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 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如果我们将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理解为他们所具有的“独立性、个体性、能动性以及占有和改造客体的能力”②，那么重新激发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既包括对他们作为劳动者个体的赋权(如职业技能的培训)，又与组织层面的制度性、结构性、系统性改革密切相关，如劳动关系的规范与革新、劳动法律法规的健全与升级等。进一步来说，在未来的数字劳动研究中，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亟须关注以下两个核心问题：其一，数字劳动者如何摆脱拜物性、制度性、文化性的异化与桎梏，发挥其能动性，实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其二，数字劳动者在将自我命运与他人命运乃至社会命运紧密关联之时，如何通过个体性、群体性或社会性的行动，进发出自己的力量？③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问题，和批判与否思资本主义市场逻辑和人的异化逻辑，展开丰富多彩的“反向运动”，进而实现个体解放的问题是同构的。④在王行坤看来，这些“反向运动”包括：夺回时间主权、削减工作时间、建设更民主的工作场所、争取更合理的工作日程和更人道的工作形式，以及获得更公正的劳动分配，等等。⑤

在具体的数字劳动者主体性研究方面，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首先，通过借鉴布洛维的理论，未来数字劳工研究可以考虑转向政治一经济一文化联合分析的理论框架，将意识形态问题纳入研究视野，关注在数字劳工的劳动过程中，劳动者的生产同意是如何形成的，即“数字劳动版本”的“制造甘愿”(manufacturingconsent)是如何运作的，①不仅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引出发，而且在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前提下展开政治经济分析，聚焦于数字劳工的“劳动”与生产政体（productionregime)之间的互动关系。这一思考路径以及政治一经济一文化联合分析的理论框架尤其适用于创造性地阐释产消合一者与玩工是如何“心甘情愿”地耗费大量时间与精力为新媒体产业贡献劳动成果的。其核心是召唤劳动者的主体性，关注他们的个人体验，以及探讨他们如何参与自我剥削和异化的过程。

结语数字劳动研究及其未来

①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陈强、张永强译，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1年，第184—185 页。

②孙祥飞：《“机器人新闻”与新闻工作者的主体性强化》，《新闻论坛》2016年第4期。

③贾文娟：《从数字劳动探索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时代变迁》，《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第8期。

④吕新雨等：《生存，还是毁灭—“人工智能时代数字化生存与人类传播的未来”圆桌对话》，《新闻记者》2018年第6期。

⑤王行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评瓦克曼〈时间紧迫〉》，《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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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未来数字劳工研究，特别是本土的研究还应尝试将考察范围扩大至生产场所之外的领域，将劳动者劳动力再生产的全部过程作为整体来分析，如他们的地缘特征、教育程度、生活方式、社会保障、后代哺育、老人赡养、社会关系，甚至情感生活等各种面向，即从“生产的政治”迈向“生产的政治”与“生活的政治”并重的理念。在工作场景之外，数字劳工并不直接受到资本和国家的控制，学校教育、同乡支持、社区生活都使他们得以突破狭隘的生产政体，意识到自身受到压迫的不合理性，进而“锻炼组织能力、建构团结网络”②。

最后，未来数字劳工研究应注意研究对象所具有的主体多样性，也就是说笼统的“劳工”一词很难精准描述实际上十分复杂的劳动者群体，男工/女工、移民/本地人、全职工/临时工/派遣工之间的差异非常巨大。在劳资关系与生产政治中，也并不只有阶级抗争和工人运动这一种抵制模式。保罗·约翰斯顿(PaulJohnston)提出，全球化时代的劳工运动强调劳动者在阶级立场以外的多元化的利益和身份，与公民权运动、性别平等运动等其他诉求的社会运动汇聚与合流，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改造社会的潜能，同时共同追求社会公共福利与公正的劳动和生活环境。①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Burawoy, Michael. Manufacturing Consent :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②汪建华：《生活的政治：世界工厂劳资关系转型的新视角》，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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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劳动与社会公共性研究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强调，“办网站的不能一味追求点击率”②，这既是对互联网的生产机制和商品化逻辑的批评与反思，也启发我们对非异化的数字劳动展开思考与想象。数字劳动只是为资本创造剩余价值和实现资本积累与增殖的异化劳动吗？在未来，相关学者可以关注互联网的公共服务责任，以及作为公共利益实现者和依托主体的广大数字劳动者。例如在2014年，美国卫星公司数字全球(DigitalGlobe)开放了自家的Tomnod众包平台，希望借助全球网友的力量，找到马航MH370的下落。随后，来自全球2.5万名网络志愿者根据Tomnod众包平台分配到的卫星图片，在线标记出自己肉眼所观察出的可疑线索、漂浮物或是残骸。同样，包括社交化开发平台GitHub、维基百科(Wikipedia)、维基解密(WikiLeaks)等在内的一系列“另类网络实践”为我们探讨数字劳动与公共性问题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材料和广阔的研究前景。

当然，对数字劳动与公共性问题的研究还涉及对服务于公共利益的“数据”的想象与展望。部分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主张，为了使大数据不再成为新自由主义继续扩张的新工具，③国家应该拥有公共数据的所有权和监管算法规则的监督权，阻止用户/公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生产的大数据被资本肆意占用和“圈地”。但是，还有不少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此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不管是政府还是企业，都应只扮演代理性角色，它们掌握数据的唯一合法性来源就是获得用户/公民授权，其使用也必须以可确证的公共利益为出发点，防止任何数据“喂养”的算法反过来侵害、暗算社会成员，特别是广大互联网平台的劳动者。因此，用户公民依然可以在数据权力体制中努力争取自治，锻造基于数据的技术公民权，保证数据技术的使用是公平和公正的，运用数据为公共利益服务，同时改善自身的生活体验。①在未来，数字劳动与社会公共性议题有待相关学者持续深耕。

结语 数字劳动研究及其未来

① Johnston, Paul. The Resurgence of Labor as Citizenship Movement in the New Labor Relations Environment, Critical Sociology, 2000(1/2): 139 - 160.

②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2016年4月19日，http://www. xinhuanet, com/politics/2016- 04/25/c\_l118731175. htm.

③Qiu, Jack Linchuan, Reflections on Big Data: Just Because It Is Accessible Does Not Make It Ethical, Media, Culture &Society, 2015(7); 1089 - 1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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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字劳动与交叉性分析方法

自美国著名的民权倡导者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é Crenshaw)采用交叉性分析方法开启种族和社会性别歧视相互交织的研究先河以来，②这一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和传播学的大量经验研究中，其重要价值在于，通过“剖析社会结构中复杂的权力蜘蛛网”(犹如撕开层层的洋葱皮)。一方面，透视和洞察微观权力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另一方面，揭示出多重权力结构对群体(尤其是处于社会边缘位置的群体)的宰制性和压迫性力量。③

在数字劳动研究方面，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长期关注不同群体在不平等权力关系中形成的共同地位或面临的相似困境。他们往往采用阶级、社会性别、城乡关系等交叉性分析方法，将对数字劳动问题的讨论嵌入多元社会关系的整体性分析框架中，包括劳资关系、政府与市场关系、企业间关系等，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①如部分学者长期聚焦生产政治的问题，探究阶级与社会性别在重建劳动者的主体性和形塑工厂政体方面的积极作用。他们发现，具有能动性的劳动者与权力结构之间并非简单的对抗或共谋关系，交叉性分析方法极大地丰富了生产政治的逻辑。②在未来，特别是在研究方法层面，如何实现数字劳动研究与交叉性分析方法的深度融合是亟待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深思的问题。此外，除受政治和资本合力作用外，权力结构是否受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作用力的影响？这些力量又是如何与数字劳动相互嵌构的？这些问题兼备启发性和前沿性。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徐偲骕、洪婧茹：《谨慎对待城市“公私合营”与公共数据私人控制——评〈数字化世界的智慧城市》》，《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0期。

② Kimberlé, Crenshaw, Demarginalizing the Intersection of Race and Sex: A Black Feminist Critique of Antidiscrimination Doctrine, Feminist Theory and Antiracist Poli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egal Forum, 1989(1): 139– 168.

③曹晋：《交又分析模式与中国新媒体情境中的社会性别研究》，复旦大学一哈佛燕京学社第二届“新媒体与社会性别研究”工作坊，2021年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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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而观之，伴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兴起，数字劳动应运而生。它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传统认知，成为时代发展特征孕育出的一种新型劳动形式和理论概念。相关研究从政治学、社会学、传播学、经济学等多重视角出发，将数字劳动议题置于政治、经济、文化的交叉框架下考察，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为基石，结合后福特主义和意大利自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全方位地透视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生产和资本价值增殖过程，进而揭示出从资本工业化时代到数字经济时代，从传统的机器大生产时代到智慧型数字化时代劳动形式、内涵和意义的演进与变迁过程。数字劳动研究是对传统劳动价值论批判性的继承与创造性发展，对于理解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异化和网络资本剥削问题等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更为重要的是，面对中国数字劳动兴起的新现象和新挑战，汲取当代西方数字劳动研究的有益成果，深化对本土数字劳动的理论研究，系统地理解当代中国数字劳动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意涵，科学地揭示国家(政府)、资本、技术与劳动力之间错综复杂的多元关系，不仅是数字化时代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的题中之义，也是立足于中国“互联网十”实际，契合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目标，构建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的基础和保障，更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劳动研究新路径、持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迫切要求。

结语 数字劳动研究及其未来

①苏熠慧：《“交叉性”流派的观点、方法及其对中国性别社会学的启发》，《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7期。

② Lee, Ching Kwan. Gender and the South China Miracle : Two Worlds of Factory Women.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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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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