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 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三、建构亲密关系：“虚拟恋人”的情感劳动过程

“虚拟恋人”情感劳动过程的核心内容是在网络空间中建构与消费者的亲密关系。他们在“进场”“在场”和“离场”的不同服务阶段，根据消费者喜欢的恋人类型，主动整饬外显情感来积极调动消费者的情感，努力营造甜蜜的恋爱氛围，给消费者带来即时性的亲密体验，进而满足其对恋爱关系的想象和情感需求，以获得五星好评或续单。

（一）进场：提供多样化的恋人类型

在SS恋人馆中，消费者可以下单“霸道总裁”“小奶狗”“狼狗”“蓝颜”“正太”等不同类型的男性恋人，以及“御姐”“萝莉”等女性恋人。不同类型“虚拟恋人”之间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微信头像、朋友圈背景墙、聊天中使用的语气词、表情包等不同方面。也就是说，SS恋人馆在“虚拟恋人”提供服务前，已经为他们建立了包括外在条件(如声音和颜值)、性格特征、特长爱好等基本情况在内的“虚拟身份档案”，旨在为消费者带来更完美，甚至是“天衣无缝”的模拟恋爱效果。该馆还特别提醒“虚拟恋人”在接单前必须做好符合人设的形象呈现：“虚拟恋人”在接单时一定要屏蔽朋友圈，根据消费者喜欢的恋人类型修改好自己所有的资料，包括更换头像、背景图、昵称等。卡戎(男，18岁，高中在读，兼职两个月，本研究中受访者的姓名都已做匿名化处理)在访谈中表示：在为顾客创造“亲密体验”时，他会竭力变成“顾客喜欢的类型或想要的模样”，这样才能不断激发顾客强烈的“接近倾向”(closeness)，这对于他获得较高的服务满意度至关重要。

设置不同类型“虚拟恋人”的主要目的在于消解“虚拟恋人”和消费者之间的陌生感。一般而言，“虚拟恋人”的类型与自身性格重合度较大，因此他们深谙能够与消费者成功建立起“亲密关系”的话术，服务过程中即时情感管理和情感表达的难度也相应地降低了，服务效果自然也就更好。例如，十安(女，20岁，大学在读，兼职半个月)觉得自己的特点是“温柔”“可爱”和“话多”，所以她不会主动要求去为喜欢“御姐”类型的消费者提供服务。对于消费者来说，自身的经历以及对不同类型恋人的认知和想象是他们选择“虚拟恋人”类型的重要依据，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会选择与自己聊得来的“虚拟恋人”，轻松和愉悦的聊天氛围无疑更容易使他们沉浸在恋爱的亲密场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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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场：努力营造甜蜜的恋爱氛围

无论消费者选择了何种类型的恋人，对于“虚拟恋人”而言，主动整饬外显情感来积极调动消费者的情感，努力为他们营造甜蜜的恋爱氛围，让他们时刻感受到自己被喜欢、被重视、被关心、被呵护和被宠爱十分关键。“虚拟恋人”会在大部分的服务时间内，与消费者“模拟男女朋友的日常或撩人”，倾听他们讲述的故事，使他们“产生极强的代入感”。由于店铺规定“下单五分钟内，顾客如果不满意可以随时换人，这时虚拟恋人’无法获得任何工资”，在物质报酬的刺激下，大部分“虚拟恋人”在开始服务后会主动表达对消费者的关心和爱慕，比如使用亲昵称呼或开场白，如“宝贝”“小可爱”“小仙女我来接你回家了”“叮咚，你的女朋友送达了”，等等。此外，“虚拟恋人”大多以倾听、顺从的姿态表达对消费者处境的理解、对其外貌和性格等条件的肯定，或通过温情脉脉的话语叙事让消费者感觉到自己被认可、被重视甚至是被崇拜，从而使他们获得较高的自我价值感，同时迅速将双方代入虚拟场景的恋爱角色设置中，这些都对“虚拟恋人”的即时情感管理和情感表达能力提出了不小的挑战。

使用“土味情话”是“虚拟恋人”在营造甜蜜恋爱氛围方面最为常用的手段。当“虚拟恋人”以土味情话引导话题时，对于熟悉土味情话的消费者而言，这种沟通场景自然而然地提升了他们参与“土味情话”再生产的积极性；而对于不熟悉土味情话的消费者而言，他们的回应恰恰能与“虚拟恋人”的预设一致，从而被虚拟恋人“套路”：消费者一开始会感到尴尬，但一会儿就能感受到其中的暖昧与幸福。在上述两种情况中，“土味情话”都不是虚伪、轻佻、油腻的造作，而是激发消费者对甜美恋爱想象的催化剂和加速两者关系迅速升温的“助燃剂”。

第八章 平台经济、数字劳动与情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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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离场：是再见，还是续单？

对于“虚拟恋人”来说，能否在服务结束后获得消费者的五星好评或续单是对其业务能力的真正考验，尤其是续单，因此增强消费者的黏性是他们实现从“情感”到“金钱”的“关键一跃”。“虚拟恋人”在委婉地表达“服务即将结束”的现实时，往往会巧妙地调动消费者的情感投入，一边增强他们与“虚拟恋人”的黏性，一边有效地激发他们再次消费的欲望。卡戎在访谈中表示：服务即将结束时，他会和消费者说“时间过得好快，该结束了，但真有些舍不得呢！”如果还有话题没有聊完，他会说：“我们到时间了，还要聊的话，你需要续单哦！我在这里等着你呦！不见不散！”对于服务时间比较长且聊得比较投缘的消费者，艾瑞克(女，20岁，大学在读，兼职半年)表示，服务结束时她“多少会有点舍不得”，但无法改变“如果顾客不续单”就只能互删联系方式的结果。

概言之，“虚拟恋人”在“进场”“在场”和“离场”的不同服务阶段，根据消费者喜欢的恋人类型，主动整饬外显情感与他们建构亲密关系，满足他们对恋爱关系想象和情感需求的同时，获得五星好评或续单。“虚拟恋人”采用“浅层表演”和“深层表演”两种不同的情感管理策略来实现情感整饬。具体来说，一方面，“浅层表演”，即“情感表现的整饬”，包括“虚拟恋人”控制外在言辞和使用大量恋爱符号，以及把握表达过程中的语音、语调和语速，以传递给消费者与他们期望相一致的情感。如前文所分析的，“虚拟恋人”经常会使用温情脉脉的话语叙事或“土味情话”来满足消费者的情感需求。在访谈中，苏晨(男，18岁，大学在读，兼职一年)也反复强调：“大部分顾客都是无聊或心情不好的，所以我们更需要一上来就对他们嘘寒问暖，让他们很容易感受到我们的关心与体贴。”另一方面，“深层表演”，即“情感体验的整饬”，包括“虚拟恋人”通过控制自己的心理来调整情感状态，努力唤起某些特定情感，使之能适应情境所要求的外在表情。在访谈中，夕墨(女，17岁，高中在读，兼职一年)表示：在她来SS恋人馆的这段时间里，已经有过50多次的服务经验。有时候她需要连续工作到深夜，即使自己的身心十分疲倦，还是会积极主动地与顾客聊一些轻松愉快的话题，让他们享受舒适感和愉悦感。尤其是对那些话不多，相对比较害羞和内向的顾客，夕墨会选择自己多说一点，成为话题的引导者，尽量不使顾客感到尴尬。在她看来，这样做能够有效地拉近“劳一客”之间的距离，让消费者时时都能感受到被陪伴的温暖，人际吸引的效果自然也就增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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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网络空间中亲密关系的双重“虚拟性”

那么，“虚拟恋人”在其服务中与消费者建构的亲密关系具有怎样的特征呢？一方面，它存在于网络的虚拟空间，而非现实生活中；另一方面，它受市场原则支配，是一种能够即时和短暂满足消费者情感需求的商品，而非建立在两者长久和稳定的情感基础之上，因此具有情感虚拟化的特征，由“虚拟恋人”与消费者建构的亲密关系具有双重“虚拟性”。

一方面，“虚拟恋人”服务中的亲密关系存在于网络的虚拟空间。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建构突破了现实社会交往场景的限制，而具有独特性：在虚拟的网络空间，“虚拟恋人”和消费者的身体都是“缺席”的，衣着、姿态、面部表情等非语言符号在传情达意方面无法发挥作用，“虚拟恋人”只能通过视觉或听觉感知到的各种类型的数字化信息为消费者提供“亲密体验”，这些信息主要包括互联网平台聊天框内的文字、图像、表情包、音频、视频等。也就是说，网络虚拟空间中多样态的数字化信息构成了“虚拟恋人”和消费者之间亲密关系的载体和物化形式。这些数字化信息及其组合在网络空间中的浮现、流动和消失过程与情感驱动、扩散和转移的轨迹是同构的。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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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这些数字化信息有助于两者之间亲密关系的建构呢？究其原因，其一，数字化信息在网络空间中自由流动，削弱了时空对个体互动的具体限制，彻底颠覆了传统社会的行为和交往方式，创造出强烈的共时感和共地感。②约书亚·梅洛维茨(Joshua Meyrowitz)将这一空间定义为“消失的地域”(no sense of place)。在这一地域中，即使“身体缺场”的个体也能进行“在场”般的互动，使他们在网络空间中的情感实践与其在真实交流与沟通场景中的情感实践具有高度相似性，进而有助于他们完成个人情感网络体系的搭建。③以表情包为例，“摸摸头”“抱抱”“亲亲”等动态表情包既生动活泼，又高度拟人化，极大地强化了“亲密体验”的真实性。这些表情包不但消解了“虚拟恋人”和消费者之间的地理距离和心理隔阂，而且为消费者提供了一种切实可感的交互体验。其二，网络空间中“虚拟恋人”的“身体缺场”带给消费者充足的想象空间，他们在编码和解码数字化信息的过程中往往会不自觉地将自己对恋爱关系的想象和对“理想恋人”的标准“投射”到“虚拟恋人”身上，④将“虚拟恋关系和整个世界变得更具流动性，在此背景下，人们发现“建立有共鸣的关系太花时间了，而且一旦分开又会太痛苦”①。这必然导致传统意义上亲密关系的式微：每个现代人内心处于一种居无定所的漂泊状态—人们渴望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在互动中建构自我认同；但是不确定性使他们对长久和稳定的传统亲密关系愈发充满陌生感，甚至是恐惧感。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自国天然：《情之所向：数字媒介实践的情感维度》，《新闻记者》2020年第5期。

②约书亚·梅洛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

③周云水、赵金才：《亲密关系的变革：“基友”的现实表现及其理论蕴含》，《青年研究》2015年第3期。

④“投射”这个概念最早是由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提出的。他认为，“投射”是一种从别人身上发现自己的情感、想法或愿望的心理保护机制。例如，粉丝对偶像的喜爱往往来自偶像身上的某些特殊的品质，包括温柔、礼貌、努力等。这些品质既是粉丝的情感认同，也是他们的情感“投射”。拥有这些品质的个体就成了这些粉丝理想的伴侣或自己想成为的形象。参见朱丽丽、韩怡辰：《拟态亲密关系：一项关于养成系偶像粉丝社群的新观察——以TF boys个案为例》，《当代传播》2017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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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无论是城市化与现代化的快速发展，还是加速社会的兴起，都是导致个体情感“荒漠化”特征的重要因素，人们有强烈的交往需求，尤其是对亲密关系的渴望，期待尽情倾诉与宣泄。②如何帮助个体，尤其是当代青年人在日常生活中获得心理上的陪伴感和情感上的慰藉就成为一个重要且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这也是人类社会共同面对的难题。

笔者认为，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广泛应用为此提供了一条可行的解决路径。荷兰哲学家约斯·德·穆尔(Jos deMul)认为，网络技术为我们构筑了一个超凡的情感世界，各种人物、象征和叙事在此相互交织，而成为人们“精神寄托的自留地”。③当前，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将网络空间中的“虚拟恋人”服务视为一种逃离现实生活和实现恋爱自由的有效方式。“虚拟恋人”服务有助于他们“精心缝合因现实生活中亲密关系匮乏所导致的情感生活单一和自我的孤寂”，即时和短暂地获得亲密关系所带来的陪伴和温暖，同时“创造出一种表达爱欲、释放自我等与情感体验紧密相关的生活方式”，赋予日常生活以不凡的意义。④

“虚拟恋人”服务的方兴未艾不仅部分解决了当代青年人情感“荒漠化”的困境，而且还满足了他们对消费体验的需求—他们将消费视为一种现代生活方式，普遍接受甚至是主动选择用市场化的方式来满足其情感需求。因此，“虚拟恋人”服务在当代青年人情感期待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双重需求下应运而生。但也有不少学者坚持认为，情感性关系和被商品化的关系应该进行严格区分，两者的组织原则是相互对立的，彼此需要保持适当的边界，并对市场原则支配和加速恶化人类真正的情感关系表示深深的忧虑。①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如果当个体在现实生活中感到情感关系的疏远时，他们选择市场化的方式来满足自己的情感需求，那么这是否会反过来进一步加剧他们情感关系的疏离化？在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看来，消费会使人们处在“永恒监督所导致的持续的焦虑和渴望的状态”之中。②也就是说，一方面，当消费者将网络空间中批量化生产的恋爱符号作为情感慰藉的全部寄托时，他们在体验虚拟的短暂欢愉之后会因再次感受到现实的压力而重陷孤独和焦虑的泥淖；另一方面，当他们深陷过度消费的网络世界时，与现实生活的日益隔绝最终将导致他们在现实生活中获得和维系亲密关系的需求与渴望不断被消解，其相应的能力也将随之逐渐丧失。因此，他们极易永远蜷缩在“虚拟恋人”所建构的亲密关系中，陷入“孤独和焦虑—下单虚拟恋人’服务得到慰藉—更孤独和焦虑——继续下单虚拟恋人’服务”的无限循环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虚拟恋人”服务建构的网络空间中的亲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个体现实生活中的情感缺失，但终究无法替代人们在现实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亲密关系。

数字劳动，理论前泪与在地经验

①哈尔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41页。

②孙信茹、甘庆超：《“熟悉的陌生人”——网络直播中刷礼物与私密关系研究》，《新闻记者》2020年第5期。

③约斯·德·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走向虚拟本体论与人类学》，麦永雄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7页。

④孙信茹、甘庆超：《“熟悉的陌生人”——网络直播中刷礼物与私密关系研究》，《新闻记者》2020年第5期，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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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需要高度注意的是，2014年前后，由于部分虚拟恋人店铺非法提供色情服务被曝光，不久淘宝网屏蔽了“虚拟恋人”“聊天”等搜索关键词，虚拟恋人行业发展趋于隐秘化。尽管市场上大部分虚拟恋人店铺主打“绿色”聊天，但仍存在“擦边球”现象，甚至有一些未成年恋人馆堂而皇之地进行色情交易。2019年我国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率达93.1%，我们有理由担心，虚拟恋人服务的行业乱象对社会公序良俗的影响会随着新媒体产品的普及和使用悄然蔓延，而维护虚拟恋人行业生态的有序和规范既需要政府相关部门的作为，也有赖于店铺管理者和虚拟恋人服务提供者社会责任意识的不断提升。

第八章平台经济、数字劳动与情感关系

①马冬玲：《情感劳动——研究劳动性别分工的新视角》，《妇女研究论丛》2010年第3期。

②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欧阳景根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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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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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数字劳动研究及其未来

数字技术与ICTs正在以不可思议的发展速度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场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不仅深远地影响着当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且还孕育出一种新型的劳动形式—数字劳动。这种劳动形式日趋普遍，它囊括了ICTs和数字技术产业链上的所有劳动，涉及数字媒体生产、流通与使用所需的各种体力和脑力劳动，如ICTs和数字硬件设备的原料采掘、加工组装等体力劳动；软件开发、在线平台设计与维护等脑力劳动；以及互联网平台在线用户的生产性消费行为；等等。

作为数字技术与ICTs和政治经济学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加之全社会对互联网行业所带动的新型就业劳动状况恶化的种种担忧，数字劳动研究逐渐成为学者们展开资本主义结构性批判的新焦点，社会各界都在寻找答案与解释。①在这其中，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及其论著独树一帜。他们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聚焦数字劳动领域中劳动关系、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劳动者自我认知和团结等方面的最新发展与变化，一方面揭示出资本积累与增殖的实质，并将剥削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另一方面透视国家保护、社会福利和工作稳定性不断被瓦解的过程，这两方面对于理解数字经济时代的剥削问题和劳动异化现象极具参考价值，同时很大程度上照亮了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学研究的盲点。①此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并不囿于学理上的剖析与阐释，积极投身于社会变革的实践活动，为个人和社会的解放注人了无尽的动能。②

①周延云、闫秀荣：《数字劳动和卡尔·马克思：数字化时代国外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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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既有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数字劳动研究，虽然在理论、对象、方法和对策等各方面不断创新和丰富，学术队伍也日益壮大，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灯下黑”的问题，学理探索和对数字劳工进行理论化的进程是永无止境的。与此同时，随着ICTs和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公正传播的新问题和社会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有些被“遮蔽”的劳动议题的重要性日渐凸显，这些盲点和议题既值得未来研究者关注与思考，也是数字劳动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和理论创新之可能的源泉。

一、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研究

2020年以来，平台算法对外卖骑手的精细化控制、互联网大厂的“厕所难题”、某电商巨头员工的过劳猝死，以及当代青年人被迫下沉展开“逐底竞争”(race to bottom)等劳动问题，甚至是基本生存问题引发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与激烈讨论，在此我们需要追问与思考：数字劳动者只是庞大社会机器上的一颗无言的螺丝钉吗？他们如何摆脱铁笼对他们的制度性和结构性束缚，用赖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的话来说，他们怎样才能不再只是“一个快乐的机器人”？①在数字劳动的未来研究中，探索与回应上述问题离不开对数字劳动者主体性问题的深度挖掘与全面反思。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孔令全、黄再胜：《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之数字经济时代拓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数字劳动价值创造研究》，《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②姚建华、李兆卿：《重返历史的起点：刍议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化—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Murdock)教授学术访谈》，《新闻记者》2017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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