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 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作为某一理想状态的“我们”的投映机制，现代教育系统的动力性的前提是这一差异总是得到确认，这样的确认可以有多种表达方式，例如“若A=A，则A异于非A”，或是“正确的异于错误的”，或是“法的权威性来自于它与事实之间的巨大差异”。没有这样的动力性，机制便无以运转，而动力性的前提在于承认：应当在那些运用诸多准则的领域中去习得上述差异(这种差异并非一种简单的对立)，而这些准则本身也总是有待批判的。

然而，当科学变成了技术科学之后，我们便无从知晓这样的领域及其准则都有哪些，而上述批判本身似乎也崩溃了。在最佳情况下，这样的批判被称为“抵抗”，但是，抵抗什么？

批判就是对被抵抗之物、是否应当抵抗、被内在化之物(假如它必须被接受的话)进行分析。

在此，我们认为，有待分析和批判的首先是我们所说的各种持留机制。只有以认识这些持留机制为出发点，才能够理解与按照从柏拉图到康德的原则而定义的科学领域相比，技术科学这一现实所具有的新颖之处—诸如:在物理学中，工具在实验与模拟中的作用；这一模拟作为投映的可能性；用于认识的认知模型以及它们在当代持留的代具的确立中，尤其是在经济与管理领域(也即如今所说的“管理知识”)中发挥的作用;分子物化和不断的工业复制对生物进化环境的震撼；古资料与新资料在历史学中的作用；人类生活方式在地理空间中的记录;通过电脑辅助阅读对文本进行的分析；工业复制导致的前所未有的法律问题;数学中的计算能力理论;等等。

从校历到数字化网络实现的全球时程区划，从贝多里纳岩石到各种地理信息系统，对导向进行调节的持留机制被用于构建各种“导航”系统，它们经历了一次巨大的转变，它们的功能大为拓展，用于对各类进程进行控制，这一现象不仅出现在社会领域，同时也出现在技术科学领域之内，而技术科学本身也被用于服务这一新型工业。这一演变的影响在于它动摇了导向机制的原型，也即各种教育系统。教育系统能够使奠定与空间和时间的关系的持留机制内在化，它们是一些程序机构，其功能是创造诸多普通进入模式，使年轻人的意识(也即若干进入到“我们”之中的“我”)进入“我们”的时间与空间之中，也就是由海德格尔所说的“关注”从学校之前的教育系统(即家庭教育系统)开始，提前在别处准备好的普通进入模式—这就在教育系统中提出了“遴选”这一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只能是从某种普遍性的遴选思想出发，而这一思想显然构成了各种持留机制的核心，并且通过这些持留机制，构成了科学与技术科学的实践和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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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义务教育(大约是从留声机出现的时代开始实施)既是启蒙时代的计划，也是对现代性的“接受”进行调节和组织的机制。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它一直是最为主要的导向体系—在那时，这意味着：通过进行区别所依据的原则的运作，在思想中导向，这样的原则为所有人共有，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将其付诸现实或形式化，因为并非所有人都已接受教育。“在思想中导向”：这里的“思想”是可以获取的，它们处于各种第三持留等“我们”所不可或缺的载体中。在当时，第三持留的形式主要是“被倾注了思想的客体”——胡塞尔采用的这一说法指的主要是书籍，也即文字形式的“认定的综合”。如今，这一体系已经过时，或者说已基本过时，因为它所付诸运用的诸准则已经不再能够满足新的持留现实所要求的“接受”、导向和导航的迫切需要。

然而，我们也可以反过来说，即这种新的持留格局没有准则。由于缺乏更好的准则，它其实是在盲目地运用“眼前利益”这一准则。要知道，在当今世界里，持留的综合没有引起人们的反思，同时知识又处于后继无人的状态，因为人们没有能力生产出一种普遍的理解力，去理解当前正在进行中的演变进程。

面对普遍化了的“存在之痛”以及本体论上的无差异(“存在之痛的问题”在其中施展开来)，像这样来表述它们的可能的原因，显得有些天真，但这却是我们能想出来的唯一的办法。如果不对某一事实做出解释，我们便不可能对其进行批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也就是要探寻该事实的必然性，否则我们将会陷入一种徒劳无益的揭露。问题不在于搞清楚那些能够从“存在之痛”中获取利益的人是不是有意这样去做—也即他们是不是“存在之痛”的行为者—而在于搞清楚为什么会出现“存在之痛”这一问题(连那些从中渔利的人也深受其苦)，以及“我们”是怎样在承认并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得以统一。在解决这一问题时，这一“我们”是把它转变成了一个不太有害的问题——转变成某一“我们”的投映，也即构建普遍化的言辞的能力，这种言辞显然是，甚至不可避免地必须是一种斗争的言辞，也就是说一种总是有待寻找的差异的言辞。

第四章 我们的教学机构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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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里提出的病痛的问题不是关于从他人的不幸中渔利的“受益者”道德败坏的问题，而是要去搞清楚在当前的演变中，什么能够将好与坏区分开来。

事实上，市场的压力和思想的缺失这两大原因不断强化，并促进了“存在之痛”的增长：

(1)短期准则(工业投资者觉得在其中找到了他们的利益)与理解当前演变进程所必需的能力的运作相互对立；

（2）相反，思想的某种懒惰态度，以及在揭露中驻足不前(有时候这也是一种有利可图的交易基础)，二者构成了借口，使思想免于直面其真正的对象，而且周围环境中的唯利是图又使这一借口更为有力。

需要付出的努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学校的导向问题，作为遴选的问题，同样也成了所有先于它的现象所造成的后果：传输的问题作为持留的问题，它必然是遴选的问题。学校遇到的遴选的问题反映出了那些使以学校为源头的社会遭到质疑的事实。学校是社会的源头，如果在实际中并非如此，那么从律法角度来看则确是如此—通过传输的工业化聚合这一事实，学校的规则遭到了质疑，而且在技术科学的大部分领域中，学校的规则已退避三舍—这就是所谓的“迷失方向”。对教育系统中的遴选问题进行反思是一次挑战，而若要应对这一挑战，仅凭社会学、经济学或是政治学分析是不够的，必须以某种遴选思想(它是持留这一首要问题的核心)为出发点，也即重新审视认识论的重要性(即我们所说的新批判)，学校的遴选问题才能被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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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试图理解一般意义上的持留机制以及科学的构成要素，要达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以哲学思想的重大成就为出发点，主要包括康德、胡塞尔、海德格尔、西蒙顿等人的成就。然而，我们认为，这些伟大的思想家对于持留机制尽管并非视而不见，但却没有把对持留机制(亦称“综合”)的理解进行到底—在这一方面，雅克·德里达占据了一个过渡性的地位，在《象征与魔鬼》中，我们将阐明这一点。因此，当导向及其准则成为我们的核心问题之时，我们现在就必须考察海德格尔对空间性的分析，考察他在反驳康德的“在思想中进行导向”的问题之时所做的批判(以及批判的准则)。

第四章 我们的教学机构的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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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进行区别

1.“在世界之中存在”的空间性和一个“完全被忽视的”现象

《存在与时间》在对空间性进行分析之时，对康德提出了反驳，认为他忘记了在世性，也即“在世界之中存在”(In-der-Welt-Sein),《何谓在思想中确定方向?》中的论证即为例证。

对于《存在与时间》中的这一段落，我们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曾有分析①，而我们在这里之所以对它感兴趣，是因为它还涉及到了当时刚刚诞生的无线电广播。

1926年，民用无线电广播只存在了几年时间—还不到5年。

1888年，赫兹发现电磁波。距此11年前，爱迪生发明录音设备;距此3年后，胡塞尔的《算术哲学》出版。

1895年，马可尼运用赫兹的发现，创立了无线电广播的原理。距此5年前，于勒·马雷发明了连续摄影;距此1年前，吕米埃尔兄弟发明了摄影机,这款机器同时也是放映机;距此6年后，《逻辑研究》出版。

① 出处同前,第255页。（参见中译本第271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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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美国科学家李·德弗雷斯特发明了三极管，此时胡塞尔正在讲授关于时间客体的课程;距此1年后，《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主导观念》出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电子管扩音器大为改进。同一时期，海德格尔正在撰写论文《论邓斯·司各特的范畴和意义》，胡塞尔则继续他对时间的研究。

从1923年起，第一批无线电中继站开始发射电波。距此1年后，海德格尔做了题为“时间的概念”的讲座。那时候，希特勒已开始涉足政治。

以《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去远”为出发点，海德格尔提到了广播的必然性。与“确定方向”一样，“去远”也是一个与“此在”的空间性相关的概念。然而，海德格尔虽然意识到这一技术创新的意义“尚无法一目了然”，但是与此同时，他却忘记了广播在程序方面的功用，也即它在时程区划和方位区划方面的持留功能。

除此之外，虽然海德格尔与埃迪·施泰因一起整理了胡塞尔的《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讲演录》①，并将《存在与时间》一书于“1926年4月8日”也即胡塞尔67岁生日那一天题献给胡塞尔，但是他却根本没有注意到无线电广播连续播送的客体在时间上的性质。有人或许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在《存在与时间》的第23节中，阐述的对象是空间性，而并不是时间。不过，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反驳有待商榷，甚至连海德格尔本人或许也会持同样的态度，因为在他看来，若要对空间进行思考，就必须以时间为出发点。此外，他在分析时间性之时，甚至在对《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内在时间性”，也即对时间的“关注”②和度量所具有的技术上的时间性进行分析之时，他也压根没有提到广播③。

第五章 进行区别

① 此书于1928年出版。

②在《存在与时间》的中译本中，“内在时间性”(intra-temporalité)被译为“时间内状态”，“关注”(préoccupation)被译为“操心”，此处依据法语构词法和词义直译。——译注

③相反,九年之后，他在《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有一次曾以广播为例。对此,我们在本书第六章第7节中将作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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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对康德的批评是《存在与时间》中对空间性的分析的基础，这一批评反过来可以用于反驳《存在与时间》的作者: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所要做的。

为此，我们首先要指出，存在分析论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是因为作为对空间的思考的出发点，在世性也即“在世界之中存在”这一状态在各种时程区划机制和方位区划机制(即“此在”的空间性和时间性的初始载体)中进行时间性分配或空间性分配之前，它首先是各种持留，而且必须在这些持留中确定方向。正如我们已经多次强调的那样，任何一种第三持留都总是既具有空间性，又具有时间性——它既是“时间的空间化”，又是“空间的时间化”，也即一种延迟差异。

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标题为“在世界之中存在的空间性”的那一节旨在对在空间中的确定方向进行分析。在那一节中，作者首先提出，“此在”之所以会受到“在世界之中存在”的空间性的支配，是因为“此在”本身本来就具有空间性，这是因为“此在首先而且通常”就是“使之近”，也就是说它总是倾向于拉近已经远去的事物，去除与已经远去事物的距离，“此在”有着

一种求近的本质倾向。我们如今或多或少都被迫一道加快速度，而所有加速模式的目的均在于超越已经远去的存在物。例如，随着无线电的出现，“此在”实现了一次“世界”的“去远”，至于这一“去远”的存在意义，我们尚无法一目了然；这一“去远”掩盖了日常周围世界的一种拓展的形式。①

与“去远”密切联系的，是各种代具，广播只是其中的一个实例而已，眼镜乃至街道均属此例—尽管“至于这一去远的存在意义，我们尚无法一目了然”。然而，所有这些去除距离的代具“经常被完全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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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法译本,E.马尔蒂诺译),Authentica出版社，第23节。（参见中译本第123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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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觉与听觉之所以能够触及远方，并不是以它们自然具有的“触及范围”为基础，而是由于“此在”作为距离的去除者，主要逗留在它们之中。例如，对于戴眼镜的人来说，虽然眼镜从距离上看近得“就在鼻梁上”，但是在周围世界中，这一工具却远于对面墙上挂着的一幅画。这种用具如此遥远，以至于经常被完全忽视。这种用于观看的工具，以及诸如电话筒的那些用于聆听的工具，有着首先到手头的存在者所具有的那种非强加性。再如，对于街道这种用于行走的工具而言，情况仍然如是。①

然而，这一“被完全忽视”的现象所涉及到的并不仅仅是且并非主要是代具的自然化特性——绝大多数客体都是代具，例如作为进食工具的勺子，作为交换工具的货币，作为驱寒、避暑、遮体工具的衣服，以及所有海德格尔所说的“世界上的诸用具之整体”。它涉及到的同时也是、而且尤其是所有各种工具(它们本身作为工具的本质已被遗忘)所承载的诸多持留机制，确切地说，正是这些持留机制构成了这个世界，并使这个世界成其为世界。通过将这些持留机制内在化，我们才可观看、感觉、运动、思考，等等。

对于文字和各种资料而言，对于“已经在此”的真正的记忆术持留载体而言，情况尤为如此，而且从某种特殊意义上来说确是如此。我们曾经花了很长时间，去阐明为什么“图像意识”的特殊性以及其他综合性持留，逃过了海德格尔在审视“此在”及其自身性时的那种去远的目光②。

第五章 进行区别

①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法译本,E.马尔蒂诺译),Authentica出版社,第23节。粗体为笔者所加。(参见《存在与时间》中译本，第124—125页。——译注)

②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出处同前，第二部分第二章与第三章。

关于“自身性”(ipséité)这一概念，详见《存在与时间》第64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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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我们又一次强调这一点，因为上述事实的后果具有决定意义，它与紧接“去远”问题之后的导向问题有关，与对《何谓在思想中确定方向？》的批判有关，因此，与进行区别所依据的主观原则这一问题有关。

这是因为，海德格尔揭露的是“精神的纯粹构建”，而“区别左与右”这一纯粹主观的原则(康德将这一原则作为主体在空间中确定方向的先验原则)或许就是“精神的纯粹构建”。海德格尔认为，这一先验的导向如果是进行区别所依据的原则(区别左与右)之一,那么它更应是“此在”的空间性本身，也即它的“在世界之中存在”的模式，也就是说这一“在世界之中存在”的存在性，换言之，也即以下事实：“此在”从一开始就总是已经必然处于其自身之外。这一先验原则只不过是一种“心理的”方式，其目的无非是对“此在”的先验的在世性视而不见罢了。

康德从对左与右的感觉出发，急于在导向中得出某种先验性，这恰好无意中突出了世界的“已经在此”，同时又错过了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海德格尔抓住这一文本，以它为范例，证明形而上学没有看清楚“我们自己所是的存在者”这一存在者的真正面目，要知道，这一存在者本来就处于其“所在之处”之中，并且通过它、作为它而存在。海德格尔说，左与右都不是给定的，给定的其实是世界。然而，在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康德在他“心理”推论中所忽视的，恰好正是记忆：

如果我必须[在这间屋子里]确定方向，那么我对身旁两侧的“差异的简单感觉”绝对毫无用处，除非我把握住某个确定的客体。对于这样的客体，康德曾顺带提到他“记得它的所在之处”。①

在评论海德格尔的这一反驳之时,阿列克西·费罗南科强调了客体所承载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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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出处同前,第96页。[参见中译本第127页(第23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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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容易就能想象出，将会有怎样的批判以这一观点为着眼点，对康德进行严厉的批评。事实上，康德几乎毫不重视的这一“记忆”恰是“在世界之中存在”的体现，是在世界中的存在者的体现；它意味着—在确定方向这一点上—只有在世界之中，并且以世界为出发点，我才能确定方向。仔细想来，康德的分析中隐含着一个荒谬之处：他竭力地想在抽象的世界中确定一个方向，使得在世界之中确定方向成为可能，但又无视世界的存在。当康德在纯粹主观的原则中确定方向以失败而告终之时，这一矛盾凸显了出来。①

然而，既然我必须“把握住某个客体”，并且“记得它的所在之处”那么这个客体本身就是一种“记忆的助手”，它根本不具有心理层面的性质：从某种特殊意义上来说，它是内感官的载体，正如康德似曾说过的那样，它是某个“流”的流程中的一种持续存在物。

我们可以批评康德，认为他在这里所遗忘的，与他在对图型法的分析中遗忘的如出一辙。在对图型法进行分析的过程中，他以“5”和“1000”为例，认为二者的计数法是某一抽象方法所造成的结果，而我们已经指明，这一计数法是从各种具体的计算机制中抽象而来的——泥丸既是羊群的客体图像，也是它的物质的抽象性表象—这些具体的计算机制最终成了物质化的十进制计数法，并在教学中以手势动作的重复为基础被心理化。

不过，我们也应当指明，在《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中，海德格尔过于夸大了“图像”与“图型”之间的对立;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对康德的批评，在别处亦持相同观点，却并未看到其后果。海德格尔未能对第三持留(他给出的命名是“世界的历时性”)进行思考，这表明他完全忘记了要对教育的存在论特征进行思考，同时也表明他未能对图型化进行思考，也即先验想象力，按照他自己在刚才提及的作品中的分析，也即“此在”的时间性。

第五章 进行区别

①费罗南科，《何谓在思想中确定方向？》的导言，出处同前，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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