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 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与此同时，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致力于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对数字劳工进行考量，即将数字劳工的分析置于全球体系进入以数字技术与ICTs为基础的积累阶段的背景之下，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只是全球数字生产与劳动分工的一个环节。也就是说，从全球资本积累和价值链的角度切入，制造业中的数字劳工研究能够折射出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结构性的不平等—安妮贝儿·费鲁斯-科米罗(Anbiel Ferus-Comelo)在她的研究中发现，苹果、三星等全球顶级手机制造商与印度本国独立制造商有着紧密的合作关系，在各邦政府的默许下，这些手机制造商将这个国家训练有素的工人迅速纳入资本化的轨道。在印度的电子产业中，大约有2780万年轻人被锻造成“唾手可得”的廉价劳动力，为“如饥似渴”的消费者市场生产廉价的手机，而这些手机给跨国公司带来了高额的利润。但同时，他们深陷工作无保障、弹性雇佣、收入极低、缺乏安全保护、没有发展与晋升机会、女工与童工泛滥等诸多困境。不过，年轻的产业工人并非全无能动性，在印度工会组织的领导下，他们开始跨越既有的边界，尝试团结其他贫民、草根与社区组织，并将国内外的手机生产者与消费者团结起来，从而为公民政治教育打开了更为广阔的空间。②

而在服务业中，知识性的生产因其不需要长距离的物质性迁徙，加速了离境外包的普遍化，在第三世界国家中大规模出现的呼叫中心就是其中的一例。这个过程与全球通信系统的使用密切相关，其运作成本也随着技术的发展不断降低。在贝弗里·西尔弗(BeverlySilver)等学者看来，这就是资本在面对强大工人运动时做出的普遍反应之一，“将生产转移到具有更为廉价和驯服劳动力的地点”，即资本的“空间调整”。①这种调整对于产品原生产地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者而言，意味着工作岗位的骤减；同时，对于接受离境外包的国家或地区的劳动者而言，也并非一个好消息。恩达·布罗菲(EndaBrophy)发现，接受离境外包的呼叫中心的劳动者饱受低薪、高强度工作压力、不稳定的雇佣关系、僵化的管理体制、冷漠的工作环境以及无处不在的电子监控等问题的“折磨”。呼叫中心的劳动者是信息社会中关于工作的、更广阔的社会转型的缩影，这些转型包括大型企业的重组、外包的普遍化、工作中传播形式的强化，以及弹性雇佣实践的深化。他进一步强调，呼叫中心作为传播生产的隐蔽场所，完美地体现了20世纪最后十年间资本在追逐利润时所做的策略调整和风险转嫁。离开了这种传播劳动，传播资本主义(communicativecapitalism)也就不复存在了。②虽然这些信息“灰领”的劳动工具是电脑与电话，其直接工作对象是内容、符号和信息，但他们在低工资、低福利状态下从事重复性劳动这一点上与制造业中的“蓝领”别无二致。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Braverman, Harry.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② Ferus-Comelo, Anbiel. Free Bird; The New Precariat in India's Mobile Manufacturing. In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bor and Media, edited by Richard Maxwell, 2015, London:Routledge，pp.119-129.中译文参见安妮贝儿·费鲁斯-科米罗，仝晓霞译：《自由鸟：印度手机制造业中的新“不稳定无产者”》，姚建华、苏熠慧主编《回归劳动：全球经济中不稳定的劳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50—1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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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离境外包的审视让我们更为清晰地认识到世界政治图景的复杂性和流变性，而在这个过程中起主导性作用的仍是资本的扩张和劳动力的商品化。③存在于离境外包这一制度性安排背后的权力不平等，使苹果公司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外包消费性电子产品的生产来获得超额利润。①这也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笔下现代世界体系的结构性症候，体现着核心国家对半边陲与边陲国家经济的宰制与剥夺，而是否为已开发的经济地区提供原料与廉价劳动力则是判断该地区是否为边陲经济的重要依据。②但核心与边陲之间的关系不是绝对的、一成不变的，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互联网与科技进步的势头此消彼长，如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既可以成为一时的核心国家，也可能在下一波科技浪潮中沦为边陲国家；此外，中国和印度正在从边陲国家转变为核心国家。基于这一视角，当前各国间频繁发生的尖端科技领域的纷争与摩擦就不难理解了。

第二章 全球数字劳动研究的现状与中国语境

①贝弗里·西尔弗：《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张璐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4页。

② Brophy, Enda. The Subterranean Stream: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Call Centre Labour. Ephemera, 2010(3/4): 470-483.

③ Mosco, Vincent. Here Today, Outsourced Tomorrow: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GlobalEconomy. Jaunost/The Public，2005(2)：39-55. 中译文参见文森特·莫斯可，徐偲骑、姚建华译：《全球经济中的知识劳动者：今天在本地，翌日就外包》，《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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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

随着传播技术的突飞猛进与媒介生态的变迁，大量媒体从业者积极或被动地卷入数字化进程，数字技术渗透到他们劳动过程、日常生活甚至抗争运动等方方面面；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问题也开始进入传播学者的研究视野。③不同于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学者，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反对使用“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等科学话语遮蔽和“迷思化”劳工问题，在他们看来，强调“媒介产业以最低的人力成本来最大限度追求利润”的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不可避免地陷入“只重微观个体，不重结构性不平等”的窠臼。①与之不同的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坚持对资本逻辑渗透传播领域的根本性否思，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出发来考察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问题，即将劳动视为价值源头，将剥削劳动力的剩余价值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②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Chan, Jenny, Pun, Ngai and Mark Selden. The Politics of Global Production: Apple, Foxconn and China's New Working Class. New Technology, Work & Employment, 2013 (2):100-115.

②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现代世界体系》，郭方、刘新成、张文刚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③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研究一般以行政和市场导向为策略，以媒介分析、受众和传播效果研究为重心，因此“劳动”和“劳动者”一直是比较稀缺且长期处于边缘位置的视角。如早期诞生于大众传播时代的线性传播模式将传播视为新闻信息传递行为，将传播者视为大众媒介组织，因此其主要关注传播的有效性及其短期或长期的社会影响等问题。即使是后来的媒介社会学对新闻生产的研究，也主要侧重于分析新闻记者与编辑人员如何应对各种社会力量，构建社会网络，并通过惯例化的新闻生产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过程，如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的《做新闻》(Making News)。虽然媒介社会学视域下的新闻生产研究也会关注记者的阶层、种族、社会性别等变量对新闻最终产品的影响，但其缺乏对媒介产业生产者劳动过程和劳动关系的考察。与之不同的是，媒介产业的劳动与劳工问题作为传播过程中诸多社会关系的重要一环，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此高度关注。他们从媒介用工实践的现实出发，使用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工具，对包括媒介产业在内的各个行业和领域的数字劳工做了大量开拓性和实证性的研究。参见 Katz，Elihu and Paul Lazarsfeld（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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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而言，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进路存在着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研究维度和框架。首先，从微观的维度和框架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并不仅仅局限于从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个体经验的视角出发，而是强调他们是媒介产业生产者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传播政治经济学者致力于分析媒介产业数字劳工所面临的相同困境以及享有的共同利益与前景，并观照不同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之间(如新、旧媒体)及其与其他产业工人(如工农业)之间紧密的联系。其次，从中观的维度和框架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媒介产业数字劳工劳动过程、福利待遇与社会保障的变迁，以及劳动力再生产等议题的分析，旨在揭示出数字时代媒介产业从业者的行动和经历受社会整体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包括市场的经济属性、规范性制度、国家政策、产业的组织形式等，它们也是社会权力结构和社会语境复杂性的集中体现。③最后，从宏观的维度和框架来看，传播政治经济学将对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研究放置在更为广阔的全球社会转型的语境中，这种转型早在全球发达经济体中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基础从工业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和信息业之初就已经开始，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正是这种转型的根本驱动力。与此同时，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将劳动力的加速商品化与资本在全球的扩张过程紧密相连，并探讨这个过程与新自由主义在全球的盛行、各国政府的“去管制化”(de-regulation)政策，以及国际劳动分工与全球价值链形成之间的关联。①

第二章 全球数字劳动研究的现状与中国语境

(接上页) Personal In fluence : The Part Played by People in the Flow of Mass CommumicationsNew Jersey，NY：Transaction Publishers，1966;盖伊·塔奇曼：《做新闻》，麻争旗、刘笑盈、徐扬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

①邱林川:《新型网络社会的劳工问题》，《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②曹晋、赵月枝：《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术脉络与人文关怀》，《南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③姚建华、徐婧：《数字时代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新现象与新理论》，《全球传媒学刊》201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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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上述微观、中观与宏观的研究维度和框架下，传播政治经济学者通过以新闻工作者、动漫创作者、自由作家、出版社编辑人员、新媒体企业实习生、视觉特效师等不同面向的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为研究对象，揭示出他们在追求利润与效率成为经济发展的主导性理念、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替代了国家宏观调控的背景下，不断被去技能化、无酬化和分散化的过程，而这些过程与资本对他们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劳动力的剥削密切关联，这些议题共同构成了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的理论聚焦。②

首先，数字技术和ICTs的发展加速了媒介产业中数字劳工的商品化进程，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对此保持高度的警惕。③这一过程是通过劳动过程的去技能化和再技能化实现的。何塞·阿尔贝托·加西亚-阿维莱斯(José Alberto García-Avilés)等学者在对英国和西班牙六家数字化新闻编辑室进行观察和访谈研究的基础上，强调随着数字化新闻运作方式的普及，新闻工作者需要不断生产大量新闻节目以满足24小时播报新闻节目的要求，新闻工作真正成为24小时不间断的劳动，固定的截稿时间不复存在，记者疲于奔命，随时接到任务，随时采、写、编、发，致使包括调查能力在内的诸多“创造性”能力被“操作性”能力取代。这一取代在导致新闻产品质量持续下降的同时，使新闻工作者彻底沦为高度依附于计算机的“鼠标猴”(mouse monkey)。①在这种去技能化和再技能化同时发生的过程中，不只是职业技能与技术角色的界限被模糊了，工作与闲暇、办公室与家庭之间的界限也被消解了。刘昌德通过对中国台湾地区报社记者的深度访谈，发现数字技术和ICTs导致了新闻报道工作的琐碎化，记者的经验和知识被迅速贬值，其职业角色和技术角色之间的差异性不断被消除。②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强调的工作“概念”(conception)和“执行”(execution)的分离在媒介产业数字化的生产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③琐碎化的简单劳动不断将媒介产业的数字劳工转变为“非技术型”或“半技术型”工人，哈里·布雷弗曼(HarryBraverman)所指涉的“工作降格”在数字化时代的传媒生产活动中日趋严重，即当媒介产业数字劳工因其专业知识和能力被去技能化而不得不进行简单劳动时，资本通过降低生产成本而将劳动力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内驱力加速了上述劳动者的具体劳动(依赖于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劳动)向一般劳动的转变。④这种转变的过程往往伴随着媒介数字劳工技能和专业知识的加速贬值，并将后福特主义发挥得淋漓尽致。随着自动化新闻的兴起，这种去技能化的工作甚至面临着被写稿机器人取代的危险，到那个时候，新闻记者的劳动所具有的交换价值将进一步被削弱。①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Mosco, Vincent, McKercher, Cathrine and Ursula Huws. Getting the Message: Communications Worker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 London: Analytica Publications, 2010.

②姚建华：《传播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媒介产业数字劳工研究》，《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

③在马克思看来，所谓劳动力的商品化，是指在社会经济中，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力使用权普遍地成为交易的对象；而且，直接生产者的生存资料，也主要依靠其出卖劳动力的方式而获得。因此，劳动力的商品化过程成为资本为纽带的商品生产与交换的基本前提。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强调，劳动力的商品化是劳动价值理论的起点，同时，劳动力是根据购买者的需要和欲求进行组织与使用的——这些劳动力的购买者往往是以资本的积累和增殖为第一要义的雇主，因此他们对降低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存在着特殊且持久的兴趣，并导致劳动力的持续贬值。参见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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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全球数字劳动研究的现状与中国语境

① García Avilés, José Alberto, León, Bienvenido, Sanders, Karen and Jackie Harrison, Journalists at Digital Television Newsrooms in Britain and Spain: Workflow and Multi-Skilling in a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Journalism Studies, 2004(1): 87 - 100.

② Liu, Chang-de. De-Skilling Effects on Journalists: ICTs and the Labor Process of Taiwanese Newspaper Reports. Canad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6(31): 695 – 714.

③ Burawoy, Michael. Manu facturing Consent : Changes in the Labou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④ Braverman, Harry. Labo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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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媒介数字劳工成为“无酬劳工”的趋势日益明显，他们被排除在有保障的、稳定的劳动关系之外。大量民族志研究发现，“无酬劳动”是目前资本主义数字经济中创造价值的关键，但在卡琳·法斯特(KarinFast)看来，它却不是一个全新的概念，并不脱胎于网络化的数字时代，而是受到包括奴隶、学徒、兴趣爱好者和志愿者等在内的人类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七种不同“无酬劳工”类型的影响。②一方面，“无酬劳动”剩余价值的积累过程是资本和劳动力之间相互建构与交织的复杂的历史的产物；另一方面，在媒介产业中，较高的生产成本和不可预期的消费者偏好使媒介生产成为高风险行业，而“无酬劳工”的应运而生正是迎合了该产业中降低生产成本，同时将企业风险分散到不同主体之中的诉求——在市场和消费者的关系中，资本通过降低劳动力成本将剩余价值最大化的内在驱动力使媒介数字劳工沦为一种新形式的“无酬劳工”。

最后，媒介产业中的数字劳工愈发呈现分散化的特征。当代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使时间和空间的重要性日趋减弱，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媒介产业数字劳工不可逆转地被裹挟进全球价值链的生产体系之中，劳动力呈现分散化的特征。也就是说，ICTs的发展克服了人们之间联系与交往的空间距离与时间障碍，同时使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成为可能。①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出发，这种扩张的实质是市场化程度较高的资本主义国家为追求高额利润向市场发育水平较低的周边地区进行的一种经济辐射和政治、文化渗透。这种辐射和渗透的过程往往通过离境外包的方式实现，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劳动力纷纷卷入到基于全球劳动分工(global division of labour)的全球价值链网络之中。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Carlson, Matt. Automating Judgment? Algorithmic Judgment, News Knowledge, andJournalistic Professionalism. New Media & Society,2018(5)： 1755 - 1772. 中译文参见马特。卡尔森，张建中译：《自动化判断？算法判断、新闻知识与新闻专业主义》，《新闻记者》2018年第3期。关于自动化新闻与新闻工作者去技能化、再技能化、多技能化过程的深人讨论详见本书第七章(自动化新闻、数字劳动与技能变迁)的内容。

② Fast, Karin, Örnebring, Henrik and Michael Karlsoon. Metaphors of Free Labor: A Typology of Unpaid Work in the Media Sector,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6(7): 963 - 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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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兰特(JohnLent)通过对美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和中国等国家媒介产业动漫创作者经年累月的民族志研究，深刻地揭示出：跨国公司推进的全球漫画产业的集中化和商业化一味追逐利润，并不强调漫画的艺术价值。为追求劳动力成本的最小化，这些巨头采取了外包的策略，引发全球劳动分工的变化，不仅使得美国很多漫画创作者失去了工作机会，而且使接受外包的漫画创作者面临诸多困境，导致劳动者“双输”的局面。②一方面，美国大量动漫创作者的工作机会不断减少，甚至失业；另一方面，接受离境外包工作的动漫创作者(他们往往来自市场发育水平和劳动力成本都相对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面对微薄的酬劳、高强度的工作。同时他们对于自己创作的作品不享有所有权，而且因为政府的管制而不得不时刻进行自我审查，这使他们长期处于不安全和孤立的工作环境之中。更不用说，劳动岗位在全球范围内的分散化趋势所导致的劳动力严重同质化的倾向，使资本流动和扩张的逻辑与人类经验价值之间的张力愈发明显，尤其表现在上述涉及离境外包的生产过程之中。

第二章 全球数字劳动研究的现状与中国语境

① Zhao, Yuezhi and Robert Hackett. Media Globalization, Media Democratization: Challenges, Issues, and Paradoxes. In Democratizing Global Media : One World , Many Struggles, edited by Robert Hackett and Yuezhi Zhao, 2005, New York: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p. 1 - 33.

②约翰·兰特在《全球动画产业的劳动力、问题及其应对机制：被边缘化的漫画创作者的苦痛》一文中，以迪斯尼和华纳兄弟(WarnerBros)公司为例，详细阐述与分析了两家公司从2006年开始，将其动画专题节目制作和卡通形象设计的任务外包给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的动画制作者，以及精通电脑绘图、特技效果和其他用于捕捉动作软件和设备技术人员的案例。参见 Lent, John. The Global Cartooning Labour Force, Its Problems and Coping Mechanisms:The Travails of the Marginalised Cartoonist. Work Organisation, Labour & Globalisation,2010(2):160-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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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补充的是，笔者在自己的英文专著《当代中国的知识劳工：来自出版产业的改革和抵制》(Knowledge Workers in ContemporaryChina :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中,对新媒体技术对中国出版产业中编辑人员劳动过程和工作环境影响的分析既是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将新媒体技术、政策与结构变迁相结合，洞察并揭示出中国出版产业与制度再生产的社会问题的一种尝试，也是本土经验研究对西方数字劳工研究有益的补充。①在中国的出版产业中，数字技术的发展不断消除了编辑人员职业技能角色和技术角色之间的差异性，这与发生在新闻日常生产过程中，记者和摄像、直播车操作员、网络编辑和社交媒体推广者之间不断模糊的界限别无二致。编辑人员专业知识的迅速贬值、工作机会的骤减、弹性雇佣制度的兴起，以及工作与休闲、办公室与家庭边界的打破都使他们陷入“处境堪忧”的状态，而对他们劳动过程和工作环境中无处不在的“电子监控”（electronicpanopticon)更使他们的这种状态急剧恶化。②

（三）产消合一者与玩工

冯建三曾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由“计算机、互联网与手机等新技术条件所复苏、扩大或催生的参与、合作与分享的生产模式，固然蓬勃进行，唯这种有偿、无偿、志愿与非志愿的劳动，究竟是一种偏向让人产生赋权经验的参与'之旅，还是滑向资本增值的航道，从而遭到资本剥削的成分会浓厚些？”①20世纪70年代末，传播政治经济学奠基人斯麦兹从唯物主义观点的视角出发，提出了具有学术史意义的“受众商品理论”。②该理论通过探讨资本主义商业传播体制下，受众、媒介和广告商之间隐藏的三角关系—传媒公司生产受众，然后将他们移交给广告商的过程，深刻揭示出资本主义制度下媒介生产的主要商品是受众。然而，随着当前数字信息技术和互联网传播的普及与发展，媒介不仅是内容的提供者，而且还是生产内容的平台，大量的用户有意识地上传图片、视频、博客和网络搜索关键词资料，义务为网站进行宣传和翻译，甚至参加有偿或无偿的众包任务。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Yao, Jianhua. Knowledge Workers in Contemporary China ; Reform and Resistance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2014.

② Adams, Tracy and Sandy Welsh. The Organization and Experience of Work. Toronto: Thomson and Nelson,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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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当前新媒体平台的UGC已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新的剩余价值的增长点，包括用户有意识地上传图片和视频，义务为网站进行宣传、翻译，甚至参加有偿或无偿的众包任务，这些都被用于生产新的可以被商品化的内容，或成为商品化内容(如广告)的载体。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生产和消费之间的边界因数字技术而变得不再清晰。资本将个人的生活方式、欲望和知识等全部裹挟进工作之中；另一方面，工作与闲暇之间的边界不断消融。ICTs对于日常生活的殖民化导致了“无处不在的媒介时代”的来临，同时加速了“免费时间日渐从属于消费的劳动””的转化过程，因此“有偿的”劳动时间(工作)和“无酬的”劳动时间(闲暇)发生了直接的融合—这也恰恰对应了马克思笔下资本对劳动的“形式吸纳”(formal subsumption)转化为“实质吸纳”的过程。③

第二章 全球数字劳动研究的现状与中国语境

①冯建三：《从(传播理论史：回归劳动>看文化与劳动的关系》，《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61页。

② Smythe, Dallas. Communications: Blindspot of Western Marxism. Canadian Journal ofPolitical and Social Theory，1977(1)：1-27. 中译文参见达拉斯·斯麦兹，刘晓红译：《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姚建华主编《传播政治经济学经典文献选读》，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7—40页。

③ Read, Jason. The Micro-Politics of Capital : Marx and the Prehistory of the Present.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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