这种令人精神错乱的敞开状态大书特书的叙述常常被建构成赋权的寓言，即使个人与网络难以想象的规模之间存在极度的不平衡。这些小说情节各异，但核心主旨是企业英雄主义（entrepreneurial heroism）如何能够战胜这个不平衡，以及两者间没有任何可比性的差距如何能反过来造福于个人。这里的问题并不能看成，纯粹的“内心生活”与外在技术过程间是相互穿透的，而在于它标志着一个更大的趋势，个人经验的所有面向都被重新想象成与不断加速的、24/7式的消费主义的要求是相连续的、可兼容的。尽管梦总能避开被捕获，但是它在文化上已经不可避免地被看作与自我相分离的软件或内容，就像网络视频一样能够作为数码流通和转载。这只是更大过程的一部分，过去被认为属于个人的东西都被重新改造，被用来为增加我们线上身份的虚拟财富或声望服务。

尽管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饱受非议，但显然，物化的概念或与之密切相关的表述，对于理解全球资本主义和技术文化非常重要。不论你的立足点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无法回避的是，互联网和数字通信已经变成一个利润引擎，越来越多的个体和社会生活的领域都被无情地金融化和商品化了。由此造成的一系列状态与几十年前相比已有显著差别。直到20世纪60年代，不计其数的消费文化批判都表明，被图像和商品填满的环境与个人间是不和谐的，个人尽管被其浅薄与虚假所诱惑，但也模糊地意识到，它们与自己的希望和生活需要之间，本质上来说是不和谐的。人们无止尽地消费商品，到头来它们也没能兑现最初的，也许是虚假的承诺。然而现在，那种认为人类世界与全球体系间存在分歧的看法已经过时了，后者已经占据我们一生中醒着的每时每刻。如今，每个人都备感压力，需要重新想象和塑造自己，与他们沉浸其中的非实体化的商品和社会联系保持一致，与其秉持同样的价值理念。物化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地步：个人不得不重新发明出一种自我理解，从而优化或加快他们在电子环境里的参与和速度。矛盾的是，这意味着要扮演一个没有生机和活力的角色。这样说或许看似对如下事实没有多少解释力：我们多么积极地在模仿并认同着变幻无形的事件和过程，持续地对这些进行着技术参与。实际上，因为你无法真正进入全球消费主义的市场所营造的任何电子幻象，你必须要在人类和大量的选择之间构建出幻想的和谐关系，这终归只是一厢情愿罢了。

真实的生命与24/7资本主义的要求不可能和谐共存，但是有无穷无尽的诱惑让你妄图延缓或掩盖活生生的经验带来的可耻的限制，不论是情感上的经验抑或是生理上的经验。那些呆滞的、没有生气的东西还伪装成保护性的或令人麻木的屏障，让你不用直面这个残酷的事实，即在当下的经济和制度安排下，生命被无情地消耗。有一种普遍幻觉认为，既然地球的生物圈日益遭到摧毁，破坏已经不可挽回，那人类反倒可以神奇地将自己与它分离，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大环境（mecanosphere）相依为命。你越认同非实体的电子产品可以替代物理意义上的自我，就越觉得自己不用为地球上到处都在发生的生物灭绝负责，同时我们冷漠到对实际生命的脆弱和短暂视若无睹。在当今的市场上，很多许诺“逆转衰老、永葆青春”的产品和服务回应的并不是人们对于死亡的恐惧，而只是提供表面的方法模拟虚拟世界非人的特性和时间性，我们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已经浸泡其中。而且，有人相信自己能在环境灾难到来时独善其身，也有人怀揣着同样不切实际的幻想，当公民社会正被毁灭，提供各类社会保护或互助——无论是公共教育、社会服务还是造福大多数人的医疗保障——的机构正被消灭之时，竟幻想自己能幸存下来或取得成功。

通过对照两部作品间的差距，我们可以重新描绘物化的经验，一部来自20世纪60年代，另一部来自80年代：菲利普·迪克（Philip K.Dick）的小说《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Do Androids Dream ofElectric Sheep?）和由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执导的电影《银翼杀手》（Blade Runner）。在迪克的小说里，不久的将来，最稀有的商品之一是活着的动物。由于环境毁灭和核辐射，大部分动物都已灭绝。大公司投资少量仅存的动物，且只有非常有钱的人才能拥有一只。任何中产阶级所能买得起的是一只工业生产的电子动物，这种动物除了无法意识到人的存在，其能力仅限于程序化的回应之外，与一只活的动物基本没有什么差别。但就其本质而言，它依然是一个麻木的没有知觉的物。因此，小说里定期发布的幸存活物的市场价格（西尼的动物与家禽目录）就变得很重要了。迪克叙述了这样一幕，主角在机器人公司的办公室里看到一只活的浣熊：

所以他一点儿也不感到意外，只感到一丝向往。他默默地离开女孩身边，走向最近的一个笼子。他已经闻到好几种味道了，那些或站或坐的动物，还有那只正在睡觉、看起来像浣熊的家伙。他这辈子还没亲眼见过浣熊。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掏出那本快翻烂的西尼手册，查看浣熊下面列着的所有价钱。价钱当然是斜体的，就像佩尔什马一样，不管出什么价钱，市面上根本买不到。《西尼目录》只列出了上一次浣熊交易所涉及的价钱。是个天文数字。^[2]

这个价格标签本身，这个美元数字，承载的正是主人公对于活的动物的迫切渴望和情感的空虚。尽管抽象，这个价格变成了一个中介符号，平衡了他看到如自己一样活着而脆弱的事物时的惊奇与渴望之情，这个事物克服了迪克所称的“物体的暴政”（the tyranny of theobject）^[3]。

迪克作品中的大部分笔墨都是对生存在一个持续崩坏的现实所付出的主观代价的细致刻画，可谓入木三分。他以卓越的笔触记录了一个梦幻般的、充斥着商品的世界是如何转瞬即逝的。迪克的小说，尤其是那些写于1964年到1979年间的，常常会塑造这样一个主人公，他以有限的方式抵抗世界的倾颓，但是很多时候仅仅在无谓地挣扎。他的小说是对物化带来的精神伤害的文学叙述，他称之为20世纪中叶资本主义文化造成的“古怪恶劣的抽象性”（malign abstractness）^[4]。迪克描绘了不断再造和现代化的社会领域，但是他依然保有这样一种此刻的感觉，它是有层级的，堆满现代化早期留下的残砖片瓦。在迪克的作品里，人类被困在最终失去任何用途的物品海洋里，他暗示这正是人类经验的境况。

但《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里主人公对于物化的生存法则的抗拒，到了电影改编版中俨然变成了另一番模样。小说对于个体经验被无情毁灭的叙述到了电影那里，就变成了厌世的犬儒，为僵化和“古怪恶劣的抽象性”叫好，这恰恰是迪克所拒绝的。《银翼杀手》拍摄于里根——撒切尔时代的初期，表现了人们与正兴起的全球消费文化间的关系发生的重构，后者的地位到了90年代时已稳如泰山。这部电影并没有去追究自我与这个环境间的任何分裂，而是明确表示，个人被工具性地吸纳进了持续扩大的商品化领域的循环和运作之中。大公司的科技产品无情地变成了我们欲望和希望的对象，电影使得这样的无情从情感上变得可以接受了。电影视觉化了那些失去了分别的空间，在这些空间里，机器和人类是可以互换的，有活力与没有活力、人类记忆与伪造的记忆移植间的区别失去了意义。《银翼杀手》让人摸不着头脑、辨不清方向的状态似乎描述的是一个跌落的世界，但再也没人会记起或甚至关心这个世界是从何处跌落的。

几十年后，类似的去差异化（de-differentiation）过程弥漫到了大众技术文化的方方面面。把梦虚构成可以进入和客体化，只是一个更大背景的一部分，即我们的生命不断被要求外在化为预制的数码格式。当景观社会的逻辑高歌猛进，自我就被重组成一个新的混合体，既是消费者，也是消费的对象。如果像梦一样私密和内在的东西现在成了高级脑部扫描仪的对象，在流行文化中被想象成可以被下载的媒体内容，对个人生活这些部分的客体化就所向披靡了，它们更轻易地就被移植进了数码制式中。我们被告知，不只是商务活动和各种机构，每个人都需要一个“网络身份”，需要全天候展示自己的生活，以免被社会抛弃或遭遇事业上的失败。但是被大力鼓吹的所谓好处其实是幌子，掩盖的是这个事实，即大部分社会关系的形式都被量化，用货币计量。同样，它让个人生活转换到了这样的境遇中，隐私无所遁形，人成了永远的数据挖掘和监视的对象。每个人积攒了一打替代性的身份，全天候开启，持续运作从不睡觉，但这只是没有活力的模仿，而不是自我的延伸。没有活力在这里并不是字面上不动的意思，而是假装从有活力的阻碍中获得释放，因为后者与流通和交换不相容。人们白天购买、管理和积累了五花八门的产品、服务和“小伙伴”，人们与之相配合最终导致感受的枯竭，知觉缩减为习惯和预先设定的反应。

亚里士多德曾提出过涉及睡眠和做梦的最基本的问题，这些问题与今天的状况依然相关。亚里士多德拒绝把睡眠看成是铁板一块，仅仅是醒着的反面，因为对于睡着的人来说，经验并未停止。他想知道被视为梦的感觉数据的确切地位到底是什么。从何种程度上说，它们是想象性、感官性或仅仅是生理性的过程？亚里士多德和同代人如同其他前现代的人一样，对不同的梦做出了质的区分——比如，一种梦仅仅是对不久前刚发生过的情感和事件的重温，另一种更少见的梦则拥有启示或预言力量。从古代到16世纪头10年，在如何理解梦这件事上，存在诸多文化差异，但有一点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即梦是内在于个人和共同体生活的。只有到了17世纪，睡眠这一独特元素才被边缘化和受到非议。做梦无法放在精神生活的概念中进行理解，后者建立在经验主义式的感知或抽象的理性思维的基础上。甚至更早一些时候，15世纪头10年的中期，随着再现技术的发展，做梦和苏醒间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在欧洲也遭到了排斥，这类技术的设计和量化排除了梦境的非逻辑性和非一致性。当然，在远离现代化的西方的边陲地带，那种反主流的对于睡眠和做梦的态度依然顽强保留着。尽管在18和19世纪，其力量受到了很大的剥夺和削弱，当时梦与魔幻——神学（magico-theological）的框架脱离了残存的联系。正在梦中的睡眠者的想象力遭到了无情的腐蚀，只有诗人、艺术家和疯癫者等少数人才被容许拥有梦想者这个为人诟病的身份。现代化无法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前进，组成这个世界的大部分人都对自己内心视野和声音的价值或力量深信不疑。

19世纪伊始，新的成像工业出现了（随后是新的听觉样式），随之“幻想”经验的可能性被彻底改变了。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对人类视觉特征的研究大幅上升，都认为视觉是“主观”的或者身体的一部分，是内部因素或活动的结果。其中最重要的一类是视觉暂留研究，知觉者闭着眼睛也能清晰辨别神经和光学现象。对余像的暂时性的科学研究成果颇丰，迅速刺激了相关技术的发展，知觉经验通过技术在外部生产出来，新型的视觉消费者诞生了。^［3］电影发明之前有诡盘和西洋镜，后来还有各类其他视觉娱乐形式。但是从19世纪30年代起，常常是同一拨研究者探索了主观视觉活动不同的类别。有一种叫催眠图像（hypnagogic images）的视觉活动更强烈地抵抗量化或掌控：多样的视觉（常常离不开别的感觉形式）唯独出现在半梦半醒的意识状态中。但是这种难以捉摸的现象的知识明显不能运用在实践中，也不能做商业用途，所以到19世纪末对催眠图像的研究就停止了，即使有也主要存在于研究病理学、人格分裂和人格障碍的著作中。差不多一个世纪之后，伊塔洛·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在行将就木之时评论道，整体的人类文明危在旦夕，“人类正在失去一个基本天赋，这天赋就是闭上眼睛就把视域聚集起来的能力”。^［4］[5]

在梦被贬值的过程中，或许影响最为深远的时刻发生在19世纪的最后一年，当时弗洛伊德完成了《梦的解析》。在书中，他有一个著名论断，把梦视作一个被封存起来的密室，充斥着原始的非理性：“在我们的心智尚年轻且未健全时曾主导我们醒着时的生命的东西，如今似乎放逐到了黑夜里……做梦是一段已经被超越的精神生活。”^［5］事实上，弗洛伊德既被做梦所困扰，也被沉睡的状态所困扰。他在这个领域所做的工作就是一张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6]，试图把在他控制或理解之外的东西归于他的掌控之内。尽管我们处于后弗洛伊德时期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他思想的简化版依然被当成司空见惯的假设，很多人可能连他作品的只言片语都未曾读过。

众所周知，所有的梦都是对被压抑的愿望的失真、伪装的表达，这是对做梦经验之丰富性的巨大简化。多数西方文化轻而易举就接受了这一观点，恰恰证明，在20世纪早期，个人欲望已经完全穿透并塑造了资产阶级的自我理解。正如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和其他理论家指出的，过去400年里，愿望和驱力的性质经历了极大的历史变化。^［6］这里更不要说在一个更长的时间段里，“个人欲望”的概念或许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不难发现，一个世纪后，弗洛伊德的观点已经没有多少解释力了。现在已经想象不出还有什么个人欲望是不能表达，不能承认和不能被满足的。人醒着的时候，真人秀和网站不动声色地呈现任何能想得到的“不可外扬”的家庭罗曼史或内部恩怨的细节，同时网络色情和暴力游戏迎合着从前难以启齿的欲望。在现在的环境里，不可说的恰恰是对下述现状进行集体性颠覆的愿望：社会孤立、经济不平等与强制性的自私自利。

但弗洛伊德把梦私人化的做法，只是标志着一个更大的转变，梦具有超越个人的意义这一可能性被抹除了。整个20世纪，基本很难想象，除了那种汲汲于个人需要的愿望之外还能有什么样的愿望——想要一个梦想的房子，一个梦想的车子或一个假期。弗洛伊德与许多人一样，认为群体或共同体在一个欲望经济中仅能起到负面作用，他的作品也不过象征了对于人群的资产阶级式恐惧。在他们看来，乌合之众的行为终究是缺乏深思熟虑的，是对成熟的个体责任的轻率否定。但精神分析式的简化不仅仅抑制了那些超越个人欲望和占有的愿望和需要，同时也拒绝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在梦中，活着的当下与来自难以捉摸辨认的未来的幽灵交汇了，这是一个不停歇而动荡的过程。精神分析把所有的梦，所有的愿望都归结到一个由被遗忘的早年经历所构成的封闭领域，同时通过让分析师独断释梦的权力而进一步削弱做梦的人的力量。梦传递的或许正是愿望，但处于危急关头的，是人类难以满足的要想超越孤立的私人的自我限制的欲望。

20世纪为睡眠在社会层面的重要性正名的少数人中，最为人熟知的当属安德烈·布雷东（André Breton）。他与德斯诺斯同属超现实主义阵营，并受到了同侪们的大力支持。布雷东从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受到启发，但同时意识到了它的局限，所以他勾勒了一组创造性的关系，醒着的活动和做梦是相互作用、相互流通的，这能成为在日常生活领域的革命的一部分。他的意图是打破行动和做梦之间的对立，并相信两者相辅相成。但是在布雷东写作的20世纪30年代，这些主张与当时盛行的左翼思想是冲突的，后者认为做梦仅仅是在无力地幻想着改变，与献身革命实践是对立的。随后欧洲事态的进程显然更难让布雷东的主张有什么政治上的意义。然而，他在《连通器》（LesVases Communicants）中的段落非同寻常地唤起了沉睡的大众潜藏的欲望和集体的力量。^［7］他想象着站在圣心山巅眺望破晓时分的巴黎，在半明半暗、半梦半醒间，在工作日和睡眠之间，工作和梦间的合作^[7]一旦被他唤起，就能发挥巨大能量，“将资本主义世界扫荡一空”。不出意外，布雷东把自己的书稿寄给弗洛伊德后，弗洛伊德盛气凌人，表示无法理解。

然而，至少精神分析对做梦表现出了严肃的兴趣，尽管比较狭隘。精神分析把梦定义成了这样一种状态，经验主义式的调查是无法深入看清这个过程的。（至少在神经科学这种新工具出现之前。）今天更普遍的是把梦轻描淡写地看成对清醒时的感官负荷所做的自我调整。梦的特定内容，不论是语义上的抑或是情感上的，与神经化学的解释是根本无关的。新时代的书和疗法聚焦在做梦的问题上，把它视为通往“内增长”（inner growth）或自我理解的路径，除此之外，大部分人依然对他们自身定期的造梦活动兴趣寥寥或一无所知，这些所谓的梦可能看上去就是一系列单调画面或粗制滥造的大众媒介产品。

我们正处于这样一个时代，除了那些与个人占有、积累和权力相关的愿望，别的愿望通通被禁止。在24/7式资本主义的世界中，这些限制既是外部力量强加的，也是心甘情愿地自我施加的，但是自我管控的可能性是几十年来发展的结果。正如新自由主义将矛头指向罗斯福新政时期达成的社会妥协一样，它也要求拆解乃至抹去60年代取得的具体的政治和社会成就。与20世纪60年代的欧美文化扯上关系的一连串希望、观念和实践，到今天都被连根拔起，名声扫地。正如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作家令人信服地说，不把1968年描述成世界革命的巅峰是错误的，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在多个战线展开了多元的斗争。同样的，过去的三十多年应该被理解成旷日持久的反革命阶段。显然，亚洲、拉美和美国的城市贫民窟爆发的正反体系起义规模之大，需要动用大量经济、刑罚和军事暴力来镇压随着新一轮斗争潮流和“各国之春”^[8]开始合流，这些暴力形式到今天还在发展。例如现在美国，数以百万计的黑人被关在监狱里，其源头要追溯到60年代的城市暴动。

但与此同时，成形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反革命运动主要是意识形态层面的，尽管其覆盖面非常广泛。它的矛头是一长串需要被毁灭或扭曲的社会性，使我们眼睁睁看着更残酷的全球金融资本转向和日常生活日益被货币化，却一声不吭。与60年代特定的政治运动缠绕在一起的是形形色色对体制性要求发起的非正式挑战，如抗议私有化、社会隔离、消费主义的占有欲和等级秩序的永世长存。这些挑战常常是时断时续的、幼稚的、不彻底的，既发明和实践了新的集体性和主体性，同时也保卫了现有的共同体。具体形式包括瞬间占领并激活社会空间，宣扬去个人化的身体和自我的概念，进行语言和另类交换方式的实验，创造新的性欲形态，保持边缘的立场；这种边缘性并不是以一个压抑性的中心而定义的，而是其自身变幻的组织模式定义的。

在60年代的文化和政治的丰富层次中，一些相互关联的现象影响深远，需要长期的反攻倒算才能将其清除干净。或许最重要的是，从60年代的直接经验出发，集体和个人都领悟到，幸福与所有权、占有物品和个人地位无关，相反直接来源于共享生活和集体行为。加里·斯奈德（Gary Snyder）在1969年说过一句话，表达了一种普遍但转瞬即逝的时代精神：“真正的富裕不需要任何的物。”新的联结形式对权力构成同样的威胁，至少一定程度上瓦解了社会阶级的界限和亵渎了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年轻人开始不再相信社会地位向上流动的承诺，认为那都是骗人的把戏。工作的中心性和必要性也面临普遍的挑战。在体制性的层面上，“退学”要远比很多人所承认的来得更有杀伤力。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项旷日持久的运动致力于把物质贫困变成可耻的和令人反感的。大规模的反战运动造成了公众对和平主义的认同和对战争受害者的同情；但是到了80年代，孕育了这股热潮的土壤都被铲除了，在各个领域取而代之的是攻击性和暴力性的文化。上百万以自由主义者或进步人士自居的美国人忠诚地宣称“支持我们的军队”，却对帝国主义战争中成千上万的死伤视若无睹，这从侧面证实了反革命对策奏效了。从80年代至今，60年代的大事件及其参与者被用心险恶地变成了虚伪的漫画形象，变成了被嘲笑、被妖魔化和被轻视的对象。但是历史被歪曲的程度之深，用心之恶毒，恰恰证明60年代的文化让统治者感到极大的危机感，即使后来的岁月里还是如此。尽管与三四十年代的左派相比，60年代的共产主义实验看上去新潮，但它实际上是快被淹没在历史尘埃中的19世纪梦想重新浮出历史地表，那时候曾经风靡过这样的集体想象：互相支持的社会主义是有可能的，一个剥夺了私有财产的世界是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