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 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沿着这一思路，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Fuchs)发现，在Web2.0时代，用户成为“产消者商品”，不仅消费内容，更生产内容。他们每日无偿贡献着自己的创意活动、传播信息、建构社区。在网络时代，“对受众参与的商品化比在其他大众传媒上更容易实现”。③产消合一者取代单纯观看的受众成为新的商品，这同时意味着除注意力之外的人类创造力也彻底被商品化—网络既是机器，又是媒介，是生产与消费信息的工具。

在此，我们不难发现：“数字劳动”这一论述最初被批判学者用以突显信息传播产业对网络用户的劳动剥削。换句话说，数字劳动指的是网络空间中的“虚拟工作”。然而此后，这一概念便超越了这个范围，开始涉及网络零工④、受技术宰制的传统雇佣关系之内的脑力劳动者，如新闻记者⑤、呼叫中心的劳工⑥，甚至将开采电子产品元件原料和生产这些产品的体力劳动者亦纳入其中。①福克斯对此概念进行了拓展，他认为：数字劳动涵盖了工业、服务业、信息业等诸多领域，包括非洲矿工奴隶般的劳动、中国制造业中的劳动、印度软件业中的劳动、美国硅谷硬件流水线上的劳动、谷歌工程师的贵族式劳动、呼叫中心的泰罗制工作、主妇式的服务性劳动以及社交媒体产消合一者的劳动，不一而足。②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Terranova, Tiziana. Free Labou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Social Text , 2000(2):33-58.

②同上，第33—38页。

③ Fuchs, Christia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Society: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terne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2009(1): 69-87.

④姚建华：《零工经济中数字劳工的困境与对策》，《当代传播》2018年第3期。

⑤ Liu, Chang-de. De-Skilling Effects on Journalists: ICTs and the Labor Process of Taiwanese Newspaper Reports.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6(31): 695– 714.

⑥Brophy, Enda. The Subterranean Stream: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Call Centre Labour.Ephemera, 2010(3/4); 470–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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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上述拓展，带来了不少问题。比如，数字劳动作为学术概念与分析范畴，其边界的扩展不但触及依然具有阐释力的“知识劳动”③，而且还触及更为宽泛和大众化的“脑力劳动”，抽象层次更高的“非物质劳动”，等等。①所以数字劳动可以完全取代或包含这些概念吗？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还是截然分立的呢？如果“数字劳动”作为一种学术分析工具，不能对其解释对象拥有排他性和独占的阐释优势，同时传统的概念对新现象并未丧失其解释力，那么其存在的合理性就不那么充分了。

第一章 数字劳动：劳动与媒介化的交叉视角

①邱林川：《告别i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社会》2014年第4期。

② Fuchs, Christian.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③知识劳工概念的提出源于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对知识阶层日益成为社会领导阶层的判断。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ofPost-IndustrialSociety，1997)一书中，他指出：随着知识技术型社会的崛起，尤其是当社会开始依赖于理论信息（theoreticalinfomation)的形成与传播的时候，一个新的领导阶层，即有良好教育背景的科技工人所形成的知识阶层正日益凸显其重要性。正是由于对以教育和技能中信息生产与传播为基础的精英制度的重视，知识劳工已经成功转变为当前全球新政治与经济体系中的核心角色。许多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认同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不断的补充与完善，如赫伯特·席勒(HerberSchiller)、哈里·布雷弗曼(HarryBraverman)、曼纽尔。卡斯特、文森特·莫斯可等。与产业工人相比，具备专业技能、大多数以中产阶级自居的知识劳工在全球市场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凯瑟琳·麦克切尔(CatherineMcKercher)和莫斯可在《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Knowledge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2013)一书的序言中，对“知识劳工”概念的多个层面有详尽的梳理与厘清。同时，他们指出：知识劳工在总工作岗位中所占的比重不仅在发达国家中稳步上升，在发展中国家更是迅猛增长，同时将在全球劳工运动中变得更加活跃。干是，资本主义主要的积累空间从工业资本主义时期的“工厂车间”转变为以大都市写字楼为主的“社会工厂”。麦克切尔和莫斯可进一步强调，由于技术融合(technologicalconvergence)和企业兼并(corporate convergence)共同导致了劳工力量在全球范围内的不断下降，包括知识劳工在内的劳动者处于非常不利的境地。即使在传统的专业领域、终身制的雇佣模式也已大为萎缩，弹性雇佣关系变得更为普遍。质言之，无论是“低端行业”中的产业工人还是高薪岗位的知识劳工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他们都不得不为瞬息万变的市场竞争做准备。知识劳工普遍面临的压力来自长时间的工作、不断提前的最后期限、由劳动分工而导致的自主性降低等，同时，他们还深陷对自身未来强烈的不确定性、临时的劳动合同、甚至无法从任何保障性的社会保险中得到援助的困境。参见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高钴、王宏周、魏章玲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凯瑟琳·麦克切尔、文蠢特·莫斯可主编：《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曹晋、罗真、林、吴冬妮译，上海：上海详文出版社、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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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福克斯相反，一些学者认为，“知识劳工宽泛的定义可以是参与生产、加工和传播信息的所有劳动力”，可以是直接操纵符号来生产原创知识产品的个体，也可以是图书馆员、包裹服务公司的员工，甚至是装配电脑线路和元件的劳工都是知识劳工。②依循这一逻辑，数字劳动又从属于知识劳动，用知识劳动去统摄前者似乎也毫无问题，何况，连特拉诺瓦也认为，因为是无偿提供的劳动，数字劳动其实是更为贬值的知识劳动。那么，究竟谁是正确的呢？

本章作为数字劳动领域的理论探讨与反思，首要任务是梳理与展示数字劳动领域的前沿成果。其次，更兼具一定的问题意识，作为分析范畴本身的“数字劳动”区别于“知识劳动”“脑力劳动”“非物质劳动”等纷杂概念的核心关键究竟在哪里？其哲学基础之于其他概念是否具有范式意义上的创新？“数字劳动”研究如何与传播研究的其他最新成果(如媒介化理论)展开对话？根据邱林川提出的“网络化劳工”与“网络即劳工”两条脉络，本章提出，数字劳动实际上是以劳动的“媒介化”与媒介的“劳动化”两条并行不悖的路径渗透到当下的人类社会之中。③最后，本章讨论了争取非异化劳动之可能的路径。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Lazzarato, Maurizio. Immaterial Labour. In Radical Thought in Italy: A PotentialPolitics , edited by Paolo Virno and Michael Hardt, 1996,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Minnesota Press，pp.133-147.中译文参见莫里齐奥·拉扎拉托，孙萍、蔡珂译：《非物质劳动》，姚建华主编《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225—237页。

②麦克切尔·凯瑟琳、文森特·莫斯可主编：《信息社会的知识劳工》，曹晋、罗真、林曦、吴冬妮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

③邱林川：《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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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字劳动与劳动的“媒介化”

（一）概念之林

当前传播研究中关于劳动问题的概念混乱，在前文中已有体现，实际情况则远非如此简单，许多研究所使用之概念皆有交叉关系，并且针对同一现象，研究者往往各自持有不同且不具备排他性的分析工具。篇幅所限，此处无法将所有概念都追根溯源，仅以知识劳工与数字劳工的关系为例展开讨论。

首先，理论层面的混乱。如福克斯认为，数字劳工包括将数字技术和ICTs作为生产资料的脑力劳动者与体力劳动者。①数字劳工研究不仅应聚焦对工程师、设计师或是媒体从业人员的工作和日常生活，而且也不能忽视工厂中生产科技产品的产业工人。因此，在他看来，数字劳工研究应扩大其研究外延，而非使用强化脑体之分的“非物质劳动”概念。但梁萌则反过来认为，当前的情况是由于网络技术的发展，导致知识劳工概念本身的模糊与外延庞大，知识劳工既包含了传统行业的白领精英，又囊括了信息产业中的新型知识劳动者。②这一论述的着力点与福克斯完全相反，在理论上形成了“数字劳工”与“知识劳工”到底是谁包含谁的僵局。

其次，经验研究中的混乱。大量实证研究关注了不同行业中受数字技术深远影响的劳动者，但在概念选择上却未经讨论地使用某一种既定理论。比如，胡绮珍将字幕组的劳动理解为“非物质劳动”与“无酬劳动”，显然是在特拉诺瓦的“数字劳动”的脉络之中。①然而，曹晋与张楠华的研究则将从事字幕组这种弹性兴趣劳动的人称为“知识劳工”，显然坚持的仍然是信息社会理论中“知识劳动”的认识论。②那么，翻译字幕究竟是“数字劳动”还是“知识劳动”呢？再如，因为自觉自愿地以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成果参与“众包”(crowdsourcing)新闻生产，“公民记者”在吴鼎铭的研究中被称为“数字劳工”③，而在建制化媒体中遭遇新贫问题的网络编辑则依然是“知识劳工”。④很明显，网络编辑这一职业本身是“数字化”的，而公民记者的劳动也不可能离开大脑中储备的知识，那么网络编辑也应当是“数字劳工”，而公民记者同样不能被排除出“知识劳工”的范围。又如，为网络平台供稿和为传统报纸供稿的自由撰稿人并不能被截然地分为“数字劳工”和“知识劳工”，后者如今也使用电脑进行写作。

第一章 数字劳动：劳动与媒介化的交又视角

① Fuchs, Christian. Dallas Smythe Today—The Audience Commodity, the Digital LabourDebate, Marxist Political and Critical Theory. Triple C， 2012(2);692- 740. 中译文参见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汪金汉、潘璟玲译：《受众商品、数字劳动之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批判理论》，《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年第4期。

②梁萌：《网络领域中的知识工人》，《学术探索》201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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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概念混乱还表现在行文之中“数字劳工”和“知识劳工”这两个词同时出现。贾南在分析“网红经济”时，以“社交媒体的赋权与数字劳工”为分析切入点，然而接下来使用的却是莫斯可的“知识劳工”论述，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生产网络文化信息的知识劳工能动性的提高是一种赋权的体现”。⑤他在阐述的过程中，虽有提及尼克·戴尔-维特福德(Nick Dyer-Witheford)的“数字劳工”理论，⑥但并未辨析与比较“数字劳工”和“知识劳工”两者之间的差异，浑然不觉地将它们直接混用在一起。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胡绮珍：《中国字幕组与新自由主义的工作伦理》，《新闻学研究》(中国台湾)2009年总第101期。

②曹晋、张楠华：《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以字幕工作组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5期。

③吴鼎铭：《“公民记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反思—以“数字劳工”理论为研究视角》，《新闻界》2015年第23期。

④曹晋、许秀云：《传播新科技与都市知识劳工的新贫问题研究》，《新闻大学》2014年第2期。

⑤贾南：《“网红经济”的繁华与迷思—基于消费主义与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批判视角》，安徽省第七届新闻传播学科研究生论坛，2015年。

⑥ Dyer-Witheford, Nick. Cyber-Proletariat : Global Labour in the Digital Vortex. London: Pluto 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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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如果一个学术概念没有清晰的“问题域”和边界，无法很好地将其研究对象囊括在内，也无法对其他竞争性概念形成排他性的优势，那么其作为一种理论工具是否成立就值得推敲了。何况，除了前文提及的“脑力劳动”与“非物质劳动”，在传播劳动的研究领域内，还有诸多纷杂的具体概念同时存在，如乌苏拉·胡斯(UrsulaHuws)的“高科技无产者”和“创意劳工”①、卡斯特的“自我程式控制劳工”(selfprogrammable labour)②、邱林川的“网络劳工”与“灰领”等。③杨杰、凌文轻和方俐洛调查发现：在中国人的判断中，知识劳动者、脑力劳动者、知识分子、白领工人等这些看似无甚差别的概念尚且不是一回事，彼此之间存在细微差异，若要确定某一概念与其他概念之间清晰的界限究竟在哪里，难度极大。④因此，继续陷在概念之林中，纠缠于“你中有我”和“我中有你”的文字游戏，是很难为数字劳工确立概念之主体位置的，以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传播劳动研究需要与传播学中的其他脉络和路径展开对话，并在此过程中彰显其独特的理论价值与适用性。

（二）劳动的“媒介化”

1. 媒介化研究简述

近年来，吸取了卡斯特所定义的“信息化社会”（informationalsociety)与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Simmel)的形式社会学(formalsociology)两大理论资源，欧洲传播研究经历了一轮“媒介化转向”，并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媒介化研究学派”。①其核心问题意识在于，媒介作为一种制度化要素开始独立作用于社会文化变革，信息传递的中介物不再是完全“中空”的管道，开始逐渐地“影响”乃至“控制”社会形态的形构过程。在此过程中，“技术”不再是功能主义传播研究中被置于中立位置的工具，而是成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关键节点。进而，当媒介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社会也开始依据当前媒介与传播手段来重新组织其关联方式。按照尼克·库尔德里(Nick Couldry)等人的理解，现在是媒介在引发其他社会场域中特定制度化实践的重塑。②媒介化作为一种元过程(meta-process)，与个人化、全球化、商业化等过程一起成为推动当代政治、社会、文化以及其他生活领域变革的根本驱动力。③

第一章 数字劳动：劳动与煤介化的交又观角

① Huws, Ursula. The Making of a Cybertariat : Virtual Work in a Real World.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3.

②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③邱林川：《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④杨杰、凌文轻、方俐洛：《关于知识工作者与知识性工作的实证解析》，《科学学研究》200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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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媒介化研究方兴未艾，如媒介化政治。黄旦对1903年的《苏报》实践进行了研究，提出“媒介化政治”包括媒介在政治沟通中的中介作用，又着意媒介自身逻辑是如何改变并形塑政治的”④。而唐士哲直指当代媒介化政治研究多数的重点在于关切媒介对于政治过程的扭曲效应，比如政治的运作过程必须仰赖更多商业营销的手段，试图截取选民愈来愈涣散的议题关注力以及政治认同。⑤周翔和李镓也认为，在媒介化政治中，政治力量通过设计渲染事件，以戏剧化的故事进行呈现，运用现代化的传媒手段，将社会情绪与政治议题“打包”糅合到信息传递中去。①除此之外，学者们还聚焦了音乐的媒介化、②游戏的媒介化、②文学的媒介化、④社会运动的媒介化，⑤甚至战争的媒介化，如军队安排随营记者等。⑥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戴宇辰：《走向媒介中心的社会本体论？——对欧洲“媒介化学派”的一个批判性考察》，《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5期。

② Couldry, Nick. Mediatization or Mediation? Alternative Understandings of the Emergent Space of Digital Storytelling. New Media & Society, 2008(3): 373 – 391.

③ Krotz, Friedrich. Media Connectivity: Concepts, Conditions, and Consequences. In Network, Connectivity and Flow: Key Concepts for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edited by Andreas Hepp, Friedrich Krotz, Shaun Moores and Carsten Winter, 2008, New York: Hampton Press, pp. 13 – 31.

④黄旦：《报纸革命：1903年的〈苏报〉——媒介化政治的视角》，《新闻与传播研究》2016年第6期，第22页。

⑤唐士哲：《重构媒介？“中介”与“媒介化”概念爬梳》，《新闻学研究》(中国台湾)2014年总第12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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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理论相遇：数字劳动与媒介化

遗憾的是，丰富多彩的媒介化研究似乎忽略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维度——劳动的媒介化。媒介化理论家施蒂格·夏瓦(StigHjarvard)强调：“媒介化是这样一种发展进程，社会或文化活动(诸如工作、休闲、游戏等)中的核心要素采取了媒介的形式。”⑦在这里，他提及了“工作”，但其后的诸多研究却绕开了这一重要议题，似乎劳动与媒介是两条“平行线”。如果我们认同索尼娅·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e)的观点。“如今是所有事物都媒介化了的时代”⑧，那么当我们在探究媒介对于既有建制化权力过程的影响时，没有理由忽视“劳动”这一人类赖以存续与发展的最基本实践，“劳动”可以说是当前媒介化研究的空白和盲点。

与此同时，媒介化理论也恰能构成数字劳动研究得以成立的自洽性基础，改变当前数字劳动研究的“媒介学无意识”。⑨以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为主要理论武器的数字劳动研究，揭示了数字劳工“不幸”的境遇：他们收入微薄、工作不稳定、缺乏训练与专业技能；①他们是高压和监视下的生产线工人，被剥夺了休息时间与私人空间，并遭受体力与精神的双重压力；他们上至自喻为白领的精英阶层，下至尚未走出校园的媒体公司免费实习生；②他们的弹性兴趣劳动被无偿占有与商品化。③诚然，这些成果十分重要，然而学者们在进行归因的过程中，却将造成这些问题的“元凶”抽象化为轮廓模糊的“资本”。现在的问题是：难道“资本”是“赤手空拳”地造成了数字劳工目前的困窘吗？恐怕不是，这一切与19世纪血汗工厂中“面对面”发生的资本家对劳工的压迫(当然，肉身在场的劳动压迫如今依然没有绝迹)看似具有延续性，实际上其在实现方式上已经发生了某种重要的变化—劳动控制如今也被媒介技术所“中介”化了。最明显的莫过于数字技术和ICTs在有偿劳动领域的应用使工作强度在不知不觉中增大，④它使得马克思所言的产生剩余价值的工人之间的“协作”效率更高，但最终成果仍然为资本所攫取。⑤库尔德里的提醒极为重要，“我们需要探索是否有特定的‘行动的场域’(fields ofaction)，因为媒介而展开或关闭”⑥。当然，并不是说当前的数字劳动研究不关注技术，只是众多研究将网络及数字技术的普及当成一种背景，以此作为不需要加以讨论的先验性前提展开后续的论述，得出的结论无外乎资本直接造成了所有的后果，然而媒介技术对劳动过程的重构需要更深层次的理解与考察，亟待打破“思维主体在上，物质客体在下”的二元论，强调思维主体和物质客体的平等关系。①毕竟，资本单靠主观的剥削意愿，是无法造成当下的全部后果的。

第一章 数字劳动：劳动与煤介化的交又视角

①周翔、李镓：《网络社会中的“媒介化”问题：理论、实践与展望》，《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4期。

② Auslander, Philip. Liveness: Performance in a Mediatized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99.

③ Schulz, Winfried. Reconstructing Mediatization as an Analytical Concep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4(1): 87- 101.

④蒙冬英：《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的媒介化生存》，华侨大学文学院硕士论文，2017年。

⑤ Gamson, William and Gadi Wolfsfeld. Movements and Media as Interacting Systems,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1993(1): 114- 125.

⑥ Cottle, Simon. Mediatized Conflict : Developments in Media and Conflict Studies. Berkshire,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⑦ Hjarvard, Stig. From Bricks to Bytes: The Mediatization of a Global Toy Industry. In European Culture and the Media, edited by Ib Bondebjerg and Peter Golding, 2004, Bristol, UK: Intellect Books, pp. 43 - 63,

⑧ Livingstone, Sonia. On the Mediation of Everything.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9(1): 1 - 18.

⑨陈卫星、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观念与命题—关于媒介学的学术对谈》，《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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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Dyer-Witheford, Nick. Cyber-Marx : Cycles and Circuits of Struggle in High-Technology Capitalism. Urbana, I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99.

② Mayer, Vicki and Jocelyn Horner. Student Media Labour in the Digital Age: MediaNOLA in the Classroom and the University.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 , edited by Richard Maxwell, 2015, London: Routledge, pp. 242 – 251.

③曹晋、张楠华：《新媒体、知识劳工与弹性的兴趣劳动——以字幕工作组为例》，《新闻与传播研究》2012年第5期。

④Manzerolle, Vincent. Mobilizing the Audience Commodity: Digital Labour in a WirelessWorldEphemera，2010(3/4)：455-469.中译文参见文森特·曼泽罗尔，姚建华、徐偲骕译：《移动的受众商品：无线世界的数字劳动》，《开放时代》2017年第3期。

⑤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⑥ Couldry, Nick. Listening Beyond Echoes ; Media, Ethics, Agency in an Uncertain World. Boulder, CO: Paradigm, 2006, p.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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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媒介化理论与数字劳动研究之间可以产生非常有价值的理论对话：前者的研究仍存在重要缺憾没有关注媒介化过程对当代劳动的重塑意义，以及它是如何与政治经济权力勾连的；而后者完全可以将媒介化理论作为自身区别于知识劳动、非物质劳动、脑力劳动等概念的立身之本。即“数字劳动”作为学术概念与分析范畴的主体性，在于探讨传播新技术如何作为一种结构性力量，不仅嵌入于既有的社会场域中，而且以自己的逻辑重塑与劳动相关的政治经济环境、劳动过程、劳动控制、生产政体、雇佣模式，甚至劳动者的意识形态。

1. 劳动如何媒介化？

陈卫星论述道：“从重新塑造社会生态和产业结构开始，当今时代的新媒体正在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进行全面介入。”②围绕数字媒介所依托的中介物和载体所产生的新的组织性和结构性实践，已经按照媒介逻辑重新结构化或正在结构化生产关系。③邱林川提出“网络化劳工”，也就是指传统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过程随着数字技术和ICTs的普及与全球化程度的提高，被日益网络化，这里的“网络”是指新的生产工具。④

以媒介产业为例，大量的经验研究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杰拉尔德·瑟斯曼（Gerald Sussman)和凯里·希金斯-多布尼(CareyHiggins-Dobney)以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电视新闻业的新闻工作者为研究对象，揭示出在资本主义的商业模式下，因为生产新闻比购买其他形式的节目成本来得低，所以本地工作日的新闻从2003年的每天3.7个小时增加到2011年的5.6个小时。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他们为了满足资本对生产率持续增长的渴求，不得不在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新闻生产环境中工作，工作强度可见一斑，同时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新闻的质量。①瑟斯曼和希金斯-多布尼进一步发现，自动新闻生产技术的推广(以及机器人的使用)使计算机可以替代大量摄像师、音频技术人员、图像生成师等媒介产业中不同职业技术人员的工作。这种变化不仅存在于电视台的控制室中，而且还表现在新闻的日常生产过程中，记者、编辑、摄像、直播车操作员工作数量的减少和工作职责不断的趋同化。在此，对于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而言，他们一方面面临着工作强度加剧的威胁，另一方面陷入工作可替代性增强的困境，即专业主义精神与技术角色的界限被模糊，工作与闲暇、办公室与家庭之间的界限也被消泯。曹晋和许秀云则调查了网站编辑群体，在其考察的网站，89%的编辑表示曾将工作带回家进行。两位学者认为，工作时间的弹性反映在工作时间的免费延伸以及工作对于家庭生活的侵占。在传播新技术的助力下，市场逻辑如虎添翼，延伸到生活的各个空间中，并且俘获了家庭，“而唯一的获益方仍是雇主，因为他们不需要为编辑在家中的工作时间支付工资”②。周鹏发现，新技术全面渗透到新闻劳动之中的结果是使新闻记者沦为技术的奴隶。③这表现在：一方面，新闻劳动被行动网络“异化”成无时间、无空间限制的生产活动，无限增加了新闻记者的劳动强度；另一方面，雇主高举“数字融合”的大旗，最终的负担实际上落到新闻记者身上，数字融合不仅是媒介融合，更是记者本身的各种新媒介技能的融合。以往是多部门和多人协作的任务，现在一个人就能完成，文字记者需要承担写稿、摄影、出镜、运营新媒体平台等诸多不同的工作，成为“气喘吁吁的全媒体记者”。①陈甜甜通过研究游戏产业的美术工作者发现，“新技术的不断发展重新界定着劳动过程，并因此界定着劳动者的职业结构，适应性和多技能成为对劳动者的内在要求”②。具体而言，游戏产业的美术工作者在学习新的绘图软件的同时，又在重复着大量程式化、生产线化的工作，工作的艺术性和创意性被不断牺牲，时刻处于过度的身体劳累与去技能化的危险之中。除此之外，维奇·梅耶尔(VickiMayer)通过在美国、巴西等国家或地区大量的民族志研究，揭示出新电视经济中内容的主要生产者并非人们想象中的专业导演或团队，而是大量非专业，但颇具创造性的个体，如DIY摄影师、真人秀节目制作人等。③一方面，他们从事着大量“隐形的劳动”(invisiblework)，即他们的劳动不是被低估，就是被视而不见，因此他们缺乏必要的劳动保障且工作日趋弹性化；另一方面，他们的劳动成果和专业人员的劳动成果一样都进入商品流通体系，为资本积累和增殖做出同样的贡献，同时加速资本在全球电视行业内的扩张。

第一章 数字劳动：劳动与媒介化的交又视角

①陈卫星、雷吉斯·德布雷：《媒介学：观念与命题—关于媒介学的学术对谈》，《南京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②陈卫星：《新媒体的媒介学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第114页。

③Altheide, David and Robert Snow. Media Logic. Beverly Hills, CA: Sage,1979.

④邱林川：《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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