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 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除了生产原创性的“饵”，受众实际上还通过向自己和他人营销产品及服务来为媒介资本工作。③在这其中，一对一“参与式营销”的兴盛便是较为典型的例子，其依赖于社交媒体将UGC直接纳入营销的过程之中，黄炎宁称其为“粉丝劳动”。④他通过研究新浪微博上的杜蕾斯官方帐号发现，近几年迅速兴起的基于社交媒体的企业营销，同样不乏广大网络用户积极参与的身影。从转寄产品信息给好友到通过社交媒体晒“美食”，不少用户乐此不疲，投入情感，收获满足，贡献自己的“文本生产力”(textualproductivity)作为“数字经济创造价值的基础”，同时也主动配合传播新技术对于日常生活的殖民化，促成了“免费的时间日渐从属于消费的“劳动””这一转化过程。①蔡润芳发现，用户被卷入的实际上是社交媒体价值链的三个环节，即消费、生产和市场。②因此，在Web2.0中还有另外两种隐秘的用户价值生产过程，其一是用户自己成了“你媒介”(youmedia，也就是“你自己成了媒介”)，其二是建构和维护自己的社交网络所耗费的劳动，客观上为社交媒体省去了市场分析与调查的成本，促成了平台对“营销劳动”的集约型剥削过程以几乎为零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回报，在这个过程中，用户不仅生成了内容，还生成了传播管道。③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Gallant, Linda and Gloria Boone. Communicative Informatics: An Active and Creative Audience Framework of Social Media. Triple C, 2011(2) : 231 - 246.

②在马克思看来，工人的劳动时间分为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前者为工人自身劳动力再生产所必须，而超出这一部分的时间即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时间，剩余劳动产生剩余价值，为资本所占有。参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③ Smythe, Dallas. Dependency Road : Communications, Capitalism, Consciousness, and Canada, Norwood, NJ; Ablex, 1981.

④黄炎宁：《中国社交媒体企业营销中的用户劳动和消费主义主体建构：以新浪微博上的杜蕾斯官方帐号为例》，《传播与社会学刊》(中国香港)2016年总第37期。

38

此外，库克里奇笔下的“玩工”也有了新的变化。④他的开创性研究指出，玩工的实质是在闲暇时间贡献具有创造性的玩耍活动，他们自发修改和创作的游戏内容成为游戏产业价值与创新的重要源泉，极大地降低了公司在研发和营销上的人力成本与其他费用。玩工为资本积累和增殖贡献了大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已经远远超越兴趣爱好的范畴。然而，吴鼎铭对中国“金币农夫”和电竞玩家的研究发现，这种所谓的玩乐劳动既不休闲，也并不一定具有创造性，“金币农夫”依靠重复和枯燥的鼠标点击换取游戏升级所需的虚拟钱币，并将这些钱币上交给他们的老板进行统一出售，从而获得收入。⑤在中国，大约有200万青少年被吸纳进这一高度市场化的领域之中，用自已的“点击劳动”驱动网络游戏产业冉冉上升。

第一章 数字劳动：劳动与煤介化的交叉视角

① Robins, Kevin and Frank Webster. Times of the Technoculture : From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to the Virtual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②蔡润芳：《“积极受众”的价值生产——论传播政治经济学“受众观”与Web2.0“受众劳动论”之争》，《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3期。

③ Fisher, Eran. "You Media": Audiencing as Marketing in Social Medi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5(1):50-67.

④ Kücklich, Julian. Precarious Playbour: Modders and the Digital Games. The FibrecultureJournal，2005(5).中译文参见尤利安·库克里奇，姚建华、倪安妮译：《不稳定的玩工：游戏模组爱好者和数字游戏产业》，《开放时代》2018年第6期。

⑤吴鼎铭：《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劳工”研究——网络“受众”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论文，2015年。

39

在此背景下，玩工成为游戏产业的劳动力后备军，且具有明显的不稳定性。①值得关注的是，这种不稳定性并不是玩工所独有的，它日益成为全球经济中劳动方式或雇佣关系的新常态。不管是在美国、英国、德国等“全球北方”国家或地区，还是在中国、印度、巴西等“全球南方”国家或地区，无论是在传统产业，抑或是在新兴产业，全球经济中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的形成，以及由此带来的工资、雇佣关系、工作制度与劳动者技能的弹性化，使越来越多劳动者的工作和生活因缺乏必要的保障而陷入不稳定的状态。

（二）数据“钻井”与一般劳动

福克斯强调，用户花费在脸书上的时间越多，其所生产的最终被售卖给广告客户的数据就越多。②用户的线上时间如今都成为被监视的对象，并最终成为流量数据被售卖给广告商，即当下无论一种媒介如何声称自己是新媒介，如何改变了人类的联结方式，如何颠覆了既有的传播生态，它依然还是在依靠广告作为其经济基础，这一点与大众媒介大体无异，脸书、推特(Twitter)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都通过广告获取收益。用免费的“饵”将用户持续捆绑在平台上只是第一步，获取并基于用户数据售卖广告才是社交媒体的真正目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数据实际上已经成为平台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正如尼克·斯尼克(NickSrnicek)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劳动力后备军”(reserve army of labour)这一概念首先是由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二十三章《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提出的。在马克思看来，“过剩的工人人口”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这些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了一支劳动力后备军，他们是资本主义积累的重要基础，具有流动性、潜在性、停滞性和赤贫性四个基本特征。参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93页。

② Fuchs, Christian. With or Without Marx? With or Without Capitalism? A Rejoinder to Adam Arvidsson and Eleanor Colleoni, Triple C, 2012(2) : 633 – 645.

40

所言，平台作为两个或更多群体互动的空间，事实上将成为数据的“钻井”。①每一次私人线上互动都成为一个被平台捕获的信息点，并且被输人某种演算法。不仅如此，可穿戴设备还将人们的身体数据源源不断地提供给数据收集者。理查德·艾斯可(Richard Eskow)发现，大数据公司甚至追踪厌食症、药物滥用、暴食症、抑郁症、无家可归、不孕不育等用户信息，收集的范围延伸到心理健康、投票倾向和许多其他行为，乃至个人滚动鼠标速度与登入帐号频率的数据。②

借用约翰·霍特希尔(John Thornhill)的话来形象地表达，网络用户就像是“数字电池母鸡”，在行动电话上“啄食”，为机器学习程式生成大量的数据集，以解决如何向自己营销广告商品的问题，而媒体竞争日益变成一场尽可能长时间地吸引用户注意力的战斗。③其背后的事实是，社交媒体的日常实践，构成了一个潜在的剩余劳动领域，随时可能被转化为剩余价值。李光锡也认为，因为企业现在要吸取青年休闲与玩耍的时间，他们在业余和尚未就业的时间等所做的“剩余活动”，就变成制造另一种形态的市场价值的根据，青年们的网上游戏和自我表达为数据演算机器提供原料与能量，最后被它吞噬，成为数据工厂的“燃料”。④因此使用社交媒体成为一种“线上剩余劳动”。这种“制造成瘾”的新媒体技术使人们不再受雇佣关系和上下班时间的限制，全天24小时都是生产价值的劳动时间。劳动不再受年龄、社会性别、学历、健康状况、岗位和技术工种的限制，只要拥有数字设备并保持“永远在线”，即可成为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劳动主体，而新媒介平台并不支付使用者任何必要劳动的价值。①蓝江的说法或许更为透彻，上网已经呈现马克思所说的“劳动一般”的特征，也即后来在其《资本论》中演化为抽象劳动的概念，②浏览网页、打游戏、网购、发布内容之间已经没有区别，因为它生产的是集体性的“一般数据”，它代表所有数据的抽象层面，每个人的数据已变得难分彼此，造成的“数据异化”(datafied alienation)甚至要比传统的劳动异化更为骇人，用户作为生产数据的劳动者，已经全然与自己的劳动成果相分离，甚至浑然不觉自己的数据已经被反过来诱导自己按照广告商和政客的意愿来消费与投票。

第一章 数字劳动：劳动与媒介化的交又视角

① Srnicek, Nick. We Need to Nationalise Google, Facebook and Amazon. Here's Why. The Guardian, August 30, 2017. https://www. theguardian. com/commentisfree/2017/aug/30/ nationalise-google-facebook-amazon-data-monopoly-platform-public-interest.

② Eskow, Richard. Let's Nationalize Amazon and Google: Publicly Funded Technology Built Big Tech. Salon, July 8, 2014. https://www. salon. com/2014/07/08/lets\_nationalize amazon\_and\_google\_publicly\_funded\_technology\_built\_big\_tech/.

③ Thornhill, John. Social Media Users of the World Unit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5, 2018. https://www. ft. com/content/ea6c3a0c-0843-1le8-9650-9c0ad2d7c5b5.

④李光锡：《东亚青年与高科技文化——青年难民的劳动地牢摆脱记》，《热风学术网刊》2017年第1期。

41

三、可能的未来：非异化劳动之实现

如前所述，资本并不是“赤手空拳”地造成了当下的全部后果，而媒介技术本身也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引发一切变革，灵活用工关系的秘密不过是资本主义积累体制演变的结果，以及资本、国家、劳动力之间力量失衡条件下劳动力不断商品化的集中表现，而当前一切提高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提高剩余价值生产的方法和资本进行加速积累与增殖的方法。③因此王行坤指出，传播新技术并非人们感到“时间紧迫”和被全面宰制的唯一元凶，症结在于数字技术如何被资本主义企业利用，从而对劳动者进行更为“精细刻薄”的剥削。④我们从中获得的启发则是，在媒介与劳动的关系中，从来都不只有两类变量，如媒介一政治、媒介一文学，而是资本一技术一劳动者的三角结构。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孔令全、黄再胜：《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之数字经济时代拓展—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数字劳动价值创造研究》，《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8年第2期。

②蓝江：《数字资本、一般数据与数字异化—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引》，《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③王金秋：《资本积累体制、劳动力商品化与灵活雇佣》，《当代经济研究》2017年第1期。

④王行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评瓦克曼〈时间紧迫〉》，《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8期。

42

莫斯可洞察到：“当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对抵制的强调日益普遍化，这就使以资本、支配企业和精英为中心的立场转向了女性主义和劳动研究。”①此处使用的“未来”一词实际上具有双重意义，既指数字劳动者的未来，亦是数字劳动研究的未来。在积极对问题进行理论化并揭示其真相之后，学者们已经开始将研究聚焦于当前丰富多彩的“反向运动”(counter movement)，这种反向运动包括夺回时间主权、削减工作时间、建设更民主的工作场所、争取更合理的工作日程和更人道的工作形式，以及获得更公正的劳动分配等。王行坤将其称为“当下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微观政治”②。

一方面是对媒介化劳动的抗争。如德国大众公司规定，在工作时间之外不能向员工发送电子邮件，③法国在2017年元旦通过法律，工人享有“断网权”(right to disconnect)等。人们借助制度化权力反抗“垄断资本主义无休闲”的命运，努力阻止资本试图通过传播新技术进一步延长工作时间、剥削绝对剩余价值的企图。④针对媒体组织弹性雇佣蔓延的趋势，曹晋和曹茂则呼吁，国家应该扮演落实劳动法规的主角，通过宏观干预降低劳动力被商品化的程度，建立社会安全制度和保障体系，支持媒体集团为劳动者配备基本公正的工资制度、福利体系与考核指标。⑤针对共享经济中的劳动，袁文全和徐新鹏提出：立法的基本宗旨要以现有劳动法律制度为基础，借鉴荷兰等国的经验，遵循“灵活安全性”(flexicurity)为原则的制度框架，探寻适应新型用工形态的劳工关系认定标准，建立科学、系统的劳动法律体系，其核心是“灵活就业正规化”和减缓工作的不稳定性，并提高其社会保障水准。①近年来，平台合作主义作为一种知识框架和运动已经在全球兴起，它的载体为合作拥有、民主管理的平台合作社，依赖于平台的所有者、用户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拥有与管理。与现有的“公司性”平台不同，合作社的剥削程度较低，它通过确保平台的财务和社会价值在参与者之间传播，发展更为公平、公正的数字媒介经济。平台合作主义借鉴了同侪生产的理念，坚持“新的民主和经济参与”，目标是在公平的工作条件下实现更加多样化的数字劳动格局和完全分散式的非市场机制。②

第一章 数字劳动：劳动与媒介化的交又视角

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春阳、黄红宇、姚建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45页。

②王行坤：《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时间政治——评瓦克曼〈时间紧迫〉》，《中国图书评论》2018年第8期，第103页。

③ Wajcman, Judy. Pressed for Time: The Acceleration of Life in Digital Capitalism.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5.

④绝对剩余价值是指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绝对延长工作日(绝对剩余劳动时间)的方法所生产的剩余价值。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⑤曹晋、曹茂：《“新闻民工”修辞的政治经济语境分析》，《当代传播》2017年第6期。

43

另一方面是对媒介劳动化的抵抗。面对媒介资本将人类的社交和传播能力置入资本积累陷阱的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过程，吴鼎铭分析了几种抵抗形式：其一是另类媒体与数字公有地的建设，其二是“盗用”与“游击”式的抵抗，其三是“被遗忘权”的伸张，并上升至对“生命政治”剥削的抗争。③针对人类上网活动已成为具有抽象劳动特征的一般数据生产过程，阿列塔·伊瓦拉(ArrietaIbarra)等学者提出要从作为资本的数据(Data as Capital)向作为劳动的数据(Data as Labour)的理论转型，数据是用户的财产，应使其所有者受益，公司有必要为人们的数据付费，并以此创造新的就业机会，培养具有“数字尊严”的文化。④同样，合作化运动也波及了数据领域，2012年，意大利合作社联合会(Legacoop)发布了《合作公地》(Cooperative Commons)宣言，呼吁将合作社运动的经验教训用于控制线上数据。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则建议人们直接创建数据所有权合作社。①2016年，瑞士苏黎世出现了一家非营利性的线上合作社Midata，其宗旨是成为会员医疗数据的交换平台。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袁文全、徐新鹏：《共享经济视阈下隐蔽雇佣关系的法律规制》，《政法论坛》2018年第1期。

② Scholz, Trebor. Uberworked and Underpaid : How Workers Are Disrupting the Digital Economy. New York: Polity, 2016.

③吴鼎铭：《互联网时代的“数字劳工”研究—网络“受众”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论文，2015年。

④ Arrieta Ibarra, Imanol, Goff, Leonard, Jiménez Hernández, Diego, Lanier, Jaron and E. Glen Weyl. Should We Treat Data as Labour? Moving Beyond "Fre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Papers &. Proceedings, 2017(1).

44

统而观之，自20世纪40年代传播政治经济学发轫以来，一代又一代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将学术生活视为社会变革的一种形式，社会干预视为知识的一种形式，围绕主要传播议题展开了积极的行动主义研究和实践，展现了他们兼备批判旨趣和人文关怀的学术品格。他们坚持以社会公平与正义为终极关怀，不断跨越研究和政策的壁垒，不懈追寻媒介变革的动力，履践葛兰西所示范的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为个人和社会的解放提供了不竭的动能。对于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来说，未来的数字劳工研究应更多地关注替代性选择与非异化劳动的实现路径，更为重要的是，将上述路径照进现实。

第一章 数字劳动：劳动与媒介化的交叉视角

① Morozov, Evgeny. Data Populists Must Seize Our Information for the Benefit of Us All. The Guardian, December 4, 2016. https://www. theguardian. com/commentisfree/2016/dec 04/data-populists-must-seize-information-for-benefit-of-all-evgeny-morozov.

45

第二章 全球数字劳动研究的现状与中国语境

传播政治经济学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传播领域的应用和延伸，始终秉持着其母体学科的基本理论出发点之一，即将劳动视为价值的源头，并将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解建立在资本对劳动力剩余价值的剥削之上，这种理解脱胎于传统生产劳动，延伸到知识劳动，继而扩展至数字劳动。在莫斯可看来，“数字领域的大部分工人都在昔日产业工人似曾相识的条件下辛苦工作”①。同样，默多克尖锐地指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直指该制度中的核心矛盾—劳资关系的矛盾”②。他强调，任何回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忽视劳动价值论的新媒体和数字技术研究将无法触及真正的问题。

鉴于此，本章首先从四个方面梳理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全球数字劳工的研究现状及其最新成果，它们分别是：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产消合一者与玩工，以及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并在此基础上，阐述来自国内外的许多批判学者将数字劳动问题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语境紧密联系起来，对其进行系统性的思考与探索，为中国的数字劳工研究做出的开拓性的贡献。这些成果不仅提供了全球最新的、有力的批判研究视野，而且对分析与反思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相关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①文森特·莫斯可：《传播政治经济学》，胡春阳、黄红宇、姚建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179页。

②格雷厄姆·默多克：《导言》，姚建华主编《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9页。

46

一、全球数字劳动研究的现状

（一）制造和服务业中的数字劳工

传播政治经济学指向的劳动研究并不天然带有脑体之分，即“劳心”与“劳力”之间并不截然对立，这同样适用于对数字劳动的分析过程。在此背景下，如上一章节所阐述的，将包括制造苹果设备的富士康流水线工人在内的制造业中的产业工人纳入数字劳工的研究视野，正是将人类劳动作为一种整体来思考的有益实践，因为数字产品并不是脱离“生产后端”而单独存在的“技术前端”。同样，新兴经济体在数字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智能手机部件的日常装配到开发新的操作软件与应用系统。

在此，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格外关注全球劳动者中因信息技术应用的不平衡而导致的新型的“数字鸿沟”。米歇尔·罗迪诺-克劳希罗(Michelle Rodino-Colocino)认为，它主要表现在：特权精英启动并控制数字创新过程；中间阶层负责在现有协议的基础上设计出新的应用程序；大量的数字劳工被安排从事日常的装配与服务工作数字鸿沟的存在更加固化而非挑战了现有的阶级结构。①这种将概念与执行、创意与生产分开的做法恰好是19世纪数学家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Babbage)思想的延伸，他主张把工作的执行分解为不同的过程，这些过程要求不同程度的技能。企业主可以更精确地根据特定的流程来匹配工资率，绝不支付超过必要的部分，而将劳动过程分解为最基础的重复性操作，又恰恰是“工作降格”或“劳动降格”(work degradation)和资本将工人去技能化的最佳体现。①

第二章 全球数字劳动研究的现状与中国语境

① Rodino-Colocino, Michelle. Laboring under the Digital Divide. New Media & Society, 2006 (3):487-511.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