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 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HUMANITIES

人文与社会译丛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Bernard Stiegler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著 方尔平 译

刘东·主编彭刚·副主编

译林出版社

技术与时间3. 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Bernard Stiegler

[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著 方尔平译

HUMANITIES AND SOCIETY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法）斯蒂格勒(Stiegler，B.)著；方尔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4

(人文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5447-2647-4

I.①技…Ⅱ.①斯…②方…Ⅲ.①文化人类学-研究-法国IV.①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35034号

La technique et le temps 3. Le temps du cinéma et la question du mal-être de Bernard Stiegler

Copyright © 2001 by Editions Galilée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0-2005-161号

书名技术与时间：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作者[法国]贝尔纳·斯蒂格勒

译者方尔平

责任编辑宋旸

原文出版 Galilée，2001

出版发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译林出版社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集团网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yilin@ yilin. 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销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880×1230毫米1/32

印张10.75

插页 2

字数 258 千

版次2012 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978-7-5447-2647-4

定价32.00元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电话：025-83658316)

主编的话

刘东

总算不负几年来的苦心——该为这套书写篇短序了。

此项翻译工程的缘起，先要追溯到自己内心的某些变化。虽说越来越惯于乡间的生活，每天只打一两通电话，但这种离群索居并不意味着我已修炼到了出家遁世的地步。毋宁说，坚守沉默少语的状态，倒是为了咬定问题不放，而且在当下的世道中，若还有哪路学说能引我出神，就不能只是玄妙得叫人着魔，还要有助于思入所属的社群。如此嘈嘈切切鼓荡难平的心气，或不免受了世事的恶刺激，不过也恰是这道底线，帮我部分摆脱了中西“精神分裂症”—至少我可以倚仗着中国文化的本根，去参验外缘的社会学说了，既然儒学作为一种本真的心向，正是要从对现世生活的终极肯定出发，把人间问题当成全部灵感的源头。

不宁惟是，这种从人文思入社会的诉求，还同国际学界的发展不期相合。擅长把捉非确定性问题的哲学，看来有点走出自我囿闭的低潮，而这又跟它把焦点对准了社会不无关系。现行通则的加速崩解和相互证伪，使得就算今后仍有普适的基准可言，也要有待于更加透辟的思力，正是在文明的此一根基处，批判的事业又有了用武之地。由此就决定了，尽管同在关注世俗的事务与规则，但跟既定框架内的策论不同，真正体现出人文关怀的社会学说，决不会是医头医脚式的小修小补，而必须以激进亢奋的姿态，去怀疑、颠覆和重估全部的价值预设。有意思的是，也许再没有哪个时代，会有这么多书生想要焕发制度智慧，这既凸显了文明的深层危机，又表达了超越的不竭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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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自然就想到翻译——把这些制度智慧引进汉语世界来。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此类翻译向称严肃的学业，无论编者、译者还是读者，都会因其理论色彩和语言风格而备尝艰涩，但该工程却绝非寻常意义上的“纯学术”。此中辩谈的话题和学理，将会贴近我们的伦常日用，渗入我们的表象世界，改铸我们的公民文化，根本不容任何学院人垄断。同样，尽管这些选题大多分量厚重，且多为国外学府指定的必读书，也不必将其标榜为“新经典”。此类方生方成的思想实验，仍要应付尖刻的批判围攻，保持着知识创化时的紧张度，尚没有资格被当成享受保护的“老残遗产”。所以说白了：除非来此对话者早已功力尽失，这里就只有激活思想的马刺。

主持此类工程之烦难，足以让任何聪明人望而却步，大约也惟有愚钝如我者，才会在十年苦熬之余再作冯妇。然则晨钟暮鼓黄卷青灯中，毕竟尚有历代的高僧暗中相伴，他们和我声应气求，不甘心被宿命贬低为人类的亚种，遂把逻译工作当成了日常功课，要以艰难的咀嚼咬穿文化的篱笆。师法着这些先烈，当初酝酿这套丛书时，我曾在哈佛费正清中心放胆讲道：“在作者、编者和读者间初步形成的这种良性循环’景象，作为整个社会多元分化进程的缩影，偏巧正跟我们的国运连在一起，如果我们至少眼下尚无理由否认，今后中国历史的主要变因之一，仍然在于大陆知识阶层的一念之中，那么我们就总还有权想象，在孔老夫子的故乡，中华民族其实就靠这么写着读着，而默默修持着自己的心念，而默默挑战着自身的极限！”惟愿认同此道者日众，则华夏一族虽历经劫难，终不致因我辈而沦为文化小国。

一九九九年六月于京郊溪翁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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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书献给雅克·德里达

为了尽可能地与神灵相似，今天的人类感觉不到幸福。

——西格蒙·弗洛伊德

在我看来，人类的牺牲，一座教堂的建设，或是珍宝的馈赠，其利益并不亚于麦子的出售。

——乔治·巴塔耶

观众的情感和理性处在一个过程之中。

——谢尔盖·米凯洛维奇·爱森斯坦

我是商业妥协的囚徒。我希望依据自己的想法来拍电影，但是这不可能，除非影片和纸笔一样便宜。如果给画家一张价值100万美元的空白画纸、一块25万美元的调色板、30万美元的画笔、75万美元的颜料，然后告诉他根据自己的灵感画出他想画的东西，但必须切记画作完成后应带来230万美元的收益，那么将会发生什么？

——阿尔弗莱德·希区柯克

当代工业还是得留出一些无偿的缝隙，使诗意的历程能够试图从中滑过。这样的裂缝实属罕见。因此，法国的广播电视有时做好了破门而入的准备。它一定是举世无双的，也得到了诸多恩宠。

——皮埃尔·谢费尔

现代人由于拥有众多强大的手段，有时会因此而不堪重负。我们的文明倾向于使我们离不开那些来自诸多伟人与一大群普通人之间热情协作的令人惊叹的体系。我们每个人都在享受利益，承担压力，同时接受着百年来的真理以及资本化了的秘诀。我们每个人都无法避开这巨大的遗产，也都无法承受它，甚至不再有任何人能够对这一压倒性的整体进行反思。

——保罗·瓦雷里

继续推进发展的可能性本身已成为“馈赠”的附属物：对于美国经济而言，全球的工业发展要求美国人清醒地抓住这样一种必要性，即为无收益的行为留出余地。管理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与更换一个轮胎不可同日而语…这个体系需要以巨大的、不受限制的精力为依靠，而且不得不顾后果地忽视其法则。有些人的思想和更换轮胎的技工一般狭隘，他们不遗余力地想掌控这一超出他们想象的运动，这是他们的不幸。

——乔治·巴塔耶

告读者

作为《技术与时间》一书的第三卷，《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不妨以独立的方式被阅读。当然，要想理解这一卷，就必须知道前两卷①已经介绍了哪些研究问题。不过，在该卷中，那些问题会重新被介绍、深入分析和考察，使读者不必为了理解第三卷而去参阅前两本书。从某种角度来看，可以说《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堪为《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和《迷失方向》的最佳引言。

从《迷失方向》出版到这本新书完稿，历时五年。早在五年前，原本构成《技术与时间》第三卷的书稿就已从1992年开始逐渐写成，基本成形，本可以而且也应当紧随《迷失方向》之后出版。不料，种种原因导致了书稿出版的延期，同时也使内容和出版次序发生了深层次的变化。这样一来，那部本该成为第三卷的作品，即《必有的缺陷》，就不仅落后于这本《电影的时间》，也落后于即将面世的《象征与魔鬼或精神之战》了。

当我把《迷失方向》递交给伽利略出版社之后，《必有的缺陷》并未如我所愿地与前两卷书一起相继出版。我找不到无可置疑的力量，不觉得我的文本受到了无可争议的必要性的驱使。为了达到整个计划的初始同时也是终极的目标，我仍需继续工作，因为《技术与时间》最后一卷的最初版本写于二十年前，从那时起，它已构成一个初始目标，此后一直伴我左右，而先于它的一切，包括现在的这本书，都可以看作它的引言，对它所必有的缺陷以及它所缺乏的东西作出解释。

①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一卷《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伽利略出版社，1994年;第二卷《迷失方向》，伽利略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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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迷失方向》一书于1995年完稿的过程中，当我觉察到这一延续中的脱节之时，我再一次阅读了《纯粹理性批判》,它是现代哲学的核心，是各种哲学道路的交汇之处，也是思想的十字架，而我一直以来总有一种感觉，似乎尽管我已多次重读，但仍然与其意义中的精髓擦肩而过。1995年的重读经历带我走向了一个假设,我立即察觉到，这个假设使我跨越了一道鸿沟，使我终于熟悉并理解了一个之前仅远远一瞥的地带：康德哲学的问题。我觉得，这次阅读引发的假设一旦得到证实，那么对于我接下来的工作必将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假设在本书中将有陈述，其形式虽已确定，但它的论证仍需再等五年，因为我当时致力撰写的新书由于职业生涯中的一次变动而突然中断。在贡比涅大学的研究活动领域内完成了一项任务之后，我受邀出任法国音像研究所主任,1996年春任职,1999年离任。

那三年宛如地狱，历险重重，使我几乎筋疲力尽，不过这部书却也拜其所赐—这样的结果使我事后对那次奇异的考验同时也是机遇深感欣慰，何况之前我对康德的思考也需要经历一个缓慢的转变。就这样，尽管俗事缠身，使我没有任何时间去思考、去研究，甚至连那些迫在眉睫的学术义务也难以完成，但是它在我内心运作：“它”，指的正是《纯粹理性批判》以及1995年的那次重读。之前的假设又一次走进了我的思想。我没有对这一假设给予任何关注，但是它仍在独自运作，与此同时，我正为了那些表面上看来属于另一个种类的俗务而忙忙碌碌。

然而，也仅仅是“表面上看来”，因为确切地说，面前的这第三卷正是通过将康德的问题与我在法国音像研究所承担的课题——时间客体新工业的发展结合起来而最终成型的。对此，读者随后即可了然。

2000年11月14日,迈涅雷—蒙蒂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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