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 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技术与时间

在我们知识不足的情况下仍然“迫使我们进行判断”的这一需求，与瓦雷里的言论难道没有关系吗？理性本身是有所缺失的，缺乏完备性，缺乏终结性，它具有缺陷，而且想要在经验性的满足之外“得到满足”，正如瓦雷里所说：

人[……]拥有他所需的一切，但却对满足了他的欲望的事物心怀不满。每时每刻，他都是另外一种他所不是的事物。他并不是一个由各种需求与这些需求的满足所构成的封闭体系。在需求得以满足的过程中，他汲取了无法估量的巨大力量，这力量颠覆了满足感。他的躯体和胃口刚刚得到满足，他内心的深处便会有些事物开始活跃，在暗地里折磨着他，点燃着他，控制着他，刺激着他，操纵着他。这就是“精神”、由无穷无尽的问题武装着的“精神”…

[人]既是不存在之物，又是不存在之物的工具。归根结底，重中之重，他就是我所说的那些幻想的神秘主使者。①

康德所定义的理性没有时间可在“幻想”上挥霍，而对于瓦雷里而言，人的精神，或者说栖居于人内心的“精神”—它当然不是理性，更不是康德确切构想的那种理性—本质上却是梦想。同时也是技术，也是战争，对此我们稍后再谈。

对于瓦雷里而言本质上是幻想，对于康德而言是徒劳无益的好奇心，其实这两种情况涉及的都是虚构。然而，康德认为，有一种虚构(从一种严格的客观性的角度来看的虚构)我们只能选择将它作为一切现象的起源与终结，作为至高无上的现实，作为一切可能性的源起。进行区别所依据的主观原则使我们得以在诸多虚构中做出选择，以求从一种完全虚构的现实、一种外在的显现出发，同时又朝向它，来确定方向。这就是一种我们所说的必须的且不可避免的投映，它使“我们”的“流”

①保罗·瓦雷里，《精神的危机》，出处同前，第1001—1002页。

246

得以统一，在此，“我们”的“流”具有一个非常宽泛的含义：所有一般现象的统一性的“流”。

已经写下并正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我们，生活在一个特殊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中，大自然里的“秩序与终极性”已经变成了一些非客观的概念，变成了“上帝之死”之前的“文化的好奇心”，变成了形而上学残留于意识与科学中的假象。我们生活在拉马克、佩利、达尔文所在时代以及基因组排序机器之后，生活在一批分子生物学学者之后，他们已经指明，这一秩序和这一混乱—瓦雷里和康德对此都感兴趣，而瓦雷里则在他所了解的热力学所处时代之后，赋予了这些词语以一种全新的而且颇具时效性的意义——均为统计学的现象。在这一秩序和这一混乱中，导致熵的动力和负熵动力的各种趋势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冲突，在其中运作着，同时不必“承认存在着一个智慧的造物主”。

当然，我们或许应当指出，要想摆脱那些与康德的无条件性相关的问题，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应当注意到，《何谓在思想中确定方向？》这一文本是开放的，属于通俗哲学，而这部书的阅读应当能够为阅读《判断力批判》做好充分的准备，后者开篇就提到：

如果决定因果关系的概念是一个自然概念，那么这些原则在技术上是实践的，但如果它是一个自由的概念，那么它们在道德上是实践的。①

不过，先把这个放在一边。

因为，我们在此想要揭示的是，康德对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清晰明确的划分，并自信地把这一划分作为先决条件，但是这一划分却是一个而今已完全过时的科学概念的体现。哲学以及当代科学，归根结底也即一

第五章 进行区别

① 康德，《判断力批判》,弗兰出版社,1979年，第22页。(参见《判断力批判》中译本，邓晓芒译，杨祖陶校，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第2版，第6页。—译注)

247

技术与时间

般意义上的知识及其背后的政治，应当最终从中总结出各种震撼性的后果。这是哲学史的一个节点，但在此之外，这更是技术科学时代存在之痛问题的核心。为了进行深入阐述，我们必须先来回顾一下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六卷第4章中对“实践智慧”(phronesis)的阐述，他在那里引用了阿加松的诗句：

"tekhnè”爱“tukhè”(tekhnen tukhen esterxe),正如“tukhè”爱“tekhnè” (kai tukhen tekhen)。①

这一引语是什么意思?

①原句为“Tekhnen tukhen esterxe kai tukhen tekhen”,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中译本(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11月第1版，第171页)里，该句被译为“技艺爱恋着运气，运气爱恋着技艺”。

248

第六章技术科学与复制

1.从现实到可能:技术科学的震撼

Tekhnen tukhen esterxe kai tukhen tekhen.

(技术爱着偶然。)

通过引用阿加松的这句诗，亚里士多德提出，技术属于偶然性的范畴，与之相对立的是科学的必然性。显然，这一观点与“技术科学”的概念格格不入，后者的名称已经指明了技术和科学之间的结合。因此，在偶然性与必然性的关系上—也即现实性与可能性的关系、存在与演变的关系，我们稍后将看到这一点——技术科学极大地震撼了事物的秩序。

我们稍后还将发现，现代思想是怎样既与古代观念保持距离，同时又继续这一“对立”的游戏，以至于技术科学完全无法得到反思。这样一来，技术科学显得真像是“精神”分娩出来的一头魔鬼。

在表述“偶然”一词的含义之时，亚里士多德的表达方式是“toendekhomenon allôs ekhein”，皮埃尔·奥本克将其译为“能够成为不同于它的现状的事物”。

249

行动和生产，就是以某种方式介入世界的秩序，旨在改变它。因此，这就做出了一个假设：既然世界秩序提供了这一自由，那么其中一定蕴涵着某种运作、某种不确定性和未终结性。这样一来，行动的对象与生产的对象均属于“能够成为不同于它的现状的事物”这一范畴。然而，如果说辅以规则的生产能力被称作“技艺”(tekhnè),那么辅以规则的行动能力(praxis)则名为“谨慎”。①

可见，作为“praxis”的行动(伦理层面上的)和作为“poiésis”的生产(技术层面上的)均属于“能够成为不同于它的现状的事物”这一范畴：无论是“praxis”还是“tekhnè”，二者都不是科学。不幸的是，与以往的翻译一样，奥本克也将“tekhnè”译作“art”(技艺)，而我们却希望把它顾名思义地理解为“技术”，而不应进行任何曲解。“tekhnè”

总是与某一演变有关，而专注于一项技艺[也即专注于一项技术]，就是细心地想出一种方式，使那些可以存在或不存在的事物中的一个得以存在，其原则由生产者而非被生产出来的事物所决定。

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我们已经评论过上述言论以及《物理学》中与之相应的片段，并且指出：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存在任何为技术所特有的动力性，所有形而上学的学者也都这样认为一——康德也持相同观点：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然而，自工业革命以来，技术演变不断地使其系统性这一维度变得愈加明显。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维度随后已变得连肉眼都可看见，那些深受各种机器构成的地狱般的世界所摧残的躯体和灵魂也能感觉到它。技术演变使技术这一动力性体系所特有的一种进化逻辑得以出现。

技术与时间

①皮埃尔·奥本克，《亚里士多德的谨慎》,出处同前，第66页。

250

与此同时，技术科学时代使真正意义上的技术的个性化过程变得显而易见，西蒙顿将这一过程称为“具体化过程”，从而完善了勒鲁瓦一古兰的“技术趋势”理论以及贝特朗·吉尔的“技术体系”理论。具体化过程分析的是工业技术客体的形态生成，但它所控制的却不仅仅是客体的演变，同时还支配着技术的整体，并最终支配着全球记忆术体系，也就是说思想所处的持留区域，对此我们在前面某一章中已有描述。

可见，工业革命使技术所特有的一种动力性得以出现，它同时也是我们曾称之为“有组织的无机体”所特有的。这一动力性之所以直到工业革命这一时期才被人感觉到，不外乎两个原因：

一方面，考古学和古生物学开始证实，那些年代最为久远的古文物处于一些系谱之中，它们的形态演变所依据的规则类似于根据骨骼化石发现的生物进化的规则；

另一方面，同时也是尤为重要的一方面，自这一时期开始，技术和科学结合在一起，并催生了工业科技;这一结合开启了一个持续创新的时代，其中技术客体的进化骤然加速，变得显而易见，并促成了现代性，同时也提出了新工业产品的“接受”问题。

因此,正是技术与科学的合作有利于工业,并且使人们的躯体和灵魂感知到了科技所固有的动力性。

对于一位古希腊哲学家来说，这是不可思议的。那些“可以存在或不存在的”，即为偶然性，它“不应当被理解为存在者的某一区域，而应当被理解为影响自然进程的某种负面属性”①。所有这一切意味着，技术在本质上与科学是根本对立的，这是“无科学”的技能(savoir-faireinscient)与“确然知识”(savoir apodictique)之间的对立：

亚里士多德的意图并不是要把[“tekhnè”]与摸索中的偶然性经验对立起来，而是将它与科学对立起来；关于科学，亚里士多德刚刚已经提到，说它是“不能够成为不同于它的现状的事物”。[……]在一个对科学而言完全透明的世界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里的任何事物都不能够不同于它的现状，无论是技艺[即技术]，还是宽泛层面上的人类行为，都是没有立足之地的。①

第六章 技术科学与复制

① 皮埃尔·奥本克，《亚里士多德的谨慎》，出处同前，第66页。

251

这就是为什么“Tekhnen tukhen esterxe kai tukhen tekhen”:技术爱着偶然。正如奥本克所注意到的那样，

为了理解这一思想历程，我们当然应该从“将技术视为对科学的某种运用”这一现代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

正是这一点使康德有别于亚里士多德。奥本克认为，这一自笛卡尔之后成为可能的“现代思维模式”之所以有意义，

正是因为现代科学满足于遵循大自然中的多种因果关系，而且这些因果关系之多，给偶然性留下了一定位置，并由此也给人类活动留下了一定领域。②

然而，如果我们将“现代科学”等同于“当代科学”的话——有些过于懒惰的学者倾向于这样做—那么提出上述断言或许是极为冒险的。我们应当将现代科学限定在以牛顿为支柱的时代，这一时代始于伽利略和笛卡尔，终于康德、拉瓦锡、伏特、卡诺、拉马克等人，否则上述言论大有争议，而且如果承认生物也是一种科学的话，那么争议更甚。

科技一般被视为基于各种技术手段的应用科学，而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科技”则带来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在此我们将其定性为震撼性的观点，该观点认为：是科学变成了应用科技，而不是科技变成了应用科学。作为应用科技，科学生产出了一些形式化了的成果，这些成果已经变得可被复制，也即总的来说可以通过自动化机制而被复制；由此一来，科学便成就了一个具有自动复制性的特殊的世界。与此同时，显而易见的是，当代科学，也即技术科学，根本不满足于遵循各种因果关系：它其实是在利用这些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它是在使它们发生转向，就像人们通过改变水流的流量、流程、水的成分(一般会很快变成废水)来开发河流的水力那样。

技术与时间

① 皮埃尔·奥本克,《亚里士多德的谨慎》,第68页。

② 同上,出处同前,第69页。

252

我们在《迷失方向》中已强调指出，生物学能够创造出新的因果关系，同时改变既有的因果关系，乃至在某种合理性层次上改革既有的因果关系，或者更确切地说，它能够扰乱某些生物的既定法则，或是它们繁衍条件的既定法则，而这些生物的主要特征正是可复制性。技术科学在这一方面显得最具“震撼性”，这根本不是偶然：这里涉及的已经是一种持留，一类极为特殊的持留。

正是宽泛意义上的“复制”这一问题(它必然也是持留的问题),作为工业化的首要条件，调控着我们在此所说的“震撼性”的逻辑。我们将会看到，与古代思想和现代思想不同，当代科学能够离得开上帝这一伟大的复制者，这一绝对现实的(至高无上的)存在者，这一所有可能性的起源。

我们也已指出，基因程序正属于上述情况：在这一领域中，基因组排序科技和借助基因外科的各种工具(尤以限制酶为最)对基因组施行手术这二者联合在一起，在科技层面上进行开发。遗传(生殖细胞)与后天生成(体细胞)之间原本互不影响，这是有性生物的特征，也构成了物种繁衍与进化的法则之一，而不用怀疑的是，当技术科学发明了一种新的生命形式之后，这一既有的因果关系也就完全中断了。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技术科学的震撼”。当然，人们可以提出反驳认为生物科学是个特例，其科学性的界定从来就不是易事。不过，对于其他科学而言，当它们与技术科学的工具性相融合，并由此将它的效率准则内在化之后，这难道还不是技术科学的震撼吗？

第六章 技术科学与复制

253

2.在技术科学的诸多可能性之黑暗中确定方向

科学与技术摒弃了之前的对立，在工业时代组合在一起①，随后又在生产了诸多科技的技术科学中相互混合，对于亚里士多德来说，这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对于一个希腊人而言，科学是一种整体阐释，因而只有在消除偶然性之时，它才能得以发展”②。相反，技术科学开启了一个宽泛而又充满黑暗的新型决策模式，它不是定理阐释这一模式，而是技术假设行为这一模式，它擅于改变各种进程。在这个新型决策模式中，人们当然必须在不计其数的可能性中确定方向，在由所有这些可能性所构成的黑暗中进行系统研究。

18世纪末，从英国企业家博尔顿结识瓦特之时起③,这样一种系统研究就已开始进行。我们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已有论述，认为他们二人的联合拉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工业革命被定义为资本的自由支配，也即资本不断变得更具流动性，更能突破地理界线的限制，被用于获取通过“目标研究”而找到的不断多样化的投资机遇。

事实上，直到20世纪初，“目标研究”才真正地得到了系统性的组织，尤以霍尔斯特与飞利浦公司为最④：当时，它被称为“发展研究”(也即“研发”)。然而，我们称之为“现代性”的这一持续创新的过程是从机械化初期开始才成为现实的，而投资者则不再犹豫，而是通过市场营销和组织研发，力求推动这一过程，对各种可能性进行系统地研究，现实性也就退居二线了。

技术与时间

① 参见《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出处同前,第一部分第一章。

② 皮埃尔·奥本克,《亚里士多德的谨慎》,出处同前,第69页。

③ 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1728—1809),曾大力资助瓦特发明和推广改良蒸汽机。——译注

④霍尔斯特(Holst)，飞利浦公司研发人员，1926年与贝尔纳·特勒根一起发明了五极管。——译注

254

此后，工业不再是立于科学的背后对其投资，而是对其进行扶持和组织，旨在获得新的投资机遇和利润。这是因为，投资就是预先准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现实已经从属于过去。技术、科学、资本的流动性三者之间的联合，导致一个通过实验而得以系统地研究的未来拉开了序幕。科学变为技术科学之后，与其说它描述现实，倒不如说它猛烈地动摇了现实。技术科学所言说的不再是“其所是”(如生命的“法则”):它创造了一个新的现实。这是一种演变的科学——也正如伊利亚·普利高津与伊莎贝尔·斯当杰所指出的那样，是一种不可逆转①的科学。我们接下来将要对此进行详细的分析。

工业投资对技术科学的可能性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为了在技术科学的诸多可能性之黑暗中确定方向，在导向准则上至少有两种可能性，而二者显然是联系在一起的：

1.第一种是效率的可能性，也即获得某一利益的可能性，问题在于澄清这里的“利”是什么含义：

(1）它指的是“我们”的“利”，也即将这一“我们”的绝对未来全部融合起来的事件系列？

(2)还是工业产品意义上的“利”，也即能够带来某种利润的消费品，从可以在合理期限内收回的投资这一角度来看，它具有赢利性？

2.第二种是“做”的可能性，可按以下两种方式进行阐释：

(1)一是可行性，也即“成本/收益”关系的计算，但是这又提出了何为所谓的“成本”，何为所谓的“收益”这一问题；

(2)二是“必须进行区别，寻找差异”，这是动词“做”的另一层含义，这一差异既然是一种虚构事物，所以应该不受效率和盈利性的制约，而只能是依赖于一种高度的不可能性和一种理性的缺陷。

第六章技术科学与复制

①伊利亚·普利高津、伊莎贝尔·斯当杰，《新联盟》，伽利玛出版社，1979年。

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