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 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这些工业之所以能够“为它们的顾客把所有一切都图型化”，不仅是因为“我”只有通过其遴选并剪辑的图像才能自我投映，同时也因为他能够而且事实上也必须将“遴选”委托给他人—首先，根据“尽可能地付出最小的努力”这一原则，他必须这样做；其次，一直以来，他总是将这一能力委托给他的前人；而且，他若要继承前人，同时接受前人的过去时刻并将其作为他自己的过去时刻，也作为他自己在某一“我们”的范围中的未来的前提条件，那么他就必须对前人抱有一种绝对的信任，而这信任也将一直掌控着他。显而易见，这种无条件的信仰只可能是一种投映，而且假如没有了它，那么也就不会有任何持久性的委托，也即(不可社会化的)社会性。通过这些受委托人，某一绝对性的过去时刻的权威审度着“我”，正是这一权威使象征符号具有了“有效性”。

自我投映的“我”对他的那些作为既有材料的图像进行遴选和剪辑—这是一些承载着心理图像的客体图像，而心理图像正是从这些客体图像中抽象而来，正如最初的数字是一堆“代表”或“象征”一群羊的泥丸那样。“我”在自我投映的同时，首先对第三持留进行处理，并从中进行遴选，这样的遴选必须服从于诸多范畴，因为范畴是遴选的条件(是“我”的前提条件，也是构成“我”的时间流的统一性条件)。范畴作为条件，本身受到了图型的调配：“范畴若是没有了图型，就只是与概念相联系的知性机能，而不表现任何客体。它们的意义来自于在限制知性的

技术与时间

① 关于“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的含义,参见本书第三章第11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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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实现了知性的感性。”①

换句话说，“流”在进行捕获、剪辑、混音、综合控制、后期制作和投映之时，所依据的基本规则是各种范畴。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流”，海德格尔则将其称为“时间”：

作为纯粹直观，时间提供了一种先于一切经验的视觉画面。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应当将“纯粹图像”称为“纯粹视觉画面”(依康德所言，即前后相继的一系列诸多当下时刻)，二者呈现在同样的纯粹直观中。在图型法一章中，康德本人也这样说过：“一般感官的所有客体的纯粹图像[是]时间。”②

海德格尔认为，知性的纯粹概念是由图型法“在时间中引入”的一些规则③。说实话，这一说法相当奇怪:这些规则构成了时间，使时间成其为时间,却并不先于时间而存在。不过，不管怎么说，各种范畴是时间的各种可能性：

与诸范畴的划分过程中的四个时刻(量、质、关系、模态)相对应，时间的纯粹视觉画面的显现方式应当具有四种可能性，即“时间序列、时间内容、时间次序、时间综合”。④

范畴和图型互为条件(而且范畴在图型中具体化，成为时间流的可能性),这就是我们在分析图像和图型的关系时所说的“转导关系”，其中任何一方都不先于另一方存在，而且当一方不存在时，另一方便什么也不是：“我”不是一只可以被内容填满的匣子，而是由某一时间流的动力所构成的一种形式，而且它本身就是它在时间流的统一性中的内容(它接受了这些内容，就像接受影片里的人物的时间那样)。

第二章 意识犹如电影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处同前,第156页。（参见中译本第145页。——译注)

②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出处同前,第161页。

③ 同上,第162页。

④ 同上，第163页。（或参见《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第143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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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间流本身是另一个更大的时间流里的一种形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们在《迷失方向》中曾将它称为“漩涡”。——在本书后面的部分，尤其是在《技术与时间》的最后一章，我们还将回到这一问题上来。)

然而，对唯心论的反驳恰好意味着第三持留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里的第三持留当然是相对于某一主体的客体，它就像一片土地及其上的石块，位于可见或不可见的激流的边缘和深处，决定了这条激流的节奏和形式：

呈现在外感官面前的现象拥有[…]某种固定且永久性的东西，它提供了一个载体，可以用来为那些变化不定的规定做基础，因此也提供了一个综合性概念，也即关于空间以及空间中某一现象的概念。与此相反，时间作为我们内部直观的唯一形式，却不具有任何持久性的东西，因此它只能让我们认识到规定的变化，却不能让我们认识确定性的对象。①

我们应当将上面这段文字与另一段文字联系起来：

某一永久性的事物在存在中的表象与永久性的表象不是一回事，因为永久性的表象与我们的所有表象乃至物质的表象一样，可以是极为变化不定且多种多样的，但是它总是与某一永久性的事物联系在一起，而这一永久性的事物必须是一种与我的一切表象完全不同的事物，它外在于我，它的存在必然被包含在我自己的存在的规定之中，并与这一规定一同构成了唯一的经验。只有当这个经验(或它的一部分)是外部经验的时候，它才有可能发生在内部。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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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处同前，第308页。(参见中译本第332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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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唯心论的反驳意味着第三持留有必要而且也能够将某一永久性的表象记录在某一永久性的事物之中，并且将内感官和外感官共时化。这种共时化则保证了“流”的同一性，尽管在“流”当中，“没有任何可持续之物”因此也没有任何相同之物，因此这种共时化既是导向的基础，也是导向的条件②。作为统觉时间的统一性基础，这种可持续性被定义为“统一”这个过程的性质，而该过程本身完全是流动的，因此自身仍有不足之处，从而必须赋予第三持留一个至关重要的地位:通过它所具有的可持续性，第三持留构成了时间流的过去时刻以及其中已经结束之物的持续性。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思”的对象—例如我在读的这部康德的著作，或是康德出版于1781年并于1787年重读和重写的那部著作，或是1500万或2000万法国人每天晚上在同一时间收看的电视新闻，或是1998年7月12日全球几亿人通过电视机收看的足球世界杯总决赛——在作为“我思”的第三持留的同时，是一种客体图像，而且它不仅仅是内在的图像，也不仅仅是外在的图像。对于所有第三持留，也即所有技术客体来说，情况都是这样，它们能够变成崇拜物和投映的银幕——以及痕迹，并或多或少地忠实于过去时刻的、已经消失了的意识流的“被体验之物”，与之“确切相同”(具有确正性③)。

第二章 意识犹如电影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28页。(参见中译本第28页的脚注。——译注)

②在阅读《何谓在思想中确定方向？》(A.费罗南科译,弗兰出版社,1978年)时,我们还将看到这一点。

③关于“确正性”这一概念，参见《迷失方向》中的“拼写时代”，出处同前，自第21页起。(或参见《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译本第6页的译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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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之所以花很多时间在这些分析上，是因为它们的结论具有重大意义：第三持留既有空间性，又有时间性，而且它调整了区分空间与时间的可能性。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作为第三持留的工业，文化工业和程序工业同时也是速度的工业。

15.“流”的共时化与意识市场的构成，兼论“降解体系”

第三持留由于具有这种空间性，因此必然被人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操作。第三持留的空间性使各种多样的意识流集中在一起，与此同时，不仅将这些意识流的注意力集中在同一时刻（参见上一章最后一节)，而且由此在第三持留的支配下，使第二持留在第一持留中启动了遴选过程，而这些第三持留有时候会被上百万或上千万意识同时遴选、“调控”和“接受”。因此，第三持留的空间性使这些意识几乎被物质化，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会使它们“物化”，所以意识群体才可能会变成“观众工业”，即程序工业的原材料。这样一来，一个广袤的意识市场在20世纪末完成了构建，而且它注定会超越一切障碍，变成一个世界级大市场。

这个市场落实了一系列投资，并期待着投资的收益。此外，这一市场还构成了一个全新的前摄过程。

我们已经指出，由于不相符性的存在，前摄才有可能存在。这一不相符性是即将到来之物的不确定性(以及处于过去时刻之物的可诠释性)所造成的结果，它促成了意识之间的本源性的历时状态，也就是说，它构成了每个意识流，也即每个“我思”的特殊性。因此，“我思”被认为是一种自动的运动，是思想的一种自主性，确切地说是作为某一“自我”的统觉即“自我”的意识，是一种自省性。

然而，针对意识群体的第三持留的工业化生产是遴选准则的一种共时化和工业标准化的过程，这个过程使由意识构成的各个意识流汇聚到同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熵的环境或降解池①中，在那里，思想自我分解。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分析的正是这种“降解体系”，它是意识的异化和物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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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康德“面对着读者群”之时的过去时刻的意识流，我们可以进行多种阐释，这一阐释的多样性构成了一种负熵，这是思想的机遇，而且首先是康德本人的机遇，因为他恰好处在一个“并不是什么非同寻常的”，也即一个普遍的处境中，在那儿，人们“能理解这位作者，甚至胜于他对他自己的理解，这是因为他并不曾充分地断定他的概念，而且由于这个原因，他有时是在以违背他自己的本意的方式来言说，甚至思考”。与此同时，思想(这里所说的“思想”指的是先辈们的意识，它们回到了某一意识或当下存活着的某一意识群体中）所在的领域而今已经被工业化了，这一现实包含了一种明显的而且绝对处在当前时期的危险，即意识的熵的共时化，它恰好构成了时代末日的可能性——指的是在这里所描述的机制中，因为上述分析显然没有以同样的方式涉及到被排斥在工业世界之外的意识。

时代末日的可能性并不是一种极为可能的可能性(那样的可能或许难以论证)，而是一种有待讨论的可能性，是放弃自由的可能性，也是“放弃自由”的唯一结局即政治与思想的末日——即便不是物质与躯体的末日——的可能性：从某种角度来看，这也是“思想”这枚中子弹的结局，它在爆炸之后留下的是一些不可居住的物质与躯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就是一个自动装置的世界。

第二章 意识犹如电影

①“降解池：即化粪池’，设置它的目的是使其中的物质转变为[……]无味无毒的矿物质化合物”,参见《罗贝尔法语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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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新的前摄过程的悖论以及欲望的崩溃

换句话说，作为共时化过程，新的前摄过程是一个悖论，而且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权威性和信誉的损失，包括经济损失。在各种时间流中，世界的“刚刚过去的时刻”被不停地制造出来，一分钟接一分钟、一小时又一小时，从不间断，这一切决定于一种完全受制于信息机器的即时性遴选和持留机制①，而记忆的工业、想象活动的工业以及信息工业则在这些时间流之中建立了一个永久性当下时刻，与此同时，这些工业的发展所造成的事实以及给人带来的感觉，一是记忆中有一个巨大的空洞，二是与过去失去了联系，三是世界淹没在一种信息的混沌中，处在“遗产无人继承”的状态，其中由欲望所构成的期待的范围已消失殆尽。

上述信息机器之所以被创造出来，其目的在于激发一些幻象，使它们密集化，使它们复生，而这些幻象是当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变成了消费者和商品的关系之后，以计算的方式去系统地组织主客体关系而造成的后果，它们本身无法自我维持。这一信息机器注定要倾覆，所造成的只可能是欲望的崩溃，使欲望最终筋疲力尽，越来越受制于计算，受制于被确定之物的“非延迟差异”的确定性，走向保罗·瓦雷里曾担忧过的那种全球范围的崩溃：

我们现在必须[…]自问：这个由诸多强烈而密集的冲动、改头换面的虐待、体系化的惊奇、过于组织化了的快感共同构成，并且具有严密的实用性和简易性的体制是否可能造成思维永远的畸形化，使其失去或获得某些属性？更为重要的是，对于那些使思维期望上述进步、使思维倍加努力地去追求发展的馈赠物而言，它们是否会因为被过分使用而受到负面影响，是否会由于本身的效应而降低档次，是否会由于它们的行为而筋疲力尽？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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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关于这一点，参见《迷失方向》(出处同前)的“记忆的工业化”一章以及“时间客体与持留的有限性”一章的结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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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是一个数字化集成的世纪。在新世纪里，电视机成为了服务于远程行为的一种仪器。随着新世纪的到来，世界遇到的主要风险是一种停滞不前，它源于过高的生产能力带来的诸多严峻问题，但更为重要的原因却在于以下严重现象：作为一切投映的前提条件，“利比多经济”(économielibidinale)导致了消费能力的衰退。很明显的是，上述风险与广泛的不平衡结合在一起，这些不平衡不仅影响了利比多经济体系的外在性，而且对它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

欲望的对象必须是特殊的，欲望的主体必须在其中找到他自己的特殊性也就是其反思的历时性。②然而，消费已经变得没有了对象(产品并不是对象，它的存在不是为了满足欲望，而是为了促使需求转变为集体幻象和大众行为)，因而强化了一种失望的沮丧情绪。一种选择性市场营销的实行，通过确立消费者与产品之间的“一对一关系”而实现所谓的市场分割，这一切根本没有改变我们在这里描述的状况，而对视听型节目和资讯类节目的传播媒介进行操作也未能做到这一点。作为一种施行缓和准则的市场营销机制的结果，个人的“选择”只是一些代用品，而媒体的多样化充其量只是借助于新的划分大众的可能性，将同样受控于计算的持留准则付诸实施。

这样一来，消费的熵或许注定走向自我消除，走向失效和虚无。假如我们不考虑其他实际情况的话(例如以下两个事实：一方面，新的分析能力在社会上出现；另一方面，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危机是一次全球性剧变，它的跨度或许将长达千年之久，但是因剧变而产生的消化过程却稍显缓慢，或许太过缓慢，但总之，对于它已经牵涉的几千万受害者，以及它还将继续牵涉的数十亿受害者而言，这一消化过程来得太晚了些)，那么很明显，正是这一感觉激起了当今多种反对话语，同时作为这些言论的基础使这些话语团结起来，指责那些控制了观众和全球市场的主导者的明显不负责任的态度。

第二章 意识犹如电影

① 保罗·瓦雷里,《漫谈智力》,全集第一卷,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丛书,1957年,第1048页。

② 任何反思都与爱有关,我们在下一卷中分析柏拉图的《会饮篇》时会再次看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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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思想的未来

20世纪90年代，通过信息技术、视听技术和电讯技术的汇聚，文化工业走上了数字化集成的道路—随着英特网于1992年通过TCP-IP互用性协议的施行向全世界民众开放，随着图像与声音压缩标准MPEG①的接受，以及电讯运营机构大范围的私有化，文化工业数字化集成的进程越来越快。

这种集成往往被称为“汇聚”，它已成为第三持留生产和传播的一个新范畴，也是思想的一个新领域。正是在20世纪，思想的领域成了对意识的时间所进行的工业开发的领域。这并不是一个可怕的演变，并不意味着“图型法”突然就走出了意识:只有当某一意识投映到它自己外部的时候，它才能是为某人所拥有的意识。不过，在信息工业尤其是相似性数字技术的时代，这一外在化和物质化了的意识变成了“对流的操作”和“大众的投映”的材料。对于世界市场上的工业产品和生活方式的消费者来说，“为某人所拥有的意识”已经可能会由于外在化而完全被消除：这就是我们在面对意识流的同质化和共时化之时所应当反思的。视听类时间客体使意识流同质化和共时化，这一进程已颠覆了国界和地理界限，因为数字技术不会止步于无线电传播所受到的那些限制。

技术与时间

①“MPEG”是“Motion Picture Expert Group”的缩写,意为“运动图像专家组”,是隶属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EC)的一个机构,其职责是制定视音频的编码标准，对视音频进行编码和解码。鉴于该机构制定的标准对多媒体技术和产业的重要性,机构名称的缩写“MPEG”如今已被用于视音频格式的名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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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众视听类工业时间客体的时代里，这种意识的共时化要求我们对此类操作进行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不要指控电影扭曲了意识；相反，它应当阐明，意识的运作与电影类似，这使电影(以及电视)得以掌控意识。这样一来，电影和电视作为一种可能摧毁意识本身的社会现象(这是一个“思想的生态学”的问题)，对它们进行批判就要求我们对意识本身进行一种新的批判，并对康德的哲学体系进行修正。

第三持留可处理、可存储、可交换，因而也可以用于销售，从中获利。在第三持留的空间里，第一持留的时间和第二持留的时间普遍地等价化了，这便调节了“一般等价物”，也即资本和市场的前提条件：货币。然而，在市场中，随着文化工业的发展，意识的时间也成为了一种商品。对于这一有关持留的资本问题，马克思未曾思考，这就成了一个很大的缺陷，尤其是在文化工业的时代，当文化工业数字化之后，就成了一个调控工业整体演变的领域—无论我们是否将文化工业称为“新经济”。

在文化工业的演变过程中，被销售的是意识本身。在此，我们总能够揭露一种野蛮的颓败，一种可怕的事实：这不过是所有意识流具有有限性和代具性的直接后果而已。若要反抗这一可能性，我们就必须承认它的存在，也即必须从先前的分析中得出以下结论：没有客观性持留的位置，便没有“思想”，而且客观性持留的历史同时也就是技术的历史，在今天也就是工业的历史。思想的未来只能由文化技术的地缘政策而构成，它或许也是思想的生态政策，因为意识的政策(要知道，政策首先是意识的政策，否则何为政策？)必然是技术的政策。

而且，技术的政策必然是接受的政策，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问题。

第二章 意识犹如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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