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劳动： 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一）零工经济的全球热潮及其分类

零工经济在全球的发展壮大首先离不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数字技术的革命，尤其是网络平台的搭建和包括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在内的移动终端的普及。其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增长疲软，导致了劳动人口失业率的居高不下，零工经济因其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失业率，得到了不少国家政府的大力推广与扶持，如美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在这些国家中，零工工作日益成为劳动者重要的收入来源。①再次，不管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服务业的比重均呈稳步上升的态势，而零工经济劳动者主要是各种服务的提供者，如快递、家政、交通、维修服务等，他们往往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当然，零工经济劳动者也包括提供知识的服务者，如兼职讲师、短期教学合同工、兼职律师、独立执业顾问人员等。最后，对于企业而言，按需使用大量灵活且高度熟练的零工经济劳动者不仅可以降低劳动力的雇佣成本，有助于企业有效地开发人力资源，以满足各种发展的需求，同时企业可以增强其可扩展性，以便快速而准确地应对新进入市场的竞争对手带来的冲击。

零工经济有两大主要类型:其一，基于网络平台而产生的新型工作方式，如网络直播、付费阅读内容的创作和编辑，以及视频制作和分享等。以网络直播为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中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6.17亿占网民整体的62.4%。这类新型的工作方式具有群体性的特征——相关群体由接入网络平台的个体组成，且他们可能来自不同的国家或地区。

其二;因网络平台(尤其是移动终端的应用程序)对传统就业方式的颠覆而产生的新型工作方式，主要集中于快递(人人快递)、家政(Thumbtack[美国]、58到家、云家政)、交通(Uber[美国]、Lyft[美国]、滴滴出行)、维修(解决任何房屋问题平台TaskRabbit[美国]；专业的上门手机维修平台“极客修”；办公设备及电脑网络产品安装与维修平台“叫我修吧”；家居配送、安装、维修、返货平台“万师傅”)等服务行业。如Uber，通过大数据智能分析技术，快速而有效地解决了“即时交易+定向派单十同路匹配”的问题，通过实现供需双方直接的对接，极大地提高了劳动供求的匹配效率。①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 Huws, Ursula, Spencer, Neil, Syrdal, Dag and Kaire Holts. Work in the European Gig Economy. Foundation for European Progressive Studies (FEPS), 2017, http://www. fepseurope. eu/en/publications/details/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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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零工经济、数字劳动与“不稳定无产者”

①零工经济的热潮离不开近几年平台经济的快速发展。网络平台(尤其是移动终端的应用程序)对传统就业方式具有颠覆性的效应，劳动组织方式也从传统的基于雇佣劳动的工厂制向基于隐性劳动的平台经济模式不断过渡，孕育出大量新型的工作方式。根据劳动力供给的地域性和劳动技能专业化程度的不同，平台劳动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种类别。

第一类，无地域性劳动力供给一低劳动技能类平台劳动。以美国的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MTurk)为例。在MTurk,劳动力需求方(“任务发起者”)在平台上发布各种任务，符合资质要求的平台劳动者(“托客”)自主选择接单并按要求完成任务，任务发起者根据任务完成情况支付托客相应的报酬。一方面，任务发起者能够通过MTurk轻易获取无地域限制的劳动力供给，即平台面对的是一个开放的、全球在线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这些任务通常是相对简单、重复度高、专业性技能要求较低的人类智能任务，即目前计算机难以完成，但人类却擅长的任务，主要包括图像排序、音频转录、信息分类，等等。每天有超过50万项这样的任务在MTurk上发布。这部分内容将在本书第五章(全球外包、数字劳动与劳动控制)中详细地进行介绍。

第二类，无地域性劳动力供给一高劳动技能类平台劳动。以猪八戒网为例，它的劳动力供给不受地域限制，但主要针对拥有特殊技能的目标人群，如文化创意人才。猪八戒网最先从做企业商标设计切入，发展至今已经成为提供海量创意服务和企业外包服务的平台，如助力企业营销策划、技术开发等。截至2015年，猪八戒网汇聚了约1300万名各类文化创意人才，其服务对象已经覆盖美国、英国和马来西亚等25个国家。猪八戒网因此成为国内最大的服务众包平台，同时也是国内最大的知识人才共享平台。

第三类，有地域性劳动力供给一低劳动技能类平台劳动。这类劳动主要以优步、滴滴出行和跑腿兔平台的网约零工为代表，他们通常在给定地域内提供日常服务，因为专业性技能要求低而几乎没有注册门槛。如在中国，越来越多的司机通过滴滴出行，而不是受雇于出租车公司的方式与客户建立联系，并提供劳动服务。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滴滴发布的《数字经济新就业形态发展研究报告(2020)》中的统计数据，当前滴滴平台吸引了超过1000万名从业者，带动产业链上下游600多万人就业。

第四类，有地域性劳动力供给一高劳动技能类平台劳动。这类劳动供给受到地域限制，且一定的劳动技能要求使得它针对特定的目标人群。以好大夫在线为例。好大夫在线是中国最大的医患交流平台之一，已收录全国881多家正规医院、60多万名正规医院医生，活跃度高，可以随时为患者提供预约挂号、网上问诊、转诊开药等服务。在中国，好大夫在线、春雨掌上医生、丁香园等平台共同构筑了在线医疗社区，它的存在使病人即使不去医（转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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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工工作的勃兴

零工工作是一种自我雇佣形式，严格来说，它是一种极其符合当今时代特点的现代劳动力市场现象。早在20世纪80年代，非标准的临时工作(包括零工工作)在工业经济体中的占比就开始上升，这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如劳动力的女性化(特别是从事兼职和服务业工作的女性人数的急剧增长)以及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监管的发展(以强调市场主导、贸易壁垒消除、国有资产私有化为其特点）。①

许多企业通过网络平台提供个人服务，零工工作者则活跃在相关行业中。平台所有者负责协调服务提供商和服务代理，是生产者与消费者、零工工作者与生产者、零工工作者与消费者之间的中介，让各方主体汇聚一处。②零工工作的新颖之处在于，劳动力的供求匹配是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的，并且每个工作岗位的劳动者都与平台签订各自独立的合同。在瓦莱里奥·德·斯特凡诺(Valerio de Stefano)看来，零工工作在本质上是一种“按需工作”(on-demand work)，即单一用户公司通过网络平台实现劳动者与服务需求的匹配。①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接上页)院，也能得到专业的指导和帮助。此外，好大夫在线与不少实体医院签约，后者成为其线下基地医院，在帮助患者进行后续治疗、减小医疗风险方面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概言之，平台劳动并不等同于线上劳动，对于有劳动力供给地域限制的平台来说，其提供的往往是线下面对面的服务。这些服务既涉及提供交通、外卖配送、日常杂务跑腿、家政服务等低专业性技能的平台劳动者，又涉及从事与健康、教育、法律、咨询相关工作的高专业性技能平台劳动者。这些平台劳动暂时都很难被机器和算法有效替代。根据美国劳工统计局(U.S. Bureau of Labour Statistics)的调查，目前美国约 98.8%的平台交通服务和 72.5%的平台健康和教育服务，都是线下面对面进行的。参见马骋宇：《在线医疗社区医患互动行为的实证研究——以好大夫在线为例》，《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6年第11期；谢富胜、吴越：《零工经济是一种劳资双赢的新型用工关系吗》，《经济学家》2019年第6期；朱鸣：《“网约工权益保障研讨会”综述》，《工会理论研究》2017年第3期；Current Population Survey:Electronically Mediated Employment. U. S. Bureau of Labour Statistics, September 28,2018. https://www. bls. gov/cps/electronically-mediated-employment. htm; Irani, Lilly.Difference and Dependence among Digital Workers: The Case of Amazon Mechanical Turk.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2015(1): 225 – 234; Schmidt, Florian. Digital Labour Markets inthe Platform Economy: Mapping the Political Challenges of Crowd Work and Gig Work.Friedrich-Ebert-Stiftung Project, 2017. http://library. fes. de/pdf-files/wiso/13164. pdf.

① Bosch, Gerhard. Towards a New Standard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in Western Europe. British Journal of Industrial Relations, 2004(4): 617- 636.

② Minter, Kate, Negotiating Labour Standards in the Gig Economy: Airtasker and Unions New South Wales. 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2017(3): 438 – 4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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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工作有多普遍呢？总的来说，对零工经济展开统计是十分困难，主要是因为很难用传统劳动力调查中使用的名词对应零工工作的各个环节，且相关调查往往缺乏可靠的数据来源。例如，美国的劳工统计局(Bureau of Labour Statistics,BLS)临时劳动者补充计划于 2005 年被中止，2017年才得以恢复，这让能体现零工工作正面特征的可靠数据变得更加难以获取。②安德鲁·斯图尔特(Andrew Stewart)和吉姆·斯坦福(Jim Stanford)强调，以网络平台为媒介的工作其实不多，在成熟的工业经济体中，其劳动力占比在1%以下，③如BLS在恢复临时工作和非传统就业补充计划后，发布了2018年9月30日统计的“电子媒介就业”相关数据。该统计表明，截至2017年5月，此类劳动者仅占美国劳动力的1%。④

然而，劳伦斯·卡茨（LawrenceKatz)和阿兰·克鲁格（AlanKrueger)的调查研究发现，1995年至2015年，在美国，非传统就业劳动者(包括临时工、随时待命的劳动者、合同工和自由职业者等)的比例上升了10%—15%。⑤根据他们的统计数据，大型平台提供商雇用的劳动

第三章零工经济、数字劳动与“不稳定无产者”

① de Stefano, Valerio. The Rise of the "Just-in-Time Workforce": On-Demand Work, Crowd-Work and Labour Protection in the "Gig-Economy." Conditions of Work and Employment Series Report,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 Geneva, 2016.

② Contingent and Alternative Employment Arrangements Summary.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8. https://www. bls. gov/news. release/conemp. nr0. htm.

③ Stewart, Andrew and Jim Stanford. Regulating Work in the Gig Economy: What Are the Options? The Economic and Labour Relations Review, 2017(3): 420 – 437.

④ Electronically Mediated Employment.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2018, https;//www. bls. gov/cps/electronicallymediated-employment. htm.

⑤ Katz, Lawrence and Alan Krueger. The Rise and Nature of Alternative Work Arrangem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5 - 2015, Working Paper, Princeton University Industrial Relations Se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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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不稳定无产者”的形成

斯坦丁认为，在全球化的趋势下，“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自由市场催生了一个全球性的阶级结构。新的群体在这个结构中孕育而生，其中就包括数百万身处弹性而无保障的劳动关系中的“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①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数字技术的革命所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组织形式的变革，以及随之而来的零工经济的勃兴正是“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逻辑的延续。新自由主义逻辑的核心在于强调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即哪里生产成本最低、利润最高，资本就会流向哪里。②因此，以降低劳动力成本为最终目的，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弹性机制”(labourmarketflexibility)成为资本主义制度结构性的必然结果。③

第三章零工经济、数字劳动与“不稳定无产者”

①“不稳定无产者”这个概念是由“不稳定的”(precarious)和“无产阶级”(proletariat)两个词构成的，意指处于不稳定雇佣关系中的无产者。参见 Standing，Guy. The Precariat:From Denizensto Citizens? Polity, 2012(4): 588 – 608。

②换言之，盖伊·斯坦丁提出的“不稳定无产者”概念是以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为背景的。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加速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同时也重组了第一世界国家内部的劳资关系，具体表现为：政府减少对资本的管制、修改了为工人提供稳定工作保障的法律、将社会福利逐渐变成商品，以及削弱了工会的力量。与此同时，资本的全球化依托信息化的平台，在传统部门及新兴部门(包括信息产业、创意产业及各种服务行业)内实行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导致临时工、兼职工和实习工等各种灵活用工形式开始替代长期固定的用工方式；工作任务快速调整，内部劳动分工更加灵活；工资系统更加弹性，货币工资占劳动者收人的比重不断上升，而非工资性质福利的比重则持续下降。此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全球化也通过资本的空间转移，将生产“外包”给第三世界国家。亚洲、非洲、南美洲的许多国家纷纷纳入全球产业链的生产过程，为全球资本提供大量廉价而灵活的劳动力。一方面，大量年轻的劳动力背井离乡，脱离家庭和社区的庇护，在缺乏安全保护的劳动环境中工作，同时缺乏国家提供的福利。另一方面，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也出现在这些国家的传统工业领域和新兴产业部门，使得传统和新兴产业中的用工方式与内部劳动分工都变得更加灵活。参见苏熠慧、姚建华：《“不稳定无产者”是“新危险阶级”吗?》，《中国图书评论》2020年第8期；GuyStanding.ThePrecariat :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l.

③根据斯坦丁的观点，在信息产业、创意创业及各种服务业中，弹性雇佣制度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实践这些行业中的工作要求(如灵活变化的工作任务与弹性机制)不仅改变着劳动者的劳动形式及其身份认同，也改变着他们在工作场所之外的生活方式。参见苏熠慧、姚建华：《“不稳定无产者”研究谱系及其当代意义》，《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GuyStandingThe Precariat : 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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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稳定无产者”的内涵。斯坦丁从生产关系、分配关系和与国家的关系三个维度出发，对“不稳定无产者”概念的内涵展开论述，从而透析新自由主义资本全球化背景下，劳动者生存状况的变迁过程。首先，在生产关系方面，不稳定无产者中的大多数人以临时的或短期的工作为生，经济收入相对较低或不稳定，雇佣关系短暂，缺乏长期的职业目标与职业前景，无法在工作场所中建立长期的人际关系，这使得他们缺乏安全感和认同感，缺乏与工作相关的社会记忆。其次，在分配关系方面，不稳定无产者无法享有那些福利国家时代工人和白领领薪阶级(或阶层)所享有的各种形式的劳动保障，缺乏社会福利。最后，在与国家的关系方面，不稳定无产者只是“失权者”，而非“公民”他们要么没有政治权利，无法参与所属社区的政治生活、没有资格投票或参与政治竞选；要么没有文化权利，无法开展特定的文化活动；要么没有社会权利，无法享受当地的社会福利。①在斯坦丁看来，一方面，“不稳定无产者”是一个“自在的阶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经历着不安全和不稳定的工作和生活，时刻需要面对不同的社会问题、内心的孤独感，以及对仇恨的恐惧。这些共同的境遇使他们成为一个“新危险阶级”。另一方面，“不稳定无产者”还未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缺乏清晰的阶级意识，且往往互相责难，异常脆弱，内部也充满着激烈的斗争。

2.零工经济劳动者与新型的“不稳定无产者”。近几年，当数字技术和ICTs的深度融合不断加速着平台经济的发展时，不少学者将斯坦丁对“不稳定无产者”的系统性阐释作为主要理论资源，以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网络直播主等零工经济劳动者为对象，从劳动过程、劳动关系和社会保障等不同面向切入，展开了大量理实兼备、不乏探索性和前沿性的研究。他们发现，一方面，以弹性工作时间、不固定工作场所、不稳定薪酬为基本特征的零工工作逐渐替代了基于稳定的工作时间、场所和薪酬的传统工作；另一方面，零工经济中的数字劳工，不管是体力劳动者还是脑力劳动者都很难享受到失业保险、工伤补偿、退休金、产假等各种形式的劳动保障；当劳动争议发生时，更是难以维权。此外，他们还时刻面临着越发激烈的竞争、不可预知的职业前景，以及狭窄的阶层流动通道等诸多挑战。他们因此逐渐沦为新型的“不稳定无产者”，这更加剧了全球市场中长期的、系统性的社会和经济的不稳定性。一些批判学者更是洞察到隐匿于这些困境背后的社会权力结构关系的不平等，认为：这种不稳定的新型劳动力组织方式在资本全球化下呈现日益普遍化的趋势，而这恰恰是数字资本主义和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相互渗透的必然结果。①

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总结起来，在斯坦丁看来，“不稳定无产者”面临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工资收入的高低，而在于缺乏社区支持和国家保护—他们往往因脱离来自私人、企业和国家的保障，而身陷社会收入低下的图圄。那些不能通过教育获得回报的年轻人、女性劳动者、老年人、残障人士，以及缺乏公民权的境内外移民极易成为“不稳定无产者”。参见 Guy Standing. The Precarial:The New Dangerous Class.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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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零工经济劳动者困境的多元化解决策略

（一）零工经济劳动者的维度

首先，零工经济劳动者在面对互联网的发展和数字技术的革命时，需要在掌握最新数字技术的基础上，加强与科技互补技能的培养和训练，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技能水平和更新知识结构，更好地适应零工经济就业市场和工作方式的变化。其次，零工经济劳动者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一方面需要强化自我保护意识，另一方面需要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不能以降低服务质量的方式来压低服务价格，形成劳动力之间的恶性竞争。最后，零工经济劳动者需要充分利用网络和社会资源表达意见，为改善自己的工作条件和环境与平台或雇主进行集体协商。零工经济劳动者是否可以团结起来，采取积极的集体行动以保障自身的合法权益，这是数字劳工问题研究者所关注的重要议题之一。

第三章零工经济、数字劳动与“不稳定无产者”

①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当前，资本通过金融化、信息化以及建立劳动力市场弹性机制使劳动者深陷不稳定性的漩涡，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如在美国，雇员对雇主忠诚度降低、长期失业人数总量骤增、不稳定性普遍化，以及非正式用工和临时工需求量急剧增长，等等。在欧洲，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加速了劳动力的自由流动，签订临时合同和从事兼职工作的劳动者数量逐年上升。即使在新兴产业，信息产业、创意产业、服务行业处于弹性用工制度中的“非物质劳动者”，因为被要求快速回应工作任务的灵活变化和市场对大规模定制产品的需求，不得不长期从事临时的、长时间的劳动，过着随时可能被替代的不稳定生活。参见Brophy，Enda. Labour Precarity and Collective Organizing at Microsoft. Canadian Journal ofCommunication, 2006 (3): 619 - 638; Kalleberg, Arne. Precarious Work, InsecureWorkers: Employment Relations in Transi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09(1): 1-22; Prosser, Thomas. Dualization or Liberalization? Investigating Precarious Work in EightEuropean Countries. Work, Employment & Society, 2016(6): 949 – 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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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策制定者的维度

首先，政策制定者需要通过与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和协调，积极完善涉及零工经济雇主、劳动者和网络平台的相关法律及法规，尤其是在解决零工经济劳动争议方面，不断完善相关的制度建设，维护供需双方的合法权益。在涉及跨国零工经济劳动争议或纠纷的过程中(一般情况下，跨国零工经济中的雇主往往来自发达国家，劳动者通常来自发展中国家)，最低劳动标准的依据是以雇主还是以劳动者所在国家的标准为依据？这是一个亟须厘清的问题。其次，政策制定者需要进一步规范零工经济市场的准入机制，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及时了解行业动态，更好地加强对网络平台的监管，同时限制零工经济中垄断的形成，积极探索建设非商业化网络平台的可能性，如平台合作社，该平台的所有权归属全体劳动者。①最后，政策制定者应该积极建立适应零工经济劳动者需求的新型社会保障体系，通过设计新型的用工合同，明确规定劳动者的最低时薪、加班费、赔偿金等各种形式的劳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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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Scholz, Trebor. Plat form Cooperativism : Challenging the Corporate Sharing Economy. New York: Rosa Luxemburg Stiftung,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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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注零工工作公平性利益相关者的维度

首先，对于雇主而言，如何平衡企业员工与零工经济劳动者之间的竞争关系？是否需要与零工经济劳动者签署正式的雇佣合同？如何通过有效的渠道让他们发出声音，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其次，对于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而言，它们不仅应该在管理零工经济劳动者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更应该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定期组织各类交流活动，并为他们提供各种法律和政策的援助。此外，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应该致力于对网络服务平台进行积极、有效的评估，进而为零工经济劳动者在选择网络平台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信息与建议。最后，对所有关注零工工作公平性的利益相关者而言，他们需要考量是否有必要在国家或地方层面建立“公平工作委员会”(FairworkFoundation)？该委员会可以监督和敦促零工经济平台为劳动者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具有一定保障性的社会福利。①

对解决数字劳工困境的多元化策略不仅是理论层面的，而且体现在各国不同的实践之中。在英国，议会正在准备通过立法规定零工经济劳动者的最低时薪。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劳动委员会裁定Uber司机属于Uber公司员工而非独立承包人，因此Uber公司需要对这些司机提供相关的培训和福利，使个人的发展与企业稳定、持续的业务增长紧密地结合起来。一些激进的社会活动家积极倡导美国联邦政府向每位公民提供每月100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为公民追求自身利益提供一个安全网。②在中国，不少网络平台已经与第三方商业保险公司展开合作，根据零工工作的岗位需求，引入雇主责任险、账户安全险等个性定制、按时供需、零活方便的保险产品，用来解决劳动者在用工过程中的工伤意外、账户安全等风险问题。①此外，第三方的征信机构正在为网络平台的每一位雇主和劳动者建立诚信档案，这些信息对于地方乃至国家征信大数据平台和系统的建设与完善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上述实践将在多大程度上有益于零工经济中的数字劳工摆脱困境，有待进一步的考察和研究。

第三章零工经济、数字劳动与“不稳定无产者”

① Graham, Mark, Lehdonvirta, Vili, Wood, Alex, Barnard, Helena, Hjorth, Isis and David Simon. The Risks and Rewards of Online Gig Work at The Global Margins, Oxford, UK: Oxford Internet Institute, 2017.

②张致铭：《“全民红包”与“直升机撒钱”》，《博鳌观察》2016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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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劳动：理论前沿与在地经验

①赵腾达、霍艳敏：《零工经济引领就业市场变革》，《上海信息化》2017年第4期。更多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详细介绍与系统分析，详见下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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