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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字劳动： 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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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本章从全球外包实践和在线众包平台的兴起入手，以MTurk为案例分析的对象，通过探究其运作机制，旨在揭示出内嵌于上述机制中对平台劳动者劳动过程普遍且隐蔽的控制，以及这些劳动者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反控制表达，成为重塑在线众包平台权力关系的能动力量，在此基础上，尝试绘制出在线众包平台的未来发展图景。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这里首先需要厘清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确定平台和劳动者的关系？两者是否存在雇佣关系？国内外研究者、政府官员和相关行业从业者对此问题看法不一。美国俄亥俄州第49任州财长罗伯特·科尔斯普拉格(Robert Sprague)认为，平台和劳动者不存在雇佣关系，只是合作关系。平台经济催生的临时性的灵活用工制度替代了传统劳动力市场的长期稳定的雇佣模式。在这种新型的用工制度下，劳动者在是否工作、工作时间、工作形式的选择上，均有很大的自主性，平台往往只负责应用软件的开发运营、服务信息的整合推送，并不直接经营实体业务，因此不需要承担劳动关系中规定的雇主义务。但是美国哈佛大学劳动法教授本杰明·萨赫斯(Benjamin Sachs)、英国牛津大学法学教授杰里米亚斯·普拉斯(JeremiasPrassl)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常凯教授认为，在平台经济中，平台对劳动者劳动过程的每一个环节进行组织、控制和监督，并占有其剩余劳动，因此平台和劳动者实属雇佣关系，雇佣关系依然是互联网经济的基本用工形式。在他们看来，平台经济所带来的信息革命，令剩余劳动时间的创造者真正从传统产业的雇佣工人扩展到文化产业、服务业中的雇佣劳动者，这是资本主义的后福特主义弹性积累体制的必然要求。以平台经济中的Uber为例，Uber掌控司机从雇佣到离职的全过程；决定车费标准和司机的薪酬；为司机安排工作任务并为其发放报酬；接受司机的劳动成果，并从中提取一定比例的佣金；为司机提供劳动工具(应用软件)；司机提供的服务是它的核心业务。在此，Uber控制所有司机的行动，司机是典型的劳动者，Uber和司机的雇佣关系十分明确。从全球实践的维度出发，在美国，2015年6月，加利福尼亚州劳动委员会裁定Uber和司机是雇佣关系，司机应该享受失业待遇，且能够成立工会，并通过工会进行集体谈判，争取更多的利益。在英国，伦敦劳工法庭在2016年10月的一场劳动争议案中，确认Uber司机的身份为Uber所雇佣的劳动者，而非个体从业者。2019年4月，欧洲议会(The European Commission)正式通过法案，将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职业与实习生、学徒一起纳入劳动法的保障范围，规定了他们的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数，平台以“独立承包商”(independent contractor)等为由的风险规避不再奏效。笔者更倾向于第二种观点，即平台和劳动者存在雇佣关系。在平台经济中，平台和劳动者之间的雇佣关系具有隐蔽性，它以降低用工成本和用工风险为根本出发点，置劳动者的工作和社保福利等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这也是本章讨论在线众包平台MTurk与托客关系的基本立场与出发点。参见常凯：《雇佣还是合作，共享经济依赖何种用工关系》，《人力资源》2016年第11期；陆胤、李盛楠：《分享经济模式对传统劳动关系的挑战—美国Uber案和解的一些借鉴》，《中国劳动》2016年第16期；潘天君、欧阳忠明：《人工智能时代的工作与职业培训：发展趋势与应对思考》，《远程教育杂志》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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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外包实践与众包平台的兴起

“外包”并不是一个崭新的概念或一种全新的实践。①20世纪90年代以降，新自由主义政策的盛行加速了资本、商品和服务在全球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如在传统的制造业，基于全球劳动分工而形成的离境外包成为一种普遍且有效的组织生产的方式。当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通过资本的空间转移，处于全球价值链体系核心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大型科技硬件公司和大型零售商将生产以“合同制造”的方式“外包”给位于亚洲、非洲、南美洲的众多发展中国家或地区时(主要是指位于全球世界体系边陲或半边陲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独立制造商)，它们纷纷被纳入到全球产业链之中。②在此背景下，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产业结构的调整，位于全球价值链体系(半)边陲的中国，在2010年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服装和纺织产品、电子产品、玩具以及家庭用品的生产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③

与此同时，基于呼叫中心的客户服务、数据录入和转录等服务活动越来越多地从欧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地区转移到南亚、拉丁美洲和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资本通过外包的生产组织方式进一步实现了空间转移。④在菲律宾，呼叫中心的客户服务是该国服务外包中增长最快的部分2001年至2005年，菲律宾呼叫中心的客户服务一直保持100%的增长，同时它在整个服务外包总收益中占比最重，2005年为49.4%，高出占比第二的医疗转录服务(29.3%)近20个百分点。2005年，菲律宾共有108个呼叫中心，拥有座席7.5万个，雇佣员工总人数达到11.2万。①

第五章 全球外包、数字劳动与劳动控制

① Prahalad, C. K. and Gary Hamel. 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 Corporation.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1990(May-June): 79 – 93.

② Gereffi, Gary. The Organization of Buyer-Driven Global Commodity Chains. In Commodity Chains and Global Capitalism, edited by Gary Gereffi and Miguel Korzeniewics, 1994, Westport, CO: Greenwood Press, pp. 95 - 122.

③ Hamlin, Kevin. China Overtakes Japan as World's Second-Biggest Economy. BBC News, August 16, 2010. https://www. bbc. com/news/business-12427321.

④ Huws, Ursula.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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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罗斯(AndrewRoss)认为，不仅是传统制造业流水线上的产业工人和低技术能力的服务人员持续受到外包的威胁，那些高技术能力的知识劳动者也日益受到世界生产和贸易中这种新的组织方式的直接冲击，即包括作家、教师、工程师、动画制作者、技术人员等传统专业领域内拥有较高教育水平且具备多种技能的知识劳动者同样面临其工作被外包的挑战。②随之而来的是，在传统的专业领域内，终身制的雇佣模式也已不复存在，知识劳工在其工作安排中也亟须面对日益普遍的灵活用工，这种用工模式不仅彻底改变了劳动力雇佣关系，更为重要的是，它重塑了劳动者的身份认同。因此，知识劳动者和产业工人一样，也构成了全球劳动力后备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取之不竭”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蓄水池”，供跨国企业在全球扩张的进程中大量、廉价、灵活地使用。③王金秋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在他看来，当今灵活用工不仅出现在二元劳动力市场中的次级劳动力市场，而且已经蔓廷到整个经济的各个行业中。当物质资本的扩张不能满足资本的利润率水平时，资本就开始大规模地从生产和贸易领域转移出来，转而投向金融业和服务业领域。①因此，灵活用工被广泛运用于知识劳动、非物质劳动、创意劳动、情感劳动等各种新型劳动之中。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这里之所以使用2001年至2005年的数据，主要是因为2005年以后，随着数字技术和ICTs的发展与普及，基于呼叫中心的客户服务逐渐被基于互联网的客户服务取代。参见Holman, David, Batt, Rosemary and Ursula Holtgrewe. The Global Call Center Report: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Management and Employment. Ithaca, NY: Authors, 2007 中的相关内容。

② Ross, Andrew. 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It : Life and Labor in Precarious Times.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9.

③全球劳动力后备军数量的不断增长且越来越不受空间限制，这为劳动力市场价格的下降打开了阀门。在哈里。布雷弗曼、约翰·福斯特(JohnFoster)等学者看来，将马克思劳动力后备军理论运用到全世界范围内，灵活用工实践的普遍化是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全球进行旁工套利，对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劳工进行剥削，获取巨额利润的必然结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庞大的全球劳动力后备军使得全世界劳动者(既包括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者，又包括发达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者)都处于不利的地位。参见哈里·布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朱基俊、吴忆萱、陈卫和、(转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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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经济的不断发展，一种新型的外包形式应运而生：众包，即任务发起者(requesters，包括个人或组织)将任务通过互联网以自由、自愿的方式外包给非特定的大众网络社区的生产组织过程。②因此，众包在本质上是“大众”和“外包”的结合。大众可以是网络志愿者，任务发起者充分利用他们的兴趣爱好与闲暇时间，以灵活用工的方式让他们完成相应的任务，且不提供或提供微薄的补贴作为报酬。③如曹晋、张楠华④、张斌⑤、胡绮珍⑥等学者基于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字幕组成员的参与式观察和半结构化访谈发现，字幕组成员往往基于自己的兴趣和对影视作品的喜爱，免费为国外影视作品制作中文字幕，这些任务一般是通过互联网发布与众包的。

2005年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在线众包平台更是深化了上述众包模式。任务发起者利用数字网络的连接性，将具有特定时限的“有偿”任务(超越了仅仅基于兴趣爱好的“无酬”任务)通过在线众包平台发布和众包给全球网络上数以万计的劳动者，旨在以最少的劳动力成本实现自身利润和效益的最大化。比较有代表性的在线众包平台有德国的Clickworker、美国的MTurk和Upwork。众包的任务既涉及非常基础性的操作，如只要通过点击鼠标就能完成并获得报酬的“微任务”(micro-work)，又包括专业性工作，如编码、软件开发和数字内容的开发或处理等(如图形设计、复制与编辑、翻译或为网页制作文本)。而在本章的研究对象—MTurk这一众包平台，任务发起者发布和众包各种“微任务”，如图像排序、转换非结构化数据、信息分类等，并通过平台获得一个开放的、全球在线劳动力市场。此外，从这些在线众包平台衍生出来的线下工作也辐射着相关职业内数量众多、范围广泛的劳动者，因此它的作用不容小觑。

第五章全球外包、数字劳动与劳动控制

(接上页)张其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Jonna，Jamil and John Foster.Marx'sTheory of Working-Class Precariousness: It's Relevance Today. Monthly Review, 2016(11)：21-44.中译文参见贾米尔·乔纳、约翰·福斯特，苏熠慧译：《工人阶级不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与当今的关联》，姚建华、苏熠慧主编《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73—94页。

①王金秋：《资本积累体制、劳动力商品化与灵活雇佣》，《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

② Howe, Jeff. The Rise of Crowdsourcing. Wired, 2006(6): 1- 5.

③ Hammon, Larissa and Hajo Hippner. Crowdsourcing. Business and Information Systems Engineering,2012(3): 163-166.

④曹晋、张楠华：《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以字幕工作组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5期。

⑤张斌：《中国字幕组、数字知识劳(工)动与另类青年文化》，《中国青年研究》2017年第3期。

⑤胡绮珍：《中国字幕组与新自由主义的工作伦理》，《新闻学研究》(中国台湾)2009年总第1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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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线众包平台的运作机制与劳动控制

（一）在线众包平台的运作机制

在线众包平台的运作机制是指：用一定的结构方式，把在线众包平台的运作主体与工作流程组织和联系起来，使它们协调运行进而达到最优效果的组织方式，同时它构成了调节和约束平台运作主体及其众包活动的基本准则与核心制度。①在MTurk，平台的运作主体包括：平台、任务发起者和任务参与者(又称“托客”，turkers);平台的基本工作流程由任务发起者在平台发布和众包任务、托客选择要完成的任务，以及任务发起者审查(批准或拒绝)任务三部分组成。

1.MTurk的运作主体：平台、任务发起者和托客。在MTurk，任务发起者以一种简单、高效和可复制的方式招募全球线上劳动力来完成各种被发布和众包的人类智能任务(以下简称任务)。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曾维和、贺连辉：《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主体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理论探索》2015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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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平台。平台架接任务发起者与托客，扮演着他们之间经纪人的角色。如上所述，MTurk发布和众包的任务具有“微任务”的特征，它们是复杂任务最基础的组成部分，分为图像和视频处理、数据验证和清除、信息收集、数据处理四大类。具体来说，其中既有较为简单的任务，如图像贴标签、删除重复数据、人工翻译等，又有涉及参与者主观判断且较为复杂的任务，如图像和视频内容审核、问卷调查和实验参与、网站内容撰写，等等(见表5-1)。① 一般来说，MTurk从任务发起者支付的报酬总额中抽取20%一45%作为提成，这是平台日常运营费用和利润的来源。②

第五章全球外包、数字劳动与劳动控制

①表格内容来自笔者对相关文献中MTurk任务分类论述的归纳和整理，并参阅了MTurk官方网站(https://www. mturk. com)上的相关信息。

② Buhrmester, Michael, Kwang, Tracy and Samuel Gosling. Amazon's Mechanical Turk: A New Souce of Inexpensive, Yet High-Quality, Data. Pers 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Science, 2011(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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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任务发起者。任务发起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任务发起者是学界的研究者，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类学者，他们把MTurk作为获取社会调查数据的平台。与传统的问卷调查方法相比，MTurk具有被调查者更多样化、数据获取的速度更快、成本更低等特点。①第二类任务发起者是大数据初创企业，这些企业往往在有限资金投入的情况下，利用MTurk提供的大量全球廉价劳动力的智慧和技能，简化业务流程，实现创新，博得资本的青睐和投资。②第三类任务发起者是大型互联网企业(如谷歌)，它们的目标是降低劳动力成本，有效控制企业规模，进而规避因正式员工数量骤增而带来的企业风险。同时，MTurk有利于这些企业增强其数据收集与分析能力，加快机器学习的开发速度。在MTurk，学术研究任务的占比远小于商业性质任务的占比，因此第二类和第三类任务发起者构成了平台发布和众包任务的主体。此外，高度活跃的任务发起者数量大致占总数的10%，但他们众包了平台约98%的任务总量。③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周立君、汪涛：《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科学研究的众包网络平台研究综述》，《科技进步与对策》2014年第8期。

②这与大数据初创企业选择的轻资产战略(即近乎“零劳动力成本”的企业运营战略)密切相关。对于这些企业而言，以相对低廉的价格获取全球劳动力的智慧和技能，加速推进企业劳动力的整体外包和实现更优化的劳动力管理有助于其业务能力的快速拓展与市场估值的持续提升。参见姚建华：《人工智能中的“人工”：众包平台的实践与反思》，《新闻战线》2020年第7期。

③ Schwartz, Oscar. Untold History of AI: How Amazon's Mechanical Turkers Got Squeezed Inside the Machine. IEEE Spectrum, April 22, 2019, https://spectrum. ieee. org/techtalk/tech-history/dawn-of-electronics/untold-history-of-ai-mechanical-turk-revisited-tktk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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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托客。2011年，根据亚马逊的统计数据，MTurk注册的托客数量超过50万，他们来自190多个国家或地区(主要来自美国和印度，见图5-1)。①但研究人员测算，MTurk活跃的托客人数约为5万，其中高度活跃的托客约为1万名，他们大多选择全职，每周工作15小时以上，完成了平台80%的任务量。②在其他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男性托客的比例持续上升，近年来几乎与女性持平。40%托客的年龄小于30岁，平均年龄约为31.6岁。70%托客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③从职业构成来看，他们中有退休教师、退伍军人、自由撰稿人、大学生、全职母亲等。

第五章 全球外包、数字劳动与劳动控制

① Fort, Karen, Adda, Gilles and Bretonnel Cohen. Amazon Mechanical Turk: Gold Mine or Coal Mine.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2011(2): 413- 420.

② Adda, Gilles and Joseph Mariani. Language Resources and Amazon Mechanical Turk: Legal, Ethical and Other Issues. Legal Issues for Sharing Language Resources Workshop, October 21, 2010, La Valletta, Malta.

③ Ross, Joel, Irani, Lilly, Silberman, M. Six, Zaldivar, Andrew and Bill Tomlinson, Who Are the Crowdworkers?Shifting Demographics in Mechanical Turk, Proceedings of the 28th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xtended Abstracts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 April 10 - 15, 2010,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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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MTurk的基本工作流程。MTurk的基本工作流程由三部分组成：任务发起者在平台发布和众包任务；托客选择要完成的任务；任务发起者审查(批准或拒绝)任务(见图5-2)。

首先，任务发起者在平台发布和众包任务。任务发起者发布与任务相关的具体信息，这些信息主要包括任务描述、任务持续时间、任务时效、任务所需资历要求、任务类型、任务报酬等。为了帮助托客更好地了解和完成任务，任务发起者通常会在任务发布时提供1—2个任务成品范例供托客参考。任务发起者借助Web服务应用程序接口(ApplicationProgrammingInterface,API)自动发布数量不等的(少至几个，多至上千个)相似的任务，并将其结果通过算法直接集成到任务发起者的工作流程和计算机系统中。①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Irani, Lilly. Difference and Dependence among Digital Workers: The Case of Amazon Mechanical Turk.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2015(1): 225-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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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托客选择要完成的任务。托客完成的任务一般都具有重复性，且报酬普遍较低—25%任务报酬低至0.01美元，70%任务报酬低于0.05美元，只有不到10%的任务报酬超过0.10美元。表5-2罗列了不同任务的可获得数量和相应报酬。①有些任务(如人工翻译)的报酬不及同类线下工作报酬的十分之一。②根据乔尔·罗斯(JoelRoss)等学者的统计，托客的时薪约为8美元，这远远低于美国在职人员的平均时薪标准。20%和50%托客分别将报酬作为自己第一和第二大经济来源。③

第五章 全球外包，数字劳动与劳动控制

① Irani, Lilly and M.Six Silberman. Turkopticon: Interrupting Work Invisibilityin Amazon Mechanical Turk. Proceedings of the SIG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April 27 - May 2, 2013, Paris, France.

②Callison-Burch, Chris and Mark Dredze. Creating Speech and Language Data with Amazon's Mechanical Turk. Proceedings of the NAACL HLT 2010 Workshop on CreatingSpeech and Language Data with Amazon's Mechanical Turk, June 6, 2010, Morristown, NJ.

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托客大多很难进人传统劳动力市场，来自MTurk的报酬成为他们日常 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参见Ross，Joel，Irani，Lilly，Silberman，M.Six，Zaldivar，Andrew and Bill Tomlinson. Who Are the Crowdworkers? Shifting Demographics in Mechanical Turk. Proceedings of the 28th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Extended Abstracts on Hurn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 April 10 - 15, 2010, New York.

④表格内容来自笔者登录MTurk官方网站后对相关信息的整理，并参阅了Silbeman、MSixand Lilly Irani. Operating an Employer Reputation System: Lessons from Turkopticon. 2008-2015. Comparative Labour Law and Policy Journal,2016(3):505-542 的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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