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 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Labor: Workers'Movements and Globalization Since 1870)一书中,西尔弗敏锐地洞察到资本主义内部存在着合法性危机和利润危机之间的张力。①他论述道：当资本主义将工人剥削到极致，就会出现“合法性危机”，即工人罢工，要求改变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从而迫使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各种福利制度。而当资本主义国家为工人提供各种工作保障和福利制度之后，资本主义体系又会遭遇“利润危机”，即资本的积累变得有限，从而使资本通过各种修复性的手段来重新获得积累，例如将生产方式变得更为灵活、在全球范围内“猎身”更为廉价的劳动力等。因此，资本主义总是在上述二元张力中循环演进。波兰尼从劳动力的商品化视角切入，通过阐释历史的钟摆式“双向运动”，进一步补充了西尔弗对资本主义演进过程的分析。在波兰尼看来，资本主义的“钟摆”一会儿摆向推行经济自由主义的政策和建立灵活的市场(即强调劳动力的“商品化”)，一会儿则摆向构建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社会福利制度(即强调劳动力的“去商品化”)，因此“市场的自由发展与社会保护的反向运动决定了劳动力商品最终会被约束在一个界限范围内”。②而灵活用工的兴起正是劳动力持续商品化的产物，即资本尝试创造更多灵活的劳动安排，减少工人获得社会权利的同时，使资本通过剥削他们创造的剩余价值实现积累和增殖。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在加速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扩张的同时，持续引发全球劳资关系结构性的变迁：以往为工人提供稳定工作保障的法律被频繁修改、政府去管制化与社会福利商业化的进程不断被加速，以及工会(作为保护工人权益的传统的制度资源)的作用和影响受到持续的挑战与削弱—这些变化直接导致了个体主义式的“工作福利制度”完全取代了工人曾经享受的集体性“社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贝弗里·西尔弗：《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张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②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冯刚、刘阳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

134

会福利制度”。①

布雷弗曼从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理论入手，以劳动力的去技能化及其主体性的建构和解构为研究对象，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和学术传统，提出灵活用工并非当代社会出现的新问题，而早在资本主义的诞生初期，就存在一支不稳定的劳动力大军，它与马克思阐述的劳动力后备军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②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指出：“相对过剩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他们形成了一支劳动力后备军，具有流动性、潜在性、停滞性和赤贫性的特征，具体包括有劳动力的赤贫人群、孤儿、需要救济的贫民子女等。③在布雷弗曼看来，劳动力后备军为资本提供了一个贮存着“取之不尽”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蓄水池”，他们是工人不稳定性概念的结构性基础，是资本积累一般规律的杠杆，其主要特征表现为：从事长时间的工作和赚取微薄的工资；接受不规律的雇佣安排；即使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就业的话，被剥削的程度也极高。①

第六章 众包新闻、数字劳动与灵活积累

① Kalleberg, Arne. Precarious Work, Insecure Workers: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ransition.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2009(1)：1- 22.中译文参见阿恩·考利博格，那宇琦译：《不稳定的工作、无保障的工人：转型中的雇佣关系》，姚建华、苏熠慧主编《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97—132页。

②王金秋：《资本积累体制、劳动力商品化与灵活雇佣》，《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

③在马克思看来，首先，产业后备军最混乱的一层是流动人口(floating population)，他们作为机器的广泛运用和劳动过程高强度细化的另一面而存在。在现代工业的中心，工人阶级是永恒流动的——不仅因为劳动力需求的强制减少，也因为劳动力的快速消耗。人类只能抵抗短期内工作对于身体的折磨。因此，工厂、车间和矿山往往寻找新鲜的，最容易被剥削的产业后备军—尤其是儿童、年轻女性和“零散的”农民工。其次，产业后备军的第二类构成是潜在人口(latentpopulation)。他们大部分指的是农业(或农村)人口中自给自足的那部分。这部分人口为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了广大潜在的劳动力资源。再次，停滞人口（stagnantpopulation)是马克思对整个劳动力的不稳定性特征做出的最犀利的描述。从现代工业和农业中被驱逐出去的工人是停滞人口的重要构成，且成为可肆意使用的劳动力取之不竭的蓄水池，以“最少的工作时间和最低工资”为基本特征。在这里，雇佣是“极度不规律的”。当成员全部被雇佣的时候，他们被剥削的程度往往极高。最后，贫困人口(pauperized population)是产业后备军又一重要组成。停滞人口逊色于完全的贫困人口。马克思将赤贫的工人视为相对剩余人口的“最底层”。这些赤贫的工人包括相对剩余人口的最底层和那些过去被完全雇佣的工人。赤贫的工人撑起了产业后备军和整个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的大部分工人被囚居在“官方所统计的贫困的领域”—余下的人由“流浪汉、罪犯、妓女，简而言之为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所构成。参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年;Jonna， Jamil and John Foster. Marx's Theory of WorkingClass Precariousness and Its Relevance Today. Monthly Review, 2016(11): 21-38. 中译文参见贾米尔·乔纳、约翰·福斯特，苏熠慧译：《工人阶级不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与当今的关联》，姚建华、苏熠慧主编《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73—94页。

135

贾米尔·乔纳(JamilJonna)、约翰·福特斯等学者将马克思的劳动力后备军理论运用到全世界范围内，指出灵活用工数量的增加是国际垄断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劳工套利，对第三世界国家劳工进行超级剥削，获取巨额利润的必然结果。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庞大的全球劳动力后备军使得全世界劳工(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劳工）都处于不利的地位。根据国际劳动组织（InternationalLabour Organization,ILO)2015年发布的《1991—2013年劳动力市场的主要指标》(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1991 -2013)报告，2013年全球劳动力后备军构成了世界60%的可用劳动人口，数量达到23亿。③我们不难发现，劳动者以劳动力后备军的方式加强了资本而非自身的经济能力，他们在成为资本主义积累重要基础的同时，自身的不稳定性却在不断加剧。

（二）灵活用工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福特主义大规模、标准化的生产模式已经不能满足人们对多样化、差异化消费模式的追求，一种新型的、以灵活性为根本特征的生产模式应运而生，这一生产模式强调依靠弹性灵活的劳动过程和劳动力市场进行小批量生产，以满足瞬息万变的市场需要，进而克服福特主义积累体制的刚性和僵化。在这样的背景下，全球劳动力市场的灵活用工数量急剧增加，并成为资本全球化背景下劳资关系的显著特征。①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哈里·布雷弗曼：《劳动与垄断资本：二十世纪中劳动的退化》，方生、朱基俊、吴忆萱、陈卫和、张其骈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

② Jonna, Jamil and John Foster. Marx's Theory of Working-Class Precariousness and ItsRelevance Today. Monthly Review，2016(11)：21-38. 中译文参见贾米尔·乔纳、约翰·福斯特，苏熠慧译：《工人阶级不稳定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及其与当今的关联》，姚建华、苏熠慧主编《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7394页。

③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 Key Indicators of the Labour Market, 1991 - 2013. Geneva, 2015. https://www. ilo. org/wcmsp5/groups/public/-dgreports/-stat/documents/ publication/wcms\_498929. pdf.

136

所谓灵活用工，又称非正规用工，是指在正规或非正规企业中进行的所有非正规工作，具体包括：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如政府组织和大中型企业(或事业单位)雇佣的临时工、非全时/兼职工和劳务工等；非正规部门的就业，如城市社区服务业、城市公益性岗位、家庭服务工作、为加工制造业配套服务的小型和微型企业、商业服务业中的小型企业，以及个体经营等；社会中介机构的就业和高科技、文化和咨询领域中的自由职业等。②学者在界定非正规用工的某些具体工作类型时，往往会使用非全时/兼职工作(part-time work)、临时性工作(temporary work)、合同制工作(contracted work)、劳务派遣工作(dispatched work)、实习工作(intern work)等概念，这些概念也被统称为“非典型就业”。此外，他们使用网络工作者(net-worker)、弹性上班员工(flex-timer)、长期临时工（permatemp）、独立/非独立合同工（dependent/independentcontractor)、不稳定无产者等新修辞来描述上述不稳定的劳动力。这些新修辞既是劳工不断适应具有临时性且不稳定性的工作条件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劳动与资本重构的产物。③

灵活用工导致了劳动力工资、雇佣关系、工作制度和技能的弹性化。具体来说，首先，数量上的弹性。越来越多劳动者的职业身份变得不稳定，各种灵活用工模式开始替代长期固定的劳动力雇佣模式，劳动者不与雇佣者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的现象在各行业中普遍盛行。同时，劳动者的职业身份也变得不再单一，为了应对自身未来强烈的不确定性，他们选择同时从事几份不同工作的情况屡见不鲜。①其次，功能上的弹性。一方面，因为工作任务的快速调整与频繁变动，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不再集中，需要随时随地远程办公，工作强度也因工作时间的延长和最晚完成工作任务时间的提前而急剧增加，但他们的工作自主性却在不断降低。②最后，工资系统的弹性。一方面，先前具有规律性的、可预测的工资因绩效考核制度的引入而变得充满弹性和不可预测性；另一方面，货币工资占劳动者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而非工资性质福利的比重则持续下降。这意味着，劳动者需要同时面对有保障的收入逐渐消失和无法从任何保障性的社会保险中得到援助的困境。③

第六章 众包新闻、数字劳动与灵活积累

①王金秋：《资本积累体制、劳动力商品化与灵活雇佣》，《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

②唐卓华：《新形势下企业灵活用工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硕士论文，2011年。

③文森特·莫斯可，曹晋、杨保达译；《信息社会的社会理论与知识劳工》，《新闻大学》2009年第3期。

137

需要强调的是，以灵活用工为根本特征的“后福特主义”构成了新的社会形态的结构基础。在弗兰克·韦伯斯特(FrankWebster)看来，20世纪70年代以降，信息作为一种无形的物质，在社会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④信息的生产、处理与传递成为生产力与权力的主要来源。这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变革了传统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方式，而且还孕育出一种全新的社会形态。卡斯特用“网络社会”这一概念来描述这种新型的社会形态，他指出：“一个以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是高度动态的、开放的社会系统。在网络社会中，社会生产关系不再是一种实际的存在，劳动力也由一个集中的实体变为差别极大的个体存在。”①也就是说，网络社会催生了一种以知识为生产力，以信息化、网络化、全球化为基础的新经济，而社会劳动的差异化、劳动空间和生产工序的分散化，以及企业生产组织方式和工人生产工作方式的灵活化构成了这种新经济的根本特征。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恩达·布罗菲、德·波伊特：《非物质性劳动、不稳定性和重构》，凯瑟琳·麦克切尔、文森特·莫斯可主编：《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曹晋、罗真、林曦、吴冬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220—237页。

② Mosco, Vincent and Catherine McKercher. The Laboring of Communication : Will Knowledge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08.

③ Standing, Guy. The Precariat; From Denizens to Citizens? Polity, 2009(4): 588 – 608.

④弗兰克·韦伯斯特：《信息社会理论》，曹晋、梁静、李哲、曹茂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38

三、众包新闻中的灵活积累研究

（一）研究方法

本章对众包新闻中灵活用工的考察以“世界说”为研究对象，它是财新传媒旗下的一款新媒体产品。该产品最初是财新网和今日头条共同发起的全球资讯分享平台，旨在搭建一个全球化的国际新闻网络。帮助中国用户更熟悉世界，深入了解每个国家。成立至今，该产品已经发展成为一个主要面向青年的新媒体产品，运用文字、语音、视频、直播等多样化的报道方式，在手机APP、微信公众号、微博和知乎等新媒体平台上发布国际资讯。值得关注的是，该产品从创建开始就没有专职记者的参与，而是依靠招募海外新闻专员，组建起覆盖全球，超过60个国家200个城市的新闻专员网络，通过海外新闻专员与北京总部编辑的协作来共同完成全球资讯和突发新闻的报道。

这项研究基于对在巴西当地参与2016年里约奥运会报道的4位海外新闻专员的深度访谈(3位以微信语音的方式、1位以电子邮件的方式)而完成。每位访谈者就其参与的最有代表性的报道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涉及选题、采访、制作和发布等各个具体的操作环节。与此同时。由于访谈对象数量的有限性，笔者同时以“世界说”在2016年8月发布的与里约奥运会主题相关的报道为样本，对14篇报道进行了文本分析，这些报道涉及文字、语音、视频、直播等多种类型，并与其他相关网络资料的收集整理相结合。这些方法旨在探究海外新闻专员在新媒体技术的帮助下进行国际新闻生产的实践，并揭示出媒体机构如何通过采用灵活用工策略为其创造核心价值，同时实现资本积累和增殖的过程。

第六章 众包新闻、数字劳动与灵活积累

① Castells, Manuel.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West Sussex, UK, Wiley-Blackwell, 1996.

139

（二）国际新闻的传统生产方式

在中国，国际新闻的主要来源有国外媒体(外国通讯社和其他外国媒体）、新华社和国内其他媒体。因此，国际新闻的传统生产方式主要有以下三种途径。首先，国家级主流媒体和部分地方的大报、大台在部分国家设有记者站(聘用驻外记者)，国际新闻的生产以自采和编译稿件为主。①如2008年，中央电视台正式组建完成了欧洲、美洲中心记者站。通过对当地重大、突发事件更多的现场报道，不仅增加了中国电视节目对全球受众的吸引力，而且通过建立全天候专用演播室和传输通道，将中央电视台的电视节目辐射到邻近地区，更好地传播中国声音。②其次，除了国家级主流媒体和部分地方的大报、大台，其他媒体需要使用新华社通稿刊发国际新闻。新华社驻外总分社和分社记者采写的稿件在对内播发时，需要由总社国际部、联合国分社欧美编辑部中文编辑室处理；国外采写的体育新闻由体育部处理，少部分稿件由具有发稿权的驻外总分社、编辑部直接编发；国外采集的图片新闻由摄影部处理。③最后，一部分媒体通过派出空降记者的方式进行跨国报道，以生产差异化的国际新闻来应对行业内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与驻外记者不同，空降记者是指：在国际重要新闻事件采访中，媒体临时抽调国内记者“空降”事发地从事新闻记录或报道的人员。如2014年3月，马来西亚MH370航班失联成为全球媒体关注的焦点，中国记者纷纷赶赴事件所涉的越南、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国进行报道。①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唐佳梅：《中国空降记者的国际新闻生产问题及其解决路径》，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论文，2015年。

②张欣：《国际电视媒体海外中心记者站运行模式初探》，《中国电视》2008年第11期。

③新华通讯社：《新华社通稿的采编发流程》，《中国记者》2002年第9期。

140

毋庸置疑，“世界说”在国际新闻生产方式方面与上述三种国际新闻的传统生产方式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它建立在招募海外新闻专员基础之上，带有明显的灵活积累特征，不采用全职雇佣的驻外记者或空降记者，而是将采访任务分包给不确定的、临时的，与用工单位不具有劳动关系(甚至是劳务关系)的个体，但他们承担的却是相同的工作。因此，本章对海外新闻专员的研究聚焦于他们的招募渠道与人员构成、选题策划内容及其过程、工作强度与劳动时间，以及物质与非物质回报等不同面向。

（三）海外新闻专员的招募渠道与人员构成

研究分析财新传媒发布的全球资讯，可以将其报道来源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占绝大多数的海外新闻专员供稿，第二类是由位于北京财新总部的专业编辑团队制作的总结、分析和评论类稿件，第三类是较为少见的读者供稿。无论从稿件的数量、质量还是阅读数来看，海外新闻专员的供稿无疑是财新传媒新媒体产品的核心，而如何组建并维护一个覆盖全球的、庞大的海外新闻专员网络是本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

就招募渠道而言，海外新闻专员主要来自以下三种途径。首先，来自海外华人网络社区和自媒体。在“世界说”的筹备阶段，其创始团队成员在众多海外华人网络社区投放了财新海外新闻专员的招募帖，如豆瓣网的海外小组、华人和留学生论坛等海外中国人聚集的网络社区。除此之外，创始团队成员还会主动接触以发布当地资讯为主要任务的海外自媒体人员。其次，来自现实社会中的熟人网络。“世界说”的主编在一次网络访谈中提到，一开始团队招募海外新闻专员，多半是通过朋友介绍。

第六章 众包新闻、数字劳动与灵活积累

①唐佳梅：《在异国他乡的新闻现场》，《新闻记者》2016年第3期。

141

而参与本研究的所有受访者均表示，当初他们加入的契机，也都是经朋友介绍后直接与编辑团队取得联系，在此之前并没有特别关注过“世界说”这一新媒体产品。最后，来自读者应征投稿。“世界说”也会定期通过自己的新媒体平台，如微信公众号、知乎账号等发布海外新闻专员的招募消息。其网站和微信平台也长期开放投稿入口，随时吸纳新的海外新闻专员以壮大团队。

就人员构成而言，“世界说”将海外新闻专员的目标群体锁定为当地留学生和在当地居住的、有表达欲望的华人群体，而非专业记者。直接参与里约奥运会报道的海外新闻专员，有在巴西的留学生、有在当地工作的中文教师，还有奥运会期间前往里约的志愿者。虽然没有明确的标准，但“世界说”的海外新闻专员均具备以下特征：在海外生活，对所在国的语言和文化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关注国际时事政治；对写作、拍摄有浓厚的兴趣；拥有分享自己观点和想法的强烈欲望。这些特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海外新闻专员在第一时间内发回“最新鲜、最真实”的独家消息、完成报道任务，同时降低新闻众包活动中常见的高失败率。

（四）海外新闻专员的选题策划内容及其过程

据统计，“世界说”共发表14篇与里约奥运会主题相关的报道。除去编辑撰稿和读者供稿外，身处巴西的海外新闻专员共完成其中的9篇稿件。具体包括1篇探访里约贫民窟的直播报道，1篇采访巴西人民对奥运会看法的视频报道，1篇奥运会志愿者的语音播报，1篇采访巴西籍中国女乒运动员视频与文字相结合的深度报道，其他文字稿件主要涉及在里约生活、巴西健身行业等相关话题。

由于海外新闻专员大多既缺乏新闻从业经验，又无法保证时间上的投人入，北京的专业编辑团队控制着报道的选题策划过程。一位受访者表示，自己上报的选题内容、采访提纲都与编辑的视角有很大的不同，讨论后最终的结果绝大多数都以编辑的想法为准。此外，因海外新闻专员加人时间与个人背景的不同，他们报道的选题策划过程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在受访者中，有一位海外新闻专员在奥运会之前就长期为“世界说”供稿，奥运会期间主要负责女乒运动员的选题。据她介绍，奥运会选题的策划大约是提前半年开始的。海外新闻专员和编辑分别列出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再通过微信讨论执行的可能性。其他海外新闻专员均是在奥运会开始前不久加入报道团队，由编辑提前2—3周在微信上与他们进行个人沟通、探讨选题。在确定报道主题和形式后，再根据需要将他们拉入不同的项目微信群，如直播群、运动员专题群进行后续沟通。如果是单人负责的文字稿件，则由海外新闻专员和编辑直接联系。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142

（五）海外新闻专员的工作强度与劳动时间

在工作强度与劳动时间的投入方面，海外新闻专员也因个人条件、任务分配不同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一般来说，深度的新闻类稿件会花费海外新闻专员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而内容偏向见闻、体验、感受类的稿件，操作起来较为便易。有受访者表示，在完成里约贫民窟主题的报道过程中，他们前期会投入很多精力查阅相关资料和反复修改采访提纲。对有些受访者来说，在奥运会期间，他们白天的志愿者工作的强度比预期的要大，晚上还要兼职写稿，因此这份工作并不轻松。另一位负责采访女乒运动员的新闻专员表示，选题从确定到完成前后共持续两个月的时间，在此期间，她曾花费大量时间在巴西当地寻找可供租赁的拍摄器材，同时接受线上简单的摄影培训，独自一人完成了拍摄、采访和写稿的所有工作。而对参与语音和直播报道的海外新闻专员来说，他们投入的时间和精力相对少很多。

（六）海外新闻专员的物质与非物质回报

在物质回报方面，根据最终发表稿件的数量和形式，海外新闻专员能够得到一定数额的薪酬，但这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标准。海外新闻专员也不会事先签订劳动合同性质(或劳务合同性质)的文件，而只是和编辑在微信上进行口头协商。有受访者表示，编辑全程没有谈论过薪酬的问题，最终也因为自己较少参与而没有计较薪酬。还有受访者表示，自己最终得到的薪酬比心理预期的要低，但他们认为参与奥运会报道的经历与体验比薪酬重要得多。

第六章 众包新闻、数字劳动与灵活积累

1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