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 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然而，这一缺陷可能在这里本身就是一种理性，也就是说既是一种缘由，又是一种必然性—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不可计算之物的缘由与必然性，其中包括了死亡的缘由与必然性。它使“此在”处于不确定状态，它是生存者的一个重大缺陷，但它同时也正是生命的契机，是我们所说的“进化”这一宽广的个性化过程的原则。

上述双重性选择并不必须是相互分离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组合”，它是“接受”的法则，而“接受”本身又是传输的法则)，通过这一双重性选择，我们在此提纲挈领地介绍了我们将来对缺陷的必然性的思考，对意图消除这一缺陷的改善行为的思考，以及对象征符号所导致的魔鬼的思考，这些思考将占据将来的大部分著述。

1. 批判哲学中的实践

对于古代哲学和现代哲学而言，我们在此遇到的这么多问题完全是不可想象的:这就是进行一种“新批判”的必要性之所在。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确然知识”的发展过程应当就是技术知识逐渐消除的过程：

因此，(技术)进展的方向与科学阐释的进展方向是不同的：当后者进展之时，(技术)或许更倾向于消失。①

康德也这样认为。然而，在这一点上，亚里士多德和康德之间却存在着一个根本的不同之处:亚里士多德认为技术属于偶然性范畴，属于大自然的一种未终结状态，而康德却认为，技术属于科学的一种未终结

技术与时间

① 皮埃尔·奥本克，《亚里士多德的谨慎》，出处同前，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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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个有经验的技工想要批判普通机械学，一个炮兵想要批判炮弹的数学理论，大家对此或许只会一笑置之，认为虽说理论也许是精心设计而成，但是在实践中却毫无意义，因为在付诸应用之时，经验造成的结果与理论带来的结果完全不同。(例如，如果给上述第一种经验加上摩擦理论，给第二种加上空气阻力理论，总之也就是加上某个补充性的理论，那么它们与经验应该是完全一致的。)①

这里的技术正是应用科学的技术:它在法则上毫无晦涩之处，只能在事实中—也即科学的未终结状态这一事实—才可以处于理性荫蔽之下。无论是康德还是亚里士多德，二者都认为，科学作为“不能够成为不同于它的现状的事物”，都是在对现实进行阐述并使之形式化。从这个角度来看，科学是关于“存在”的科学，而且当然是在“述事”②的层面上，它是关于“存在”的科学。

此外，尽管二人都把技术视为生产者(生产者是技术的对象)的手段，但是他们却都没有看到支撑着技术进化的系统动力，因为在他们二人的思想中，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技术“进化”。对于亚里士多德而言，技术进化或许更是一种退化，而在康德那里，貌似的技术进化事实上是一种科学进化。

我们已经看到，当科学与技术相互靠近，二者的混合导致技术科学，而且技术科学中的科技演变骤然加速，以至于颠覆了技术科学的标志并引发某种危机感和毁灭感的时候，真正的技术进化才成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并且开始引起了马克思的思考，受达尔文创立的生物进化理论的启发，马克思明确提出了技术进化的理论①,但仍将技术视为生产资料。

第六章 技术科学与复制

状态：

① 康德，《关于共同之处:在理论上这可能是正确的，但在实践中却毫无意义》，收入《理论与实践》，弗拉玛里翁出版社，“GF”丛书，1994年，第46页。

② 关于“述事”这一概念，参见本章第6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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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在揭幕之时是作为一个新的“接受”的过程，其标志是对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承诺;相比之下，当前各种技术科学本质上是诸多新的持留、复制和传输过程的实施，而这些技术科学已经逐渐遇到了对“接受”的某种摈弃这一风险。这是因为，在那些破坏了某一“我们”的统一过程的一切可能性，同时由于可持久投映的，也即可理想化的准则的缺乏引发了各种免疫保护反应的嫁接体的影响下，“接受”被视为一种退化风险。

然而，由于技术科学尚未得到批判，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已被倒置，现实性变成了可能性的一种模式，而康德对理论和实践的划分也因此而失效，所以在此背景下，这样一种准则仍然无处可寻。

事实上，与亚里士多德不同的是，康德将知识划分为两大领域(二者之间的混淆源自于形而上学，而康德的“三大批判”已经提防到这一混淆的原因):一是理论的领域，二是实践的领域。这一划分是批判主义的构成要素，对它进行质疑总是颇具风险，但是对于在科技与技术科学时代对技术进行新的反思来说，这一划分同时也构成了一个障碍—也就是说，它对“接受”的政治经济学构成了障碍。

在对因果关系进行考察之时，康德调和了理论领域中由意愿的诸现象引起的因果关系，而且事实上还调和了一个实践的问题，也即一个与道德法则之下的目标的统治力相联系的问题，似乎各种技术行为都不曾存在，而且也没有提出任何问题，使理论与实践的划分的可能性在这些问题面前变得不那么明显。

在康德眼中，技术在法则方面与理论具有相同属性，技术不包含任何实践维度，炮兵的例子的含义就在于此：只有在不懂空气阻力理论的情况下，炮兵才能够将他的实践与弹道学理论对立起来，因而那名炮兵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实践。在康德那里，只有在某一意愿带来了自由的情况下，才可能会有实践。

技术与时间

①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丛书,1963年，第9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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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验演绎”第14节在研究综合的表象与其诸客体之间的关系时，同样也认为意愿不能够借助因果关系生产出它的“就存在而言的”客体①，确切地说，这是因为技术实践在此没有立足之地:技术只不过是从理论中得出的一个结果，而意愿既不是技术的原因，也不是技术的后果，它是一个中间项。

1. 批判主义：对“发明”的否定

问题在于，这样一种分析使我们根本不可能理解在“发明”的情况下所发生的事情。根据“先验演绎”第23节的阐述，如果我们的概念没有相应的感性直观，那么这些概念就毫无用处，因此第23节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对“发明”的一种否定。在这里，“发明”指的不再是我们在此前章节中所说的“圣十字架的发明”这一意义上的“内在化/外在化”过程②;事实上，它构成的是西蒙顿所说的“技术系谱”的第一个阶段，它的产生无法从物理学角度得到解释，它属于一种特殊的个性化过程：具体化过程。

其实，如果我们承认，只有通过对并非已经包含在现实之中的可能性事物的“发明”，这样的技术系谱才有可能存在——或者用西蒙顿的话来说，如果在解释个性化之时不首先给出个体（这是一切问题之所在)——那么，我们就应当对认识的两大来源，也即直观和知性提出质疑。在技术科学的时代里，想象力作为“发明”的能力，已经能够使那些在外在呈现或者说概念化的时候不具直观性的事物(这样的事物首先是由我们今天所说的“空想”①，也即由来自于理性思辨的虚构所构成)具有了直观性，那么从此以后，我们还能说“诸概念在我们的感性直观之外的进一步扩张对我们毫无用处”②吗?

第六章 技术科学与复制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处同前，第104页。(参见中译本第84页。——译注)

② 参见本书第四章第3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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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上述各种“空想”已得以进入技术系列化生产，由此变得可被复制，甚至具有了复制的能力，而且还被打入了市场，并借助各种生物科技——从农产食品加工到人工生殖，也包括转基因嫁接体等活的代具的工业化生产—而被引入“接受”的过程，那么这样一来，知性、直观、想象力、理性观念之间将会发生什么？进一步说:在一个“模拟”已普遍成为研究方法的时代里，“图型”是什么，而“模拟”本身又是什么？

在康德的思想中，他没有把理论和技术实践从法则上割裂开来，而且与亚里十多德的观点相反，他认为技术只是应用科学而已。这是因为，在康德的构想中，知性被禁闭在直观之中，这一构想必然也就否定了开启某一新的技术系谱的“发明”的可能性：这同时也是对技术的个性化过程的否定③。在技术的个性化过程中，一方面，各种“转导关系”导致了一些形态生成，这些形态生成进而将功能确立下来；另一方面，运作中的物质不能仅仅简单归结为物理法则的运作，而是受制于我们所说的“有组织的无机体”以及如今新增的“组织被破坏的有机体”。

在研究他所说的“组合环境”之时——组合环境导致了一种错综复杂的技术地理空间，在那里，科技的个性化作为扰乱因素，介入到地理和物理的动力性之中—西蒙顿在技术的诞生中引入了“预料”的必要性，“预料”就是要注意运作中的物质所带来的教训，例如所揭示的某些可能颠覆组合环境的标志的运作缺陷(勒努瓦发动机的自燃装置变成了柴油发动机的原则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这方面，实践经验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关于物质的物理学理论的运用，运作中的物质从来都不只是某种物理运作，确切说来，它是一个有组织的综合体，尽管算不上真正意义的有机体。这就是“技术地理环境”的含义，它显然已将人类地理包括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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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空想”的含义,参见本书第二章第13节。——译注

②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处同前，第126页。粗体为康德所加。(参见中译本第99页。——译注）

③ 我们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里已对技术的个性化过程做过研究，在最后一卷中还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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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客体的发展本身是一种实验，是对新的可能性的一种探索，而日常世界则是一个永恒的实验室(IP网络尤为如此)。然而，在《技术与时间》的前两卷中，我们已经指出，“预料”的可能性受制并取决于第三持留的可能性，也即思想所在的技术环境。技术远远不能简化为物理，技术这一环境是“实践理性”的时间性——也即意愿——的条件;反过来，技术环境中又贯穿着一种实践的因果关系，而且显而易见的是，这一实践的因果关系受制于物理的因果关系。然而，对于“物理的因果关系”这一概念，如果我们不对它提出定位条件的问题，也即地理动态稳定的平衡(即潜在的不平衡)的各种现象的问题(自本世纪初以来，这些现象一直困扰着物理学)，那么它将仍然是一个完全抽象的概念。

当我们说“技术是意愿的时间性的条件”的时候，这里所谓的“条件”显然不是一种决定因素，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技术条件并不是对实践自由的否定。

不过，一方面，从某种角度来看，这是一种有条件的自由，尽管相对于机械而言它是无条件的；另一方面，“预料”的能力在技术上取决于持留机制的运作，在某一综合的表象与其客体的关系这一方面，这一能力使对“借助于意愿的因果关系”的排斥变得过时了。

康德认为技术只是应用科学，因为它只是掌握了直观数据的知性的诸概念在分析论上的发展，而我们则认为，正是技术使图型的构成得以实现，其中包括实践。因此，技术与理论的关系，技术在理论中的位置，都应当大作变动。砖块之所以能够经由砖工之手而成形，是因为砖工的手得到了某个关于黏土的概念的引导，而且他的手必须多次接触黏土，他才能够获得这一概念。我们在最后一卷中将看到，形质论分析是康德思辨的基础—他追随亚里士多德，并与之观点一致—支配着直观与知性之间的关系，而西蒙顿在《个体及其在物理与生物层面上的诞生》中所否定的，确切地说正是形质论分析。

第六章 技术科学与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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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反，理论与实践生而具有的技术性，以及从中产生的技术科学的实践这一特定问题，意味着因果关系的“自由”—技术科学而今以明显的方式向我们昭示了这一问题—根本不是一种控制力：一方面，这是因为它是一种有条件的自由，尽管从机械的因果关系角度来看它是无条件的，但是它却受制于那些构成意识流的持留机制；另一方面，这是因为技术体系的各种进化动力是技术科学必须与之组合在一起的一些系统知识。

由此看来，技术科学的现代性给始于笛卡尔、终于康德的现代哲学放了长假。早在1969年，阿列克西·费罗南科就已预言，在一个“理性的命运从此与机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时代里，看上去“康德哲学建立在一种不再具有时效性的科学和对科学的理解的基础之上”①，康德哲学已经行将就木。然而，“控制”论的这一过时性正是当代各种思想否定的对象，它们公然地表明了它们的空想，在现实中却不断遭遇到它们的无能，而同时每个人都深知，“无科学”已经从此成为法则。

在法国，这一矛盾被视为“精英人士”信誉的某种丢失，它同时也是“存在之痛”现象恶化的一个重大因素。它给教授群体的权威造成了极具破坏性的影响:教育系统本来应该使人们得以理解“我们”所处的状况，但相反的是，它似乎使这一“我们”显得完全不可理解，显得虚假：这正是“不文明”的源泉，有些粗鄙的学者喜欢将此归因于某些不那么复杂的原因，以便于他们展开思考。

技术与时间

① 阿列克西·费罗南科，《康德的著作》，弗兰出版社，1972年，第336页。让—于格·巴特雷米在他的论文里引用了这一段落，他的论文使关于科学的哲学焕然一新。参见《西蒙顿的哲学相对性观念》，出处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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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康德看来，只有在道德领域里，“自由才能超越一切既定限制，[……]在那里，人的理性体现了一种真正的因果关系，而且诸理念变成了(各种行动及其对象的)有效原因”①。技术的各种理念并不是有效原因，而是一些理论概念：在批判主义中，由于不存在任何与技术领域、科技领域、技术科学领域有关的实践问题，因此“未来”的问题还没有抓住“演变”的问题，当然前者不应当止步于后者，而是应当通过后者这条必由之路，从中进行区别。

然而，我们已经试图指出，演变正是技术的实践领域。作为技巧的可能性，技术的实践领域既属于自然，又属于自由。在这一领域中，“必须进行区别”这一问题(也即差异的问题)完全被提了出来;在这一领域中，“必需要有缺陷”成了一种准则；在这一领域中，“提供规则的”当然不是经验：

从自然的角度来看，提供规则的是经验，经验是真理的源泉；但是从道德法则的角度来看，经验却是表象之母(可叹！)。最应受到指责的一种尝试，就是想要从被做之事中获取我应做之事的法则，或是想要把法则简化为被做之事。②

我们在上文已经分析了批判主义对“发明”的否定，在此基础上，这里所说的“表象”同样也涉及到了理性的有效因果关系，不仅涉及道德领域(也即政治领域)，还涉及到技术领域。这意味着，应当有一种技术的政治，也就是说一种关于演变的实践思想，该思想能够提供一种演变的理念，投映出该演变所承载的未来，而且在该未来里，除了“想要从被做之事中获取我应做之事的法则，或是想要把法则简化为被做之事”之外——这往往被称为“无耻”或“放弃”，它是一种模仿论和适应论，而我们之所以指责它，是因为它往往被用来作为那些与法则相反的事实的借口—没有什么更应受到指责。

第六章 技术科学与复制

① 阿列克西·费罗南科,《康德的著作》,弗兰出版社,1972年,第265页。

②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处同前,第265页。(参见中译本第273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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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的政治应当能够制定出一些实践理念，它们能够提出并解决技术实践领域里的“必须进行区别”的问题，因为该实践领域既属于自然，又属于自由，但是这样一来，“自然”这个概念又成了一个问题。确切说来，在康德那里乃至大多数思想中，正是“自然”这一概念，作为一切现象的总和，整个地受到了“可能性从属于实体性的现实”这一秩序的制约。然而，技术科学活动却动摇了这一秩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那些与来源于生物学理论的当前的实践相联系的问题，既是理论问题，又是实践问题。当我们把实践问题放到实践领域和理论领域之间的交汇之处，也即自然与自由的交汇处，同时赋予技术理念某种有效因果关系的时候，理论领域也就整个儿地陷入到危机之中了。

这一问题对于生物而言尤为突出，因为生物已经变成工业生物体系的一种材料，从而构成了一种新的第三持留的机制。在这一机制中，通过某些既非科学又非理论的准则，人们得以生产出一系列“空想”(原本不可实现的计划）、克隆体及其他转基因材料，从而得以对持留过程施加某种控制。

然而，这一问题的提出，同时也是因为诸多新型组合环境、技术地理环境、商品环境的剧增，而这些环境的剧增又是由于数字化超工业化以及它所发挥的普遍的优越性。在超工业化中，生产科技和记忆术融合在一起，而作为聚合式传输工业的发展，这一超工业化同时也是一种技术的超可复制性，它与生物科技一起，创立了各种形式的复制—尤其是知识的复制—所须遵循的各种新条件。

我们曾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技术科学的时代里，“进行区别所依据的主观原则”的目的何在？我们现在明白了，与理性在超感知的事物的黑暗中确定方向这一合理需求一样，该主观原则的目的在于一种对技术科学的各种虚构所具有的性质进行判断的能力。正是在这个间题中，同时也是因为在缺乏准则的情况下，理性的需求不再能够依靠作为“一切可能性的基础”的“一个绝对现实的(至高无上的)存在者”，危机找到了滋生的温床并显示了它的巨大，也即持留过程中的工业投资所造成的后果及其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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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我们想要什么？当今“进行区别所依据的主观原则”

康德提出的问题是，当理性不再能够求助于经验的时候，它应当怎样、通过什么“在思想中”得到指引并确定方向。这是一个关于上帝的问题，是一个合理的信仰的问题一这个问题在腓特烈大帝临终前曾被提出，背景是门德尔松与雅各比之间的一次争端①，那也是启蒙运动的一次重大危机。关于信仰、忠诚、信任的问题，关于“永恒的父”的问题—在一神论中，人们必须接受这个“万父之父”，正如所有父亲都必须先去接受，随后才能够被接受那样—我们稍后再谈，我们在这里所要关注的，是由于不具有现时的、可能的经验因而不得不进行虚构的某一理性的思想这一问题。

在康德那里，这个问题是一个有关理论理性的一种需求、有关实践理性的一种义务的问题。这个问题引起了我们的关注，是在我们提出以下观点之时：在科学变成技术科学的同时，科学似乎也变成了一种“技术科学一虚构”②，以一种全新的基调，提出了“一切事物的终结”这一问题。也就是说，科学不仅仅是理论的，而且直接就是实践的：它对康德的划分提出了质疑—那些“道德委员会”以及其他“公民委员会”很不幸

第六章技术科学与复制

① 门德尔松与雅各比的争论主要围绕“一神论”、“泛神论”展开。——译注

② “技术科学—虚构”(technoscience-fiction):在法语中,用连字符将两个词语连在一起这一表达方式往往用于表示一个具有两面性的事物，因此这句话可以理解为“科学变成了技术科学，又变成了虚构”或“科学变成了本身是虚构的技术科学”。——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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