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 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数字劳动”作为一种“后劳动”，其所蕴含的复杂性远超出传统劳动，而且，它还在以动态的方式变化着。对此，建华作了如此界定：数字劳动囊括了信息与传播技术(ICTs)和数字技术产业链上的所有劳动，涉及数字媒体生产、流通与使用所需的各种体力和脑力劳动，如ICTs和数字硬件设备的原料采掘、加工组装等体力劳动；软件开发、在线平台的设计与维护等脑力劳动；以及互联网平台在线用户的生产性消费行为；等等(第189页)。因有数字技术的广域性影响，这种“后劳动”问题迅速升级，弥散在泛劳动空间中，而且，虚拟空间劳动问题的复杂性远超经典劳动理论的解释范畴，亟需新生理论的跟进和补给。既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数字劳动研究，虽然在理论、对象、方法和对策等方面不断创新和丰富，学术队伍也日益壮大，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灯下黑”的问题(第190页）。用数字劳动理论概念激活既有理论记忆和解释力，同时重构数字技术语境下的劳动价值和关系逻辑。“数字劳动”理论概念探讨传播新技术如何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不仅嵌入于既有的社会场域中，而且以自己的逻辑重塑与劳动相关的政治经济环境、劳动过程、劳动控制、生产政体、雇佣模式，甚至劳动者的意识形态(第27页)。在这些方面，尚有不少理论空间有待开掘。

关注“数字劳动”，自然需要关乎劳动的媒介化问题。与以往传播技术相比，数字化媒介技术实现了时间和空间的空前突破：一是通达空间得到前所未有的延展；二是“传一达”一体化、去时间化。更为关键的是，这场深广的数字传播技术革命引发了一场颠覆性的社会革命，因为它改变了人类最本质、最基本的社会行为：交往行为和劳动行为，而数字劳动正是二者的深度联结。新传播技术是以数字化为基础、不断扩充、日趋扩容的技术革新体系，体系的不断壮大，最终形成了一个持续迭代更新的新技术星丛，正是这种新技术星丛推动新传播技术革命向前加速迈进。数字化摆脱了物质性约束，依循人的意志和想象力或数字技术自身的智能逻辑进行场景再造和意义赋能。

序一“数字劳动”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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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丰富多彩的媒介化研究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维度—劳动的媒介化。“如今是所有事物都媒介化了的时代”，那么当我们在探究媒介对于既有建制化权力过程的影响时，没有理由忽视“劳动”这一人类赖以存续与发展的最基本实践，“劳动”可以说是当前媒介化研究的空白和盲点(第25页)。“数字劳动”与19世纪血汗工厂中“面对面”发生的资本家对劳动者的压迫看似具有延续性，实际上，它在实现方式上已经发生了某种重要的变化—劳动控制如今也被媒介技术所“中介”化了。最明显的莫过于ICTs和数字技术在有偿劳动领域的应用使工作强度在不知不觉中增强，它使得马克思所言的产生剩余价值的工人之间的“协作”效率更高，但最终成果仍然为资本所攫取(第26页)。媒介技术亦如此，它打破了旧的时间观和规律的生活节奏，逆转了钟表分割时间的作用，使得时间亦“流动”与再次“混沌”了起来。不管劳动者现在应该处于什么样的私人时间，如假期、睡眠等，只要是电话与网络能够通达之处，雇主便可以吸纳这种时间“为我所用”，致使以往依靠钟表确定的上班/下班时间没有了清晰的边界，这才令非生产时间在资本面前荡然无存，时间继而被消灭了。在这种时空皆为媒介技术所重新规划的情况下，劳动者不断面临弹性的日程，陷入时刻保持待命的工作状态和“劳动权困境”(第31页)。以上发现，体现了建华敏锐的问题意识，也展示了他犀利的理论解剖能力。

这场数字技术革命的影响是全球性的，进而催生数字资本主义的崛起和扩张。数字媒介技术的迅速扩张，不仅源自技术逻辑的控制，更受制于资本逻辑的驱遣。数字技术的神奇作用体现在：它不仅提升了生产的效率，还遮蔽了资本逐利的贪婪性。在数字技术的包装之下，资本的罪感和耻感被技术美化、过滤了，资本不再是赤裸裸地剥削劳动者的劳动，资本被技术中介化之后，退隐在技术的幕后。值得关注的是，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变得更加社会化和个人化，传统组织化、固态化的生产方式和资本变现方式被高度灵活、个人化、零工化的生产方式替代了，非稳定就业、灵活劳动、弹性工作等，被冠以自由的名义，遮蔽了资本的豪夺和剥削。这种用工模式彻底改变了劳动力雇佣关系，重要的是，它重塑了劳动者的身份认同。因此，知识劳动者和产业工人一样，构成了全球劳动力后备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资本提供“取之不竭”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蓄水池”，供跨国企业在全球扩张的进程中大量、廉价、灵活地使用(第10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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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互联网经济的不断发展，一种新型的外包形式应运而生：众包—任务发起者将任务通过互联网以自由、自愿的方式外包给非特定的大众网络社区的生产组织过程。众包在本质上是“大众”和“外包”的结合。大众可以是网络志愿者，任务发起者充分利用他们的兴趣爱好与闲暇时间，以灵活用工的方式让他们完成相应的任务，且不提供报酬或仅仅提供微薄的补贴作为回报（第107页）。建华以亚马逊土耳其人(MTurk)在线众包平台为典型案例，解析其运作机制和内嵌其中的劳动控制。他研究发现：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美好的生活。就“托客”(任务参与者)的劳动过程来看，他们的任务高度重复，且报酬普遍较低，在“计件工资”制度的持续作用下，他们不得不选择延长工作时间，因此他们的劳动不仅呈现体力化的特征，而且消泯了生产与闲暇的界限。此外，来自任务发起者和平台的双重控制对“托客”的个人隐私、工作时间、任务成果和工作意愿等方面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并且对“托客”的准入机制、质量控制和强制退出形成了“霸权式”的管理。MTurk案例并不是孤例。数字技术对劳动的全面入侵，并没有改写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论的基础逻辑，只不过改变了劳动方式以及资本载体的表现形式。这种不稳定的新型劳动力组织方式在资本全球化下呈现日益普遍化的趋势，这恰恰是数字资本主义和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相互渗透的必然结果(第 77 页)。

序一“数字劳动”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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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关注的是，数字劳动带来一个新的社会问题：“不稳定无产者”。一方面，“不稳定无产者”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历着不安全和不稳定的工作与生活，时刻需要面对不同的社会问题、内心的孤独感，以及对仇恨的恐惧。这些共同的境遇使他们成为一个“新危险阶级”。另一方面，“不稳定无产者”还未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缺乏清晰的阶级意识，且往往互相责难，异常脆弱，内部充满激烈的斗争。但也能看到，“自在的阶级”并非一直处在集体无意识的蒙昧状态。建华认为，劳动者并不只是控制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具有能动性和自为意识的主体，他们往往也能对控制做出积极的回应。在MTurk，这种回应表现为组建网络社区，它作为“托客”生态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网络论坛和职业共同体两种基本形式，在缓解“托客”自我驱使的紧张压力，以及拉近“托客”彼此距离、增进感情、影响行为、加强团结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为“托客”提供了有效的支持网络(第120页)。

劳动的媒介化是数字资本主义的显豁特征，这种新劳动方式在资本主义体制下迅速扩张，并搭乘全球化大潮，顺流而下，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不管是在美国、英国、德国等“全球北方”国家或地区，还是在中国、印度、巴西等“全球南方”国家或地区，无论是在传统产业，抑或是在新兴产业，全球经济中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的形成，以及由此带来的工资、雇佣关系、工作制度与劳动者技能的弹性化，使越来越多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因缺乏必要的保障而陷入不稳定的状态(第40页)。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为最终目的，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机制”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性的必然结果(第75 页)。随着ICTs 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公正传播的新问题和社会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有些被“遮蔽”的劳动议题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这些盲点和议题是数字劳动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和理论创新的源泉。

劳动的媒介化也包括媒体的劳动。新传播技术不仅改造了传统媒体的生产方式和传播逻辑，同时催生了新的媒介组织形态和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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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媒介技术引发了传媒业的深刻变革，这在人类传媒史上是空前的。媒体劳动的专业壁垒和职业意识形态在这场深刻的数字技术革命的强劲冲击之下，变得千疮百孔，深度解构了传媒业与既有社会结构的深度互嵌。传媒业出现了“去中心化”和“再中心化”的趋势，原先狭义的传媒业边界被彻底打开，传媒业液态化和平台化的特点日渐凸显。在此背景下，传媒劳动也渐渐被数字劳动接管，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生媒体；无论是“再中心化”的新媒体平台，还是“去中心化”的自媒体，其生产方式均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建华也密切关注传媒业生产方式的变化。他以众包新闻这一新生现象入手，探讨“数字劳动”在其中的表现和运行机理。“众包新闻”是指，“依托于新媒体技术，将原本应由专业新闻工作者完成的任务通过平台外包给自愿参与的公众的新闻生产方式”(第129页）。在这种方式中，公众通过网络参与线索提供、资料收集、专业剖析，甚至是新闻修改和编辑等工作，与专业记者和编辑协作共同完成新闻的生产。在书中，建华以“财新”传媒旗下的“世界说”这一新媒体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对其海外新闻专员的深度访谈，揭示他们在新媒体技术的帮助下如何有组织地生产国际新闻。建华的研究发现，新媒体环境下建制化的媒体通过灵活积累策略，将海外新闻专员的在地优势、语言技能和兴趣热情转换为劳动生产力，进而为媒介机构创造核心价值，同时实现资本的积累和增殖。这种新闻众包方式掩盖了在参与、兴趣和自我实现伪装之下的“准灵活用工”问题。对于素有“新闻专业主义”执念的专业媒体标杆“财新”尚且如此，至于那些超大型的新媒体平台，诸如脸书、推特、微信、微博、B站等以用户生产内容作为主导生产方式的新媒体平台，其灵活用工的方式更是普遍性的存在。海量的数字劳动被大面积收割，为平台型新兴媒体创造了巨量的财富。

传播政治经济学有浓厚的济世情结，这情结源自马克思的精神传统。与那些强调价值中立的理论研究不同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一直保持对现实社会介入的传统。这种精神和理论追求，在建华的研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建华的研究有强烈的问题代人感，理论与实践之间保持亲密的互动，关键是，他努力尝试用理论的烛火去照亮实践行动的方向，推动问题的解决和治理的向善。他提出重新激发“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可理解为数字劳动者所具有的“独立性、个体性、能动性以及占有和改造客体的能力”(第191页)。建华关注劳动者个体的赋权(如职业技能的培训)，同时关切组织层面的制度性、结构性、系统性的改革，诸如劳动关系的规范与革新、劳动法律法规的健全与升级等。中国数字劳动者与传统体力劳动者面临着相似的，乃至更加恶劣的系统性风险，如劳动力商品化；技术变迁对工作场所的宰制；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如鼓励主动超常加班、知识技能迅速贬值、自我监督与残酷竞争、计件工资与淘汰制度)；工作的不稳定性(如劳务派遣和弹性雇佣)；社会福利的瓦解(如住房、医疗和教育的商品化所导致的脆弱的抗风险能力)；以及孱弱的应对和抗争。在与网络平台的力量对比之间，数字劳动者处于明显的劣势。此外，大量产生实际价值的“观看”与“玩乐”劳动尚未被视为劳动。作为互联网大国，中国的互联网巨头是否应为全球最大的网民群体支付红利？国家是否应该介入监管，改革数字生产资料(如数据、平台)的所有制，使其在一些方面体现出社会主义公有和“传播公地”的特色(第65页)？这些问题关切，彰显了作者宽广、热切的济世情怀、坚韧可贵的探索勇气，同时也显示了他敏锐的问题意识以及不凡的理论见地。建华认为，在未来的数字劳动研究中，亟需关注以下两个问题：其一，数字劳动者如何摆脱拜物性、制度性、文化性的异化与桎梏，发挥其能动性，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其二，数字劳动者在将自我命运与他人命运乃至社会命运紧密关联之时，如何通过个体性、群体性或社会性的行动，进发出自己的力量(第1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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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欣慰的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具体实践中，“数字劳动”表现出不同于数字资本主义语境的特征，中国在充分利用“数字劳动”之利的前提下，并未放任资本的资本主义化，而是利用制度优势，遏制资本对劳动的反噬。近年来一系列的规制行动，遏制了被资本绑架的流量经济的非理性繁荣，拆解了数字技术与资本的合谋，从而将数字劳动纳入到社会主义劳动价值论框架之内。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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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研究的理想境界是：能建设性地推动问题的优化解决。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不仅志在解释问题，更在于解决问题。正在向纵深处推进的新传播技术革命，带来的广域影响，全面改写了人类的劳动生态和劳动机制，劳动作为人的本质性活动，因数字技术的“元技术”介入，引致的问题既非单一知识领域所能解释，也非传播政治经济学领域所能解决，而是需要更多力量的正向介入和建设性推动。对于社会主义中国而言，更需要中国社会的最大常量去解决中国社会的最大变量。

建华新著临盆，我先睹为快，深感荣幸，从中获得诸多启迪。以上心得，显然配不上序言的资格，才疏学浅，力有不逮，也许会有创造性误读，但属非主观故意。其实，建华书中论及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学理解析，远在我的视力之外。更何况，建华的研究还在上行路上，谨以小文，祝贺他已获的成果，也祝愿他未来更大的收成。

2021年10月6日于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序一“数字劳动”新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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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二重估米尔德里德的活计罗小茗

在《华氏451度》中，科幻小说家雷·布拉德伯里为一对夫妻安排了两种不同的工作/劳动模式。

第一份工作是消防员，这是主人公蒙塔格的职业。不过，在这个虚构的世界里，消防员的职责是放火。只要接到举报说哪里藏有书籍，消防员们便迅疾赶往那里，搜出所有的书籍，堆放到一处，浇上煤油，启动点火器，将它们在大庭广众之下毫不留情地销毁。这一份工作，让蒙塔格总是受到火焰的炙烤，搞得浑身黑乎乎，也让他试图去回忆“消防员”这个工作最初设立的时候，好像是为了救火而不是放火。可是，管它呢，“迅速放火，烧毁一切”，这就是消防员手册上白纸黑字规定了的他的工作呀！

第二份工由他的妻子米尔德里德完成。名义上，她是一名家庭主妇；但每天最重要的事项，是坐在家中由三面电视墙所构成的房间里，照着寄来的剧本，与电视墙上出现的那些人对眼神、答问题，沉浸其中。这大概可以称之为宽泛意义上的“数字劳动”。而米尔德里德的最大愿望，是丈夫可以靠着当放火的消防员，赚到更多的钱，为家里添置第四面电视墙—进一步改善工作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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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按照大卫·格雷伯对“狗屁工作”的定义来看的话—“完全无谓、不必要或有所危害，连受雇者都没办法讲出这份职务凭什么存在，但基于雇佣关系的条件，却又觉得有必要假装其实不然，这种有支薪的雇佣类型就叫狗屁工作”①，那么，蒙塔格的工作就是铁定的狗屁工作。因为除了攒钱买电视墙，让他和他妻子之间更加无话可说之外，蒙塔格根本搞不清这份工作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好在蒙塔格的工作性质，和今天的普通人颇有些距离—但愿如此！反倒是米尔德里德的活计，经由移动客户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日益熟稔的一部分。即便不是全职的家庭主妇，也没有巨大的屏幕，也一点不耽误我们中的大多数，热烈地投人到这一份“工”之中。

不过，格雷伯对“狗屁工作”的定义，显然没有包括米尔德里德，也不包括我们今天随时随地正在展开的这一类活计—无论是利用等待的时间刷抖音发评论，还是随时更新朋友圈，展开点赞式的网络社交，上传实时的各类数据。这倒不是因为米尔德里德的活计有多少的正当性，对社会价值有什么正经贡献，而是因为，它没有得到酬劳，不是一份有薪水的真正的工作。但这似乎并不意味着，不能从社会价值的角度去评价它、要求它，既然它已经如此声势浩大。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评价米尔德里德的这份工呢？如何理解这一份在今天被笼统地概括为“数字劳动”的活计，对于社会生活的渗透和劳动观念的改造？对于社会价值，它有自己的意义和贡献吗？这样的渗透、改造与贡献，又将如何影响社会的未来进程？是带来人类解放的可能，还是套上更加沉重的社会枷锁？

所有这些，正是建华老师在本书中关注的问题。一直以来，针对米尔德里德的这份工，“玩工”也好，“产消者”也罢，又或是越来越被大家熟悉的“情感劳动”，学术界尝试用各种方式，定位和命名这一在日常生活中占据越来越多的时间和精力的人类的身心状态。米尔德里德们从事的活计，应该得到什么样的评判？人们需要依据什么样的标准，对其展开判断？这样的标准与判断，将和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经验发生何种关联与抵悟？从系统梳理围绕“数字劳动”展开的既有理论与相关争议，到提出劳动“媒介化”的当代议题，再到“众包新闻”“虚拟恋人”这一系列中国社会的现实案例分析，建华老师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出发，试图描摹和思考的，正是越来越多或主动或被动地滞留在屏幕之前，参与米尔德里德式的活计中去的我们，在支配自己的时间、精力和预判未来时，究竟在做着什么样的事项？当整个世界正被越来越多的狗屁工作所包围、驱使和扭曲的时候，更是如此！这也就意味着，如何给予数字劳动更加准确的定位和清晰的命名，思考它的发展走向与可能遭遇的未来，不仅关系到那些流水线上被赤裸剥削的数据劳工，也关系到每一个在日常生活中时刻变身为米尔德里德的我们。

序二重估米尔德里德的活计

①大卫·格雷伯：《40%的工作没意义，为什么还抢着做？论狗屁工作的出现与劳动价值的再思》，李屹译，台北：商周出版社，2019年，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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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一旦普通人意识到自己在互联网上的点击量和注意力，可以转换为银两，被标记为一种经济之时，从被剥夺者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活计的政治经济学的面向，伸张自身的权益，这样的主张不仅理所当然，而且十分正当。毕竟，当这个世界的当权者总是拿出数字指标，扣算小数点，主张“一切都按经济理性来！”的时候，这应该也必须是每一个普通人都拥有的一项权利。不过，这样的主张往往也在不经意中冒险，将经济理性得以实施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渗透到那些原本就不是因为经济而出现的社会生活领域之中。在这里，正如法国左翼思想家安德列·高兹曾经担心的那样，如何为经济理性划定限度，这个西方社会面临的难题，现如今已经成为全球社会普遍面对的问题。对于后发展国家来说，这一难题总是更为棘手。因为它的奋起直追，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于将所有的领域都交付给经济理性，以便签订一项事关突飞猛进的契约。然而，无论怎样迅猛的发展，到头来大概都无法回避高兹的议题—“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冲突的本质是经济理性的范围和广度，而非经济理性本身”①。而在讨论中国社会中的“数字劳动”之时，我们正在迎来这一重新理解经济理性，通过为其划定范围，实现对人和社会理解上更新的契机。就此而言，既要伸张和维护自身的权利，又不在这一伸张和维护的过程中被经济理性吞噬与异化，臣服于它的逻辑而不自知，是讨论“数字劳动”时的第一步。如何结合当代社会经验，稳当坚定地迈出这一步，则构成了从事学术劳动/创造者的自我期待和挑战。而这正是本书的学术野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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