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 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最后，任务发起者审核(批准或拒绝)任务。即使托客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要求完成某项工作，也不一定能够保证获得相应的报酬，因为任务发起者对是否发放报酬具有最终的决定权，双方签署的“参与协议”(The Participation Agreement)对此予以明确的说明。虽然该协议规定，当任务发起者拒绝托客的任务时，需要提供相应的理由，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的理由往往是随意填写的，如“1”“X”或“.”。①面对上述不合理的理由时，托客可以向MTurk提出申诉，但大部分任务发起者并不会回应这些申诉，因为在双方互通电子邮件的过程中，任务发起者花费在阅读邮件上的时间成本远远大于他们支付给托客的报酬。此外，“参与协议”十分明确地规定，TMurk无须承担在任务发起者和托客之间进行协调的责任，由此平台巧妙地抽身于任务发起者和托客的“劳动”关系之外，将自身和托客的关系模糊化。

（二）在线众包平台中的劳动控制

马克思认为，资本要充分发挥劳动力的潜力，就必须拥有对劳动过程的控制权，因此控制成为劳动过程中的基本问题。②在MTurk，对托客劳动过程普遍且隐蔽的控制内嵌于其运作机制之中。它以托客劳动力的商品化为前提，既来自任务发起者，又来自平台，因此具有双重属性。劳动控制是在线众包平台中不对等权力关系布展的必然结果，而托客和任务发起者在信息获取方面的不对称更加剧了这种权力关系的不对等性。

1.托客劳动力的商品化。在马克思看来，劳动力的商品化意味着本质并非商品的人类劳动被纳入市场，通过交换原则进行买卖，在此，生产者的劳动力使用权普遍地成为交易的对象。①这也意味着对于劳动力的使用不再根据劳动力本身而是根据劳动力购买者的需求组织起来，旨在最大限度地攫取他们的剩余价值，加速资本的积累和增殖。这在MTurk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世界各地的线上劳动力构成了MTurk的劳动力后备军，在平台售卖他们的劳动力及其专业技能，②劳动力的商品化突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③其次，在传统劳动力市场稳定雇佣关系的模式下，企业依据劳动法为劳动者提供工资和各项社会福利(如养老、失业、医疗保险等)，形成了劳动者的“安全网”。但在MTurk，托客需要个人承担劳动风险，这进一步降低了MTurk的劳动力成本与用工风险。④最后，为了适应不断变化和多样化的任务需求，托客需要持续培养和提升自己的技能，这些技能包括：如何找到合适的任务，如何做出最佳的任务选择，如何进行多任务管理，等等。托客承担着技能培养和提升的时间成本与相关费用。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Bergvall-Kåreborn, Birgitta and Debra Howcroft. Amazon Mechanical Turk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Labour. New Technology, Work & Employment , 2014(3): 213 - 223.

②卡尔·马克思：《马克思资本论节选本》，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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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复杂的是，在MTurk，托客劳动力的商品化与劳动力的符号化和原子化相互交织。托客一旦在MTurk注册成功，就会被分配到一个由字母和数字组成的ID，这个D是他们在平台的符号化存在形式。劳动力的符号化不但削减了托客的主体性与自主性，他们的社会关系也因此被匿名化，而且他们和任务发起者的交流机制愈发呈现数字化和符号化的特征。基于此，两者的关系更像是一种电子化的简单交换关系，托客的劳动变得越来越抽象和隐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难以通过相同的工作而彼此联结，每个人都被区隔开来为自己打工，原子化趋势日趋明显，这极大阻碍了他们行使组建工会和集体协商的权利。①

第五章全球外包、数字劳动与劳动控制

①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95—197页。

②在MTurk，托客既来自处于全球价值链体系核心、劳动力成本较高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如美国)，又来自处于体系边陲或半边陲、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如印度)。参见王金秋：《资本积累体制、劳动力商品化与灵活雇佣》，《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

③世界各地的线上劳动力构成MTurk劳动力后备军的现实再次印证了崔学东、曹樱凡、邱林川等学者的论述：企业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通过标准化和机械化过程(即“再泰罗化”过程)以众包这一新型组织方式在全球范围招募最为廉价的劳动力，进而加速资本的积累和增殖。因此，随着在线众包平台的兴起，社会化的生产存在于工厂、电信服务部门和小商铺外，占领书房和任何可以手机上网的地方，侵占劳动者的闲暇时间，在全球范围储备着一支弹性的、不稳定的劳动力后备军。参见崔学东、曹樱凡：《“共享经济”还是“零工经济”？—后工业与金融资本主义下的积累与雇佣劳动关系》，《政治经济学评论》2019年第1期；Qiu，JackLinchuan. Working-Class Network Society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and theInformation Have-Less in Urban China.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9.

④王俊：《互联网资本主义下劳动力商品化的发展趋势与就业效应》，《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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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任务发起者和平台对托客的双重劳动控制。MTurk通过对“灵活、自主”工作模式的宣传，吸引了大批托客，但事实上，他们的劳动过程受到了来自发布者和平台的双重控制，这种普遍且隐蔽的控制不仅包括任务发起者对托客个人隐私、工作时间、任务成果和工作意愿等方面的强有力影响，而且还涉及平台对托客准入机制、质量控制、强制退出的“霸权式”管理。

一方面，任务发起者对托客的控制。其一，任务发起者可以获得托客的数据库，关于他们已完成任务表现的详细信息，通过他们网络的P地址获悉其地理位置，以及其他相关信息，托客的个人隐私受到了极大的威胁。②其二，任务发起者对于托客递交任务的时间有着严格的规定和控制。为了按时完成任务并获得报酬，托客往往夜以继日，不断压缩休闲时间。虽然他们在选择工作时间(包括工作时长)上有着自主权，但这种看似自由的安排，实质上并不受自己意志的支配，而由任务发起者所发布任务的具体要求和属性决定，更受制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结构与规则设计，③因此托客的工作自主权既是一种调动托客积极性的有效手段，又具有劳动控制的意义。其三，任务发起者对发布和众包的任务具有完全的定价权，托客缺乏议价的空间。①此外，如上所述，任务发起者对是否发放托客报酬具有最终的决定权，并对他们的任务成果(即使是没有支付报酬的任务成果)享有完全的所有权。其四，托客的报酬取决于完成任务的数量和质量，即MTurk实行严格的“计件工资”制度，这培养了托客“多劳多得”的劳动意识和鼓励他们追逐实现自己的“财富梦想”，且促使他们自愿参与内嵌于平台生产制度的“赶工游戏”，不断制造和强化“劳动同意”。②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Engels, Steven and Monika Sherwood. What If We All Worked Gigs in the Cloud? The Economic Relevance of Digital Labour Platforms. European Commission, Discussion Paper, 2019.

② Irani, Lilly. The Cultural Work of Microwork. New Media & Society, 2013(5) : 720 – 739.

③吴鼎铭：《作为劳动的传播：网络视频众包生产与传播的实证研究—以“PPS爱频道”为例》，《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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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平台对托客的控制。其一，从理论上来说，只要托客能够掌握简单的互联网和英语技能就可以在世界的任何地方接受MTurk的众包任务，但在实践中，截至2015年，75%的托客来自美国。③这主要是因为从2011年开始，MTurk采取了“仅限邀请”的注册机制，也就是说，平台在邀请个人加人之前会对其注册信息进行详细的审查。④其二，MTurk引进了质量控制系统，将托客分为“普通托客”和“托客大师”，后者是托客中的“精英”(2012年数量约为2万名)，他们在亚马逊的统计监控下的表现远远优于其设定的标准，具有较高的历史任务合格率(通常在90%以上)。⑤任务一般会被优先分配给“托客大师”而非“普通托客”。即使在“普通托客”群体内部，他们也会因为不同的历史任务合格率而得到不同的任务列表，这些列表是经过MTurk自动过滤和筛选的，这无疑加剧了托客内部的竞争关系。其三，一旦发现有托客违反了“参与协议”，平台有权在任何时候强制注销他们的账号，并没收其账号中尚未提取的收入。安东尼奥·阿洛伊西(Antonio Aloisi)将这种行为的实质界定为平台在行使雇主的解雇权。①

第五章全球外包、教字劳动与劳动控制

①托客不享有对任务报酬的议价权，因此如果对任务报酬不满意，他们只能退出MTurk，或投入更多成本寻找其他报酬相对较高的工作。

②姚建华、徐偲啸：《全球数字劳工研究与中国语境：批判性的述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5期。

③ Ipeirotis, Panos. Demographics of Mechanical Turk: Now Live! Computer Scientist in a Business School, April 6, 2015. http://www. behind-the-enemy-lines. com/2015/04 demographics-of-mechanical-turk. html.

④与此形成对比的是，2010年，高度活跃的托客来自60多个国家或地区。参见Ipeirotis，Panos. Analyzing the Mechanical Turk Marketplace. XRDS, 2010(2): 16 - 21 中的相关内容。

⑤Ipeirotis, Panos. Mechanical Turk Changing the Defaults: The Game Has Changed Computer Scientist in a Business School, December5, 2012. https;//www. behind-theenemy-lines. com/2012/12/mechanical-turk-changing-defaults-game,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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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当托客的主要经济来源为MTurk的任务报酬时，他们高度依赖平台，且受到来自发布者与平台的劳动控制，这导致他们工作自主性的不断降低，②遑论对平台的治理权。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托客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对他们劳动过程的监督是同构的，即来自任务发起者和平台的双重控制使它们得以对托客的劳动过程实施福柯式的“全景敞视监控”③。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平台通过赋予任务发起者最终决定是否发放托客报酬的权力，将托客与平台的矛盾(这种矛盾因平台对托客的控制和监视而产生，如“普通托客”时常抱怨自己只能在MTurk选择到报酬很低的任务，有时候为了和其他托客争抢报酬相对较高的任务，他们必须时刻关注新任务发布的消息)悄无声息地转移到了托客与任务发起者之间(如任务的报酬过低，不能真实地反映托客的实际劳动价值)。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Aloisi, Antonio. Commoditized Workers, Case Study Research on Labour Law Issues Arising from a Set of "On-Demand/Gig Economy"Platform. Comparative Labour Law and Policy Journal, 2016(3): 653-690.

② Mosco, Vincent and Catherine McKercher.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8.

③ 20 世纪 70 年代，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圆形监狱”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全景监狱”(panopticon)的概念。它由位于中心的瞭望塔(监督室)和周边的环形建筑(被分割为许多独立的小囚室)组成，身处瞭望塔中的监视者对囚室中的囚犯进行监视。在福柯看来，“圆形监狱”不再囿于监狱、教养所、贫民收容所、医院、学校等封闭空间，而是弥漫、扩散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也标志着现代监控社会的形成。如果说边沁“圆形监狱”的内核是通过建筑物和光线等各种物理手段的结合，将人的身体活动和轮廓展现在监视者的面前，那么福柯则认为：“全景监狱”远远超越了对人的身体的监控，而对人的心理和行为进行监控，被监视者持续产生了一种挥之不去、每时每刻受他人监控的肉体和精神压力。这也正暗合了边沁对“圆形监狱”精妙的设计：监视者隐于幽暗的内环而不为囚犯所观察到，囚犯身处明亮的小间而无所遁形，所以在监视者不存在的情况下，监控机制仍能得以有效的运作。福柯进一步强调，这种持续为被监视者所感知的监控机制与惩戒措施紧密联系在一起，构成了规训社会的基础。由此，“全景监狱”延展为一种社会关系的组成方式:在社会的各种场景中，存在着“监视”和“被监视”的二元张力—一方实现权力运作和社会治理，一方在监控权力的规训下，成为服从管制的、孤立的和自我监督的主体。参见菲利普·斯塔布、奥利弗·纳赫特韦，鲁云林译：《数字资本主义对市场和劳动的控制》，《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3期；李翔：《互联网背景下监视社会理论的新发展》，《法制与经济》2008年第10期；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王俊秀：《数据监控、隐私终结与隐私通货》，《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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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息获取的不对称和不对等权力关系的加剧。在MTurk，托客生产过程受到的普遍且隐蔽的控制与在线众包平台中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紧密勾连，而托客和任务发起者在信息获取方面的不对称更加剧了这种不对等性。具体来说，在托客的日常实践中，他们需要广泛收集必要的信息来做出更为合适的判断，而这些必要的信息(主要与任务发起者相关的信息)一般无法在MTurk获得，更不用谈对这些信息进行过滤和筛选了。信息的不对称使得新托客更倾向于接受声誉良好的任务发起者低报酬、简单的任务来增加他们的任务完成数量，而不愿意选择来自不熟悉的(通常声誉度较低)任务发起者相对较高报酬的任务，因为他们不愿意(大多数情况下，也没有能力)承担任务提交后，得不到任务发起者任何报酬的风险。①

在此背景下，托客倾向于选择长期“打交道”的任务发起者也就不足为奇了。他们不但熟悉这些任务发起者的任务要求，而且了解他们提供的工作量和发布任务的规律。但是随着这些任务发起者规模的壮大、流程的简化，以及降低成本的压力，托客面临着与日俱增的工作压力和不稳定的工作环境。即便如此，出于“搜索成本”和“转换成本”的考量，他们往往会放弃选择提供更好报酬的任务发起者。由此，托客的任务发起者越来越固化，且托客对他们的日益依赖使两者的权力关系变得愈加不对等。

第五章全球外包、数字劳动与芳动控制

①在MTurk，托客完成任务后不仅可以获得相应的报酬，而且还可以提升自己的历史任务合格率与信誉度。任务发起者一般称历史任务合格率在90%以上的托客为“托客大师”，他们更容易获得报酬相对较高的任务。信誉度是任务发起者在托客完成任务后对其做出的评分、信誉度越高的托客将获得更多的任务。不管是托客的历史任务合格率还是信誉度，它们都是算法对托客劳动过程和结果控制的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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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而言，不同于阿尔文·罗斯(AlvinRoth)的论断，即在线众包平台通过劳动需求供给双方点对点的即时匹配和扁平化的权力结构，实现对市场资源的有效配置，①本章通过对MTurk的分析发现，任务发起者和平台居于支配地位，具有绝对主导权，托客居于从属地位，在相对固定的时间里以任务发起者和平台共同规定的方式从事特定的工作，并遵守相应的规章制度和工作规范。也就是说，在MTurk，劳动需求供给双方存在着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和等级化的权力结构，这与工业社会中传统雇佣关系的根本特性并不存在本质性的差异。②

三、网络社区：来自托客的回应

理查德·爱德华兹(RichardEdwards)指出:劳动者并不只是控制的被动承受者，而是具有能动性和自为意识的主体，他们往往对控制做出积极的回应。③在MTurk，这种回应表现为组建网络社区，它作为托客生态圈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网络论坛和职业共同体两种基本形式，在缓解托客自我驱使的紧张压力，以及拉近托客彼此距离、增进感情、影响行为、加强团结等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为托客提供了有效的支持网络。

（一）网络论坛

大量托客聚集在Mturker Forum、TurkerNation、MTurk Grind等由托客自主发起与运营的网络论坛上。在此，经验丰富的前辈会与新加入MTurk的托客分享最快速的赚钱方法，而且托客内部会分享与任务(及其流程)、任务发起者相关的特定信息，展开多元和开放的讨论，如新托客如何快速入门，如何与他人建立非正式的关系和信任，如何结成共同体，等等。以MturkerForum为例，它是一个为托客提供各类与MTurk相关信息的网络论坛(如图5-3所示)。托客可以在此张贴他们的任务目标、讨论特定的任务发起者；任务发起者可以在此为他们发布的任务做广告。论坛还提供MTurk插件下载服务，有了这些由第三方开发的插件，托客可以快速而有效地进行任务搜索、第一时间得到新任务发布的消息、获得托客对任务发起者评价的信息，以便对他们之前与其他托客之间存在的问题有一个全面且清晰的了解。有些插件还会及时告知托客哪些任务已被领取(或已经过期)，并将这些任务自动从托客所能看到的任务列表中删除。①目前托客使用比较频繁的一款插件来自2008年，由美国计算机科学活动家开发的Turkopticon。托客通过这一款插件描述和评价任务发起者的众包行为，并与广大托客分享这些信息，尤其是与任务发起者支付行为相关的信息，如他们的支付速度、报酬标准、评估公平性，以及违反双方签署的“参与协议”的行为等。截至2016年1月，5.6万名用户在Turkopticon上注册，对4.2万名任务发起者进行了近30万次的评价，这成功引起了人们对于在线众包平台运作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的关注。②此外，网络论坛提供聊天室服务，供托客实时交流，分享彼此的工作经历，为他们摆脱焦虑和沮丧提供支持。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阿尔文·罗斯：《共享经济——市场设计及其应用》，傅帅雄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年。

②笔者认为，平台经济并不导致劳动的终结，因此劳动控制和对人类劳动的剥削不会消失，但是平台经济中劳动控制和对劳动剥削的方式并不与工业社会的完全相同，而是一种新的模式。

③ Edwards, Richard. Contested Terra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Workplac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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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全球外包、数字劳动与劳动控制

① Schmidt, Gordon. Fifty Days an MTurk Worker: The Social and Motivational Context for Amazon Mechanical Turk Workers. Industri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2015(2): 165-237.

② Boes, Andreas, Kämpf, Tobias, Lühr, Thomas and Alexander Ziegler. Cloud & Crowd; New Challenges for Labour in the Digital Society, Triple C, 2017(1): 132 – 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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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业共同体

2014年，美国斯坦福大学迈克尔·伯恩斯坦(Michael Bernstein)教授、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尼洛法·萨利希(Niloufar Salehi)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丽莉·埃拉尼(LillyIrani)教授、TurkerNation论坛社区经理克莉丝提·米兰德(KristyMilland)共同发起并成立了“我们是发电机”(We AreDynamo)这一众包行业内的职业共同体。在他们看来，将托客个体组织起来十分不易，但托客对市场的干预能力取决于他们内部的团结程度，尤其是他们与任务发起者(或平台)集体协商的有效性，而“我们是发电机”正是托客团结的孕育器，并致力于通过集体协商的方式帮助他们提高任务报酬，增加MTurk沟通渠道的开放性。①作为一个由托客组成的非正式组织，“我们是发电机”强调任务发起者在众包任务时，必须满足每小时10美元的最低报酬标准。同时，它鼓励托客在相关论坛上讨论任务话题，表达他们的困惑，并对任务机制提出修改建议。如果有大量托客对某项任务表达不满时，它会坚持让MTurk移除该项任务，因此它有益于对任务发起者进行集体施压，杜绝他们的不恰当行为。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Katz, Miranda. Amazon's Turker Crowd Has Had Enough. Wired, August 23, 2017. https://www. wired. com/story/amazons-turker-crowd-has-had-enough/?mbid=social\_tw\_ backchan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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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们是发电机”还积极尝试建立与完善托客的声誉系统。马修·玛吉(MatthewMarge)等学者指出：因为缺乏完善的托客声誉系统，任务发起者很难对托客进行过滤和筛选，导致“垃圾托客”(如作弊者，他们通过机器人而不是本人完成任务)从“普通托客”手中抢夺了一定数量的报酬任务。①这与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讨论的“柠檬市场”非常相似:信息的不对称导致“劣币驱逐良币”的情况时有发生。因此，“我们是发电机”长期致力于托客声誉系统的建立与完善，降低“垃圾托客”出现的可能性，进而避免任务发起者对托客劳动价值的认知出现偏差。同时，为了帮助托客提高自己的信誉度，“我们是发电机”鼓励托客相互给出建设性的意见、经常讨论工作规范来更好地完成任务。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托客获得的同侪支持和建立的情感网络成为他们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概言之，托客对MTurk中劳动控制的回应具有复杂性：一方面，网络社区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在线众包平台中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展现了托客的能动力量，为他们提供了有效的支持网络(尤其是在为托客提供有关任务发起者相关信息方面)，因此网络社区的组建具有反控制的意涵；另一方面，上述反控制策略的根本目的在于帮助托客更好地完成平台的众包任务，提高任务报酬的同时，排解他们的焦虑、沮丧等负面情绪，拉近彼此的距离。也就是说，托客对劳动控制的回应是以个人利益而非群体利益为先，他们具有反控制意涵的表达形式并不指向反抗资本主义，不以激烈的劳资对抗为根本目的，而是指向资本主义的再生产。①所以，这样的回应受到强大的结构性制约，无法形成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指称的真正意义上的“反向保护运动”，难以与任务发起者和平台所建构的强有力的劳动控制相抗衡。②

第五章全球外包，数字劳动与劳动控制

① Marge, Matthew, Banerjee, Satanjeev and Alexander I. Rudnicky. Using the Amazon Mechanical Turk for Transcription of Spoken Language.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coustics Speech and Signal Processing, March 14 – 19, 2010, Dallas, T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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