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 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prosumers)—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不因为自己的努力和工作而被支付明确的薪酬。爱德华·科莫尔(Edward Comor)进一步指出:越来越多的在线产消合一活动并未终结对人的异化，产消合一者生产的“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UGC)已然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新的剩余价值来源的增长点；与此同时，他们不断沦为资本的工具。①

传播政治经济学者使用“玩工”(playbour)的概念来界定通过玩耍的形式，在其闲暇时间内创造价值的用户。尤利安·库克里奇（JulianKüicklich)是较早关注玩工问题的学者。通过对游戏修改版本者(modder)②的研究与分析，他深刻地揭示出：游戏修改版本者除了每日花费大量的时间在游戏中，还通过使用游戏开发者提供的或自己开发的各种编辑工具来打造专属自己的游戏。他们创造的价值成了游戏产业利润来源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但与此同时，游戏修改作为一种“无酬劳动”形式的事实，往往被视游戏修改为休闲活动或娱乐延伸的认知掩盖。与自由作家一样，游戏修改版本者并不对自己的最终作品享有版权，且承担他们的活动可能引发的经济和法律风险。③虽然玩工形式的工作在几十年前传播政治经济学家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的研究中早已被预见，但是今天的学者对这种工作形式愈发重视—因为这种工作形式在全球劳工中不断扩张和蔓延。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前每个人都是“数字劳工”。④

导言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数字劳动研究

① Comer, Edward. Digital Prosumption and Alienation. Ephemera, 2010(3/4): 439 - 454.

②游戏修改版本者来自“游戏模组”这一概念，即创作游戏修改版本(Modifications、简称Mods)。

③Kücklich, Julian. PrecariousPlaybour: 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The FibrecultureJournal，2005(5).中译文参见尤利安·库克里奇，姚建华、倪安妮译：《不稳定的玩工:游戏模组爱好者和数字游戏产业》，《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④Murdock, Graham, Political Economies as Moral Economies Commodities, Gifts, and PublicGoods. In Th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edited by JanetWasko,Graham Murdock and Helena Sousa, 2011, West Sussex, UK; Wiley-Blackwell, 13-40.中译文参见格雷厄姆·默多克，姚建华、徐偲驶译：《作为道德经济的政治经济：商品、礼物与公共物品》，姚建华主编《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80一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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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特雷伯尔·肖尔茨(TreborScholz)强调，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对劳动的剥削以一种更为隐蔽的形式围绕新型的数字技术和ICTs以及网络平台而展开。①在他看来，数字资本主义同样是资本主义，是后者在新技术环境中的延伸，这是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判断，且业已被大量实证研究结果证实—资本主义并没有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而改变其通过剥削劳动力实现自我增殖的基本逻辑。资本家通过将数字技术和ICTs作为一种控制的工具，加强了全球范围内有关生产活动的传播与协作，并以离境外包等方式实现了资本主义的空间修复，②进而将后福特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在此背景下，工作被数字技术和ICTs进一步切割、细分，知识与技能持续并加速贬值，资本完成了对数字劳工的去技能化(de-skilling)与弹性雇佣，并通过各种通信工具实现对劳动力在劳动场所内外的无差别监视与控制，③这些都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新型劳工议题。

除此之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十分关注数字劳工如何应对因资本和劳动之间本质上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产生的剥削过程。从历史上看，工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断保障工人的基本权力；但大部分数字公司一直拒绝承认工会，且因为缺乏公开的报道导致公众较少关注与工人和工会相关的议题。④也有不少学者强调协会组织在联合数字劳工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些组织通过社会运动组织来不断满足劳工的需求与推动政治议事日程。⑤诚然，在数字时代，将数字技术和ICTs作为生产资料的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生产者与消费者组成了规模庞大的群体，且发展迅速。虽然他们中并非所有的人都拥有稳定的工作，但毋庸置疑，他们都从事“生产性劳动”，都在创造剩余价值。但是不同地区、不同职业和不同社会身份的数字劳工可能认为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反而存在着竞争性的利益冲突，如何将他们联合起来，形成共同的阶级意识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①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Scholz, Trebor. Digital Labo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12.

②陈世华：《信息政治经济学批判》，《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③姚建华：《作为数据流的劳动者：智能监控的溯源、现状与反思》，《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1年第5期。

④ Sussman, Gerald and Carey Higgins-Dobney. The Planned Obsolescence of TV Journalism.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 edited by Richard Maxwell, 2015, New York: Routledge, pp. 230 - 241.

⑤ Stevens, Andrew and Vincent Mosco, Prospects for Trade Unions and Labour Organizations in India's IT and ITES Industries. Work Organisation, Labour & Globalisation, 2010(2) : 39 –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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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书结构与主要内容

本书由上下两篇组成。上篇聚焦数字劳动的理论前沿，旨在对数字劳动展开全面且深刻的学理分析，在系统地阐述数字劳动内涵和研究现状基础上，为读者细致梳理和全景展现数字劳动理论发展的历史脉络；同时结合零工经济、不稳定无产者、下一代互联网、工作/后工作世界等重要理论或概念，帮助读者打开一扇通往繁茂学术“森林”的理论大门。下篇从数字劳动与在地经验切入，把数字劳动置于更为宏大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全球平台经济勃兴的时代背景下，关注数字劳动的实践逻辑，一方面致力于揭示数字劳动与全球外包、灵活积累、技能变迁、情感关系等重要问题之间复杂的勾连关系，另一方面致力于回应相关的现实问题，进一步推动本土化理论研究的发展。

第一章至第四章为本书的上篇部分(数字劳动与理论前沿)。第一章(数字劳动：劳动与媒介化的交叉视角)首先梳理与展示了数字劳动领域的前沿成果。当前，数字劳动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研究对象已经不仅局限于最初的新媒体平台的产消合一者与玩工，学者们开始关注网络零工、受技术宰制的传统雇佣关系之内的脑力劳动者，甚至将开采原料和生产电子产品的体力劳动者亦纳入其中。其次，本章旨在剖析作为分析范畴本身的“数字劳动”区别于知识劳动、脑力劳动、非物质劳动等纷杂概念的核心关键；其哲学基础之于其他概念在范式意义上的创新；以及数字劳动研究与传播研究其他最新成果展开对话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本章提出：数字劳动实际上是以劳动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劳动化”两条并行不悖的路径渗透到当下人类社会中的，并对争取非异化劳动之可能的路径展开了充分的讨论。

导言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数字劳动研究

① Huws, Ursula. The Underpinnings of Class in the Digital Age: Living, Labour and Value. Socialist Register, 2014(50): 80- 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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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全球数字劳动研究的现状与中国语境)从四个方面梳理了全球数字劳动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进路和最新成果，即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产消合一者和玩工，以及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并从中国语境出发，呈现本土学者对该议题的思考与贡献。在当前复杂的全球化过程持续深入，本土社会急剧转型、新媒体技术冲击日益猛烈的全球语境中，上述研究大多根植于中国独有的、丰富的且充满活力的日常实践土壤之中，帮助劳动者发声，增加他们的曝光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术品格。

第三章(零工经济、数字劳动与“不稳定无产者”)聚焦全球零工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数量日益增多的零工经济劳动者及其所面临的困境与多元化的解决策略。在全球范围内，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承担零工工作的自由职业者在数量、规模和影响力上日益壮大，零工经济应运而生。不管是包括网络直播、付费阅读内容的创作和编辑，以及视频制作和分享在内的基于网络平台而产生的新型工作方式，还是集中于快递、家政、交通、维修等服务行业因移动终端应用程序对传统就业方式的颠覆而产生的新型工作方式，都使零工经济中经历着“即插即用型”U盘生活的数字劳工面临诸多困境，不断沦为新型的“不稳定无产者”。解决这些困境的对策需要从零工经济劳动者、政策制定者、关注零工工作公平性的利益相关者等多维度出发。

第四章(下一代互联网、数字劳动与工作/后工作世界的未来)尝试结合下一代互联网技术的高速迭代对数字劳动与工作/后工作世界的未来进行展望。下一代互联网技术替代还是创造就业？新“卢德运动”会出现吗？这些问题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诸种观点都有各自的立论基础和证据。结合现有研究，本章提出：这两种相反的现象实际上是以不同的速率沿着各自的轨道同时进行的，“旧去新来”的时间差才是问题的关键。而且，技术并非唯一作用因素，还应结合人机关系、劳动力结构、全球价值链与劳资关系来综合考察人工智能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工作种类劳动者的影响，进而在此基础上寻求解决之道，最大限度避免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此外，当“奇点”临近，“机器控制机器”的“强人工智能”阶段到来之时，为防止大规模失业和“弃民”的出现，维系人类以劳动为主要特征的生活世界，批判传播学或可从“数据收人”的角度提供一种后工作的方案。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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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至第八章为本书的下篇部分(数字劳动与在地经验)。第五章(全球外包、数字劳动与劳动控制)从全球外包实践与众包平台的兴起切入，以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为案例分析对象，探究平台劳动的运作机制和内嵌其中的劳动控制问题。一方面，平台劳动者的劳动过程受到普遍且隐蔽的控制，这是众包平台中不对等权力关系展演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平台劳动者通过积极组建网络社区进行各种形式的反控制实践。这些实践既展现了平台劳动者的能动性，又为他们提供了有效的支持网络，但却仍受到强大的结构性制约，难以和平台中既存的控制相抗衡。为了改变这一状况，结合当下众包平台的全球治理经验，本章强调：建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管理、监督和保障机制将成为众包平台的未来发展方向和目标。

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造成了冲击。近年来，不少媒体机构不再雇用专职记者，取而代之的是组建覆盖全球的新闻专员网络社群，通过与他们建立弹性雇佣关系，进而低成本、高效率地生产新闻内容，并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海外新闻专员的在地优势、语言技能和兴趣热情以及海外新闻专员为媒体机构创造核心价值的过程。第六章(众包新闻、数字劳动与灵活积累)以财新传媒旗下的“世界说”这一新媒体产品作为研究对象，基于对其海外新闻专员的深度访谈，探究他们在新媒体技术的帮助下如何有组织地生产国际新闻，揭示出新媒体环境下，建制化媒体通过灵活积累策略，将海外新闻专员转化为劳动生产力，加速媒体机构的资本积累和增殖过程，而实际上，这是一种被掩盖在参与、兴趣和自我实现伪装之下的“准灵活用工”实践。

导言 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数字劳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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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化新闻是人工智能技术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具体应用，它重构了包括新闻劳动在内的传媒生态的核心要素。随着自动化新闻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快速崛起，新闻记者正经历着由去技能化向再技能化的技能变迁，且多技能化的趋势日渐明朗，这也是第七章(自动化新闻、数字劳动与技能变迁)的主要发现。同时，本章强调，新闻生产过程和劳动者技能成长的有效结合反映出自动化新闻背景下的人机关系是一种“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共存关系，而非“有你没我”的竞争关系。在未来，自动化新闻能否成为一种更为进步和解放的力量，赋予新闻劳动以独立的、建设性的意义，这一问题既事关新闻从业者美好的职业愿景，也为相关研究者打开了广阔的想象空间。

在乔纳森·特纳(Jonathan Turner)和简·斯黛兹(Jan Stets)看来，人类的独特性在于形成社会纽带和建构复杂社会结构时对情感的依赖，因此情感对建构社会关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①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不少学者开始将身体、情感和欲望等因素置于社会学和人类学分析的中心位置，“情感转向”(affective turn)发展为人文社科领域一条新的研究进路，情感劳动成了这一转向主要的理论落脚点。第八章(平台经济、数字劳动与情感关系)以“虚拟恋人”情感劳动过程为研究内容，指出：这一情感劳动的核心内容是在网络空间中建构与消费者的亲密关系。“虚拟恋人”在“进场”“在场”和“离场”的不同服务阶段，根据消费者喜欢的恋人类型，主动整饬外显情感来努力营造甜蜜的恋爱氛围，满足消费者对恋爱关系的想象和情感需求。这种亲密关系具有双重“虚拟性”：一方面，它存在于网络的虚拟空间，而非现实生活中；另一方面，它受市场原则支配，是一种能够即时和短暂满足消费者情感需求的商品，而非建立在两者长久和稳定的情感基础之上，因此具有情感虚拟化的特征。当前，缓解当代青年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情感压力既必要又紧迫。“虚拟恋人”服务建构的网络空间中的亲密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个体现实生活中的情感缺失，但终究无法替代人们在现实社会交往中形成的亲密关系。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乔纳森·特纳、简·斯黛兹：《情感社会学》，孙俊才、文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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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随着传播研究的理论、对象、方法和价值取向的日趋多元化，一些曾被遮蔽的重要议题开始进入传播学者的视野，其中有的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传播劳动研究。在传播新科技的突飞猛进将劳动数字化、数字技术使用者“劳工化”的趋势下，数字劳工作为最新的分析范畴，逐渐成为传播劳动研究领域的前沿。本书通过对数字劳动研究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两个维度的系统性分析与探讨，希冀建构经典与实践、理论与现实的对话场城。一方面启发读者深入思考数字劳动问题，充分发挥经典理论的思想潜能，以此来穿透实践与现实，同时为相关研究者打开广阔的想象空间，也使本书具有更强的否思性和前瞻性；另一方面让读者切身感受到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二元张力，以实践引导对理论的理解，更为深刻地洞察资本、技术与劳动三者之间多重复杂的勾连关系。

导言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数字劳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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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篇数字劳动与理论前沿

第一章 数字劳动：劳动与媒介化的交叉视角

以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flexible accumulation)策略为背景，①部分劳动由企业被转移至整个社会进行，并由此显著地改变了工作与休闲、职业与业余人士之间的关系。②随着日常生活被媒介技术整合进数字资本主义或信息资本主义(informationalcapitalism)中去，用户亦被卷入到新媒体价值链中，服务于生产、消费和市场等多个环节，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述，新数字技术和 ICTs正以全球的工具性网络整合世界。③

在传播与劳动研究领域，提兹安娜·特拉诺瓦(TizianaTerranova)较早地开展了数字劳动的理论化工作。她指出：网络用户组成了一类被资本剥削的无偿劳工“网奴”，用户在将网络视为娱乐和社交的游乐场时，还扮演着另一种角色，其数字劳动(浏览网页、聊天、评论、网站设计、软件设计等行为)实际上属于“无酬劳动”(freelabour)，这种无酬劳动是一种被当成生产性活动的知识性消费行为，助力资本积累和增殖的过程，但同时又被无偿占有。①在她看来，数字劳动实际上是“资本尝试从知识、文化和情感(affect)中创造货币价值之经济试验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投入情感和收获满足为特征的网上无酬劳动正是“数字经济创造价值的基础”。②

①根据熊易寒的归纳，“弹性积累”是指“企业用即时生产和外包制取代以大规模生产与机械化管理为特征的福特主义，生产单位规模缩小，奉行小批量生产，减少库存；企业一方面竭力减少核心工人(即全时员工)岗位，另一方面增加雇佣弹性工时、部分工时、临时性派遣的劳工，甚至随传随到者，以及在家工作、接受订单的家庭劳动力。”弹性积累包括弹性雇佣、弹性生产和弹性消费三个层面，资本通过生产的灵活性和生产过程的标准化来应对全球竞争的不确定前景，实际上将灵活性的成本和风险都转嫁给了劳动者。弹性积累导致的非正规就业与新穷人的大规模出现有密切的联系。参见熊易寒：《集权化市场、弹性积累与劳工政治的转型》，《复旦政治学评论》2016年第1期。

② Manovich, Lev.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③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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