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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告读者 001
引言 001
第一章 电影的时间 009
- 故事欲 009
- 烦恼 010
3.电影的两大根本原则 012
4.“电影幻觉”的意识 014
5.“库里肖夫效应” 016
6.遴选、准则与记录 019
- 录音的启示 024
- 再论《访谈录》 026
9.《美国,美国》 030
10.重复与无意识 032
11.《四点整》里的前摄 035
12.《蚀》 039
- 他者的时间 040
- 电视 041
第二章 意识犹如电影 044
- 精神灾难 044
2.从客体图像到先验想象力 045
3.好莱坞,工业图型法之都 047
4.胡塞尔、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共同关注的领域
以及意识的政治经济学 049
5.《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三重综合” 052
- 康德的混淆 054
7.认定的综合,即可再现性意识流的统一 057
8.“面对全体读者群”的康德意识的两个版本 059
9.作为投映的质料的“自我”及其位置 062
10.“图像”与“图型”:作为“内感官与外感官共时化的能力”
的知性 065
11.作为“第三持留的一般系统”的意识的位置以及思维的
活动 072
12.谬误推理以及意识流中的不相符性
本章概要以及“接受”的问题 076
13.闪回:活跃了胡塞尔的电影 084
- 统觉的基础 093
15.“流”的共时化与意识市场的构成,兼论“降解体系” 100
16.新的前摄过程的悖论以及欲望的崩溃 102
- 思想的未来 104
第三章 “我”和“我们”:美国的接受政策 106
1.“外在化过程”与思想的地缘政策 106
2.皮埃尔·布尔迪厄谈电视 110
3.“大都市”
接受:“我们”得以统一的条件 117
4.现代性:“接受”的组织 123
5.“我”和“我们”
“存在之痛”问题的出现 126
6.特例与失望 132
7.“我曾有一个梦想”
美国的“接受”政策,1912年 140
- 电视全球直播
1969年7月21日的圣体礼 145
9.令人惊叹的人所具有的可怕的脆弱性 149
10.“接受”与发明,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国度
1866—1776—1915 155
11.“广播电视”时代的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
1998年7月12日 164
12.“巨流”与媒体节目表 166
13.1997年的转折:文化超工业化的时代
从发射机到服务器 170
第四章 我们的教学机构的动荡 177
- 全球记忆术体系 177
2.领土和地理信息的数字化复制 182
- 传输工业与教育系统
(1)意识和载体:回顾与发展 186
4.传输工业与教育系统
(2)导向和持留 197
- 传输工业与教育系统
(3)知识的分解和对“非知识的知识”的否认 202
第五章 进行区别 210
1.“在世界之中存在”的空间性和一个“完全被忽视的”现象 210
2.教育的“存在论”意义 218
3.无科学:对此前部分的概述与再阐释 220
4.在沙漠中“进行”区别 226
5.作为“发明”的差异 229
6.演变、未来与无差异 233
7.现实性与可能性:从康德到海德格尔 236
8.康德通过“进行区别所依据的主观原则”所要达到的目标,
“相信”的必要性 240
第六章 技术科学与复制 249
- 从现实到可能:技术科学的震撼 249
2.在技术科学的诸多可能性之黑暗中确定方向 254
- 批判哲学中的实践 256
4.批判主义:对“发明”的否定 259
5.我们想要什么?当今“进行区别所依据的主观原则” 265
6.从可能性到现实性:“技术科学一虚构”的行事性 268
- 最不形而上的人民 275
8.诸持留机制的聚合:该聚合已拓展到生物 280
9.超工业化、超可复制性、普遍化了的行事性 282
10.可能性事物的物理学 289
11.“接受”在遗产方面的各种新条件 294
12.复制的权力 296
附录1 中法概念性词汇对照表 298
附录2 中法专有名词对照表 302
译后记 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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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迷失方向》的最后一章里,我引入了一个论题,认为工业时间客体已成为20世纪的决定性因素:
程序工业,尤其是广播电视信息传媒工业,大量地生产着时间客体,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被上百万个,有时是上千万、上亿乃至十几亿个“意识”同时收听和收看:这种时间上的大范围重合使事件具有了新的结构,与这一新结构相对应的,是集体意识和集体无意识的新形式。①
此外,我在封底处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提到了这一观点:
当某一客体的时间流与以该客体为对象的意识流相互重合(例如音乐旋律),那么该客体即为“时间客体”。在新的时程区划中,全世界人的“意识流”与程序工业产品的时间流相互重合,其结果是“事件化”过程(“到来之事”,发生之事,使时间与空间相像、相结合之事的“事件化”)受到了震撼。同时,这一震撼也影响了生物
① 《迷失方向》,出处同前,第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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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支配着数字化的“即时性”。
对记忆的工业化进行分析,意味着再一次提出“综合”这一哲学问题(意识流统一性的综合,判断力的综合),但不同之处在于:它与无法对代具这种“综合”进行反思的东西相互分离。①
从代具性出发来反思“综合”的问题,这便是我们在本书中通过阅读《纯粹理性批判》而进行的思考的核心。
自《迷失方向》出版以来,以被普遍称为“internet”的众网之网为核心,紧凑的数字化进程成了刚刚落幕的20世纪最后十年的主要特征,而与此同时,工业时间客体的普及骤然加速并复杂化,在此背景下,“综合”这一哲学问题便越来越清晰地凸显出来。因特网其实就是数字设备之间的一种互用性协议,即TCP-IP协议的应用,这一协议使无数新型服务、工具和用途相继出现,与此同时,它与文本、图像、声音的各种压缩标准相结合,导致了被称为“信息科技、远程通讯科技、视听科技的聚合”这一广泛存在的现象。不仅如此,随着移动通讯设备、车载电子设备以及最新的UMTS多媒体移动通讯协议的发展,冶金技术、汽车产业技术等也跻身上述聚合的各种科技之中。
人们一致认为,上述事实所导致的震撼是一个对于工业社会而言具有重要意义的现象,同时是“全球化”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个阶段。然而,这一震撼只迈出了一步,当前它正在迈出第二步,这将使数字网络终端大为增多,其影响是一种新型的时间客体—也即可非线性的、可离散的客体,它是超视频链接①科技的结果—的出现。
技术与时间
① 借此机会,纠正当时我没有发现的一个印刷错误。《迷失方向》中有这样一段话:“《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一书的意图[……]是[……]想说明,作为素质低下的预言者,人从一开始就迷失了方向,因此便需要指南针的帮助。”在这段文字中,“预言”(prophétique)其实应该是“代具的”(prothétique)。不过这一错误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在《技术与时间》的各卷中,我们逐渐走向了对“所有代具性所具有的不可避免的预言性维度”的考察。对此,《技术与时间》第四卷《象征与魔鬼或精神之战》(即将出版)将详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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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置疑,当前的发展进程将使在各类“屏幕”前消磨的时间再次增长,其中最主要的是电视屏幕,电视的“概念”已有创新,它的功能已被重新定义(成为远程行为的终端),它的用途已扩大到各个领域,尤其是学术领域。除此之外,当前发展进程将继续进行,并且将会使诸多意识在工业上的时间化更为复杂和完善。这是因为,科技的聚合(参见本书第三章和下一卷)在使物流产业(信息技术)、传输工业(远程通讯)、象征符号产业(视听节目)相融合的同时,还会促使记忆术体系与物质资料生产的技术体系在科技、工业、资本、功能等层面上相互融合(参见第四章),使工业社会发展到超工业化阶段,而且使整个文化界、知识界、思想界以及艺术创作、高等研究、高等教育等均臣服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各类市场的迫切需求。
要知道,无论是消费品市场还是金融市场,市场首先是意识,消费品市场的意识是消费者,金融市场的意识是投资者和投机者。然而,当市场管理完全听命于“当时当地做出反应”的时候—便会导致“反应性”(réactivité),这个词有两层含义:在管理学中,它指的是高效和适应能力;在尼采那里,它指的是与例外情况相悖而行的感觉与行为——象征符号产业和物流产业的功能性融合就使人们得以完全控制市场,市场是诸多意识的时间流的总和,市场就是要使诸多意识的时间流共时化。
根据“意识”一词在17和18世纪的含义,意识从本质上说是自由的,也就是说它是历时性的,或者说是特殊的、特别的,是必然属于我自己的—这也被称为“自身性”。
引言
① 超视频链接(hypervideo),信息技术科学术语。当前网络页面之间的链接主要通过超文本链接(hypertext)技术实现,即把一个网页上的文字以超链接的方式链接到另一个网页,使原本独立的文本相互连结。视频超链接技术旨在将网页上的视频文件以超链接的方式相互联系,点击一个视频或视频上的某个形象,便可链接到另一个视频,构成复杂的视像网络。——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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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时状态和历时状态是两种不断相互组合的倾向,但我们将会看到,二者不可能一直对立而不带来消极后果。然而,时间客体的超工业化所分解的,恰恰是共时状态和历时状态的组合。
不过,无论物流产业(数字化)和象征符号工业(字母符号、相似性符号)的融合是多么的显而易见和不可避免,目前都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一融合会在当前它所呈现的形势下(也即对诸多意识进行系统的、无限制的开发,将此作为“进军市场”的前提)一直保持其有效性。这是一种斗争,这一斗争正是当前工业革命的目标,也就是为我们在第三章中所称的“新型商业”(该词在此取其广义)创造条件。
20世纪下半叶,电视系统以霸权的方式付诸现实:1997年全球共有电视十亿多台,全世界人民,即全球人的意识,受到了相同的工业时间客体的影响。通过电视系统具体化的事物在已经揭幕的新世纪之初将演变成一个远程行为系统。这个演变过程将继续推进一个已经由电视启动的意识活动深层次转变的过程。意识具有时间性,不仅因为它与音乐旋律一样都在不停地流逝,总是刚一出现就会消失,还因为它的形式具有历史性,处于演变状态之中,它不是一个永恒的存在物,而是一次征服、一种结果和一个历程。尽管在演变的过程中,一些倾向、一些动态稳定的结构和一些理想状态的客体维持不变,但是意识的形式却有成百上千种。
在意识活动转变的进程中,代具有着决定意义,我们将会看到,代具影响了康德所说的图型法的条件。这便是我在《迷失方向》中所说的新型第三持留在发挥作用。第三持留指的是在记忆术机制中,对记忆的持留的物质性记录。在阐述这一概念时,我参考了胡塞尔的第一持留和第二持留这两个概念(我将在第一章里详细分析这些问题)。我将论证这样一个主题,即随着时间客体的工业化生产,构成意识流统一过程的“综合”(这也是康德对“综合”的定义)的代具化过程达到了一个特定阶段,在这个阶段中,意识的转变能够导致该意识完全被摧毁。确切地说,这意味着,当前正在进行的意识的代具化过程,也即所有持留机制的系统性工业化过程,已成为个性化过程的一个障碍,而意识正是由个性化过程所构成。
技术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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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科技和象征符号科技的发展和融合,导致了吉贝尔·西蒙顿曾分析过的手工劳动社会里的个性化的丧失,这是以机器作为工具的19世纪的典型特征。当机器成为工具之后,“技术个体”便取代了工人,这样一来,工人将知识外在化之后,从此就被剥夺了个性化的可能,也就是说不得不变成无产阶级①。物流与象征符号的混同,也即二者之间的融合,导致了思想的无产阶级化,同时也导致了文化的贫瘠。
上述现象导致的结果,是时间流的统一能力逐渐被摧毁,而诸多个体意识正是由时间流所构成。这也意味着,诸多个体意识的投映能力,即它们必然具有特殊之处的意愿,逐渐被摧毁:个体意识除非与“世界”相割离,否则便注定会沉溺于程序工业的“巨流”之中,或是落入“用户归档”(userprofiling)的渔网之中,被它次标准化并聚集到一些次级群体中。要知道,这正是针对媒体节目与网络信息的消费者行为监测机制所致力达到的目标,这些机制根据它们的监测结果为广告发布者编制模型,对信息接受群体进行极为细致的分类细化,同时使信息接受者觉得系统是在一对一地对他们进行回复。这种感觉显然纯粹是错觉,因为其实这是把个体行为这种此前未能工业化的东西工业化了,从而使上述体系更为强化,以致消费者无法从中脱身,被禁锢于其中,同时使消费者可以完全被预测和掌控,使诸多不同的个体不再能够个性化,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一般性的群体,变成没有视野的独眼怪物。
在个性化丧失的背景下,“我”成了一个空泛的概念而被体验,“我”不再与“我们”相对,而且“我们”也根本不是融合在同一个时间流中的所有“我”的集合(参见本书第三章),因此“我们”不得不解体,变成意义贫乏的泛指代词人们/大家。个性化的丧失导致了普遍的人生苦痛。在最具悲剧性的情况下,这一“近乎不存在”催生了多样的人格,催生了致命性毒品的消费,催生了集体或个体的暴力行为,其中自杀首当其冲。在法国,自杀是致使少年死亡的第二大原因,是青壮年死亡的第一大原因。
引言
① 参见吉贝尔·西蒙顿,《论技术客体的存在方式》,奥比耶—蒙太涅出版社,1969年,第15页,以及《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出处同前,第82—83页。(参见《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译本第81—82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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