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 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阳计算机系统公司、IBM………)。

今天，在行动上优先考虑的是落实“对电讯业不加干预”这一政策，这[在法国]制约了因特网的发展，例如发展中的地方环节(二线承包、电缆使用、ADSL的拓展……)。①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曾一度施加压力，希望促成一项“多边投资协议”的签署，使任何一个国际投资者都能吞并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某个视听业公司，但却无功而返。此后，甚至对于公共或国有视听产业的存在，世界贸易组织和欧盟委员会的各个机构一直争论不休。在法国，社会党一帮蛊惑人心的代表接过欧盟委员会递来的接力棒，不假思索地提出了建议，要求废止视听节目的定期费用②，尽管这一费用远远低于德国或英国。然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首先必须凭借该国程序工业的活力，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而且随着技术的聚合，这一事实越来越明显。与此同时，数字化视听节目工业的未来和与教育相联系的诸多问题越来越密不可分，而教育产业有着巨大的全球市场，已经构成了各种新兴服务发展的首要目标，温哥华国际会议③说明了这一点，同时这也是世贸组织当前仍在讨论中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的内容之一。

而今，程序工业已经离不开信息处理技术和电讯服务，它已成为经济发展、国际影响乃至社会关系、民族群体的未来的关键因素。在文化超工业化的时代，对于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来说，目标已经很明确：使非美国的程序工业持续存在，同时使知识生产和传播的一般条件、使“新商业”以及“接受”的过程在全球范围内的未来持续存在。

技术与时间

① 让一弗朗索瓦·阿布拉马迪克，《因特网的技术发展》，呈交给工业国务秘书克里斯蒂安·皮埃雷的报告，第15页。

②此事发生于2000年7月。当时，法国文化和通信部部长卡特琳娜·塔斯卡对此迅速而明确地作出了否定的回应。

③2000年5月。

176

第四章我们的教学机构的动荡

1. 全球记忆术体系

人有别于其他生物的一大不同之处，在于人死后，他的故事可以存留下来。在人所生产的诸多痕迹中，某些不是为了将记忆保存下来，而是为了达到其他目的，比如制作一件陶器或工具，其目的并非传递记忆，但是它们却会自动地去传递记忆，这就是为什么考古工作者要去寻找它们的缘故，因为它们经常是那些最为久远的时代的唯一见证。也有一些痕迹专门致力于传递记忆，文字、照片、录音、电影等均属此例。有了电影，上述痕迹—也即我们所说的“持留”——的生产和传输就成了一种工业。

我们认为，技术从一开始就是记忆的载体之一，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后种系生成。然而，并非所有的技术都是记忆的技术(即“记忆术”)：最早的记忆术体系大约出现于新石器时期之后，后来演变成了文字，并一直沿用至今。

可见，技术体系先于记忆术体系，后者与前者并不相互混杂。所有文明都是围绕着某一技术体系而建立起来，该体系围绕着既有知识和为该体系所独有的一种主导技术，在技术演进的过程中逐渐确定下来；

177

所有技术形成了一个体系，维持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当主导技术有所变化之时，以之为核心而建立起来的技术体系便会随之发生变化①。

按照这样的理解，技术体系就具有了一个传播幅度和一个时间长度。分析显示，随着时间的流逝，技术体系的拓展幅度趋向于越来越宽广，而它的时间长度则越来越短。技术体系中交织着各种演变趋势，而且会定期陷入危机，这会使体系发生断裂。在危机期间，体系高速演进，导致它与其他社会体系—法律、经济、教育、宗教、政治表象等—的关系发生“调整”。当这些“其他社会体系”接受了新的技术体系之后，稳定性将重新建立(这种稳定性总是相对的，是一种“动态稳定”)。

工业技术体系最初的一些因素于18世纪末在英国出现，而今它已经世界化了—而且，它进入了一个持续革新的时期，以至于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完全不稳定的。它的幅度不再能够拓展，除非离开地球，而且它的时间长度也不再能够缩短：真正意义上的技术稳定性已不复存在。我们不再可以谈论什么亚洲技术体系、欧洲技术体系或美洲技术体系：同一个、同时也是唯一一个全球机制展开了它的画卷，它具有地方特色，并从投资者的角度出发、依据地缘政治的机遇和政治的偶然性来组织劳动力的工业分工。信息技术和通讯技术在很大程度上使上述演变得以实现，因为这些技术使人们得以实现自动化，得以对生产、分配以及资本的国际流通进行即时性的远程控制，并且为大众消费开拓了诸多国际市场。

这一切众所周知。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当信息技术被纳入工业体制中之后，造成的后果是在技术体系自起源以来的历史中构成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断裂，因为迄今为止，与在时间流逝的进程中前后更替的技术体系相比，记忆术一直是一个独特的领域。

技术体系致力于物质的转化，而在各种技术体系前后更替的同时——先是希腊人的技术体系，后有罗马人“及其后继者”的技术体系(在同一时期，其他一些技术体系与之共存，例如那些所谓的“中断了的体系”)，经由中世纪以及古典时代，再到第一次工业革命—字母文字作为第三持留的主要机制和教士神权与政治权力的基础，构成了一种在二十五个世纪里始终保持稳定的记忆术体系。当然，字母文字经历了多个时期，例如印刷术时期(我们稍后将考察印刷术的重大影响)，但是无论是它的知识基础，还是对言语进行复制所依据的一般原则和形式原则，从印刷术之后就再也没有演进。

技术与时间

① 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第一章“技术进化论”中(出处同前，第43—57页)，我们已经阐述了贝特朗·吉尔的这一理论。

178

然而，时至今日，记忆术相对于生产技术体系的独立性已经不再是不争的事实:技术体系拓展到全世界范围之后，它同时也是、而且首先是全球性的记忆术体系。与此同时，技术体系、记忆术体系乃至世界化在某种程度上相互融合在了一起。这一转变始于19世纪，从这个角度来看，随着最早的通讯技术、信息技术和信号处理技术的出现，19世纪成为了一个过渡时期。到了20世纪，通讯业和信息业已经成为物质资产的生产技术体系的核心。这样一来，我们在前面已描述过的信息科技、视听科技和远程通讯科技的“聚合”或许同时也就是物质转化的技术体系和记忆的科技之间的聚合。

然而，这还不够全面。在19世纪以前，记忆术体系的寿命还能够长于技术体系的寿命，因为教士神权与政治权力仍然控制着持留的机制。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人们开始探求“上帝已死”的可能性，而上述现象也随之开始改变。如果历史能够而且必须作为技术体系的演进与其他社会体系的演进之间的关系而加以分析，从而提出了“调整”这一问题，那么对记忆术的分析则表明记忆术总是决定着“调整”，也即“接受”过程的条件。作为交流的技术，记忆术支配着个体与集体之间的关系，以及集体内部的那些使该集体得以组成的各种体系之间的关系。

全球的技术体系已经完全变成了第三持留的工业化生产的记忆术体系，也即以工业的方式生产持留遴选的准则，这些准则在“接受”的过程中为意识流所用。这就意味着，“调整”的条件同时也经历了一次巨大的震动，在对IP网的发展所造成的直接影响(例如在税收和司法方面造成的影响)进行分析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能看到这一点。在IP网的发展中，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个技术体系是怎样在其他体系之间发展壮大起来，并且同时震撼了这些社会体系，这一现象幅度之广虽然史无前例，但仍是一个典型现象。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该技术体系是怎样在成为其他社会体系的竞争对手的同时，试图成为这些社会体系中的一员，这是一个全新的现象，它是技术体系与记忆术体系相互融合而造成的后果—因此也是IP网这一全球网络的用户(其实是某些用户)于近期在ICANN“选举”IP网的管理机构①所造成的后果。

第四章我们的教学机构的动荡

179

当前，这个互用性网络已经变成了数字视听节目工业的传输媒介成了技术体系全球化的决定因素，而且凭借着该网络，记忆术已切实变成了技术体系的核心，将时程区划与方位区划—二者是各个社会的最为重要的黏合剂—融为一体。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形成了持留的体系，而持留体系是时间与空间之间关系的构成要素。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与宗教问题、精神问题和形而上学的问题从来都是不可分离的：二者均不可避免地指向起源和终结，指向界限与边界，以及各种性质的投映机制的最深层的方面。而今，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已经受到了强有力的干扰。在电灯泡和显像管的人造光源下，黑夜与白昼之间已没了界限。讯息、信息之间的流通距离与期限已经消除，而且与此相对应，人们的行动计划也世界化了。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人们仿佛体验到了一种文化的熵，也即生活的摧毁，因为，基于一些我们稍后将详细分析的缘由，所有人民在体验其文化特性之时，都把它当作了生命力(负熵)的一种保证。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卫星导航已经投入使用，电子定位已经从领土和国家等局限中解放出来;我们接下来还将看到，地理信息和信息的流动性已经开始采取工业的方式，担负起组织个体与集体的迁移之责任，并且将空间以及地域关系作为新的投资领域，对它们进行开发①。

技术与时间

① 参见本书第三章。

180

作为共同空间与共同时间(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的入口的持留体系所受到的这种震荡，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就已大范围地、切实地拉开帷幕，而且随着数字技术势如闪电的发展，该震荡的强度空前提高。当前，它在大范围内使人迷失方向，虽然这种迷茫或许尚未引起关注，它所造成的问题的深度或许还无人察觉，但是它的危险性在于它可能会招致一些强大的抵抗，这些抵抗具体体现在原教旨主义、民族主义、新法西斯主义以及其他诸多倒行逆施的现象中。遭受其影响的，是文化与社会的核心，是它们与宇宙、与它们的记忆、与它们本身之间最为密切的关系。忽视它，或是无视它，可能会导致极具灾难性的后果。因为时程区划与方位区划是生活节奏、信仰、与过去和未来之关系的基本质料;在未来，对导向机制的掌控，将会是对全球想象之物的掌控。

毋庸置疑，一次真正的文化冲突已经吹响了号角，也即施加行动的模式、集体的计划并通过它们去控制市场而斗争，因为问题在这一切背后隐藏着的，是一次史无前例的、无情的全球商业战；在这场战争中，各种数字化网络已经成为、首先是而且越来越会是斗争的工具，被用来占领全球市场—既包括全球商品市场，又包括全球思想市场。然而，我们不妨试问:这一新的市场中是否存在着一种一触即发的矛盾，它是理性的遗失——意即动机的遗失、投映能力的遗失——的源起。

第四章 我们的教学机构的动荡

① 以下事件可为见证：2000年9月19日，在布鲁塞尔的一次资讯日期间，有人向欧盟委员会提出了一项关于某“跨计划行动”(CrossProgram Action)的倡议，令人惊讶的是，该行动名为“信息的流动性与地理信息的智能体系”。在于2000年3月31日递交给法国政府总秘书处的一份报告中，我本人也分析了这一论题，报告名为《关于在信息社会与文化领域的背景下进行领土整治所需条件发生演变的预测》，该报告在以下网站可见：www.pm.mtic.gouv.fr。

181

2.领土和地理信息的数字化复制

人类群体之间接触点和交流机制的增加，导致他们在抵御技术趋势的落实，也即抵制接受新的生活模式之时的能力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里，我们曾探究过这一渗透趋势是否不会导致组成社会群体的“内部环境”越来越快地融解于界定该社会群体的“外部环境”①。各个内部环境之间接触点的增加，在增进了所有群体对技术趋势的一般渗透性(即熵)的同时，或许会促成使这些群体融合进市场这个“外部环境”之中的趋势。对于市场这一外部环境，当它变得完全以记忆术为重，并以此为基础，变成不具有公共空间的商业交换空间之后，它或许也就变成了西蒙顿所说的“技术地理环境”②。

这些“接触点”先是物质与人，随后由图像、货币、书籍、电报、电话担当，它们已经变得无处不在、普遍存在。它们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点”，而是无线电语音和电视等“流”，相互交织而且共时化，并最终完全融合在诸多数字化信息网络之中，构成了储存库的入口;无论何时何地，只要通过包括电话、电视等远程行为终端在内的任何移动工具，人们就可以进入这些储存库之中，而我们将会看到这些移动工具是怎样改变、维护了“流”的组成，怎样使之复杂化。

接触点的密集化、接触点转变为“流”，以及由此导致的交互性行为(如各种形式的全球商业)必然要求数字化电子导航工业生产出新的导向技术，而且不再是在历史传承下来的过去的经验中导向，而是在信息事件的即时性时间中进行导向，这些事件每秒钟都在发生，而且是通过全球数十亿人发生在数据的“虚拟空间”里。

技术与时间

①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出处同前，第76页。(参见《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译本，第74页。——译注）

② 关于这一点，参见吉贝尔·西蒙顿，《论技术客体的存在方式》，出处同前，自第50页起;以及《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出处同前，第92—94页。(参见《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译本,第94—96页。——译注)

182

我们给“虚拟空间”这一字眼打上引号，因为它是一个隐喻，隐藏了当前正在进行中的进程所具有的真正活力。在此，我们把储存在各种数字化载体中的持留数据的总和称为“虚拟空间”，而且如果不通过这些信息的某一表象机制，人们便无法进入这些载体中。以上述表象机制为基础，一种直观图像得以建构，它通过各种接口，将那些无法解读的物质(意识若没有配备相应工具，便无法解读这些物质)呈现出来，使其能够被人操作。无论在何种情况下，“虚拟空间”都不是“非物质性”的:很多不知所云的言论对“非物质性”这一概念津津乐道，但其实它完全是一个空洞而无意义的概念。

对于在当下通过网络和服务器中心而进行的活动，上述数据的电子空间能够用来作为它们的投映表面，这些活动可以在电脑屏幕上通过图像呈现出来，而且图像本身是与活动同时运动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说“虚拟空间”或“网络空间”被构建了出来，似乎那些图像是一个有别于“现实空间”的另一种空间。数字化复制这一现象意义深远，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分析①，但是此类论述大多云里雾里，其视野仅仅局限于那块或多或少可被触及的屏幕的表现效应，却将它的真正意义遮蔽了起来，最终总会使新出现的、以电脑屏幕作为投映屏幕的事物变得无法理解。

上述“真正意义”与第三持留的数字化设备给投映带来的新的可能性有关。“虚拟空间”并不是一个有别于“现实空间”的另一种空间，而是世界自我投映所借助机制的拓展，它具有出众且前所未有的实效性，并促生了一个新的假象空间，既为“我们”—以及“我们”在泛指代词“人们/大家”中的消逝—打开了新的天地，也为谎言时代开启了新的大

第四章 我们的教学机构的动荡

① 我本人也曾关注过该研究对象，主要撰有《虚拟现实与现象学》一文，见《拉鲁斯大年鉴》,1994年。

183

门:这是一种新的“电影”。

虚拟空间这一假象从一开始就具有特殊的投映能力，它以一种异常的方式提出了新问题，反过来却也明显地在“接受”过程的历史中构成了一次断裂，同时也在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的历史中构成了一次断裂。我们或许要说，随着这一传播/持留的新机制，正如海德格尔1926年谈论无线电广播时所说的那样：

“此在”实现了一次“世界”的“去远”，至于这一“去远”的存在意义，我们尚无法一目了然；这一“去远”掩盖了日常周围世界的一种拓展的形式。①

不过，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如果说空间性确实受到了影响，那是因为作为“在世存在”的方式，空间性一般来说决定于第三持留的体系，而这个世界是由第三持留的体系所构成—在任何情况下，第三持留的体系都不会构成“另一个”空间。

与其说“虚拟空间”，倒不如说这是一个新的持留体系，它是数字化的，对时间与空间的直观均产生了影响；它既不比其他任何形式的第三持留更为虚拟，也不比它们更为真实，它既与时间相关，又与空间相关，既与时程区划有关，也与方位区划有关。时间之所以总是虚拟的，总是当时当下、此时此刻地介于一个虚拟的过去和一个虚拟的未来之间，确切地说是因为第三持留无论是不是电子材质，它都既是空间性的，也是时间性的②，而且只要它不在某一此时此刻的意识活动中经受第二持留和第一持留的某个遴选行为，它将一直是虚拟的。

因此，“虚拟空间”并不存在。不过，地域、国家、地理幅度的某种电子复制性正在研发当中。虽然发展程度还不高，但是它已经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领土和居住空间的数字化，这得益于以下事物的发展:移动客体(如移动电话)、服务于移动客体的基础设施(以通用移动通信系统UMTS为最)、GPS全球定位系统、摄录工具(其典型是网络摄像头）、各种地理参数的数据库(包括城市地理、军事地理、人口统计学地理、经济地理、物流地理、气象地理等）、地理信息电子系统、卫星、导航系统……通过这些事物，一个“二次领土确立”①的过程正在网络上并借助网络而进行着，从而打开了全新的视野，同时使“信息社会”的各种地缘政治方略重新洗牌。

技术与时间

① 参见本书第五章第1节。——译注

②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9节、第10节,尤其是第12节。

184

领土的联网和数字化呈现正在进行当中，而定位信息的发送设施已得到普及，并经历了“第二代”数字化导航技术的落实，即地理信息导航技术。领土的数字化其实既与导航系统有关，也与标记体系有关：前者指的是以融合了照片、视频、遗产的各种复制、路程向量等数据的电子地图为基础，在地理参数的数据中进行导航；后者用于电话、航海航天辅助，从宽泛层面上说，更用于移动设备、移动工具以及各类交通工具的管理。然而，这意味着用户本身也变成了一种数据②，在“数据的景观”中四处流动，也即在诸多电子数据(以物理的方式，定位并存在于模拟领土空间的界面上)之中流动。这样一来，地理信息使各领土具有了导航的技术功能—例如西蒙顿曾指出，海洋中的水已变成了一种“组合环境”，它既有以潮汐为动力的工厂配备的干巴尔涡轮机所具有的那种技术功能，同时又是一个融合进“具体化过程”的自然环境，因此从功能上来看，它决定于这一“具体化过程”,本质上已经变成了一个技术地理环境①。

第四章我们的教学机构的动荡

①“领土确立”指的是使领土空间内居民的数量增加；“逆领土确立”指的是突破当前地域界线的限制，从中解放出来。请别误解：“二次领土确立”并不是对“逆领土确立”这一趋势的颠覆，而是这一趋势的强化。我在《迷失方向》中已经说过，领土是在它扩展以及它的内在接触点和外在接触点的增加过程中构成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只有在同时发生“逆领土确立”的情况下，才会有“领土确立”。确切说来，对于我在这里所说的“二次领土确立”，其情况恰好也正是如此。

②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正研究给用户分配一个不变的、普适的用户号码，取消以前分配给终端设备(座机)和移动设备的号码,这或许能够避免号码剧增,同时也有利于将用户这一地理参数用作数据。

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