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 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12.“巨流”与媒体节目表

我们已经看到，作为各帧画面在瞬间的前后更迭，影片是摄影的一种延伸，既因为它结合并激活了摄影的现实效应，也因为它将每秒钟二十四帧静止的画面融合成一个持续不断的“流”，也即影片的各个段落，并与观众意识的时间流相互重合①。至于电视，它又是电影的一种延伸。作为广播传输技术，电视在具有电影所独有的两大“重合”之外，还使现场时间，即摄像机进行捕获的时间与观众通过电视机进行接收的时间相互重合，使观看同一个节目的大量意识的时间相互重合，这些意识相互隔离，分别在各自家中，相互看不见，但却实现了共时化，并且知道自己属于同一个大众群体，面对的是同一个节目链。这就是新的全球持留领域，它使诸多“我”在“我们”当中实现了社会心理层面上的个性化。既然我们都存在着，那么我们怎会不深受上述现象的影响？

在《迷失方向》的结尾处，我曾指出，我们必须将在本书中研究的意识的三重综合与一种“代具的综合”结合起来，后者使持留有限性的工业化综合成为可能。尤其是对于时事类节目，同时也包括谈话类节目和综艺节目，电视开启了一种新的能力，即它能够对摄影机镜头捕获的画面进行现场直播。这样一来，摄影机记录下来的“过去时刻”变成了一种即时性过去时刻、一种“刚刚过去的时刻”:在当下刚刚发生的过去时刻和意识的当下时刻相互重合，这既是“领会的综合”，又是对来到该意识面前的事物(同时也正是来到“我们”面前的事物)的第一持留。

技术与时间

① 这是借助视觉暂留原理而实现的。(我们不可将视觉暂留与第一持留混为一谈，不过，以第三持留为基础，视觉暂留使第一持留的效应在生理和技术上成为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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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获”与“接收”之间的重合是“我”的个性化与“我们”的个性化相互融合的技术条件与工业条件，而这两种个性化的融合意味着“我”和“我们”湮没在泛指代词“人们/大家”的状态中，成为一种商品，即意识的时间，在广告市场上出售。“捕获”与“接收”之间的重合似乎消除了电影所拥有的后期制作时间。其实，电视并未消除这一时间，而只是将它隐藏了起来，使之与另外三种重合进行重合:它在电视中是视频调控的时间，在这一时间中，由数百万意识构成的群体得以将他们意识的时间流重合在一起，使他们的第二记忆趋同，并服从于遴选第三持留所依据的工业准则，这些准则本身则是由不同频道共同“调控”并付诸实践的(其依据是对观众群进行同样的计算—除此之外，电视频道并无其他准则)。

我们在《迷失方向》中说过，现场直播的电视新闻是一种即时性过去时刻，它使当下时刻流逝，并由此构成一种“已经在此”，从而截断了以往该“已经在此”用于建立其权威性的过滤器。在持留有限性的工业化综合中(也即第三持留的工业化生产，从代具的角度来看，这同时也是意识这种综合的综合性生产①)，如果说第一持留在某一时间客体的当下时刻中所依据的准则，比如遴选，是通过变成了第二记忆的前期时间化而预先开辟道路，那么该遴选的过程已经被第三持留的即时性所截断，因为由于数字化相似性综合所特有的时间配置，第三持留与第一持留、第二持留绝对地重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在电视新闻这样的时间客体中，既然那些发生的事物是通过“图像意识”而即时性地发生，那么怎样才能将第一记忆，也即“刚刚过去的时刻”与胡塞尔所定义的图像

第三章“我”和“我们”:美国的接受政策

① 也就是说，将意识生产出来。“生产”这一动词在这里的含义与它在电影界的含义几乎一样：生产一部影片，意思是投资一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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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区别开来？

电视新闻的“被体验之物”是一种必然是图像意识的时间客体，但是当下时刻却趋向于不再仅仅以时间客体的面目而呈现(例如听广播、看电视)。在“我们”的意识的“集体性当下时刻”里，“刚刚过去的时刻”、立刻变成过去时刻的即时性流逝，其实早已经构成，并且一成不变，成为“已经在此”，具有“已经在此”所拥有的所有张力—它既是我未曾体验过的，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以“附加”的方式曾经体验的我自己的“已经在此”，也是“我们其他观众”的“已经在此”，虽然并不是真正地属于“我们”。如果说第一记忆和第三记忆之间的某种区分(而非“对立”)总是可能，同时也是不可或缺的，那么在这里，这样的区分却变得绝对形式化且空无意义。②

电视首先是一种对捕获和调控了的图像进行现场直播的技术，后来运用了在电视上播放电影的技术，再后来又利用录影带进行视频记录，并由此使剪辑成为可能(再次引入了后期制作的时间)。电视的四种重合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体系，它将各种时间客体编制成程序，纳入对各个节目进行组织的“节目表”。这个时间客体编程体系构成了一个“巨流”，其中各个节目的“流”前后连接在一起，而这个“巨流”恰好被称为“频道”③。作为程序工业，广播电视构成了一种几乎以秒为单位而被控制的全球性时程区划，其基础一是“时间码”，二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时间经济”。社会时间是诸多共时化了的意识的总和，其中时间的价格根据一定的准则而定，例如在同一个电视频道里，一分钟的电视广告在下午三点的时候价值几千法郎，晚上八点半的时候则为几十万法郎。广播电视的时间段使人们能够对大众进行划分，并制定时间流，也即意识每一秒的价格，而这一切总的来说都得到了收听/收视率测定器的认可。时间经济同时也是媒体间的战争，目的在于占领观众能够倾注在媒体上的有限时间。对意识的时间的疯狂开发导致了诸如“枯竭”、“污染”等问题，这些问题与无限制开发自然资源而遇到的问题如出一辙。

技术与时间

①“图像意识”的德语原文为“Bildbewußtsein”,胡塞尔用这个词所指的是我们在本书中所说的“第三持留”。

②以上分析是对《迷失方向》(出处同前)第277页内容的概述。

③这是一个文字游戏:在法语中，“前后连接在一起”的原文“s'enchaîner”与“频道”的原文“chaîne”是同根词。——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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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康德的分析最终走向了对三重综合的区分，而且在我们看来，三重综合作为先验想象力的根本性操作，必然要求我们从对胡塞尔的批判分析出发，定义出三种形式的持留，那么电影和电视之所以能够具有象征的实效性，必然是因为它们考虑并且落实了上述结构，而且它们的相似性复制技术使上述结构的“外在化”——即勒鲁瓦一古兰所定义的“外在化”—成为了可能。从此，这一实效性先是在电影中，随后在电视中介入了个体和集体的意识流的过程，调节着意识的图型法。多个意识流的重合并不意味着所有这些意识观看和体验同一个事物。我们并没有说视听节目为意识的时间“编程”，即决定了意识的时间，而只是说这是一种调节。不过，这样的调节所具有的效用是巨大的，而且确切地说，其效用已经被应用数学和运筹学技术所量化。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广告公司才会毫不犹豫地购买电视广告时段，让观众的意识在那里得到投映，并最终接受新的行为范式。

电视频道由社会群体的相聚所构成，媒体节目根据观众的共同准则被生产出来，这样的组织模式事实上导致了持留准则的强化，而这些准则相对于意识群体逐渐变得具有共性。熵正是处于这一层次上，这恰好解释了电视所特有的象征的实效性，即使电视节目的质量有时候非常差劲—但是电视不乏电影的某些优秀性质(拜现实效应、前摄性所赐)，例如特写、蒙太奇、优秀的剧本等。当选定的节目的组成要素一新闻、资讯、影片以及政治、文学、科技题材的谈话节目，也包括综艺节目、纪录片等——或多或少地服从于同样的遴选准则，并且触及到大范围的观众群之后，它们就会作为第三持留的同质化、标准化的机制而发挥作用，这样的第三持留将决定第二持留的运作，而我们已经看到，第二持留又会对第一持留进行调节。

第三章“我”和“我们”:美国的接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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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看，这也是一种扩大了的“库里肖夫效应”，只不过它在这里是在媒体节目所构成的“巨流”的层次上运作，因此也就是在意识本身的层次上运作——每个节目都决定着后一个节目的接收，同时被前一个节目决定。这样一来，不同节目表之间会在很大程度上相互模仿:某个频道在进入观众意识群的市场之后，从它的竞争对手那儿抢占了一定数量的观众意识，如果它想要增加它的市场份额(所有频道在构思节目表时都是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它就必须将竞争对手至少一部分的持留准则内在化，尤其是那些已经被观众意识群所接受了的准则，同时还必须使它的各个节目的时间与总体时程区划共时化，只有这样才有机会在节目变换的时候招徕观众。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播送频道的多样化(它从更高程度上划分了观众群)并不是一个与持留的熵相断裂的因素，而是一种改善，明确了整个体系所触及的对象，虽说这种新组织模式明显极大地改变了共时化的条件——我们稍后将回到这一点上来。

13.1997年的转折:文化超工业化的时代从发射机到服务器

杰克·朗担任文化部长期间，曾经说过视听节目“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商品的商品”:此言甚是，因为视听节目属于“文化”，位居艺术创作和“精神作品”之列，而且作为节目和时间客体，它在全球商业战中是最为有效的竞争工具，因此也是第一重要的竞争工具。①当前，数字化技术使视听节目能够通过远程通讯网络传播，而IP协议已使远程通讯网络具有了交互性，与此同时，电视机(“远程视野”接收设备)已变成远程活动的一种终端。在此背景下，视听节目在接受的过程(启动于工业革命也即“现代性”)中所独有的威力将不可估量地强化—以至于对于媒体节目、构成媒体节目的时间客体、第三持留的生产和传播机制而言，它们的性质都将发生某种重大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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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谈论这一问题时，法国高层官员和政治人士总是显得有些轻率。这表明他们要么基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现实，要么就是在面对这个制造他们个人形象的机制的时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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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电台围绕着发射机而建立起来，受这一模式的启发，电视画面传输的相似性技术体系得以构建。在该体系中，图像的传播必须通过笨重而且昂贵的无线电波中继站进行，因而限制了可供使用的单向渠道的数量。MPEG标准(图像与声音压缩标准)和TCP-IP协议(数字网络的交互性协议)的结合导致一种新型视听节目传播网络的出现，该网络形式多变、渠道众多、非常细致，而且具有“互动”性，它能够使用电话线路将动态图像传播至电视机和电脑。这种网络具有多种涉及媒体节目链的“巨流”的能力，我们目前还难以想象它的各种用途和它将实现的各种服务，但肯定是它必将导致大众的“社会时钟”发生急剧的转变，而此前充当“社会时钟”的是电视。

由于优化传输的技术原因，无线电波中继站体系局限在各国之内，而数字电话网络却是全球性的。影响了视听节目乃至整个程序工业(摄像机、调控设备、数字网络、数字电视)的集成式数字化将通过电视传播以及聚集在电视传播中的各种服务的世界化而得以实现。在此过程中，图像的作用越来越重要，拓展到各种实用性活动。远程活动的设备将不再仅仅是最为主要的家用电器，它还将成为一种用于移动工作的工具、一种家用的或专用的附属设备，并具有多种功能。

第三章“我”和“我们”:美国的接受政策

们表现得极为胆怯无能——如果不便用“恬不知耻”来形容的话。对于这些通过公共空间里无处不在的事实来领导公共生活的人，他们所具有的领导能力显然是由于对第三持留的生产进行工业化控制而造成的直接后果之一，因为第三持留最终构成了政治领域本身的客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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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性网络—它的先期步骤包括移动电话的通用移动通信系统(UMTS)频率①、固定电话的XDSL网络②这种全球性基础设施将“接受”的问题变成了地缘政策的首要对象。我们已经将“接受”同时定义为：

(1）人类群体的个性化过程，且该过程是隐藏着的；

(2)消费资产(在现代)的获得，而消费资产是生活模式的媒介；

(3)(当代的)典型现象，即意识附着在视听型时间客体的时间上，且多个流相互交织。

视听节目网络已经融合到数字化远程通讯系统之中，而且这一融合已经直接与广告推销机制和商业互动服务所播送的节目相互联系，上述现象将“接受”的三个维度彻底地共时化，使之转变唯一一个现实。在此背景下，“接受”的地缘政策将会成为商业竞争的决定因素，其背景是20世纪最后一个年代IP网在全球范围内的安装:接入IP网的服务器数量从1992年的26台上升到1993年的130台，到1997年的一百多万台，再到1999年的七百多万台。不过，与全球电视机的数量相比，全世界电脑的数量相对较少。正是以上述发现为基础，美国制定了它的新战略。大约50%的美国家庭已经能够接入IP网，但是与此同时，只有10%到20%(视国家而定)的欧洲家庭配备有电脑，而1997年分布于全世界的电视机却高达十亿多台。

在赫伯特·席勒引用的一篇文章中，美国共和党的一个名叫克里斯托的意识形态专家于1997年在《华尔街日报》上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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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UMTS频率能够将超媒体信息发送到移动电话的收音机频率上。这样一来，移动电话将成为视听节目流的接受设备，成为接入IP网的终端。

② XDSL网络能够将电视画面传送到电话交换网络上，进而无须借助无线电波中继站就可以将视听节目传输到电脑上。

③1998年，AvidTechnology公司，虚拟剪辑行业的全球领袖，将一种新产品投入市场。该产品在剪辑后的图像流中融合了一个“HTML轨”，它位于音轨旁边，能够在节目制作之初，在节目的镜头或段落与因特网服务(例如商业服务)之间建立起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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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某一天，美国人民将会意识到[美国人民已成为]一个帝国式的民族这一事实。[…]欧洲民族是一些非独立的民族，尽管它们享有非常宽泛的地方性自主权。[…]我们的传道士生活在好莱坞。

同年，基辛格同仁咨询公司总经理戴维·罗斯科普夫在《对外政策》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颇具表现力：《文化帝国主义之颂？》，他在文中写道：

对于美国而言，信息时代一项对外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必须赢得信息流世界之战的胜利，同时还必须像昔日的英国统治海洋那样，对电波进行统治。①

关于信息流世界之战，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在1969年就已宣布开战。它是模式之战，它的基础是由于技术聚合而导致的新的全球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体系。它将是“信息社会”的模式之战。然而，1997年4月3日，当全世界开始衡量“因特网现象”之时(当时服务器数量刚刚达到一百多万)，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相当于法国的“视听高级委员会”和“电信监管局”—向全美国宣布，从2006年起不再用无线电波传输电视节目。此外，委员会还要求美国三千八百余家发射站全力筹备，在2003年之前“完全实现数字化”。75年前，无线电波相似性视听技术系统以发射机为核心设备投入运营，但是此时它就这样被列入规划，将会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消失一空。

无线电波相似性系统一直在运行，曾在短期内受到了卫星的竞争，但是现在正在被一种数字化传播机制所取代，该机制以IP网和MEPG标准为基础，用服务器取代了发射机。对于上述现象的主要后果，我将在下一章中进行考察，在这里只指出一点：在不远的将来，这一数字技术系统将传播一种新类型的时间客体，即“超媒体”，它是非线性的，而且是“可导航的”，因为它是“可点击的”。最终，整个文化工业将围绕着这一新型客体调整它的产品。当前，电视化的时程区划以由节目表构成的“大绵延”链条为节奏，将来也会从深层次上发生转变。围绕着节目流并以它为出发点，数字化的程序工业将提供进入若干“仓储”的入口，将会把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的各种机制纳入同一个体系，把按时段播送的节目表和各种导航导向工具结合在一起，形成多个大型“图像库”。上述现象的后果将会是电视的各种用途发生一种深层次的演变，而现在就应该为这些用途去制定新的模式并使这些模式得到接受。

第三章“我”和“我们”:美国的接受政策

① 转引自赫伯特·席勒，《走向一个美国帝国主义的新世纪》,载《外交世界》,199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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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由媒体节目链所构成的“大型客体”和“时间性大绵延”主要还是以国家为界线，因为无线电波相似性电视传播依然局限在领土范围内。数字化打破了这一技术和地理上的限制①，因此我们应当严肃认真地对待克里斯托和罗斯科普夫的言论。正如雅克·布拉蒙在一次演讲时所强调的那样，美国的空间政策旨在获得绝对的控制权，掌控远程通讯系统尤其是卫星导航系统，也即方位区划。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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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迄今为止，为占据DVD这一得益于激光技术而研发出最新光学载体的市场，美国工业部门在该产品中加入了多种语言(有时多达七种)，以求产品一出国门，便可在全球范围内传播。然而，数字化技术能够制造出世界维度的电视频道与媒体节目的“大绵延”——而且它们当然是由美国人来设计:美国在线公司与华纳时代公司合并的意义就在于此。以前，无线电波相似性传播必须以领土为范围，但是数字化技术不仅不会遇到这样的障碍，而且还能够融合各类网络，所以它将会使视听节目的传播实现全球化。

②“卫星导航技术是美国和苏联出于军事需要而发展的。然而，这些体系对不计其数的人类活动的贡献已经超出了它们最初的使命，并有趋势成为一种大众消费服务，被用于众多经济领域。卫星导航作为一个难以避开的环节’而出现，不仅民用与军用航空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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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分配机构(ICANN)的创立是地缘政策的一个先例，具有极端的重要性，而且由于欧洲各国政府对这些问题不予关注已经令人震惊，所以它的重要性就更为突出。ICANN是一个私有机构，经美国政府授权，负责IP网的管理、域名与电子邮箱的分配，其委员会由网民选举产生，不受任何政治力量的限制。

面对这些如此重大的任务，我们必须指出，欧洲的政治阶层和高层公共机构很不幸地毫无文化与战略智谋，完全被“由市场来决定战略行动”这一神话所毒害了，而美国政府的力量显然在于战略行动的决策，联邦政府借助公共投资的支持，并可能通过军事渠道去打开诸多空间，继而使市场的行为者能够占据这些空间。从这个角度来看，ICANN的成员让一弗朗索瓦·阿布拉马迪克的评论极具启示意义：

美国联邦投入的资金[…]使因特网得以诞生并在学术领域得到施展，同时建立了第一批基础设施，最为重要的是，培育了一代高素质的美国人，但是在欧洲却找不到同样的一代人与之比肩。以那些基础设施、那些高素质的美国人…以因特网在欧洲的实施为出发点，寻找新界线的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去开拓新的市场。如果欧洲和法国仍然以遵守不干预原则为由，满足于鼓吹“市场为唯一法则”，那么美国将更具优势，以至于相互之间的差距将继续加大，有利于那些进入欧洲市场的新秀(MCIWorldcom、思科、AOL/Netscape、雅虎…)和那些转移生产的领军人(微软公司、太

第三章“我”和“我们”:美国的接受政策

发展过程的各个阶段难以避开，而且其他重要经济领域(电讯、运输、银行系统…)也难以避开。利用全球定位系统GPS’对民用航空的所有导航进行控制已经得到研究。然而，这一技术今天是美国的领地。美国政府1996年3月颁布法令，将GPS交由美国空军管理。在短时间内，卫星定位全球垄断的存在，带来的风险是造成一种战略依附关系，影响到绝大部分涉及国家主权的领域……”雅克·布拉蒙，《空间，信息社会的重大主题》，演讲全文发表于2000年10月10日的《世界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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