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 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1. 传输工业与教育系统

(1)意识和载体：回顾与发展

由于各种计算工业的融合，象征符号生产的发展以及象征符号远程通讯的发展，记忆术得到了发展，由此揭开了一个新的后种系生成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不再能够将工业技术体系与记忆术体系区分开来，这是一个全球一体化的传输工业付诸运行的时代。传输是构成社会联系的持留机制所具有的功能，也即心理层面的个性化和集体层面上的个性化所具有的功能。

“接受”并非传输。传输构成的是遗赠机制，而“接受”则是继承机制。不过，如果没有传输机制，就不可能有“接受”——而且传输机制显然能够完全不被接受，它可以自行垮台。

这个新的后种系生成时代必然要求某种全球一体化的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处于运行中。

在宇宙秩序和天相中，那些最为古老的时程区划体系和方位区划体系(二者同为起源和边界)找到了它们共同的源泉。昼夜更迭、月相圆缺、四季更替，这些都是时程区划最为普遍的经验，而记忆术则通过天文计算、星历表中对星体运行的记载等使这些经验变得更为丰富。在日晷、铜壶滴漏之后，从18世纪开始，就已经有一些机械能够对时间的流逝进行衡量，使其客观化，并将其记录在某些人造制品中，戴维·兰德斯将这样的机械称为“时间的守卫者”①。此外，通过诸如钟楼的敲钟声,这类机械还能够使社会生活共时化,因此也便成了最早的聚会的基础，听到钟声后，人们就必须“准时到达”宗教场所、作坊、学堂等地点。在《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讲演录》里，胡塞尔曾把钟声作为例证之一:它是一种时间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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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出处同前，第92—94页。(参见《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译本，第94—96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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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空是一个广袤的舞台，人类在那儿学会了凝思，也即学会了理论。它同时也是方位区划得以构成的空间，而且

“确定方向”的本意指的是：根据一个给定的天空区域——我们已经将天空划分为四个区域—找到其他区域，尤其是要找到东方。②

确定方向以这一划分为前提，不过这种划分和星历表的时程区划不一样，并不是根据天空的直接经验而得到，而是根植于

某种差异给人的感觉；我的意思是左与右的差异。

关于这一“感觉”，海德格尔曾对其进行过激烈的批判，我们后面还将继续阐述。这一感觉是不可否认的，也无法化归为所谓的方位基准点(“我们已经将天空划分为四个区域”)，除非是以空间在某种具象表面和图型表面上的呈现为基础，这样的表面我们称其为“地图”，其中也包括天空的“地图”。

在《地图帝国》一书中，克里斯蒂安·雅各布认为“空间并不先于其地图而存在”®:要有空间，就必须确定方向；要确定方向，就必须有承载“左与右的差异”这一“感觉”的载体;要有确定方向的实体，就必须有预测和行程重构的“载体”(sustratum),也即将行程在一幅使任一第三持留的方位区划内在化了的心理地图上重新勾画出来。地形图、测绘图等机制，也即地名的形象分配的空间，一直以来都存在，而至于真正意义上的地图,新石器时代的一幅原始地图——贝多里纳岩石①上的那幅原始地图——早已预示了它的出现，岩石直立在一片平原上，上面刻有一幅地图的形象。

第四章 我们的教学机构的动荡

①戴维·兰德斯，《当前时间、时钟、时间的衡量与现代世界的形成》,伽利玛出版社,1987年,第43页。

②康德，《何谓在思想中确定方向?》，出处同前，第77页。

③ 克里斯蒂安·雅各布，《地图帝国》,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92年，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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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原始地图同时也是一幅巨大的地图，每当伫立在它面前的时候，我们同样也处于直立状态，站在已被绘制成地图的领土上，这领土处于暂停状态中，处在世界的一次“中断”(épokhè)中,而“中断”同时也正是世界得以构建的条件。这是个非同寻常的地方，它向人们揭示了地图使方向的确定成为可能，揭示了地图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这是一个简化、遴选、编制象征符号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地图的空间与领土的空间收缩为一体，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电影的时间与生活的时间收缩为一体。岩石上的地图就是这样一种压缩，而岩石本身则以一幅垂直的画面展示着它所呈现空间的真实全貌；通过岩石上的地图而非通过岩石本身，我们进入到了领土的一幅真正意义上的“地理”图像之中，也即一幅人文图像，它构成了一种“绝对视角”，一种纳入了方位区划的界线之内的视角。②

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最初是在天空一目了然的广袤中构建起来的，随着度量仪器、具象表现机制等记忆术的出现，二者得以继续发展。作为世界的时间和世界的空间，二者打开了与世界的关系，成为世界的构成要素。我们只可能进入一个处于这些体系之内的世界的时间或空间，在这里，我们显然不应当仅仅满足于认读日历、地图、钟表和指南针，同时还须参照所有那些订立着共同节奏和共同地域的机制:它们是更高一级别的持留机制，是一些决定着人们能否进入一般意义上的各种持留的“元持留”，它为一般意义上的各种持留共有，并已被它们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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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贝多里纳岩石位于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地区，岩石上的地图是迄今为止欧洲发现的最古老的地图。——译注

② 在《在那边》一文中，我曾试图阐发雅各布的这些分析在现象学上的结论，见《变换》杂志第4期“空间与想象”，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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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内感官时间流的综合载体，作为与这些时间流对应的行程的导向载体，上述机制承载着三重综合，而呈现在直观的空间形式和时间形式中的杂多借助着这三重综合，在统觉中得以统一化，成为概念，并作为图型而投映。

在一种全球性的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的运行过程中，世界化无处不在。这正在进行中的世界化经常被认为是一种“世界末日”的临近，这其中并非只有经济原因，或者说经济原因并非主要原因。与此同时，由于全球的“存在之痛”，世界化也经常被作为一种精神、文明、存在的崩溃而被人体验。

从这个角度来看，兴起于美国的、围绕着“鬼节”万圣节的市场营销手段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

《纯粹理性批判》没有将第四种综合纳入考察范围，因此不可能对作为“我们”的时间和空间的组织模式——也即作为政策——的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的机制进行反思。海德格尔曾关注过这些机制，或者说他在采用了其他术语(主要有“日期性”、“公共性”、“确定方向”、“去远化”、“差距”等①)的同时,只是绕着这些机制四下转悠，却未能沿着这一方向再上前一步:他在面对“世界的历时性”这一问题之时的退却阻止了他继续前进的步伐。

在前一章的结语处，我们曾提到，由于跨国程序工业对接受的技术的掌控，造成的后果将会是教育在全球范围内的商品化(这是一种同质的全球性得以构成的条件)。这意味着，由于教育系统首先是获得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的机制并将它们内在化的地方，因此我们更应正确地理解持留机制和“元持留”的机制这一问题。更有甚者，按照西方的设计，教育系统的宗旨在于获得关于时间和空间的个体经验和集体经验的科学基础和哲学基础，例如思想史，因为思想史是一种“我们”，包围在我们四周，比当下现实中的“我们”更大，并且为我们打开了某一空间和某一普适性时间的视野—上述表达方式的含义远在其物理含义之外。

第四章我们的教学机构的动荡

① 参见马丁·海德格尔,《现象学的根本问题》(法译本,J-F.库尔蒂纳译),伽利玛出版社，1985年，自第314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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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意识的三重综合之上，从一开始就叠加有第三持留的技术综合。这第四种综合在调节认定的综合的同时，还承载着意识的三重综合，并将它们联结在一起。我们可以将第四种综合称为一种“持留的综合”，正如我们说代具性复制手法是“综合的”那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妨谈谈先天的代具性。综合判断力应当以一种“先天的”代具性综合作为支撑—但是我们将“先天的”一词放在了引号里，因为仔细一看，意识的综合判断力的先天性其实是存在于某一“后天的”代具性综合的“事后阶段”。(后天的代具性综合，意思也就是经验性的代具性综合，而且它在时间上先于意识，从而使该意识的“已经在此”成为可能。)不过，“后天的”代具性综合虽然(在一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虚构的、有效力的、基础性的“事后状态”中)使先天的判断力综合成为可能，它同时也是从判断力综合的先天性中继承而来。作为经验的条件之一，同时由于经验是认定性的，后天的代具性综合是“先验的”，但同时它仅仅存在于技术发明史的“后天性”的条件中并受到这些条件的制约。

这种状况,我们形容它是“非先验的”(a-transcendantale)。

这样一来，我们现在就可以强调指出，知性在进行计数的时候，它将计数这一操作内在化了，而这一操作首先是由与内感官共时化的外感官所具有的运动性所构成，内感官与外感官共时化的前提是需要有某一计数的技术体系作为载体，它在意识的历史中形成，能够将时间流的痕迹保存下来，并使其处于稳定状态。在此，我们应当回顾一下我们以前对几何的分析①，在那次分析时，我们已经指出，文字性持留的综合弥补了早期几何学家的意识在持留上的有限性，它以几何学的推论为前提——胡塞尔也发现了这一点——同时也使几何学家这一群体的“我们”得以构成，并且打开了几何学这一无边无际的领域，使其成为这一“无边无际”的投映屏幕—而且，任何“无边无际”都有其投映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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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从更宽泛的意义上来说，意识流的文字性综合同样也使矛盾原则的“发明”成为可能。在此，我们取“发明”一词的古义“挖掘”(譬如“圣十字架的发明”)②。矛盾原则不是被发现的，更不是被发明(意即“制造”)的。所有意识全都处于矛盾原则之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矛盾原则不是被发现的。然而，由于缺乏对意识流统一性进行掌控的机制(该机制使矛盾原则得以遵守)，因此不是所有的意识都能够成功地将矛盾原则付诸实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尽管矛盾原则不是人为制造的，它却是被“发明”的，也就是说存在着这样一个日子，从那一天起，矛盾原则就被表述成了如是这般，或者说，它是从某种程度上被“生产”出来的，正如我们面对观众席“生产”一幕剧那样。这里的“如是这般”的前提是有一种机制将它投映出去。

正是矛盾原则的“如是这般”确定了“论述”(thesis)或“论述性陈述”，也即确然推论(raisonnement apodictique)所特有的那种刻意的态度，这同时也是使“城邦”(polis)得以建立的法令的颁布所具有的态度。

第四章 我们的教学机构的动荡

①《迷失方向》，出处同前，第二章第57—62页，第四章第269—275页。

② 热拉尔·格拉奈尔在1980年所做的一次讲座中也是这样说的。讲座在图卢兹大学举办，内容是柏拉图对话录《斐德罗篇》与《斐多篇》，讲座题为《灵魂的发明》。

“圣十字架的发明”(Invention de la sainte croix):圣十字架，也称真十字架，即耶稣受难时被钉死在上面的十字架，是基督教圣物之一。相传，公元326年5月3日，君士坦丁大帝的母亲海伦娜(Hélene)在耶稣受难地找到了圣十字架，后来这一天成了一个宗教节日，被称为“圣十字架的发明”。在这一节日的名称中，“发明”(invention)一词即取其古义“挖掘、发掘”(exhumation)。——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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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变得公共化”这一过程正式地造就了矛盾原则。矛盾原则决定着所有意识的投映活动，但是如果不能将转述意识流的逻辑性陈述按照其原样记录下来，矛盾原则也就不是必然地被获得的—这还是因为以下事实：意识受制于持留的有限性，持留的有限性使意识无法在其整体的统一性中去领会(也即无法统一)构成意识本身的时间流。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任何意识虽然均决定于矛盾原则，但是它可能而且也必须受制于以下事实，即意识本身是矛盾的，意识“之内”含有反命题而且这反命题是“针对它自身的”，意识最终总是必须做出判断，也就是说做出决定，对这一存在状态进行“综合”。这一经验是对存在的一种持续的考验，没有可以求助的对象，无论矛盾原则有多么明显。这一经验名叫“时间”，延伸于已经被遗忘的过去时刻和尚未到来的未来时刻(也即尚不存在的可能性所在的时段)之间—这是“尚未存在”的一种矛盾的经验，如瓦雷里所言，如果没有“尚未存在”，就不会有未来，而任何未来的构想如要成为可能，就必须找到矛盾原则的最终解决方案，也即将所有被体验之物的“流”在“形而上学的对峙的平息”①中、在理想状态的“我们”的普遍的“流”中统一起来。

与此同时，尽管一般意义上的意识满足《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说的经验的类比——持存(实体)、生产(相继)、群体(并存)—的诸多条件，但是在进行思考和推论的时候，所有意识却无法进入在同一时间内决定着各种现象之间的关系的、由三种类比建立起来的各条先验规则。三种类比的原则，

对于在每一个时间内的一切可能的(感知的)经验性意识而言，是建立在统觉的必然统一性之上的。这样一来，由于这一统一性是“先天”的基础，因此从诸多现象在时间中的关系来看，类比的原则也就是建立在一切现象的综合统一性之上。事实上，本源的统觉与内感官(与所有表象)相互关联，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到，它先天地与内感官的形式，也即与杂多的经验性意识在时间中的关系相互关联。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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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热拉尔·格拉奈尔，《时间与感知在埃德蒙德·胡塞尔作品中的含义》，伽利玛出版社，196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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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不是所有的意识都能“意识”到什么是意识，尤其是意识是一种能够将上述经验的规则付诸实践的、具有统一性的“流”:这些规则形成的前提是意识流的自我检测，是意识流的定位和空间化。

至于数学性判断，它们“都是综合的”，它们的前提是几何的统觉统一性的后天的代具性综合，作为先天地出现在事后阶段的理想状态的某一“我们”的意识，也即出现在这一“后天性”的经验(它是某一必然性的思想的经验，这一思想在具有痕迹的同时具有了必然性，例如为他自己把他的推理记录下来的几何学家的思想)的事后阶段，尽管当数学性判断被发现之时，不可避免地发现的是先天的代具性综合，也就是说包含着“无法从经验中抽取出来的那种必然性”②。

不过，我们在这里谈论的是两种意义上的“经验”，一种是与外感官能够进入其中的诸现象的空间这种永恒存在物有关的经验，另一种是与浮动之物有关的经验，但在领会、再现、认定以及内感官中，这些浮动物能够理想地被统一化，因为内感官可以以各种永恒存在的再现方式为支撑，这些再现方式虽然一直变动着，但是它们在第三持留中永恒不变的记录由于同时属于内感官和外感官，所以能够使内感官和外感官稳定下来并使二者共时化。当我们回到语法问题上来的时候③，我们将会看到，对于范畴而言，情况也是如此。

第四章 我们的教学机构的动荡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处同前,第174页。(参见《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第167页。——译注)

②同上，第40页。

③ 参见《技术与时间》第四卷，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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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从上述极端的含义上来看，在意识的三重综合之上，一开始就叠加有第三持留这一技术综合，而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们在“记忆的工业化”一章①中才谈到了持留有限性的工业化综合。然而，这也意味着上述工业化综合对意识“本身”—也就是说在思想的某个时代里，确切地说是在一个有关意识的思想的时代、也称现代哲学②的时代里，其“本身”能够被领会的意识—直接进行了质疑。

上述“质疑”成为可能，意味着意识流之所以具有一种流动的过程，必须是依据着促使这样的流动过程成为可能的各种载体。意识是一个“流”—这个“流”催生了若干“漩涡”(tourbillon),它们源于我们在《技术与时间》最后一卷中命名并分析的“循环”现象(récurrence);换言之，意识是由一些漩涡状的微观流所构成的——而且在这个“流”的流动过程中，形成了一些历史的单元，它们总是既大于意识流本身，又小于意识流本身。因此，几何学的历史长于几何学家的历史，而与此同时，某一几何学家总是不仅仅是一个几何学家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几何学又“小于”几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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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迷失方向》，出处同前，第三章。

②此处应当澄清一个误区。在这里，“现代性”的含义与我们在前面第三章第4节从对工业革命的分析中得出的含义不一样。我们在这里所谈论的“现代性”是一个哲学时代的特征，它调配着工业现代性的出现，但它并不是这个由一个新的“接受”过程所构成的工业现代性在历史、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现实。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所谈论的“后现代性”正是以前者为主题。对于工业的现代性而言，“后现代性”只可能是它的一种不幸—它是“现代性”时代中一个令人沮丧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工业演进的标志被颠覆了，不再以“我们”所投映出来的进步为标志。不过，我们或许应该称其为“超现代性”(hypermodernité/ultra-modernité)，因为我们还远远没有进入一个“后工业化”的社会空间，而是正经历着一个超工业化的时代，也即一个包括生物持留机制在内的所有持留机制均受制于工业开发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里，意识的时间及其物质载体都受制于由技术科学的进步所打开的新型市场。“后现代性”或许是“现代性”的出路，而对前者进行论证，其实是从哲学史的周期上高估了“现代性”的定义，同时低估了工业革命所构成的断裂带来的深远影响。与尼采和我们之间的差距相比，卢梭和马克思之间的差距要大的多。不过，以上评析并不意味着“后现代性”是一个空洞的概念:相反，让一弗朗索瓦·利奥塔的《后现代状况》是一部重要的作品。我们应当明确界定后现代性的意义，以及“现代性’时代中一个令人沮丧的时期”的含义。 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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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意识流是一个蒙太奇的过程，通过捕获、移植、混合、后期制作而进行，并由此产生了“接受”这一现象：它促成了流在投映方面的统一性。捕获、移植、混合、后期制作以及蒙太奇的前提条件，是意识流的流动过程依靠持留的工具，将某些必然行为压缩在一起。这些必然行为使三重综合付诸运行，而三重综合本身也就这样在技术上受到了第三持留的各种载体的调配，后者通过它们的可持续性构成了意识流的流动过程。

从19世纪开始，一种“新型意识”开始流动，但是从17世纪开始，也就是说在发现美洲、发明印刷术的150年之后，它就已经被人作为“我思”而思考。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书籍变成了一种工业，上述“新型意识”的载体被大量地内在化，这种意识也随之得以普及。

国家教育部门开展的公共教育就是对“先验”代具性综合的内在化(自然化)进行组织。

我们将会看到，这个意识得以安置的时代(从印刷术、殖民主义开始，直到于尔·费里①时代)同时对应着一次精神之战和语法的技术之战。至于“语法的技术之战”，西尔万·欧鲁②曾称之为“语法化”(grammatisation),通过它，西欧试图使它的神权模式和政治模式得到接受：正如“殖民网络”和“文字共和国”那样，印刷术之战在全世界已势不可挡，它同时也是一次精神之战。

第一次工业革命结束之后，通过大众对支配着“我思”之流动过程的各种载体的内在化，“我思”于19世纪得到了具体化和普及。①人学儿童的人数从1832年的193.9万上升到1886—1887年间的552.6万;1850年，入学儿童的人数占学龄儿童总数的47.5%,1896年的这一比率上升到了93.5%。②随着一种建立在识字、计数、书写以及对普遍观念的熟记等基础上的教育系统的普及，上述内在化过程被内在化了。对于这种教育系统，德国人称其为“Bildung”③,意即“培训”，而且在这种培训中，某种图像(“Bild”)得到了投映。

第四章 我们的教学机构的动荡

① 于尔·费里(1832—1893),法国政治家、教育家，曾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教育部长、总理等职，在他的倡议下，法国政府于1881年和1882年颁行了一系列教育法规，史称“费里法”，确定了免费义务教育和世俗教育的方针。——译注

② 西尔万·欧鲁(1947—)，法国语言学家、哲学史家。——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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