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 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技术与时间

墨斯去把“aidô”和“dikè”交给“会死者”(即人类)①。

借着对“挑战者号”升空进行全球现场直播的机会，美国又一次试图将美国人的“我们”的实力搬上银屏。可是，与科学相结合了的技术、技术科学的假象既然从一开始而且永远会介于现实和虚构之间，那么它们就不会一直运作下去。它们的具体呈现不仅仅是电影，不仅仅是想象之物。当“挑战者号”在升空的过程中爆炸的时候，数亿地球人全都瞪大了惊恐的眼睛。

“挑战者号”失事使人们对事件的一种新认识得以普及，对于这种新认识，皮埃尔·诺拉曾以登月为话题，分析过它的一些因素。②与爱比米修斯的教训一样，各类事故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它们使我们注意到，哲学所关注的首要问题、同时也是最合理的问题在于:现实与想象之间的混合(而且首要的当属本质与图像的混合，正如形而上学的洞穴那则隐喻所揭示的那样，它与拉斯科岩洞既十分遥远又非常靠近)是灾难性的，必须将其揭露出来；而哲学思考的出发点正是找到某一准则，对二者进行区分。

提出“建立上述准则所需的条件”这一问题之后，我们就开始以哲学的方式思考了。这样一来：不把感知活动和想象活动对立起来；始终致力于揭示真正的形而上学;阐明《纯粹理性批判》论述的关键正是在于上述问题;阐明胡塞尔依据“第一持留和第二持留之间在原则上并无关系”这一观点来反对《纯粹理性批判》其实毁了他自己的研究;阐明海德格尔所关注的“世界的历时性”以及我们所说的第三持留都是来自于上述问题——所有这一切却都需要我们对感知和想象进行区分。

① 简言之，“aidô”和“dikè”的含义分别是“羞耻心、对他者的尊敬”和“正义感”。该段所述故事引自希腊神话传说,可参见《柏拉图全集》中译本第一卷中的《普罗泰格拉篇》，自第443页起。——译注

② 参见《迷失方向》，出处同前，第142页。

③柏拉图，《理想国》第七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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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一切，只在区分。

由想象之物所构成的现实，与想象之物不再相符，正如“我”和“我们”不相符那样，“我”是“我们”的条件，反之亦然。这些术语之间存在着“转导关系”，而且如果多个术语相互混合的话，那么它们之间便不可能存在关联。如果强行施加相符性，将会招致严重的灾难，乃至祸乱。

是“区分”，而不是“使之对立”，这同时也意味着未来并非处在现实(即感知)之中，意味着现实所拥有的未来并非它本身：未来并非处在(已经)存在的事物中，保罗·瓦雷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次欧洲灾难之后这样说到，这从某种程度上沿袭了索福克勒斯的思想：

凭借着他的各种梦想并且不遗余力地想让自然服从于这些梦想，人这种动物[……]凌驾于其他动物之上。我的意思是，出于对尚不存在的事物的顾虑，人不断地而且必然地与已经存在的事物相对立。①

其他一些强烈的梦想[………]适应了[……]它们所处的境地的状况，达成了平衡。

人类根本没有习惯去主动打破这种平衡。[…]他们并没有感觉到这种理想状态的刺激，而这刺激正是“善”的死敌，会使我们与“恶”发生对峙。

人[…]拥有他所需的一切，但却对满足了他的欲望的事物心怀不满。每时每刻，他都是另外一种他所不是的事物。他并不是一个由各种需求与这些需求的满足所构成的封闭体系。在需求得以满足的过程中，他汲取了无法估量的巨大力量，这力量颠覆了满足感。他的躯体和胃口刚刚得到满足，他内心的深处便会有些事物开始活跃，在暗地里折磨着他，点燃着他，控制着他，刺激着他，操纵着他。这就是“精神”、由无穷无尽的问题武装着的“精神”……

第三章“我”和“我们”:美国的接受政策

①保罗·瓦雷里，《精神的危机》，收入《全集》，出处同前，第10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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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将过去与现在、未来与过去、可能性与现实性、意象与事实对立起来。他既在前行，又在倒退；他既在建设，又在拆毁；他既是偶然，又是注定；所以他既是不存在之物，又是不存在之物的工具。归根结底，重中之重，他就是我所说的那些幻想的神秘主使者。①

这个镜像般的存在者只有在运作的同时—也即在把他所想象的、尚不存在的事物付诸现实的同时，在发明创造的同时—才会进行投映。而且，必须首先承认的一点是，以真实性为名来拒绝虚构，这会使发明创造变得无法企及。所谓发明，指的是前行中的、具有实效性的现实，而不是哲学家们所梦想的那种现实，尽管哲学家有他们自己的“发明”，有他们自己的“天空”—这种现实是必需的，但同时也是必须批判的。对虚构重新进行评价，并不意味着低估真实性，而是意味着在虚构中提出真实性这一问题，拒绝差劲的虚构、谎言般的虚构，揭露造假者。

瓦雷里对“欧洲精神危机”颇有微词;掩卷反思，在他的词句之间，我们怎能没有品味到，他宣告了美国的梦想具有一种非同寻常的发明特性也即美国在对现实性和虚构性、当下和未来、图像和事实之间针锋相对的关系进行组织这方面具有超常的能力？

欧洲人至今仍未看清楚美国的真面目，没有认识到美国所包含的各种新颖之处、美国值得欧洲学习的各个方面，以及所有那些永远不会为欧洲所具有的要素。欧洲真正结识美国，是始于1866年:是年，“大东方”号敷缆船在大西洋海底铺设了一条电报电缆，这第一条国际远程通讯线路将布雷斯特和纽约连接了起来。随后，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对美国的认识又加深了一步，而至于两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改变了美国人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格局，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对二战的终结起到决定性影响的，是对传输科技的掌握，这一技术在战场上已经发挥了很大作用。在“第二条战线”上展开的心理战其实是一次媒体战，而密码和计算工具的技术战则使英国和美国得以在大西洋战役中获得最终胜利，随后又因氢弹的制造而超越了纳粹德国。二战结束后，在实施马歇尔计划的过程中，美国落实了一项旨在传播美国文化的系统性政策。美国为支援一些国家进行重建拨付了援助款，而对拨款额造成最主要影响的则是美国影片在受助国的大范围传播。

技术与时间

①保罗·瓦雷里，《精神的危机》,收入《全集》,出处同前,第1001—10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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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将电影当作工具，用于心理战、意识形态战和商业战。在这种图像战争的过程中，美国曾先后攻击了德国纳粹主义、苏联共产主义，美国在图像战争中的目的是想让全世界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要让他者接受这种生活方式，就必须改变他们的行为和表象，改变他们的消费习惯和人际关系模式，同时让全世界为一段经历了多个时期的特殊历史而“震动”:从《乱世佳人》到《阿波罗13号》①，期间尚有卓别林、西部片、罗纳德·里根、《与狼共舞》②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一部美国的历险记。在好莱坞影像以及后来的电视连续剧的帮助下，美国变成了最优秀的现代化国家—变成了一个让所有移民申请者梦寐以求的国家。

事实上,20世纪的美国将19世纪工业革命给欧洲带来的启蒙完美地继承了下来。二战结束后，美国似乎成为了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国度，一种闻所未闻的巨大变革在那儿找到了真正的故乡，它始于工业化，并作为一个持续创新的过程而得到发展。

而今，美国似乎仍然是这样一个国家：在那儿，演进过程能够得以圆满完成;即使有时候在世人看来，这一演进过程当前似乎没有未来，是地狱般的，是魔鬼般的。或许，这同时也就是美国的新颖之处。在具有实际效用的全球化这一背景下，其中尤其要注意到信息技术与通讯技术的数字化集成，美国似乎成了唯一一个真正全球化了的强国，但与此同时，从其内在层面上来看，美国正一步步地成为一个帝国主义的、统治型的、有威胁力的强大国家。

第三章“我”和“我们”:美国的接受政策

①《阿波罗13号》，朗·霍华德执导，1995年。

②《与狼共舞》，凯文·科斯特纳执导，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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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想沿着美国的光荣之道紧跟着美国，同时相信那是一种可以共享的光荣(它是西方的光荣，而我们大家都是西方人)。然而，这条光荣之道离不开记忆术的政策：欧洲这个小海角上的官员们已经忘记了这一点一因为我们看到的只是欧洲在其历史上曾经施行过类似的政策。“旧大陆”还有什么契机能够成功地维持自己的强大，也即保住自己在主动权方面的实力？这个问题如果还在被人提及的话①,那么我们必须先来回答另外一个问题:美国的真正实力是什么?

凭借着卓别林、《乱世佳人》和米老鼠，通过高科技以及华尔街的摩天大楼，美国打造了它的现代性的形象。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对记忆术的掌握，对持留的工业化体系以及想象物的技术、计算技术、物流技术掌握的历史。就近几年来看，美国的历史同时也是对上述各种技术很久以来的聚合进行工业化、系统化和理性化的组织，构成唯一一个也即同一个集成化数字技术的技术体系。这一技术方面的政策与美国的接受政策密不可分，而接受政策同时也正是美国的发明政策和艺术创作政策的基础。

技术与时间

① 不过，我们不确定“旧大陆”这一问题是否还在被提及，提出该问题或许为时已晚。如果说这是不确定的，那么确定的是“未来”将跨越大陆，超越东西方之间的错误对立。自从世界全球化以来，西方便已无处不在—凭借着它的记忆术、生产体系、市场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西方已经不再有任何外界，不再有任何所谓的“外国”作为西方的外部、界限或边界。然而，西方本身已包含着相对于它的他者，包含着它的终结:在“西方”本身之中，一个“自我免疫”的过程(auto-immunité,雅克·德里达语)在运作，通过这一过程，西方将会消逝。“西方”不再有“东方”与之对立，因此西方迷失了方向，并将由此而亡(假如它尚未死亡的话)—也就是说，西方将“熵化”(entropisation)。在全球熵化的过程中，西方化(occidentalisation)得以完成，而西方化必然是一个“非西方化”(désoccidentalisation)的过程。分裂起于内部，表现为民族主义的狂热、邪教、各类极端主义、没有发展前景的特殊化、坏死，以及弥补性、自杀性和失控的应对措施这是一个失败的负熵状态。不过，负熵状态仍在自我寻觅，以一种“新型国际关系”的形式：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战斗，其界线在一切既有边界之外，至今尚被视为极不可能。我担心的是，作为一项从未成功的政治“计划”，欧洲将继续停留在过去，它在我们所说的“未来”中只能占据一个次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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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文化是美国历史的酵母，它在吸引和接收外来者这一方面构成了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很多伟大的欧洲导演选择了去好莱坞工作（且不说那些不同研究领域和不同国籍的科学家、艺术家、作家、大学教授等，其数量之众堪比好莱坞生产的影片)。每当这些导演与美国行政体制发生公开冲突的时候，美国却总是能够将他们转变为美国“形象”的杰出代言人。当卓别林受到“麦肯锡主义”的纠缠，执导了《纽约王》①并在片中揭露美国的虚伪的时候，不管怎么说，他终究还是颂扬了美国的伟大，尽管这是违心之举——美国为卓别林成为世界最为伟大的艺术家之一提供了条件，同时也通过他宣扬了美国的历险记。

由此看来，美国实力所体现的问题，在于将“接受”和技术联系在一起，而这却是欧洲所无力企及的。一直以来，美国总能建立起这一联系，也即开发这一联系。美国的实力之所以得以成就，显然是因为它拥有一项发展记忆术的有效政策，也即它的接受政策，因为自从过去几十年以来，接受政策以各种形式服务于商业文化，包括学术、艺术、科学、外交等形式以及真正意义上的商品形式等。这种致力于“演进”的智慧在欧洲严重缺位：“接受”的过程与政令完全是两码事。

“接受”之所以促成发明，是因为接受一个未曾经历的过去之必然性离不开接受技术之必然性，而接受技术意味着接受若干可转变的客体，商业由这样的客体转变而来，而且通过这些客体，“我”和“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基础性的竞争，这是康德所说的“不可社会化的社会性”以及赫西奥德所说的“éris”——意即好胜心、纷争、竞争②—的基础。

第三章“我”和“我们”:美国的接受政策

① 《纽约王》(又译《一个国王在纽约》)，卓别林执导，1957年。—译注

②赫西奥德，古希腊诗人，生卒年月不详，代表作有长诗《工作与时日》、《神谱》等。“Eris”(首字母大写)即希腊神话中的厄里斯女神，也被称为“纷争女神”,是不和、争执、纷争的象征。——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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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限制曾经使宙斯被迫将赫尔墨斯派往人间,把“dikè”和“aidô”交给了“会死者”，它对新生的美国也产生了作用:当时的美国面临着初期时的分裂局面，分裂的形式前所未有，有着巨大的威胁力，而从这分裂中也产生一种无与匹敌的发明创造性。

美国的发明创造性由于美国通过电影而实现的发明，以及电影本身这一梦一般的技术的发明，而成为必然并得以实现。不过，美国的发明创造性其实早就开始了：始于1776年。在某种程度上，它主导了美国的独立宣言。雅克·德里达在独立宣言发表两百周年的庆典上(庆典在弗吉尼亚州举行)对托马斯·杰佛逊的精彩演说进行了分析：

最有意思的是，我们无法判定这样一个宣言行为的力量和强力冲击，也无法判定该陈词[即杰佛逊撰写的宣言]是觉察到了独立，还是导致了独立。[…]是人民事实上已经解放，只是通过宣言意识到解放这一事实，还是在这则宣言签署之时并借助了它的签署，人民才得以解放？…可以说，这一隐晦之处，这一无法判定性，介于语言性结构和评估性结构之间，二者的目的在于制造所寻求的效应。它们对这样一种权利的地位来说至关重要[…]。宣言中的“我们”以“人民的名义”而言说。

然而，这一“人民”并不存在，在宣言发表之前不存在，那时的它与现在有所不同。①

其实，这一“人民”在宣言发表之后也不存在。这一“人民”，也就是说这一“我们”，总是处于即将到来的状态。

托克维尔曾经强调过美国的极端特殊性，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国家的诞生。我们从中看到了什么？我们看到的是，“接受”促成了一个“我们”被发明出来，这一“我们”并不先于“我”而存在，但却依据某一逻辑得以投映和虚构。在分析知性的时候，我们曾见过这一逻辑：借助于“移交”的方式①—在这里，是通过“以人民的名义”而言说的代言人，他们担负的责任是遴选出那些构建某一“我们”的词语，让这一“我们”得以投映和虚构，成为权利(同时也是以上帝的名义，我们将在《象征和魔鬼》中看到，这也就是以某一绝对性的过去和某一绝对性的未来的名义)。美国的发明创造性始于1776年，始于杰佛逊这个“我”所言说的“我们”;这一发明创造性已经是一种电影，类似于幻象、诱饵或“做作”。这一切始于一种幻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与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一样。这一“电影”构建起了美利坚民族(同时也构建了所有机构)，也为即将到来的电影工业的霸权做好了准备，从《一个国家的诞生》②到后来的《乱世佳人》、《欲望号街车》、《美国，美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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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雅克·德里达，《听闻录:尼采的与教诲与专有名词的政治》，伽利略出版社，1984年,第20—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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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东指出，这一“我们”是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康德可能会说“是在一种纷争’之中”③—才真正被打造出来：

从第一部美国著名影片开始，一个虚构故事的成形就已变得非常明显。影片名为《一个国家的诞生》(1915年)，这太具有象征性了。[…]“一个国家的诞生”这个标题不但恰如其分，而且表面上看也非常邻近：在美国历史上，独立宣言于1776年发表，美国就此诞生，但是影片的历史背景却是南北战争以及它的直接后果。不过，从创世的神话这一角度来看，正是南北战争造就了美国这个表象，正是那次内部冲突及其战果使美国得以腾飞。

第三章“我”和“我们”:美国的接受政策

①“人类的理性和知性始于这种把某些操作移交给某一代具。”参见本章第一节。——译注

②《一个国家的诞生》，格里菲斯执导，1915年。

③ 参见《从世界主义的角度看世界通史的观念》中的第四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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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电影工业得益于一种总是更为活跃的发明创造性，它的统治力从一开始就影响到了全世界的电视频道—借助电视连续剧以及通过远程传播在电视上播出的电影。不过，在20世纪末以前，电视触及的幅度受到了无线电波传输模式的技术限制和地理限制：无数电视节目来源于美国，但是由它们所构成的“节目流”局限在各国范围内。

数字化打破了上述限制：辛克莱所说的世界的“美国化”将得以真正揭幕。而今，美国程序工业的霸权在IP网上施展开来—美国在线公司和华纳时代公司的合并堪为见证——并将导致我们所说的“远程行为的数字化集成”。这是一种新的“接受”的工具，它或许将达到一种迄今为止尚无可匹敌的威力。

然而，美国在演进方面的杰出智慧是否能有未来，我们对此仍表示怀疑。

11.“广播电视”时代的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1998年7月12日

1939年，45%的法国人听收音机。媒体节目流的传播系统—也即广播电台和电视频道—在美国被冠以“broadcast”之名，它在所谓的“辉煌年代”①中得到了快速发展，在那段时期里，消费模式得以确立并广泛普及。在20世纪60年代(1960年，13.1%的法国家庭配备有电视机，1970年该比例增至70.4%)，无论是宗教仪式还是普通节日，无论是礼拜日还是家庭团圆日，广播和电视中的各类节目，由相关负责人编制的节目时段，也即我们所说的媒体节目表，开始与这些日子形影不离。在那些节目中，最主要的一种当属电视新闻，它为世界时事打开了大门，使它们得以渗入各个家庭。与此同时，第一批严格意义上由电视播送的世界大事也得以出现，例如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加冕、1998年7月12日法国在世界杯上夺冠等，都是在数亿电视观众的眼前进行。问鼎世界杯数天之后，法国媒体宣称“我国已重拾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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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辉煌年代”(Années glorieuses),也说成“辉煌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指的是二战后直至70年代中期石油危机爆发，法国经济在此期间得到了高速稳步的发展。——译注 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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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和电视里的视听型时间客体构成了一个连续不断的媒体节目流，而“广播电视”则将这一媒体节目流传播给了不计其数的听众和电视观众，从而构成了时程区划的一个新时代。在20世纪里，程序工业彻底重新配置了以下两大要素—没有这两大要素，任何人类群体，任何“我们”或许都不可能得以建立并持续存在：

（1）时程区划：它将宇宙的节奏融合进具有象征性的仪式中，与此同时标记了社会生活的节奏。它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历法，以及所有具有地方性特性的行动规划、社会共时性活动、各地方的历时性活动等等；

(2)方位区划：它划定了领土的界线，界定了表象的范围，是在空间和时间中进行导向的导向系统和导航工具（包括航海地图、分类辞典、目录索引，以及学校教材和专有名词—例如街道名、城市名，乃至人名，所以人名既是方位区划的元素，又是时程区划的元素)。

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决定了一切集体事件—乃至历史，乃至地理。然而，在不到五十年的时间里，电视的到来(当广播备好了场地之后)吞并了地方性的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将其融合到媒体节目表之中；与此同时，通过媒体节目表，电视对观众群进行了分割，以观众群体为首要目标，并为此而制定了节目时段和各类节目、确立了节目的规格(26分钟、52分钟等)。事件的性质——说实话，乃至事件化①的各个条件，都有了深层次的改变。

这是一个大众“接受”的过程被付之于实践。同一个节目可以被数百万观众在同一时刻观看，数百万意识可以同时与同一个时间客体的“流”相互交织，并且受到同样的信仰效应和“接受”效应的左右。“广播电视”是时间客体的一种工业化生产，这些时间客体被现场调控(即便它们不是被现场制作出来)，使意识群的意识流共时化。就这样，自广播时代(1923年)以来，相关基础设施真正地投入运营，而一般意义上的文化工业也由此得以展开。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这一体系变成了电视系统。

第三章“我”和“我们”:美国的接受政策

① 关于“事件化”这一概念，参见《迷失方向》，出处同前，自第137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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