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 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具体来说，新闻记者与算法工程师之间“交流区”的形成有益于新闻记者不停地完善自己的专业素养和知识结构，将自动化新闻的长处发挥至最大。更为关键的是，作为自动化新闻算法的设计者和训练者，算法工程师往往因为缺乏新闻从业经验，一来无法判断原始新闻素材和语料的质量，二来无法预测相关算法在实际新闻生产中存在的不足，因此他们既需要新闻记者为他们提供和汇总不同分类报道的素材库及语料库，又需要通过与新闻记者的日常交流，优化已有的算法。那么，新闻记者在自动化新闻生产中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不仅仅表现为他们不断培养或习得新的专业技能，与技术进行互动，而且还表现为他们为自动化新闻的算法设计者和训练者提供宝贵的专业建议及意见，不断对写稿机器人进行算法优化。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新闻记者成为人机关系的“引导者”。质言之，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媒介技术对新闻劳动在专业技能上的重构并不是两者关系的全部，更准确地说，两者之间是一种互构关系，即新闻劳动也反过来影响着新闻编辑室中媒介技术的形成与应用，重塑着技术文化与人机关系。

五、小结与展望

统而观之，随着自动化新闻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快速崛起，新闻记者正经历着一系列的技能变迁，即由去技能化向再技能化转型，且多技能化的趋势日渐明朗。这反映出自动化新闻中的人机关系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存关系，而非“有你没我”的竞争关系，它为新闻生产过程和劳动者技能成长的有效结合提供了积极的可能。但有不少进一步的问题有待后续的深入探讨：比如，新闻记者实现再技能化有哪些途径？如何看待技能变迁过程中来自新闻编辑室内外的阻力？个体再技能化的非同步性会导致新闻记者内部的分化吗？新闻编辑室内是否正在形成一种新的权力结构关系？等等。如果我们将技术与劳动的互动过程放置在一个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下，那么就涉及一系列更为复杂的结构性因素，如不同媒体机构间的关系结构、媒体制度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市场环境、文化传统，甚至是价值观念，等等。

第七章自动化新闻、数字劳动与技能变迁

165

还有，当前自动化新闻主要应用于标准化、时效性强以及对数据要求较高(或说“低语境”)的财经、体育、自然灾害、健康、天气预报的报道上。随着人工智能和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突破、写稿机器人对语料库的深度学习，以及自动化新闻自身的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其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已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自动化新闻可能进入社会新闻、政治新闻等更为复杂和敏感的新闻领域，即涉足“高语境”的新闻报道，而这些报道(或领域)往往是新闻记者所擅长的。①彼时，自动化新闻中的人机关系是否将呈现新的特征？这有待后续研究的持续关注与不断深化。

本章最后借德国哲学家卡尔·洛维特(KarlLöwith)在《从黑格尔到尼采:19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决裂》(From Hegel to Nietzsche：TheRevolu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Thought)一书中的精彩论述发问:在未来，自动化新闻能否成为一种更为进步和解放的力量，使新闻劳动不仅成为新闻记者获取生活资料的主要经济来源，更给他们带来莫大的尊严感和自我价值感？进一步来说，自动化新闻能否赋予新闻劳动以独立的、建设性的意义，使它成为“一切尘世技能、德性和愉悦的源泉”？②这一问题既事关新闻从业者美好的职业愿景，也为相关研究者打开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蒋忠波、师雪梅：《国外算法新闻研究的进展与思考》，《新闻界》2019年第6期。

②卡尔·洛维特：《从黑格尔到尼采：19世纪思维中的革命性决裂》，李秋零译，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2019年，第356页。

166

第八章 平台经济、数字劳动与情感关系

在中国，随着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信息技术的持续更新以及“互联网十”行动计划的逐步推进，①互联网与工业、零售、交通、物流、能源、金融等各个不同领域的融合日益深入，由此引发了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而“虚拟恋人”服务正是一种依托微信、QQ、淘宝、“喃喃”等互联网平台孕育而生的有偿情感体验类服务。在此，服务提供者(即“虚拟恋人”)以文字、语音或视频方式与消费者进行在线“即时交流”，通过在服务时间内提供清晨叫起床、夜间道晚安、陪打游戏、倾听烦恼、排解压力等个性化服务为消费者创造亲密体验，与他们在网络空间中建构亲密关系，获得相应的物质报酬。该服务最早起源于日本，2014年传入中国后，就受到大众(尤其是当代青年人)的喜爱与追捧，一时间成为淘宝店铺竞相售卖的“热品”，随即呈现“野蛮”增长的态势。

①马化腾在2015年的“两会”上提出：“我们需要持续以互联网+，为驱动，积极引导和建立健全相关监管体系，推动持续深入的互联网跨界融合，从而促进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升级。”之后，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参见《李克强：要制定“互联网+”行动计划》、财新网、2015年3月5日,https://topics. caixin. com/2015-03-05/100788412,html.

167

就在“虚拟恋人”服务“野蛮”生长期间，部分淘宝店铺因涉嫌提供色情服务被曝光和查封，淘宝网屏蔽了“虚拟恋人”“聊天”等搜索关键词，“虚拟恋人”行业的发展也趋于“地下化”和“隐匿化”。然而，2020年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使人们面对面的交往被切断或被迫转移到线上，孤独和焦虑成为个体普遍的情绪状态。伴随着这些情绪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持续蔓延，“虚拟恋人”服务再次走红网络，成为年轻人关注且追捧的对象：在哔哩哔哩视频网站上，与“虚拟男友”或“虚拟女友”相关的视频超过千条，大部分发布于2020年3月至今，不少视频的播放量已经超过1万人次，最高播放量达到550万人次。在淘宝网上搜索“陪聊”“连麦”“早安晚安”或“男神女神”，有360多家店铺同时提供“虚拟恋人”服务，销售量最高的一家店铺成交记录已逾2万条。

雪莉·特克尔(SherryTurkle)指出，现代人时常感到孤独和焦虑，但却又害怕被亲密关系束缚，数字化的生存方式恰恰为人们制造了一种“幻觉”：我们有人陪伴，却无须付出友谊。①“虚拟恋人”服务提供的正是这样一种可以“即时享受”，但却无须付出友谊的“陪伴”：任何人只要花上几十元就可以在网络空间中购买到一位随叫随到、称心如意、无条件接受自己的“临时恋人”，获得亲密关系所带来的陪伴体验的同时，不必耗费大量成本(包括精力、体力和财力)进行日常的情感付出与维系。因此，对这部分人来说，“虚拟恋人”服务成为他们驱逐孤独、缓解焦虑和满足内在情感需求的重要选择。那么，“虚拟恋人”在其服务过程中是如何与消费者在网络空间中建构亲密关系的？这种亲密关系具有哪些基本特征？它是否会替代现实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亲密关系呢？本章尝试对这些问题进行回应，以期为情感劳动与网络空间中的亲密关系研究提供更多的理论视角与经验材料。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雪莉·特克尔：《群体性孤独》，周逵、刘菁荆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4年。

168

一、平台经济、情感劳动与亲密关系

（一）平台经济与平台劳动

在过去的几年中，平台经济在稳定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创造就业机会等方面创造了重要的价值，成为中国新经济增长最强有力的引擎，并为其经济转型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能。2016年，中国电子商务交易额超过20万亿元。2018年，中国金融网络平台用户总数超过10亿，位居全球第一。据估算，2030年中国整体平台经济规模可达100.4万亿元，超过2018年全国90万亿元的GDP总值。①在全球层面，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平台经济作为发展最迅速、创新最活跃、辐射最广泛的经济形态，成为各国政府制定的数字经济战略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17年，全球市值超过1亿美元的平台型企业的总价值超过7万亿美元，比2015年增长了67%。②

第八章 平台经济、数字劳动与情感关系

①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平台在市场上的绝对主导地位来自其所具有的“网络外部性”，即联结到某一网络或参与使用某一平台的用户数量越多越能提升该网络或平台的吸引力，导致网络或平台具有规模经济的特点。在此，平台的发展与资本的聚合、信息的集中、技术的迭代彼此强化，平台的垄断地位得以形成，而这决定了这些平台可以通过垄断高价获得超过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平台型企业以自身为中心，将数以万计的服务商和消费者联系在一起，形成平台经济体，它们在自身规模、价值创造、影响力、包容性等方面全面超越传统的跨国公司，推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参见阿里研究院、德勤(Deloitte)研究：《平台经济协同治理三大议题》,2017年10月11日,https://i. aliresearch. com/img/20171025/20171025090031. pdf;乔晓楠、郗艳萍：《数字经济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重塑—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当代经济研究》2019 年第5期；Economides，Nicholas. The Economics of Network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1996(4): 673– 699。

②与之相应的是，平台型企业在全球互联网搜索、社交媒体、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等诸多市场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例如，Alphabet(谷歌母公司)拥有全球大约90%的互联网搜索市场。脸书占据了全球2/3的社交媒体市场，得益于在线广告业务，其年净利润超过80亿美元。亚马逊在全球在线零售市场中占有近40%的份额，其亚马逊网络服务在全球云基础设施服务市场中也占有类似的份额。在中国，微信(腾讯)拥有超过10亿的活跃用户，其支付解决方案与支付宝(阿里巴巴)合起来几乎占领了整个中国大陆地区的移动支付市场。阿里巴巴拥有中国电子商务市场近60%的份额，是世界上最大的虚拟交易平台和商务交流社区之一，它以低廉的价格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吸引着来自全球的买家。参见牛禄青：《平台经济崛起、《新经济导刊》2017年第11期。

169

平台经济的蓬勃发展催生出规模庞大且形态各异的平台劳动，深刻改变着传统的就业模式和生产方式。①尤其在直播、游戏等信息内容类平台和生活服务、出行等交易类平台中(从所涉及主体的关系来看，它们往往是第三方平台)，平台劳动日渐成为劳动者个体自主择业的重要选择。②交通、日常杂务跑腿、家政服务、维修服务、网络直播等众多行业和领域同样吸引了大量平台劳动者，因此在中国，平台劳动者已经成为数量庞大、结构复杂的新型劳动者群体，构成了劳动力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中国平台经济体带动就业机会累计超过6000万个。③

（三）从非物质劳动到情感劳动

拉扎拉托发现，20世纪80年代以来，第三产业(服务业)的兴起加速了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型，越来越多的工作与商品的信息和文化内容的生产相关，这其中就包括一系列通常不被视为“工作”的“活动”。它们涉及文化艺术标准、时尚元素、个人品位，以及更具策略性的公众观点，与知识、信息、交往、关系等高度关联。①哈特和奈格里将这些工作定义为“非物质劳动”，并强调：情感是非物质劳动的内在本质，因此情感劳动是非物质劳动中最重要、最主要的构成部分，包括生产诸如轻松感、幸福感、满足感、兴奋、激情、联结感、归属感等在内的无形的情感产品。②在这类劳动中，情感因素和身体交往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有学者强调，部分平台劳动者鲜被关注，且大多是无偿或低酬的，但他们却构成了互联网企业资本增殖的源泉。这些劳动包括：其一，进行信息生产与浏览的在线用户；其二，网络游戏开发中负责查找程序漏洞但福利待遇得不到保障的零时工；其三，从事毫无技术含量、只是为他人代为积攒点击量的键盘苦工；等等。参见 Casilli，Antonio. Digital Labor Studies GoGlobal: Toward a Digital Decolonial Turn. Internati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17(11): 21.

②以外卖行业为例，最近几年，“互联网+餐饮”的新业态不断驱动服务升级，推动外卖行业快速增长，2017年其市场规模已经高达2969亿元。与此相匹配的是外卖骑手规模的日益壮大。根据美团在2019年1月发布的《2018外卖骑手就业报告》，2018年，有270多万外卖骑手从美团外卖获得收入，这一数字比上年增长22%。在这其中，“80后”和“90后”占比高达82%，他们已经成为这一群体的中坚力量。几乎在同时，作为美团外卖主要竞争对手的饿了么外卖发布了《2018外卖骑手群体洞察报告》。根据这份报告中的统计数据，在饿了么外卖注册的骑手数量已经超过300万人，他们多来自河南、安徽、四川等地的农村地区。阿里研究院预测，“企业+平台十个人”的“平台就业”将成为中国未来社会基本的就业景观，到2036年，平台劳动者将突破4亿人。参见孙萍：《“算法逻辑”下的数字劳动：一项对平台经济下外卖送餐员的研究》，《思想战线》2019年第3期；罗骢：《饿了么的骑手报告说，40%外卖骑手收入在6000元以下》，好奇心日报，2018年12月30日，https://www.qdaily.com/articles/59826.html;美团点评：《2018年外卖骑手就业报告》，2019年1月17日，https://www.ithome.com/0/406/054.htm。此外，根据第三方数据机构 DCCI互联网数据中心(DataCenter of China Internet)发布的《网络外卖服务市场发展报告(2019Q1)》，美团外卖和饿了么外卖共占据在线外卖服务市场份额的 98.5%，参见 http://www. dcci.com. cn/dynamic/view/cid/2/id/1342.html。

③黄再胜：《网约平台劳动的合约特征、实践挑战与治理路径》，《外国经济与管理》2019年第7期。

170

在与情感劳动相关的研究中，美国著名情感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Arlie Hochschild)对德尔塔(Delta)航空公司空姐劳动的系统性分析最具代表性。③她在吸收欧文·戈夫曼(ErvingGoffman)拟剧理论的基础上指出：情感劳动者通过“压抑或伪装情感”(情感管理)和“展现出良好面部表情或身体语言”(情感表达)，使顾客获得良好的感受，并以此来满足他们的情感需求。④在此，霍克希尔将情感管理和情感表达界定为空姐情感劳动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强调：当人们的情感被用于商业目的时，它不再是个人真实性情感的流露，而是经过组织化的操纵规训，即情感整饬(emotional management)之后的商品。霍克希尔进一步阐释道:情感劳动者在其劳动过程中主要采用两种不同的情感管理策略来实现情感整饬，即“浅层表演”(surface acting)和“深层表演”(deepacting)。在这其中，劳动者外在情感表达与其内在真实感受之间、“表演的自我”(actedself)和“真正的自我”(real self)之间的张力不断加剧，随之而来的是真实情感的压抑和丧失、情感异化(emotionalalienation)和自我疏离(self estrangement)，以及身份认同的危机。①

第八章 平台经济，数字劳动与情感关系

①莫里齐奥·拉扎拉托，高燕译：《非物质劳动(上)》，《国外理论动态》2005年第3期。

②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

③阿莉·霍克希尔探讨的“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ur)与哈特和奈格里探讨的“情感劳动”(affectivelabour)都强调劳动者的情感被组织控制、利用和商品化的过程。这两个赢念有助于我们理解从提供产品转向提供服务的转型社会中工作的本质与后果，但它们却存在着细微的差异。前者属于情感社会学的范畴，更多的是用来分析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作为一种劳动形态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相对应。因此，其侧重点是“商品化”与“管理”，以及由此延伸开来的“控制”与“规训”；后者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更多的是用来强调情感劳动是一种经济形态，是非物质劳动的一种形式。因此，其侧重点是“生产”，强调情感与资本积累、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参见杨馨：《情感劳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批判以L后援会为个案》，《新闻记者》2020年第9期。

④阿莉·霍克希尔：《心灵的整饰：人类情感的商业化》，成伯清、淡卫军、王佳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20年。

171

受霍克希尔的影响，中西方学界从劳动过程理论出发，围绕着服务业中的情感劳动展开了大量理实兼备的研究，全面深刻地揭示出制造业流水线生产时代的劳资关系向服务业时代“劳一资一客”三方关系的变迁过程，并引入阶级、社会性别、城乡关系、区域关系等交叉性分析视角，一方面，关注资本(资)和顾客(客)对劳动者(劳)的控制；另一方面，关注劳动者的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建构，及其对情感劳动过程中压迫和异化的抵抗策略，进而反思劳动与现实社会生活中多元权力结构网络之间的勾连关系。②这些研究大多聚焦人们面对面的劳动情境，即情感的身体直接面向顾客，提供服务性、专业性和关怀性的劳动，其研究对象一般为餐饮、百货、家政、美容美发、休闲养生等传统服务行业中的一线劳动者，如传菜员、售货员、家政人员、美容师、美发师、保健按摩师等。③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胡鹏辉、余富强：《网络主播与情感劳动：一项探索性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9年第2期。

②何明洁：《劳动与姐妹分化——“和记”生产政体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9年第2期；苏熠慧、倪安妮：《育婴家政工情感劳动的性别化机制分析——以上海CX家政公司为例》，《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5期；李晓菁、刘爱玉：《资本控制与个体自主——对国内空姐情感劳动的实证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帅满：《双重控制与多元反应：茶艺师劳动过程研究》，《中国青年研究》2018年第11期；刘育婷、肖索未：《“干活时把雇主当家人，相处时把自己当外人”——住家家政工的雇主关系及情感劳动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20年第4期。

③佟新：《30年中国女性/性别社会学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08年第3期。

172

然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突飞猛进和移动智能硬件终端的快速普及，线上服务呈现日新月异的蓬勃景象：线上家教，网络主播、陪打游戏服务，以及本章的研究对象——提供陪聊的“虚拟恋人”服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网络空间中的情感劳动已经成为当前人们社会生活中一种十分普遍的劳动形式。①当顾客选择网络服务的主要消费目的在于放松、娱乐或消磨时间时，如观看泛娱乐化直播、与虚拟恋人聊天，服务提供者的情感不再完全是个人真实情感的流露，而成为具有交换价值的商品，且可被直接售卖，不需要依托其他的实体物质或服务。在此，计算机软硬件和网络服务搭建的数字平台不仅成为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更是情感劳动的载体：满足特定期待的情感以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媒介信息形式在数字平台上(以及在不同数字平台之间)传播和交换。在这个过程中，网络情感劳动打破了传统情感劳动者和消费者面对面或“身体在场”的劳动情境，两者以“虚拟在场”或“身体缺席”的形式存在，他们之间的互动及其所建构的情感关系成为网络情感劳动的重要标志，②这也是虚拟恋人劳动过程的核心所在。

具体来说，越来越多的普罗大众被吸纳进由互联网所建构的数字空间里，成为情感劳动大军中的一员。以网络主播为例，直播技术将现实生活场景以数字图像的形式实时呈现给观众，主播的身体在与观众的互动中实现了虚拟在场。为了获得更多的流量和物质回报，主播有意识地迎合观众的情感想象与陪伴需求，通过塑造“美丽”的符号化身体、打造“多元化”人设等不同方式调动他们的情感，进而获得更多的“打赏”或“礼物”。①随着电商直播时代的来临，作为“带货达人”的网络主播不仅需要通过“感情牌”维系与观众线上和线下的关系，而且还需要掌握一系列互联网营销技巧来吸引观众“下单”，这极大地拓宽了情感劳动的劳动范畴，同时对他们的专业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②此外，朱阳和黄再胜强调，在网络空间中，情感劳动不仅包括网络主播和电商主播的劳动，还包括由观众基于共同的情感需求而产生的情感传播、社区建设与内容制作，以及在参与互联网社交活动过程中，他们自愿提供的包含其使用偏好、情感需求和好友关系等信息数据的行为。③

第八章 平台经济、数字劳动与情感关系

①林颖、吴鼎铭：《网民情感的吸纳与劳动化——论互联网产业中“情感劳动”的形成与剥削》、《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7年第6期；石佳玉：《虚拟男友——中国女性的网络情感劳动消费》，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硕士论文，2019年；姚建华、王洁：《虚拟恋人：网络情感劳动与情感关系的建构》，《青年记者》2020年第25期。

②梅笑：《情感劳动中的积极体验：深层表演、象征性秩序与劳动自主性》、《社会》2020年第2期。

173

（四）网络空间的亲密关系

与上述研究不同，本章聚焦作为情感劳动者的“虚拟恋人”及其在劳动过程中与消费者所建构的亲密关系，而并非普通的情感关系。所谓亲密关系，是指在人与人之间平等交往的前提下，建立在与他人真实情感交流基础上的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④具体包括关怀、信任、理解、互动、承诺等要素。⑤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不必局限于现实的社会生活，在网络空间中，人们能够突破时空的限制，不仅与现实生活中的朋友保持联络与互动，而且还可以发展出新的、有意义的亲密关系。尤其对于当代青年人来说，网络已经成为他们建构亲密关系的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涂永前、熊赟：《情感制造：泛娱乐直播中女主播的劳动过程研究》，《青年研究》2019年第4期;徐林枫、张恒宇：《“人气游戏”：网络直播行业的薪资制度与劳动控制》，《社会》2019年第4期；姚建华、陈曦：《网络直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资本和权力的视角》，《现代视听》2019年第8期。

②王斌：《自我与职业的双重生产：基于网络主播的数字化表演劳动实践》，《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5期。

③朱阳、黄再胜：《劳动的情感参与：数字时代情感的价值和生产》，《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2020年第2期。

④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陈永国、汪民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⑤齐海静、蔡颖：《亲密关系综述》，《社会心理科学》2013年第9期。

1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