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 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最后，让我们把话题拉回到蒙塔格身上，毕竟他才是《华氏451度》的主角。小说的最后，蒙塔格彻底放弃了放火消防员这份工作，把自己变成了一部行走的图书，以此来抵抗那一个不允许书籍存在的城市。读完建华老师的书，我忍不住想，蒙塔格的选择，实际上也是今天所有学术工作者可以做的一个选择。当整个学术管理和生产制度越来越被所谓的理性侵蚀，变成纯粹的数字计算之时，与其参与那些白纸黑字所定义的工作，不如将自己变成一部行走的图书，来得有趣且自在。当然，如此选择的自由，属于每一个人。但若想要实现面对当代社会展开真正有深度的思考的野心，则既非二三学人，也非单一学科，凭借一己之力，便可达成之事，而是需要无数个蒙塔格和米尔德里德们的共同努力。这或许便是建华老师要我这样一个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彻底外行来替他做序的原因。那就是，不同研究领域之间的相互督促与帮助，彼此勉励与呼应，在这个看起来已经由不同学科分而治之、相互钳制的死循环中，努力寻找为整个社会解套的可能。

2021年7月17日于上海大学文化研究系

序二重估米尔德里德的活计

①安德列·高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生态：迷失与方向》，彭姝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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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数字劳动研究

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左翼思潮影响下，重新发掘马克思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理论对传播学科的意义成为当时理论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通过20世纪70年代著名的“盲点”论争，劳动、剥削、商品、拜物教、阶级分析等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重回学术分析视野。①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滋养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自产生之初，就致力于将其研究对象置于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与变迁之中，并以此探讨整体的社会结构性力量如何影响传播实践，强调历史性、整体性、结构性在传播理论与实践中的重要意义。②换言之，有别于以行政和市场导向为策略，以媒介分析、受众研究和传播效果为重心的美式行政主义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聚焦市场结构、传播技术、公共政策、劳动关系如何形塑媒介产业和具体的传播实践，探究媒体和传播系统如何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勾连，并与宏观权力秩序发生互动和彼此影响的过程。①

① Smythe, Dallas.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1977(1)：1- 27. 中译文参见达拉斯·斯麦兹，刘晓红译：《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姚建华主编《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7—40页。

②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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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数字技术正在以不可思议的发展速度将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工作场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深远地影响着当前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尤其是大众传播与社会互动模式。在此背景下，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数字技术在全球社会引发的种种新现象，持续聚焦包括阶级、社会性别和数字劳动在内的诸多经典的政经议题和范畴。②一方面，通过对数字技术快速发展语境下的经典政治经济理论的再发现、回应与展望，传播政治经济学不断拓展其理论视野与实践空间，展现了其对正在转型的全球社会及新媒体技术蓬勃发展快速迭代极具阐释力的分析与重构；③另一方面，相关研究旨在重新发现马克思经典理论的独特价值，揭示出阶级、社会性别和数字劳动等议题和范畴对当下传播研究的重要意义，致力于剥去后资本主义时代全球社会表面的同一性，成为传播政治经济学新的学术生长点和理论创新之可能的源泉。④

一、数字劳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新现象与新理论

全球发达经济体中资本主义的基础正在从工业制造转向服务业和信息业，对基于数字技术的新媒体的征用成了这个转型过程的根本驱动力。数字技术既为新的网络经济提供必要的技术设施支持，如构建数字中心全球网络，又产生了一系列围绕着信息与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s)的融合、新的数字产品和应用程序的生产而组织起来的新兴经济部门。数字技术的支持部门和新兴经济部门都存在对新型劳动力的需求，传统劳工不断被新兴数字劳工取代的趋势日益明显。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罗伯特·麦克切斯尼：《传播革命：紧要关头与媒体的未来》，高金萍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②姚建华、徐婧：《数字时代传播政治经济的新现象与新理论》，《全球传媒学刊》2017年第3期。

③姚建华：《传承与发展：数字时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新闻与写作》2019年第5期。

④徐婧、秦朝森：《新媒体语境下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前沿研究综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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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丹·席勒(Dan Schiller)看来，数字技术和ICTs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和积累方式，重新配置了各种生产要素与资源，在扩张性市场逻辑的影响下，带动政治经济向数字资本主义(digitalcapitalism)转型。①在这个转型的过程中，随着越来越多从事信息生产、传播、监控的劳动者以数字技术和ICTs为生产、加工工具，且人类的知识本身不断以数字的形态存在，数字劳工日益成为传播学者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研究议题涉及他们的劳动过程、劳动价值、劳动力再生产、劳动力商品化和控制方式，以及自身特征与主体意识，等等。②

根据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Fuchs)的界定，数字劳工包括将数字技术和ICTs作为生产资料的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③也就是说，数字劳工研究不仅聚焦于对工程师、设计师或是媒体从业者工作和日常生活的研究，而且强调对工厂中生产科技产品的产业工人进行研究的必要性。今天的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都需要面对新的数字技术和ICTs、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不稳定的工作环境，甚至是随时可能被取代的命运。因此，扩大数字劳工的内涵和外延，而非使用来自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非物质劳动”(immateriallabour)概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不同劳动形式之间的联系。①

导言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数字劳动研究

① Schiller, Dan. Digital Capitali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②姚建华、徐偲骕：《全球数字劳工研究与中国语境：批判性的述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5期。

③Fuchs, Christian. Dallas Smythe Today—The Audience Commodity, the Digital LabourDebate, Marxist Political and Critical Theory. Triple C, 2012(2): 692 - 740. 中译文参见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汪金汉、潘璟玲译：《受众商品、数字劳动之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理论》，《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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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宇、邱林川等学者长期关注信息产业的发展及产业内数字劳工，尤其是他们的工作环境，他们的相关研究对全球资本主义结构性的不平等与剥削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洪宇的研究指出，在中国成为全球ICTs生产强国的过程中，信息产业内不断重构的阶级关系持续受跨国资本和国内社会及经济转型的双重影响。②中国信息产业内数字劳工的规模不断壮大，同时他们作为“雇佣劳动力”的身份不断得以确立和强化。邱林川更多将他的研究视角聚焦于富士康(Foxconn)企业的工人，将其置于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世界工厂的研究框架下，审视数字资本主义与过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间的差异与关联。③一方面，他从反技术决定论的视角出发，分别对富士康企业的工厂、宿舍和防跳网进行了实地调查与分析，揭示出资本主义对数字劳工的剥削和异化；另一方面，他强调：富士康企业工人超负荷工作的根本原因在于苹果公司(Apple)在定价和产品交付时间上具有决定权的制度性安排，这种制度性安排背后的权力不平等使苹果公司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对消费电子产品的生产进行“离境外包”(outsourcing)而获得超额利润。④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今天的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都需要面对新的数字技术和ICTs的飞速发展，同样面临着围绕新型信息技术和网络平台的更加隐蔽的剥削形式、高强度的工作压力和“步履维艰”的境况。虽然“非物质劳动”这一概念在构建新型政治主体方面颇有建树，但它却过于偏重产品的最终形式，而忽略了生产工具与生产资料环节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强化了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对立关系。参见王洪喆：《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当代数字资本主义问题的启示》,《天府新论》2016 年第 3 期;Hardt，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War and Democracy inthe Age of Empire.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4。

② Hong, Yu. Labor, Class Formation and China's Informationized Polic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1.

③邱林川:《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④“离境外包”(又称“外部资源利用”)这个概念最早是由美国管理学家普拉哈拉德(C.K.Prahalad)教授和加里·哈梅尔(GaryHamel)教授于1990年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的《企业的核心竞争力》(The Core Competence of theCorporation)一文中提出的。它是企业充分利用国外资源和企业外部资源进行产业转移的一种形式，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利用发展中国家的低成本优势将生产和服务(生产链上的一些非核心环节)外包到发展中国家。这种方式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营运成本、提升（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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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研究是传播政治学者关注的重要议题。数字技术和ICTs对媒介产业的影响不可谓不大：2016年8月，当苹果、谷歌(Google)、微软(Microsoft)、亚马逊(Amazon)和脸书(Facebook)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五大公司的时候，新闻、广播和广告等诸多媒介产业内控制权不断集中于少数大型技术公司的趋势众目昭彰。在当下数字技术和ICTs的发展呈几何增长的背景下，市场化的无孔不人为巨型传媒集团的垄断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处于全球价值链中的媒介数字劳工亦无法摆脱资本的影响，相关学者对其研究也呈现多样性的景观。

例如，尼科尔·科恩(NicoleCohen)以媒介产业中的自由作家为研究对象，强调对自由作家数量的增加以及获得教育和培训项目机会增多的考察，不能仅从狭仄的个人经验研究的视角出发，而应强调他们是媒体从业者的重要组成部分。①对自由作家无偿劳动时间和版权侵占的分析，折射出数字时代媒体从业者群体的行动和经历受更为宏观的社会整体影响的事实；与此同时，自由作家劳动过程的变化体现了数字技术和ICTs对资本主义劳动环境的影响，这些影响既加速了劳动力商品化的进程，同时又强化了剥削作为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本质性的存在。

需要强调的是，不少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将对信息产业和媒介产业中数字劳动问题的思考与社会性别分析紧密交织在一起，通过批判社会性别权力等级结构和反思全球媒体组织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深刻地揭示出女性数字劳工所遭受的多重宰制。①这可以在莱斯利·谢德(LeslieShade)和尼基·波特(Nikki Porter)对孟加拉国女工的研究②以及曹晋和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对中国出版产业中女性编辑人员的研究中得到佐证。③前者洞察到当前社会性别议题的跨国语境，并强调西方发达国家时尚产业的繁荣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国家女性劳动的残酷剥削的基础之上的，而后者揭示出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转型与体制改革，也会导致劳动过程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在中国的出版产业中，女性编辑人员在市场经济转型大潮中所遭遇的工作强化、劳动力贬值、弹性雇佣制度的普遍化、性别歧视等问题往往被遮蔽了起来，缺乏对当前社会转型中劳动力编制与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深刻反思。

导言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教字劳动研究

(接上页)产品品质、集中人力资源、提高顾客满意度，进而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能力。离境外包兴起于制造业，如苹果公司全球最大的合同制造商富士康。但是21世纪以来，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人力资源等要素水平不断提高，而且保持了低成本优势，除制造业以外，大量服务业也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如呼叫中心大规模地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出现就是其中很好的一例。参见姚建华：《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Brophy, Enda. The Subterranean Stream: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Call CentreLabour. Ephemera, 2010 (3/4): 470 - 483; Qiu, Jack Linchuan. Goodbye iSlave: AMani festo for Digital Abolition.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7.

① Cohen, Nicole. Cultural Work as a Site of Struggle: Freelancers and Exploitation. Triple C, 2012(2):141-155.

②在科恩看来，不管是对媒介数字劳工进行授权，还是通过在办公室内创造“愉快”的环境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和潜能，其目的都是为提高生产效率，进而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这与延长工作时间等陈旧的方法在本质上并无二致。参见Cohen，Nicole.NegotiatingWritersRights: Freelance Cultural Labour and the Challenge of Organizing. Just Labour, 2014(17/18):119–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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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信息产业的体力劳动者，还是媒介产业的脑力劳动者，他们都是数字时代新的劳动形式的具体表现。数字技术和ICTs带来的巨大变化还在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边界不再清晰。④在数字世界中，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通过使用不同的媒介来创造价值，比如说在以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照片、视频和文字，他们被称为“产消合一者”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Steeves, Leslie and Janet Wasko. Femin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Toward a Friendly Alliance. In Sex and Money : Femin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edia , edited by Eileen Meehan and. Ellen Riordan, 2002,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16 – 29.

② Shade, Leslie and Nikki Porter. Empire and Sweatshop Girlhoods: The Two Faces of the Global Culture Industry. In Feminist Interv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Minding the Gap, edited by Katharine Sarikakis and Leslie Shade, 2008,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p. 241 - 257.

③ Cao, Jin and Graham Murdock. Holding Down Half the Sky: Female Knowledge Workers and Flexible Employment in China's Publishing Conglomerates. Work Organisation, Labour & Globalisation, 2015(2): 14-35.

④ Manzerolle, Vincent, Mobilizing the Audience Commodity: Digital Labour in a WirelessWorld.Ephemera，2010(3/4)：455-469. 中译文参见文森特·曼泽罗尔，姚建华、徐偲骄译：《移动的受众商品：无线世界的数字劳动》，《开放时代》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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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sumers)—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因为自己的努力和工作而被支付明确的薪酬。爱德华·科莫尔(Edward Comor)进一步指出：越来越多的在线产消合一活动并未终结对人的异化，产消合一者生产的“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已然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新的剩余价值来源的增长点；与此同时，他们不断沦为资本的工具。①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使用“玩工”(playbour)的概念来界定通过玩耍的形式，在其闲暇时间内创造价值的用户。尤利安·库克里奇（JulianKücklich)是较早关注玩工问题的学者。通过对游戏修改版本者(modder)②的研究与分析，他深刻地揭示出：游戏修改版本者除了每日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游戏中，还通过使用游戏开发者提供的或自己开发的各种编辑工具来打造专属自己的游戏。他们创造的价值成了游戏产业利润来源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与此同时，游戏修改作为一种“无酬劳动”形式的事实，往往被视游戏修改为休闲活动或娱乐延伸的认知掩盖。与自由作家一样，游戏修改版本者并不对自己的最终作品享有版权，且承担他们的活动可能引发的经济和法律风险。③虽然玩工形式的工作在几十年前传播政治经济学家达拉斯·斯麦兹(DallasSmythe)的研究中早已被预见，但是今天的学者对这种工作形式愈发重视—因为这种工作形式在全球劳工中不断扩张和蔓延。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前每个人都是“数字劳工”。④数字劳动问题的思考与社会性别分析紧密交织在一起，通过批判社会性别权力等级结构和反思全球媒体组织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深刻地揭示出女性数字劳工所遭受的多重宰制。①这可以在莱斯利·谢德(LeslieShade)和尼基·波特(Nikki Porter)对孟加拉国女工的研究②以及曹晋和格雷厄姆·默多克(Graham Murdock)对中国出版产业中女性编辑人员的研究中得到佐证。③前者洞察到当前社会性别议题的跨国语境，并强调西方发达国家时尚产业的繁荣是建立在对第三世界国家女性劳动的残酷剥削的基础之上的，而后者揭示出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转型与体制改革，也会导致劳动过程中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在中国的出版产业中，女性编辑人员在市场经济转型大潮中所遭遇的工作强化、劳动力贬值、弹性雇佣制度的普遍化、性别歧视等问题往往被遮蔽了起来，缺乏对当前社会转型中劳动力编制与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深刻反思。

导言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数字劳动研究

① Comer, Edward. Digital Prosumption and Alienation. Ephemera, 2010(3/4): 439 - 454.

②游戏修改版本者来自“游戏模组”这一概念，即创作游戏修改版本(Modifications、简称Mods)。

③ Kücklich, Julian. Precarious Playbour: 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The FibrecultureJournal，2005(5).中译文参见尤利安·库克里奇，姚建华、倪安妮译：《不稳定的玩工：游戏模组爱好者和数字游戏产业》，《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④ Murdock, Graham. Political Economies as Moral Economies Commodities, Gifts, and PublicGoods. In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edited by Janet Wasko,Graham Murdock and Helena Sousa, 2011, West Sussex, UK: Wiley-Blackwell, 13 - 40. 中译文参见格雷厄姆·默多克，姚建华、徐偲骑译：《作为道德经济的政治经济：商品、礼物与公共物品》，姚建华主编《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80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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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信息产业的体力劳动者，还是媒介产业的脑力劳动者，他们都是数字时代新的劳动形式的具体表现。数字技术和ICTs带来的巨大变化还在于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边界不再清晰。④在数字世界中，消费者越来越多地通过使用不同的媒介来创造价值，比如说在以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上发布自己的照片、视频和文字，他们被称为“产消合一者”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Steeves, Leslie and Janet Wasko. Feminist Theory and Political Economy: Toward a Friendly Alliance. In Sex and Money : Feminism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the Media , edited by Eileen Meehan and. Ellen Riordan, 2002,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p. 16- 29.

② Shade, Leslie and Nikki Porter. Empire and Sweatshop Girlhoods: The Two Faces of the Global Culture Industry. In Feminist Interv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 Minding the Gap, edited by Katharine Sarikakis and Leslie Shade, 2008, Lanham, MD: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p. 241 – 257.

③ Cao, Jin and Graham Murdock. Holding Down Half the Sky: Female Knowledge Workers and Flexible Employment in China's Publishing Conglomerates. Work Organisation, Labour & Globalisation, 2015(2); 14-35.

④ Manzerolle, Vincent, Mobilizing the Audience Commodity: Digital Labour in a WirelessWorld Ephemera，2010(3/4)：455-469.中译文参见文森特·曼泽罗尔，姚建华、徐偲骕译：《移动的受众商品：无线世界的数字劳动》，《开放时代》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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