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 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资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资本对于文化和媒体的控制，即对传播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产品的控制，(使得)受众劳动的个体性’被不断整合到资本流通和积累的过程之中”①。从本质上来说，这个过程是对受众劳动剩余价值的剥夺，诚如乔治·瑞泽尔(GeorgeRitzer)和纳森·尤根森(NathanJurgenson)所言，作为生产者的用户虽然被赋予使用生产性资源的权利，但他们所产生的利润和价值，或潜在的利润和价值都归属公司。②瑞泽尔对亚马逊的研究则更清晰地证明了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中还承担了生产者的角色，因为他们自己在网上完成了从选购商品到取货的所有工作，但原本这些工作应该是由亚马逊员工来完成的，用户的能动性并未换来任何报酬，而他们留下的购买信息却成为大数据，继续进入生产循环。③

可见，除了用户主动生成的内容，其“数字痕迹”同样也被“吸纳”到商品化过程之中，作为大数据挖掘的对象与算法推送的依据，包括网民的浏览和购买习惯、社交圈子、消费品位，以及其他人口学信息—它们作为大数据挖掘的对象与算法推送的依据，帮助企业能够在掌握个人“信息地图”的基础上，更精准地进行研发、更有效地预测与引导市场消费，进而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利润。在这种情况下，齐齐·帕帕科瑞希(ZiziPapacharissi)认为，隐私已经成为奢侈品。④以脸书为代表的社交媒体极力推广信息“公开”与“分享”的理念，用户以牺牲自己隐私为代价换取基于社交媒体的社会交往与资源，他们为数字资本主义注入源源不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Nixon, Brice. Toward a Political Economy of "Audience Labour" in the Digital Era. Triple C,2014(2):713-734.

② Ritzer, George and Nathan Jurgenson. Production, Consumption, Prosumption: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the Digital Prosumer. Journal of Consumer Culture, 2010(1): 13-36.

③乔治·瑞泽尔；《赋魅于一个祛魅的世界：消费圣殿的传承与变迁》，罗建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

④ Papacharissi, Zizi. Privacy as a Luxury Commodity. First Monday, 20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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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的发展动力。①

在玩工领域，库克里奇发现：首先，“玩工”(即游戏模组爱好者)是游戏公司重要的创造力来源。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为游戏平台吸引了更多的用户，创造了更多的内容，甚至修改游戏中的漏洞以优化用户的体验。他们自发修改与创作的游戏内容成为游戏产业价值和创新的重要源泉，他们的创造性极大降低了公司在研发和营销上的人力成本及其他费用。其次，“玩工”是无酬劳动力。一来游戏公司的现有制度并没有将模组爱好者纳入有保障的、稳定的劳动关系之中，其本质是对他们劳动的免费占有；二来游戏模组作为一种“无酬劳动”形式的事实往往被休闲娱乐的意识形态和修辞遮蔽；三来模组游戏的知识产权牢牢控制在游戏公司而非玩家的手中，同时游戏模组爱好者承担着其活动可能引发的一切经济和法律风险。在现实生活中，游戏公司悄无声息地成为最大的赢家。最后，将休闲活动“劳动化”的普遍实践标志着一种新的资本积累模式的形成，即弹性积累模式，“玩工”的普遍化与之高度匹配。游戏模组爱好者为资本积累贡献了大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已经远远超越了兴趣爱好的范畴，毫不夸张地说，他们是游戏产业的生命线。这一模式正在全球不断扩张和蔓延。②

产消合一者与玩工的原子化状态使其很难形成集体身份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劳动”，并为资本创造价值，更遑论组织起来成为自为状态下的劳动阶级。③新形式的用工关系往往基于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而富有活力，但这也导致了劳动者就业身份的模糊化，让他们通常被排除在与雇佣关系相连的保护范围之外。①因此，传统劳工组织与工会组织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何在新的条件下形成团结(unionization)成为它们亟待解决的难题。数字经济的产生一方面促使传统雇佣关系开始松动，另一方面建立在以往社会化大生产与标准雇佣关系之上的一整套劳工保护制度，因为灵活而富有弹性的用工条件与劳动过程而变得支离破碎，与劳动相关的各类法律在面对数字技术发展而产生的这些新现象时已显得滞后和力不从心。

第二章 全球数字劳动研究的现状与中国语境

①姚建华、徐偲啸：《全球数字劳工研究与中国语境：批判性的述评》，《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9年第5期。

② Taylor, Nicholas, Bergstrom, Kelly, Jenson, Jennifer and Suzanne de Castell, Alienated Playbour: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EVE Online. Games & Culture, 2015(4) : 365 – 388.

③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The Future of Work We Want: A Global Dialogue, April 6 - 7, 2017. http://www. ilo, org/global/topics/future-of-work/dialogue lang-en/index.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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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字经济中的劳工组织

邱林川认为：“互联网是资本的场域、剥削劳工的场域，也是社会的场域、阶级形成和抵抗的场域。”②那么，数字劳工如何才能更有效地以集体组织的方式改变其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现状呢？在这个过程中，工会组织和政府可以发挥哪些积极的作用？例如，加拿大的新闻记者不断面临着大量不稳定的因素，包括因为全职岗位减少导致的自雇从业者规模的急速扩张、薪酬水平的停滞不前甚至持续下降，以及逐渐失去对新闻生产过程的控制，等等。为改变上述状况，科恩呼吁加拿大职业作家协会(Professional Writers Association of Canada,PWAC)和加拿大自由工作者工会(CanadianFreelance Union,CFU)在改善新闻记者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为他们提供交流平台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③与此同时，科恩本人也积极投身于加拿大作家组织（Canadian Writers GroupCWG)。该组织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一家建立在代理机构—工会组织合作关系之上、代表自由雇佣的新闻记者权益的代理机构，致力于在加拿大出版商和作者之间建立连接和对话的机制，尤其是在合同与薪酬的协商等问题上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袁文全、徐新鹏：《共享经济视阈下隐蔽雇佣关系的法律规制》，《政法论坛》2018年第1期。

②邱林川:《告别i奴：富士康、数字资本主义与网络劳工抵抗》，《社会》2014年第4期。

③ Cohen, Nicole, Negotiating Writers' Rights: Freelance Cultural Labour and the Challenge of Organizing. Just Labour, 2014(17/18): 119– 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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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米罗以电子制造行业为例，通过对劳动者集体行动机遇与困境的讨论来探究劳工工会化的可能性。她发现，在全球电子制造行业中，工会化的程度非常低，且工会组织的运作缺乏制度性保障。因此，如果工人运动的组织者希望有效地组织和代表工人，他们就必须与其他行动组织或社会运动建立广泛的联系，后者可能是非营利性、基于社区的实体组织(如高科技企业中的工会组织致力于联合学校、医院和政府机构中的每一位高科技电子产品消费者)，也可能是应对某项具体议题的社会运动，如女权运动、环保运动等。此外，马奎拉团结网络(Maquila Solidarity Network)和 IMB公司劳工抗争的经验表明，工人之间的个体联系和信息交换有益于冲破资方的信息封锁与掩盖真相的行为，同时更好地向劳动者展示行业内的一般工作条件，以便加速劳工联合的形成。①在迎接国际劳工组织100周年纪念日的全球对话论坛上，来自工会组织的代表充分肯定了工会是适应20世纪传统雇佣关系的、有效组织劳动者的工具，但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的21世纪，因为工作和劳动方式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以往工会组织保护工人的方式已经略显过时，因此他们主张组织新的团体来保障不同行业中劳动者的权益，包括全球产业链上的工人、个体经营者，以及在数字经济(如媒介产业)中的从业者，等等。

概言之，以上四个领域的研究基本囊括了全球数字劳工研究的政治经济学进路和最新成果。这些研究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厘清媒体组织与更为广泛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权力之间的勾连关系，深刻地揭示出数字资本积累和增殖的实质，考察劳动是如何在信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被剥夺与异化，以及国家保护、社会福利和工作稳定性被瓦解的过程。在方法论上，这些研究大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如民族志等，依托大量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通过对研究对象进行微观的、切实可感的体察，探讨数字劳动领域的劳动关系、劳动过程、劳动力再生产、阶级意识等一系列经典“老问题”究竟发生了何种“新变化”。将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与消费过程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不仅开拓了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野和方法，使它不囿于宏观层面的批判与宏大理论的生产，而且极大地照亮了行政主义取向的传播学研究的盲点。

第二章 全球数字劳动研究的现状与中国语境

① Ferus-Comelo, Anibel. Paving the Path Toward the Unionization of High-Tech Sweatshops. In Trade Union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 : A Review by the Global Union Research Network, edited by Verena Schmidt, 2007,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ur Office, pp. 51-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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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劳动与中国语境：本土学者的思考与贡献

在经济全球化和网络社会的协同作用下，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同样面临数字劳工大量涌现的现状。如乌尔里希·贝克(UlrichBeck)等所言，中国经历的是“压缩的现代化”，面临着第一现代性和第二现代性“双重强制”的共时性困境。①也就是说，与西方社会所谓第三产业在吸纳就业方面已经超越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不同，中国仍有大量劳动力处于传统的农业和工业部门，从事体力劳动和物质生产。但与此同时，我们不难发现，受过中、高等教育，集中在城市就业的青年人开始全面转向从事非物质的办公室知识劳动，而如前文所述，当代大部分知识劳动已经必须经由数字技术和ICTs中介才能实现，因此，即使不能说数字劳动已经成为当前中国主要的劳动形式，劳动的“数字化”所带来的影响仍然是结构性的。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随着数字技术和ICTs成为中国经济的主要增长点，中国的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这直接导致在信息产业部门或其他部门中从事信息处理与传播工作人员数量的上升，劳动的数字化与数字劳工规模的扩大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追赶甚至超越了大部分发达国家；另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深入推进，中国的数字产业已经与全球其他国家紧密地缠绕在一起，如德温·温赛克(DwayneWinseck)等学者发现，三大中国互联网公司(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在资本结构、所有权和控制权方面已经完全融入世界经济。三家总部位于美国的风投基金持有百度公司初始资本的近30%，其中最多的为德丰杰全球创业投资基金(Draper Fisher Jurvetson ePlanet)的 15.6%，腾讯 40%的股权由外国机构投资者持有，这个数字在阿里巴巴则高达47.4%。①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乌尔里希·贝克、邓正来、沈国麟：《风险社会与中国—与德国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的对话》，《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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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从数字劳工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语境出发，思考和探索中国的数字劳工问题是极其必要的。但遗憾的是，长期以来，传播劳动相关研究落后于数字劳动领域的现状与实践，使中国数字劳工与传统体力劳动者面临着同样的，甚至更为恶劣的系统性风险，如劳动力商品化；技术变迁对工作场所的宰制；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如鼓励主动超常加班、知识技能迅速贬值、自我监督与残酷竞争、计件工资与淘汰制度)；工作的不稳定性(如劳务派遣和弹性雇佣);社会福利的瓦解(如住房、医疗和教育的商品化所导致的脆弱的抗风险能力);以及孱弱的应对和抗争(与传统工人和农民颇为不同的是，知识劳工遇到劳动纠纷时往往采取辞职、换工作等个体化策略而非集体行动来解决问题，当然也有极少的例外)。在与网络平台的力量对比之间，数字劳工处于明显的劣势。此外，大量产生实际价值的“观看”与“玩乐”劳动尚未被视为劳动。

一部分本土学者就上述问题进行了回应，为中国的数字劳工研究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他们运用政治经济分析这一工具，将数字劳动问题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紧密联系起来，旨在更为准确地理解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数量庞大的劳工群体在全球化、信息化和数字化浪潮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和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及他们所面临的诸多困境，在此基础上，厘清上述困境与数字时代劳动者所处的权力关系网络和制度背景之间的勾连关系。①如邱林川、洪宇、潘毅等学者对ICTs制造业中数字劳工的研究；孙萍、佟新、梁萌等学者对中国小型互联网公司IT程序员身份认同与传播实践的研究；曹晋、韩绍伟和笔者等对中国出版产业中编辑人员的研究；刘昌德和笔者等对包括中国台湾地区报业记者和中国大陆地区自动新闻背景下新闻记者去技能化的研究；胡绮珍、曹晋、张楠华等学者对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网络字幕组成员的研究；吴鼎铭、杨逐原等学者对于本土网络视频众包生产的研究；张志华、胡鹏辉、余富强、张志安、董晨宇等学者对网络直播平台主播的研究；梁萌、苏熠慧等学者对平台经济中家政人员的研究；陈玉洁、叶韦明、张玉璞、庄曦等学者对滴滴司机的劳动与行动主义的研究；胡慧、张铮等学者对网络文学平台上网络作家群体的研究；贾文娟、牛静等学者对中国娱乐资本盘剥实习生的研究；孙萍、陈龙等学者对网络平台上外卖骑手劳动过程中控制和剥削机制的研究；郑广怀、庄家炽、帅满等学者对快递员劳动控制模式与劳动同意制造过程的研究；夏冰青、吴桐雨和笔者等对数据标注员劳动困境和劳动众包的民族志研究；郭建斌、胡冯彬、邓剑、林仲轩、赵瑜佩、宋嘉伟、袁潇等学者对游戏玩家劳动过程、角色转变与日常生活的研究；何威、曹书乐、翟秀凤等学者对短视频平台上的创意劳动和网络内容生产者的研究；庄曦、朱丽丽、杨馨、童祁等学者对粉丝劳动及其与偶像建构亲密关系的研究，以及赵月枝团队对缙云淘宝村的研究。②上述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当前学界在数字时代劳动转型议题中的研究对象、内容、方法及核心议题，尤其是基于中国经验的实证研究，拓宽了对相关问题感兴趣的研究者、从业者与公共政策制定者关于数字时代劳动者的一般认知，并对数字劳动的意涵进行更为多元化的解读与阐释。

第二章 全球数字劳动研究的现状与中国语境

① Jia, Lianrui and Dwayne Winseck.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ese Internet Companies: Financialization, Concentration, and Capitalization.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Gagette, 2018(1):3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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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姚建华：《传播政治经济学与数字时代的劳动转型(编者按)》，《全球传媒学刊》2018年第4期。②这里需要特别强调赵月枝与罗伯·达菲(Rob Duffy)共同发表的《短路？中国劳动斗争的传播》(Short-Circuited? The Communication of Labor Struggles in China)—文的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该文开创性地将对中国知识劳工的研究置于本土化的语境之中，揭示出：不同于西方的有机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劳工在国家层面表达自身利益和开展协调活动困难重重，但其社会主义国家“主人”的观念仍为他们追求社会正义提供了强大的意识形态资源。参见 Zhao, Yuezhi and Rob Duffy. Shorted-Circuited? The Communication of LaborStruggles in China, In Knowledge Workers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edited by CatherineMcKercher and Vincent Mosco, 2007, Lanham, MD: Lexington Books, pp. 229 – 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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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言之，在当前复杂的全球化过程持续深人，本土社会急剧转型。新媒体技术冲击日益猛烈的全球语境中，越来越多的学者将他们的本土劳工研究根植于中国独有的、丰富的且充满活力的日常实践土壤之中，帮助劳动者发声，增加他们的曝光率，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学术品格。与此同时，我们需要思考：作为互联网大国，中国的互联网巨头是否应该为全球最大的网民群体支付红利？国家是否应该介人监管，改革数字生产资料(如数据、平台)的所有制，使其在一些方面体现出社会主义公有和“传播公地”的特色？这些问题亟待本土学者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

第二章 全球教字劳动研究的现状与中国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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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零工经济、数字劳动与“不稳定无产者”

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世界经济论坛上首次提出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概念。他认为：

历史上的三次工业革命，先用水和蒸汽让生产机械化，再用电力让生产规模化，接着用电子元件和信息技术让生产自动化。第三次工业革命(也就是数字革命)于20世纪中期拉开帷幕，现在，第四次工业革命在其基础上应运而生。技术融合是其一大特点，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之间的界限逐渐趋于模糊。数十亿人通过移动设备彼此相连，这些设备的处理能力、存储容量、知识获取途径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为我们带来了无限的可能。在未来，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无人驾驶汽车、3D打印、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材料科学、能量贮存和量子计算等领域新兴技术的突破，将使人类的可能性成倍增加。①

新科技可能会改变工作和工作场所，加速劳动力的重置(labourdisplacement)，创造新的就业机会，改善人们的生活条件。在此背景下，零工经济(gig economy)迅速发展，大量零工工作孕育而生。在乐观派看来，零工工作可以增加个人储蓄、提高生产力和工作灵活性；而在悲观派看来，零工工作的流行让许多人丢掉饭碗，造成了就业不稳定情况的恶化、部分工作的技能要求下降、各类不平等的加剧，等等。本章从零工经济的全球热潮与零工工作的勃兴切入，阐述零工经济中数字劳工在数字资本主义与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的共同作用下面临的困境，并在此基础上，从零工经济劳动者、政策制定者和关注零工工作公平性的利益相关者等不同维度出发，探究帮助他们摆脱上述困境的多元化策略，以防止他们沦为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笔下的“不稳定无产者”。

① Schwab, Klaus. 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 What It Means and How to Respond. Foreign Affairs, December 12, 2015. https://www. weforum. org/agenda/2016/01/the fourth-industrial-revolution-what-it-means-and-how-to-respo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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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零工经济的全球热潮与零工工作的勃兴

当前，零工工作作为一种新型用工方式在全世界流行起来，零工经济也随之孕育而生，这种新的经济形态依托于互联网和承担零工工作的自由职业者，后者在数量、规模和影响力方面日益壮大。麦肯锡全球研究院2015年的研究报告指出，在全球范围内，零工经济劳动者与劳动人口总量占比从2005年的10%增长到2015年的16%。到2025年，各种零工工作的产值有望贡献约2%的世界生产总值，零工经济市场规模将达到3万亿美元，并创造出7200万个就业岗位。①在中国，零工经济与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相生相伴，为医疗、旅游、时尚、金融、环保等万亿级支柱产业的发展提供服务支持，并催生了大量零工护理人员、零工导游、零工设计师、零工金融分析师、零工专家等零工经济劳动者。

第三章 零工经济、数字劳动与“不稳定无产者”

①赵松：《人民日报经济透视：“零工经济”挑战了谁?》，人民网，2015年8月21日，hp:opinion. people. com. cn/n/2015/0821/c1003-27496922,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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