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 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四、小结与展望

美国当今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想学家之一托夫勒基于对技术乌托邦的想象，对未来的人类社会这样描述道：家家户户成为田园般的“电子小屋”，科技的发展使远程工作成为可能，人们摆脱了上下班的烦恼，在工作中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度，不断提升工作满意度与工作效率，获得更为丰厚报酬的同时，也降低了企业的管理成本和提高了企业的利润。③然而，本章通过对MTurk运作机制和内嵌其中的劳动控制的分析发现：技术的发展并不必然带来美好的生活。就托客的劳动过程来说，他们的任务高度重复且报酬普遍较低，在“计件工资”制度的持续作用下，他们不得不选择延长工作时间，因此他们的劳动不仅呈现体力化的特征，而且消泯了生产与闲暇的界限。此外，来自任务发起者和平台的双重控制对托客的个人隐私、工作时间、任务成果和工作意愿等方面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并且对托客的准入机制、质量控制和强制退出形成了“霸权式”的管理。

在此，我们需要思考：当数字技术和ICTs的发展使越来越多的行业，如数据输入、音频转换、技术支持和软件开发愈发依赖在线众包平台时，应该如何对它进行管理和监督，如何为在线劳动力建立基础性的保障机制？笔者认为，结合当下在线众包平台的全球治理经验，建构多元化主体共同参与的管理、监督和保障机制将成为在线众包平台未来发展的方向和目标。这里涉及一系列相关的具体问题。首先，在管理方面，如何实现托客的可持续发展，创建新型劳动力平台？如何建构涵盖平台、任务发起者、托客及其职业共同体，以及政府相关部门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管理机制？其次，在监督方面，在线众包平台在其具体实践中规避企业责任义务的情况屡有发生，政府和职业共同体作为第三方对此是否享有监督权？它们对众包行业和市场是否有权进行监督？如何界定平台和托客的关系？两者劳动关系的确立以及由谁来确立和如何确立都将直接改变平台的劳动状况和重塑平台劳动的价值体系。最后，在保障方面，托客如何才能享受到社会保障体系、集体劳动协议与劳动协定所保障的社会福利，①以抵御市场的风险？托客的上述权利如何在法律和政策层面得到支持与保障？如何通过有效的渠道让托客在更大的范围内发出声音，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这些问题兼具重要性和紧迫性，它们与探索智能时代劳动力市场的新变化及其对宏观经济影响等更为宏大的时代议题紧密扣连在一起。②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迈克尔·布洛维：《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李荣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

②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③ Toffler, Alvin. The Third Wav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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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章提出一个有趣且关键的问题，供后续研究者进一步思考：如前文所述，在MTurk，任务发起者和托客并不存在马克思预言的激烈的劳资对抗，现实反而是：托客通过组建网络社区，改变在线众包平台信息获取不对称的现状，排解他们工作中的消极情绪，进而快速选择并高效完成适合自己的任务，并将报酬最大化一这一现实逻辑吸引着无数托客前仆后继，成为平台中数以万计的、廉价的、基于需求的线上劳动力的一员，为资本的快速积累和增殖贡献自己的剩余价值。换言之，在平台经济中，托客对在线众包平台及其规则的主观认识和体验变得十分复杂，他们如何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形成对在线众包平台的认同(主动认可)，并逐渐接受平台建构的规则和控制(被动接受)，自我强化，形成劳动共识，这一过程已经远非布洛维“制造同意”的概念所能描述与阐释的。解答这个问题不仅将助力我们更好地把握平台经济未来发展的方向，更将有益于我们洞察资本、技术和劳动三者的互动关系，及其对劳动者个体生命经验和群体利益诉求的深远影响。当然，对于众包平台的反思离不开对人类和机器之间边界及关系的探讨与厘清，而这已经成为当下计算机科学、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研究者共同关注的焦点。

第五章 全球外包、数字劳动与劳动控制

① Staab, Philipp and Oliver Nachtwey. Market and Labour Control in Digital Capitalismn Triple C,2016(2): 457-474.

② Felstiner, Alek. Working the Crowd: Employment and Labour Law in the Crowdsourcing Industry. Berkeley Journal of Employment and Labour Law, 201l(32): 143 - 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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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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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众包新闻、数字劳动与灵活积累

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技术产品的普及为普通网络用户提供了便捷的信息发布工具与平台—网民自主发布的内容不仅对传统新闻采编的时效性造成巨大的冲击，而且因其更容易营造出新闻事件的“在场感”而得到用户的青睐。为了应对自媒体内容带来的冲击，新闻业界出现了多种形式的对众包新闻的探索，旨在吸纳这种形式，并将其制度化和常规化，从而化解冲击，“为我所用”。

在全球的信源网络中，海外新闻专员与后台专业编辑团队协作进行新闻生产，被认为是一种可行的、低成本、高效率的获取新闻源的方式。一方面，专业编辑团队的把关一定程度上保证了消息来源的真实性与可靠性、传播渠道的稳定性，并提升了报道的专业性；另一方面，基于兴趣与社群资源共享而加入新闻生产过程的公众在降低劳动力成本、增强组织管理运营的灵活性、提高受众对该地区的文化认知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①本章以财新传媒旗下的“世界说”这一新媒体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对其海外新闻专员的深度访谈，探究他们在新媒体技术的帮助下如何有组织地生产国际新闻，揭示出新媒体环境下，建制化媒体通过灵活积累策略，将海外新闻专员的在地优势、语言技能和兴趣热情转换为劳动生产力，进而为媒体机构创造核心价值，同时实现资本积累的过程，实际上是一种被掩盖在参与、兴趣和自我实现伪装之下的“准灵活用工”实践。

①解雯超：《自媒体时代我国公民新闻的发展》，《视听》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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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众包与众包新闻

（一）众包

美国《连线》(Wired)杂志记者杰夫·豪(Jeff Howe)于2006年首次提出了“众包”的概念，即一个公司或机构把过去由员工执行的工作任务，以自由自愿的形式外包给非特定的(通常是大型的)大众网络的做法。因此“众包”在本质上是“大众”(crowd)和“外包”(outsourcing)的结合。①

在林素芬和林峰看来，众包具有如下特征。第一，众包与开放式创新、开放源、大众生产、用户创造等商业模式相关，并具有参与者范围广泛的特征。第二，众包发包者和参与者既可以是营利性或非营利性的个人(包括专业人员和业余爱好者)，也可以是机构。第三，众包平台有商用类和社会网络、论坛等社交平台类两种，前者包括MTurk、猪八戒等，它们根据发包者的需求提供相应的服务，并向发包者收取一定的管理费用；后者包括脸书、推特等，发包者通过在社交平台上嵌入自己的应用程序来发布任务。②第四，众包的结果具有互惠互利性，即发包者通常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多样化的解决问题的答案，参与者因完成众包任务而获得物质或精神收益，众包平台(尤其是商用类众包平台)提供服务并收取费用。第五，众包活动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因此众包任务是否能够完成、任务完成质量等相关问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①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Howe, Jeff. The Rise of Crowdsourcing. Wired Magazine, 2006(6) : 1 - 5.

②冯剑红、李国良、冯建华：《众包技术研究综述》，《计算机学报》201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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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众包新闻

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各行业开始探索众包这种新型商业模式在行业内的具体应用，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新闻生产领域内的众包实践应运而生。②所谓众包新闻，是指“依托于新媒体技术，将原本应由专业新闻工作者完成的任务通过平台外包给自愿参与的公众的新闻生产方式”③。在这种方式中，公众通过网络参与线索提供、资料收集、专业剖析，甚至是新闻修改和编辑等工作，与专业记者和编辑协作共同完成新闻的生产。因此，众包新闻是一种协作化的实践，具有以下四方面的积极作用。其一，通过组织和资源的合理分配及优化，众包新闻拓宽了公众的表达平台，有利于发挥他们的个体优势，进而有效降低新闻生产的成本、充分挖掘新闻资源，以及从根本上解决传统新闻生产模式中新闻同质化的现象。④其二，众包新闻能够不断提高公众参与的质量和加深他们参与的程度，参与者往往承担信息源、文字记者、摄影师、评论员等多种角色，因此它在提高全民媒介素养方面的作用不容小觑。其三，众包新闻可以让新闻事件获得更为广泛的关注和影响。当公众成为新闻信息的主要来源时，众包新闻所涉及的问题一般都与公众的切身利益紧密相关，因此它更容易在公众中产生共鸣，公众在整个新闻生产的过程中更容易获得成就感，继而促使他们更为积极地参与生产众包新闻。其四，在众包新闻中，专业记者和编辑有更多的时间来制作更加专业的选题、冷静思考、不断创新，最终达到人力资源最优配置的目的。①

第六章众包新闻、数字劳动与灵活积累

①林素芬、林峰：《众包定义、模式研究发展及展望》，《科技管理研究》2015年第4期。

②王志宏、傅长涛、李阳阳：《众包的行业应用研究述评》，《长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③夏恩君、赵轩维、李森：《国外众包研究现状和趋势》，《技术经济》2015年第1期，第28页。

④徐旭伟：《众包模式—未来新闻业发展的新渠道》，《新闻研究导刊》2015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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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居星对实现新闻众包的四个基本前提进行了高度的概括。②首先，随着公众参与意识的提高，他们积极讨论重大公共事件，从“沉默的大多数”转变为“人人都有麦克风”的自媒体人。与此同时，一些专业人士在自己的领域就相关事件引导舆论，鼓励公众参与信息共享，因此，众包新闻具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其次，互联网技术使得传统媒体较为封闭的新闻生产过程走向开放，微博等自媒体经常由于信源的接近性发布第一手信息，这些都冲击了专业媒体的话语权，模糊了行业边界。③有些学者甚至提出“新闻众包的不断发展使新闻机构已经无法保持其对公共信息“排他性的管辖”，新闻业因此迈入‘去专业化’进程”的主张。④再次，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使新闻生产所需的专业技能平民化，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出现，赋予每一位用户生产新闻的能力。最后，自媒体平台兼具社交功能，可以将关注相同问题(或事件)的人群组织成一个社区，人们在这个网络中共享信息。社交用户、搜索引擎和数据库的不断融合是新闻众包未来的发展趋势，且将猛烈和持续冲击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⑤

众包新闻有着不同于传统新闻的生产机制。刘佳提出，众包新闻的生产机制由确定众包事件、搭建众包平台、分配众包任务、鼓励用户参与、完善筛选等不同环节组成。⑥第一，众包事件既可以由媒体，又可以由公众决定，它往往是在一个地区或全球具有相当关注度、主题明确，且能够引起公众参与热情的事件，包括突发性事件、调查性报道和国际新闻等。尤其是在国际新闻的报道中，新闻众包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般情况下，媒体在海外常驻的记者人员数量十分有限，特别是一些地方性媒体，因此它们很难在国外获取更多的新闻线索。新闻众包恰恰能够有效利用海外留学生的资源，使他们参与到国际新闻的报道中来，这大大节约了媒体机构生产新闻的成本，使真相不再“迟到”。①第二，众包平台是公众和媒体之间的桥梁，网络的便捷性、即时性和交互性等特征，使信息发布和制作更为高效。其中，手机移动网络平台所具有的操作简单、功能多样的特性使它成为公众参与众包新闻的重要渠道。第三，媒体根据具体的众包事件和众包平台设置不同的众包任务，主要包括分享式任务(既包括公众自发在媒体创建的平台上分享新闻信息，又包括公众分享与众包主题相关的故事、视频等)、分析式任务(公众根据媒体提供的信息，凭借自己的专业技能，对问题进行分析，寻找有效的信息）、回答式任务(公众按照媒体根据众包事件设计出的问题，填写信息和简要地进行回答)，以及建言式任务(公众对众包主题提供建议或进行投票选择)四种基本类型。第四，公众参与众包新闻主要由内部和外部两类动因组成，前者包括兴趣爱好、自我肯定、技能习得等，后者包括金钱、物质奖励等。第五，专业记者和编辑需要一边整合公众生产的大量“信息碎片”，一边根据一定的操作规范和筛选标准对公众生产的新闻进行筛选，避免出现虚假信息、理性缺失等问题。②综上所述，从新闻采集、制作到传播的全过程中，公众成为内容的生产者，媒体为公众搭建了新闻生产的平台，成为任务发布者和信息整理者，因此众包新闻是新闻生产模式由传者向受众转变的具体表现。③在上述转变过程中，众包新闻充分展现了其时效性、全面性和创新性的特点。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尤岩：《在互联网下众包新闻模式的探索》，《商》2016年第22期。

②刘居星：《“众包”模式下的参与式新闻》，《传播与版权》2015年第6期。

③尹连根、王海燕：《失守的边界——对我国记者诠释社群话语变迁的分析》，《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8期。

④张伟伟：《众包新闻：一个亟待关注与研究的领域》，《今传媒》2014年第4期。

⑤刘居星：《“众包”模式下的参与式新闻》，《传播与版权》2015年第6期。

⑥刘佳：《浅析新闻生产中的众包模式—以新华社“我在现场”为例》，《新闻世界》201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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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众包新闻、数字劳动与灵活积累

①王云晓：《浅析众包新闻的生产运作机制》，《新闻研究导刊》2016年第17期。

②周欣姝：《众筹与众包新闻中职业记者角色的转变》，《传播力研究》2018年第19期。

③滕翰：《众包新闻；未来新闻报道模式中的一匹黑马》，《传媒观察》2014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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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众包新闻与用户生成内容

众包新闻作为以用户为新闻制作主体的新闻生产模式，与UGC密切相关—包括用户在Web2.0环境下，修改、集成、原创或发布的图像、文字、视频、动画、音频、游戏、虚拟物品等一切可被创造的客体。①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信息经济工作组在2007年发布的《参与式网络：用户生成内容，信息经济的工作党》(ParticipativeWeb：User-createdContent, Working Party on the Information Economy)报告,作为一种新型的网络信息资源创作与组织模式，UGC具有以下三个基本特征。首先，UGC必须是在网络(包括互联网和局域网)上公开发表的。其次，用户必须在公开的内容里包含自己一定程度的创造性努力，无论是对新的内容，还是修改原有的内容。最后，用户创作的内容不应该含有商业因素或受机构的利益驱使，而是他们依据自身的兴趣或类似动机进行生产的产物，是个人价值观的反映。②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在新闻内容的生产环节，相较于传统的内容生产方式，用户生成内容为专业新闻内容的生产注入了新的活力。③许闽枝、廖景芝等学者以“澎湃新闻”为例，描绘了用户生成内容引入新闻生产的现实图景。“澎湃新闻”是上海报业集团的改革成果，于2014年正式上线。在Web2.0时代，“澎湃新闻”作为传统媒体转型的典范，意识到传统的“你看我写”的信息生产模式已经无法满足用户的需求，针对现状，“澎湃新闻”通过添加“报料”功能、“追问”功能，开通“问吧”频道，以及鼓励用户在“澎湃新闻”官方微博平台上发表自己的原创内容等多种途径，为用户生产新闻信息提供了便利。①“澎湃新闻”努力在新闻专业主义和用户参与的生产模式之间找到平衡点，致力于汇聚来自专业的新闻编辑团队和网民的强大力量对新闻进行完整的报道。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曾新星：《基于用户生成内容模式的传统媒体新闻生产创新研究》，湖南大学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硕士论文，2013年。

②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 Participative Web: User-Created Content, Working Party on the Information Economy, April 12, 2007. https://www. oecd.org/sti/38393115. pdf.

③曾祥敏、曹楚：《专业媒体新闻内容生产创新实践—用户生产与专业生产深度融合的路径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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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祥敏和曹楚的研究发现，用户生成内容受到主流媒体的青睐，主要是因为它能够提升报道的时效性、填补素材空缺、拓展内容的深度和广度，增强与用户关联的亲近感和真实感，以及提供多元声音的表达以确保新闻的客观性与公正性。②但是，徐晚雪和艾则孜则指出，用户生成内容存在着质量低下、无效信息较多、信息茧房等诸多问题，她们以“今日头条”为案例研究，提出建立质量控制机制来解决上述问题。她们主张：一方面，通过用户之间的相互监督、相互评价和相互审核的机制来强化对用户生成内容质量的管理，并形成良好的用户生成内容的环境；另一方面，媒体机构运用关键字屏蔽技术，在网络上屏蔽用户生成内容中不符合规定的低质量内容。③此外，钟瑛、李苏和方晨分别从新媒体环境下，专业媒体角色的转换、功能的重新定位，以及从业者核心技能的迭代等维度出发，分析了用户生成内容对专业媒体的重要影响和作用。④

二、资本积累、劳动力后备军与灵活用工

（一）资本积累与劳动力后备军

在《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Forcesof

第六章 众包新闻，数字劳动与灵活积累

①许闽枝、廖景芝：《UGC(用户生产内容)引入新闻生产中的现实图景—以澎拜新闻为例》、《新闻研究导刊》2017年第10期。

②曾祥敏、曹楚：《专业媒体新闻内容生产创新实践用户生产与专业生产深度融合的路径研究》，《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年第11期。

③徐晚雪、艾则孜：《UGC对新闻生产的影响——以“今日头条”为例》，《视听》2018年第5期。

④钟瑛、李苏、方晨：《新媒体环境中用户生产内容的价值及实现路径》，《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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