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 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Sussman, Gerald and Carey Higgins-Dobney. The Planned Obsolescence of TV Journalism.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 edited by Richard Maxwell, 2015, London: Routledge, pp. 230- 241.

②曹晋、许秀云：《传播新科技与都市知识劳工的新贫问题研究》，《新闻大学》2014年第2期，第98页。

③周鹏：《是劳动，还是社交？——从“东八区”记者微信群看社交媒体对新闻劳动的影响》，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硕士论文，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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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文·凯利(KevinKelly)断言：“新经济是关于通信的…所有改革都起源于我们正在进行的通信革命……它在文化、技术和观念上震撼着我们生活的根基。”④约书亚·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也颇具启发性地告诉我们，“电子媒介跨越了以物质场所为基础的场景界限和定义”①。也即，家中的房屋再也不是将个体与社会完全隔离开来的有效屏障，网络重新组合了人们的社交环境，融合了以往不同的公共场景，模糊了私下与公开行为的分界线，削弱了有形地点与曾经在该地点上演的行为之间密切的联系，并由此改变了人们对于什么是“恰当行为”观念的变。在数字劳动中，“办公室”这一地点借助媒介技术，彻底成为“流空间”。

第一章 数字劳动：劳动与煤介化的交又视角

①陈国权：《气喘吁吁的全媒体记者》，《中国报业》2011年第23期，第52页。

②陈甜甜：《新媒体语境下游戏从业者的非物质劳动研究》，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艺术设计学院硕士论文，2018年，第40页。

③ Mayer, Vicki. Below the Line : Producers and Production Studies in the New Television Econom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④凯文·凯利：《网络经济的十种策略》，萧华敬、任平译，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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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媒介技术无远弗届的神奇力量不仅消灭了空间，也消灭了时间。路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在《修道院与钟表》一节中认为，钟表而不是蒸汽机才是现代工业时代最关键、最核心的机器。②因为它不仅能够计时，更是协调人类活动、整合人类行为的工具。有了时钟和抽象的时间(小时、分钟、秒)，修道院的那种井井有条，有节奏和有规律的祈祷、劳动、学习、休息才成为可能，守时才成为人们的“第二天性”(second nature)。但技术进步有时并不一定沿着同一方向来改变社会秩序，史蒂文·约翰逊(StevenJohnson)就发现：人工照明的进步产生了一个意外后果—自然睡眠被挤压。③媒介技术亦如此，它打破了旧的时间观和规律的生活节奏，逆转了钟表分割时间的作用，使得时间亦“流动”与再次“混沌”了起来。不管劳动者现在应该处于什么样的私人时间。如假期、睡眠等，只要是电话与网络能够通达之处，雇主便可以吸纳这种时间“为我所用”，致使以往依靠钟表确定的上班/下班时间没有了清晰的边界，这才令非生产时间在资本面前荡然无存，时间继而也被消灭了。此外，“效率第一”“企业优先”这些话语和工作伦理还作为媒介逻辑的产物，被内化为人们的内在价值观。在这种时空皆为媒介技术所重新规划的情况下，劳动者不断面临弹性的日程，陷入时刻保持待命的工作状态和“劳动权困境”①，人人都有享受休息和休假的权利(包括劳动者合理地限制工作时间，雇主定期为劳动者提供带薪休假)这一人类通过争获取的成果已然岌岌可危。正如马克思曾发问：“一切已有的机械是否减轻了任何人每天的辛劳？”②实际情况是，“机器的资本主义用非但没有缩短劳动时间和减小劳动强度，反而最终把工人的劳动强度增加到无以复加的地步”③。因此，朱蒂·威吉曼(JudyWajcman)提出了“时间紧迫悖论”(time pressure paradox)④，人们即使处于闲暇中，也会时刻担心工作任务的袭来，因为闲暇已经因为时空的分离而被媒介技术消灭。现代经济学最具影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所预测的技术进步将使工作时间越来越短，人们有望从生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可能性日渐渺茫。因此，媒介不仅是技术和文化体系，还是一种历史结构，它提示我们关注新媒体与社会生产力升级换代的关系。⑤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约书亚·梅罗维茨：《消失的地域：电子媒介对社会行为的影响》，肖志军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页。

②路易斯·芒福德：《路易斯·芒福德著作精萃》，宋俊岭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

② Johnson, Steven. How We Got to Now : Six Innovations that Made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Riverhead Book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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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技术只是重塑了脑力劳动的劳动过程吗？似乎没有那么简单。雷吉斯·德布雷(Régis Debray)提出了“媒介域”(Médiasphères)的概念，旨在说明传递技术及其制度支配如何作用于社会秩序的确立与改变。⑥在凯利那里，网络技术的行为模式更像“生物”而不是“机器”，随着技术稳定发展到通信网络和交通网络时期，技术已经完全淹没了社会领域，其逻辑已经接管了物质世界，所有物体和交易都将受到网络逻辑的支配。①卡斯特就注意到网络带来的“最为广泛的组织演变趋势”是从“批量生产”到“弹性生产”、从“福特主义”到“后福特主义”的转型，基于机械化和流水线的大规模生产与基于垂直整合和制度化分工的大企业，已经受到“弹性生产系统”和“弹性积累”的挑战。②以风头正劲的共享经济为例，根据《中国共享经济发展年度报告(2021)》显示，2020年，中国在网络平台上提供服务的人数约为8400万人，同比增长约7.7%，共享经济领域直接融资规模约为1185亿元人民币。③可以说，媒介技术直接催生了新的劳动领域、生产方式和劳工组织形态。④然而，共享经济真的意味着自由和解放吗？纪雯雯与赖德胜指出，网络平台就业以更加灵活和多元的方式重塑了劳动关系，企业以提供“信息服务”为名。吸纳劳动者碎片化的时间与资源，诱使其参与不签订劳动合同的、难以认定为劳动关系的兼职活动，挑战了劳资关系的相关性认定，动摇了劳动力市场的稳定性。⑤以网络为技术依托的共享经济冲击了以终身雇佣制为特征的稳定雇佣关系形态，将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得以有效联结，实际上是一种“企业十平台十个人”的更富轻便化的新型灵活雇佣关系，在袁文全与徐新鹏看来：

第一章 数字劳动：劳动与媒介化的交又观角

①夏倩芳、李婧：《媒体从业者的劳动权困境及其形塑机制》，《学术研究》2017年第4期。

②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27页。

③王行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评瓦克曼〈时间紧迫〉》，《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8期，第97页。

④ Wajcman, Judy. Pressed for Time: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⑤陈卫星：《新媒体的媒介学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⑥陈卫星：《传播与媒介域：另一种历史阐释》，《全球传媒学刊》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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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雇佣关系形式上有别于当前劳动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实质上具有以民事关系掩盖雇佣关系、以非标准劳动关系掩盖标准劳动关系的隐蔽性…巧妙地绕过为员工提供安全卫生的工作环境、缴纳社会保险、提供劳动工具及保障劳动条件等法律规定动作，对员工实现“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理想管理状态。①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凯文·凯利：《网络经济的十种策略》，萧华敬、任平译，广州：广州出版社，2000年。

②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③国家信息中心：《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网经社，2021年2月20日，http://www.ec100.cn/detal-6585190.html。

④詹靖、王艺、孟续铎：《网络平台使灵活就业者产生了分化吗？—传统与新兴灵活就业者的异质性》，《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8年第1期。

⑤纪雯雯、赖德胜：《从创业到就业：新业态对劳动关系的重塑与挑战—以网络预约出租车为例》，《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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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企业成为一种“液态”的存在，通过极精瘦的管理模式和彻底的“众包”，将核心数据加工以外的劳动持续推向外部劳动力市场，实际上造成劳动者议价能力与劳动保障水准的大幅度下降。非但如此，网约车司机还要自己承担汽车的燃料、维护与保险之类的费用，爱彼迎(Airbnb)房主需要自己来进行清洁打扫。以“弹性生产”为特征的平台则顺利地实现成本转嫁，规避了倚靠“批量生产”的传统出租车业、酒店业需要雇用管理人员、接线人员、清扫人员、安保人员，依法支付其报酬，缴纳社会保险，保障其劳动权益的成本，无偿征纳司机和房主的这一部分额外劳动，并从收入中抽取服务费。

此外，共享经济实际上加强了劳动者对于媒介技术及其拥有者的依赖性与从属性，劳动者并不能控制自己的工作，“集中体现在他们不具有自行联系客户和定价的权利；一经注册成为平台用户，则必须全盘接受平台所制定的规则”②。平台亦介入或控制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把控其工作品质，评估绩效并执行优胜劣汰机制。③还是以网约车平台为例。“每一次运营的发生都被隔绝在信息技术的帷幕之外，演算法越精密、越复杂，司机就越难以理解这个过程，而只能被动接受抢单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不确定的路程、用时、客户等)”④。梁萌通过研究网络技术影响下的家政女工，发现了“弱契约+强控制”的用工模式—平台弱化对劳动者的保护，而与消费者联手增强劳动控制。①平台一方面以“轻资产战略”(本身不雇佣任何人员，不需要租用任何职业介绍场所)延续了家政女工“弱契约”的劳动关系，以临时的、非正式的劳动关系(包括兼职、劳务派遣、平台合作)来雇用家政女工；另一方面则利用GPS定位技术来监控她们的服务地点，进一步加强对她们劳动纪律的管理，用户回馈和评价机制也从过去保姆介绍所中的口耳相传转变为即时和平台保持回馈与互动，劳动者处于企业和用户共同构筑的“强控制”管理网络之中。来自澳洲的研究也显示，在数字平台实施的结构性宰制中，搜集和传播评价员工的信息往往是单边的。②就家政服务平台而言，它们中的大多数只提供雇主对于家政工的评价，不会给家政工机会去反驳差评或详细讲述自己遭遇的虐待、歧视、不安全的工作条件、不合理的要求或赖账等情况。在网络平台上，家政工的可替代性大幅提高，快速更替和流转的零工家政人员缺乏长期的职业发展轨道。

第一章数字劳动：劳动与媒介化的交又视角

①袁文全、徐新鹏：《共享经济视阈下隐蔽雇佣关系的法律规制》，《政法论坛》2018年第1期，第121页。

②杨伟国、王琦：《数字平台工作参与群体：劳动供给及影响因素——基于U平台网约车司机的证据》，《人口研究》2018年第4期，第79页。

③ Acevedo, Deepa Das. Regulating Employment Relationships in the Sharing Economy. Employee Rights and Employment Policy Journal, 2016(20): 1- 36.

④杜鹃、张锋、刘上、裴逸礼：《从有产者游戏到网络劳工——项关于共享经济与劳动形式变迁的定性研究》，《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3期，第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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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上述劳动者通过网络平台从事的依然还是非常传统的服务，但媒介技术这只“新瓶”却使他们处于“全天候工作模式”之下，加大了从业者的职业疲劳感，降低了他们的劳动自主性。媒介技术从人类手中的工具最终异化为反噬劳动者的“生物”。③更重要的是，它与弹性积累策略无缝对接在一起，为形成新的市场组织形态与组织分工提供了崭新的技术手段，实现了生产组织方式的重大变革，瓦解了工业时代稳定雇佣关系和劳工保护政策的制度性基础，使现有法律规范落后于现实，而这些由劳动的媒介化所带来的重大挑战，反映了“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技术本身制造了更多问题”这一意外的后果。①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梁萌：《强控制与弱契约：网络技术影响下的家政业用工模式研究》，《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5期。参见梁萌：《强控制与弱契约：互联网技术影响下的家政业用工模式研究》，姚建华、苏熠慧主编《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301—325页。

② Flanagan, Frances. Theorising the Gig Economy and Home-Based Service Work.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19(1): 57– 78.

③詹靖、王艺、孟续铎：《网络平台使灵活就业者产生了分化吗？——传统与新兴灵活就业者的异质性》，《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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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如何理解初级产业与制造业的劳动？

完成上述分析后，依然还存在一个问题，即如何安放初级产业与制造业的劳动？开采电子产品元件原料和生产这些产品的体力劳动者本身可能既没有被媒介化(依然使用原始工具或进行手工操作)，劳资双方也没有为数字平台所中介，如果仅仅根据最终产品形式(如苹果手机)，就将初级产业与制造业的劳动者纳入数字劳工的范畴，似乎站不住脚。他们与生产服装、玩具等日用品的劳工可能并无本质不同，我们并不会将后者称作“服装劳工”或“玩具劳工”，并对两者进行专门区分。

虽然媒介化在中程(冲击现有法律制度，形成新型雇佣关系)和微观层面(将劳动延伸至家庭空间与24小时)的体现较为容易把握，上文对此进行了全面的阐释，但它作为一种“元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宏大层面的概念。②在数字化生存成为一种宏观语境的背景下，学者们往往忽略了一点，即数字化的生活环境和交往不等于“非物质化”，它是建立在物质性的基础设施和设备之上的，如同“云”并不是真的无根，它所依赖的数据中心是建立在温度合适、水源丰富的自然环境之中的，涉及真真切切的土地和资源问题。③既然数字生存环境本身是“物质化”的，那么就离不开建造这些物质基础设施的初级产业与制造业的劳动，不管是挖掘矿产、铺设光纤还是组装手机，均是“将人连为一体”的“宏观媒介化”过程的组成部分。

更何况，这种“宏观媒介化”的过程实际上与当代资本主义积累难分彼此。丹·席勒(Dan Schiller)就指出，日新月异的数字科技与快速崛起的中国是“数字资本主义”两个增长极。①邱林川以此为引，认为应该“把富士康置于全球体系进入以数字媒体为基础的积累阶段这一更大空间范围内进行考量”②。在人类的日常生活、社会交往、劳动生产过程都全面数字化的条件之下，电脑和手机等电子产品才成为“个人化的基础设施”和“刚性需求”。资本难以遏制增殖的冲动，通过缩短产品周期，增加易耗性，不断推陈出新，并借助广告和新品发布会等手段来营造“更换而非维修”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消费者(不知情或知情但不作为)与资本合谋，实际上也从客观上造成了“i奴”的悲惨境况。因此，数字劳工这一概念的确能够将初级产业与制造业的劳动者纳入分析的视野。

第一章 数字劳动：劳动与媒介化的交又观角

①刘丹凌、赵娟娟：《对媒介化社会的批判与反思—基于媒介环境学的视角》，《学术论坛》2014年第4期，第102页。

②周翔、李镓：《网络社会中的“媒介化”问题：理论、实践与展望》，《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期。

③ Mosco, Vincent. To the Cloud : Big Data in a Turbulent World. Boulder, CO: Paradigm,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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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介的“劳动化”：你使用媒介，还是媒介使用你？

在考察了劳动的媒介化过程之后，我们将回归数字劳工理论的本源，来探讨网络用户所贡献的免费的生产性消费活动。网络用户作为数字劳工研究最初的分析对象，在理论上不会遇到上述概念界定的困境，顺理成章地完全包裹于清晰的问题域之中，近年来也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较早提出了“产消合一”(prosumption)的概念，预言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界限日趋模糊。③福克斯认为，受众经由互动技术被引入信息生产过程，贡献免费的劳动，其休闲时间被转化为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时间，成为媒介资本增殖和价值生产的源泉。①邱林川用“网络即劳工”来概括这一现象，其核心是媒介“把非物质劳动集腋成裘，再转化为资本积累的生产活动”②。媒介由此呈现“劳动化”的特征，资本将网络用户的技术使用、信息接收、社交关系、休闲娱乐等传播行为进行劳动化与商品化，从而吸纳其成为“数字劳工”。福克斯将“产消合一者”的劳动价值实现方式分为两种：海量的UGC与用户数据，后者涵盖人口数据、人际网络、个人嗜好、浏览的网页记录，等等。③这一判断时至今日依然基本成立，下文的阐述与理论钩沉将借用这一框架，引入当前研究的新进展与新发现，许多成果实际上证实、补充和丰富了这一理论。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Schiller, Dan. Poles of Market Growth? Open Questions about China, Information and the World Economy. Global Media & Communication, 2005(1): 79 – 103.

②邱林川：《告别i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社会》2014年第4期，第120页。

③ Toffler, Alvin. The Third Wav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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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多面向的内容

乔治·雷瑟(George Ritzer)和纳森·尤根森(Nathan Jurgenson)认为，作为生产者的用户虽然被赋予使用生产性资源的权力，但他们所创造的利润和价值，或潜在的利润和价值都归属公司。④如吴鼎铭对公民记者进行了研究，认为现有分析局限于“权力一话语”的理论框架与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视角，总是乐观地认为公民新闻赋予了草根以发声的管道，大众民意得以获取媒介权力，实现自我表达，从而动摇了统治精英的合法性与稳定性。⑤但其实质却是网络用户在网络商业意识形态的询唤之下，自觉自愿地加入新闻众包的劳动，成为廉价乃至免费“贡献”自身劳动成果的数字劳工，免去了雇佣成本与赚得盆满钵满的恰恰是这些新闻网站。传统商业媒体需要生产和制作免费内容作为诱饵吸引受众，在此基础上才能开展广告销售的任务，其内容生产劳动尚未被转嫁给受众，受众所做的仅仅是观看。在社交媒体时代，受众商品的建构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平台媒体连内容都不需要自己来生产，免费的“饵”是由“鱼”自己制作的，它充分利用源源不断的UGC，将自己的角色从生产者转化为连接者，将一部分用户生产的内容作为吸引另一部分用户的筹码。①可以说，用户承担了原本传统媒体中编辑、记者等专业从业者的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②，再加上自身的观看剩余劳动，这三种劳动的价值如今都被平台无偿占有了。占有剩余劳动是资本的天性，但无偿占有必要劳动，亦可谓“返祖”回了前资本主义时代。这也是传统媒体溃不成军的原因之一—它们依然在为内容生产的成本买单。

第一章 数字劳动：劳动与媒介化的交叉视角

① Fuchs, Christia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Society: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terne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9(1):69-87.

②邱林川：《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第135页。

③ Fuchs, Christian. Web 2. 0, Prosumption, and Surveillance. Surveillance & Society, 2011 (3):288-309.

④ Ritzer, George and Nathan Jurgenson. Production, Consumption, Prosumption: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the Digital "Prosumer".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2010(1): 13-36.

⑤吴鼎铭：《“公民记者”的传播政治经济学反思——以“数字劳工”理论为研究视角》，《新闻界》2015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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