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 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我们的观点与此类似，但是我们的表达方式却完全不一样，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差异。海德格尔认为，法语这门语言的哲思性太过薄弱，所以我们对“faireécran”(成为…的屏幕)这一怪异却又漂亮的表达方式的含义的理解与他的理解肯定不一样。这种表述方式上的不同完全颠覆了我们的观点：我们认为，从各个角度来看，屏幕是投映的条件。我们认为，投映——海德格尔将其命名为未来的至上地位——必然是虚幻的，而且必须建立在对持留进行遴选的某一机制的基础之上:这就是对演变和未来的接受的意义，而且这一点在现代性(它在大西洋对岸得到了充分发展，旨在实现全世界的重组)中得到了揭示。

这一点在现代性中得到了揭示，但是这一“揭示”具有否定意味：它同时也是一种掩饰，或者说在我们看来确是如此，要知道，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演变从此可能已经变成对某一未来、某一“历时性”的完全抹拭。

面对这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使人变得盲目的“揭露”，一种“新批判”成为了必须，而且从某些角度来看，存在论分析使这一新批判具有了一定的可能性。然而，在一个我们感觉到了某种极端的新颖之处出现(而且它同时也在不可逆转地消失)的时代里，海德格尔的一个关于“现代技术”的论题却不能使我们得以理解该时代的特征。这样一个独断式的论题甚至成了一个极具危险性的障碍。

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海德格尔关于“存在的历史”的思想取代了存在论分析，这一思想使我们无法对在美国上演的“精神之战”这一当代时期进行反思。在《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美国成了诸多夹击德国的钳口中的一个。对海德格尔而言，《形而上学导论》同时是一个新的契机，使他得以再一次而且是以一种别具时效性的方式来谈论收音机：

技术与时间

① 古希腊语,意为“本质喜欢将自己隐藏起来”。——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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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形而上学的角度来看，俄国和美国是同一回事：爆发的技术，模式化了的人的没有根基的组织，都达到了灾难性的狂热。当地球上最后一个小角落都已受制于技术的掌控，变得可以通过经济手段而被开发时，当无论什么时刻发生在无论什么地方的无论什么情况都已能够以要多快就有多快的速度为世人所知晓时，当人们能够在同一时间体验针对法国某个国王的袭击或东京的一场交响乐音乐会时，当时间从此只不过是速度、即时性和同时性而已时，当作为“历史”(Geschichte)的时间已经从所有民族的“此在”之中消失时，当拳击手被某一民族视为伟大人物时，当数百万人的民众集会变成了一种盛典时，那么说实话，在这样一种时代里，“为了什么目的？——我们走向哪里？——接下来是什么？”这样的问题一直存在，仿佛一个幽灵，贯穿于这整个巫术般的局势之中。

[……]

我们已陷入了钳子之中。我们的人民由于处于中央，所以受到了钳子的最强压力，而我们的人民又是拥有邻人最多的人民，也是最受危害的人民，而且在所有这些情况下，我们的人民同时也是形而上的人民。①

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同时发现：

(1)对这一文本报以嘲笑或许是一件极为轻易的事；

(2)但它却又如此的“言之凿凿”；

(3)虽然这篇文本的话题正是来自于大西洋对岸，但是该文本却证明，作者对大西洋对岸发生之事是如此的视而不见——只是提到技术“在那边”狂热地爆发，因为“那边”存在着“模式化了的人的没有根基的组织”，也即对“接受”的组织。

第六章技术科学与复制

①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出处同前，第49页。(参见中译本第38—39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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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视而不见”将一直延续到《存在与时间》: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海德格尔断然没有将“当代技术”从“现代技术”中区分出来，而是刻意地将其理解为控制力工程，逻辑在其中变成了物流行业和计算。与此同时，海德格尔完全没有注意到我们所说的统觉的载体，也没有注意到对认定进行制约的代具的综合，这一忽视所导致的结果在于，工业图型法的大都市、记忆术在使诸多意识流共时化的程序工业中的组织、技术体系与记忆术的趋同(这一趋同其实是“构架”的关键要素)似乎都没有被察觉。

美国与俄罗斯其实不是同一回事，相比于1935年，今天说出这一观点当然要容易多了。美国人民或许是最不形而上的人民，但与此同时，对于来自形而上学的批判思想的传统而言，美国所承载的哲学问题是最多的，因为它所配备的工具最为齐全，在技术、政治、文化、经济等各个层面上都是如此，目的在于控制当代各种持留机制。美国这个国家已经驾驭了工业综合，并且协调了相似性综合、数字化综合以及新晋的生物学综合协调，将它们付诸运作，而所有这些综合已经相互趋同，聚合到同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工业持留体系之中，构成了与生产消费资产的技术体系相融合的全球记忆术体系，这是因为，各类机械、机器人、基因排序设备、纳米科技的代具，以及其他各种自动化生产装置，它们如今本身都已经数字化了。

上述“趋同”主要是借助各种程序工业与信息科技之间的相互靠拢而得以实现的。在此过程中，摄像机、照相机、录音机、电话、电视也已实现了数字化，也就是说已经变得能够与电脑相互兼容，并且能够通过网络而进行互用。这一趋同将神经系统在持留方面的移交过程与想象力的移交过程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受到工业控制的不仅仅是知性，还包括图型法——与此同时，生殖细胞与体细胞的载体也臣服于工业的控制。①

技术与时间

① 美国太阳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发展部主任威廉·乔伊最近所揭露的，正是这最后一种可能性。参见《世界报》,2000年7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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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持留过程的控制首先是对与思想有关的科技的控制，因为它既要确定判断过程，又要配备技术科学所必需的设计工具，还要调和人们对接受的各种抵触。美国及其主流理念对世界各地的影响关键并不在于美国是一个强大而具有系统性的压力集团，尽管这一压力集团确实存在，而主要在于美国的“使者”所具有的诸多强大手段，这些手段种类齐全，遍布于使者们的各种思想科技之中，而且只需借助市场这一运作模式，就可强加到其他所有文明之上。

在此，我们认为有必要进行一种“新批判”，它既能够对上述事实状况进行分析，又能够以某些可供选择的可能性与之分庭抗礼。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或许原则上敌视美利坚帝国，何况事实上我们并不敌视它，而是因为我们认为，这个帝国所执行的政策是危险的，既危及那些它想控制并同化的文化，又危机它自身以及它的对等国家，归根结底，也即我们的对等国家，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如今都已经变成“美国的”了—当然，我们没有变成美国公民，或许也没有完全变成美国的臣民，但是事实上，我们或许已经变得依赖于在美国所发生的一切，也就是说，无论后果是好是坏，我们都已被“美国化”了。

美国的政策既是有效的，又具有威胁性，它的基础是对演变(且不说未来)的一种前所未有的理解。它的危险性在于意识流控制的工业化所造成的诸多熵的现象。与意识流控制的工业化密不可分的，是对历时性的逐渐破坏，这一方面造成了共时性在象征方面的效力的损失，使共时性不再能够形成具有向心力的各种事件的整体节奏，同时另一方面造成了各种工业象征符号所具有的魔鬼般的效力(也即离心力效力)的增长。很明显，“我们”的碎裂是一种每天都能被感觉到的危险，这一感觉每天都比以往更为清晰、常见、迫切和具体—就普遍的表述和体验来看，这是一种与日俱增的不安全感。

第六章 技术科学与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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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诸持留机制的聚合:该聚合已拓展到生物

而今，数字化正以极快的速度成为现实。这意味着，借助好莱坞各大电影和电视制作中心与信息技术、网络和服务器的各家企业这二者之间的相互靠近，对统觉进行统一的知性通过计算科技与信息处理科技实现了外在化，与此同时，想象力通过图型法的工业化也实现了外在化，而且所有这一切已拓展到全球范围。基于我们在前几章已分析过的那些原因，这一切成为一种尖锐的可能性，而不是一种即将来临的可能性，也即使得“我”和“我们”相互融合，变成泛指代词“人们/大家”，使“谁”变成了“什么”或倾向于变成“什么”，也就是说倾向于“运作”而非“作出行动”，这就是阿多诺所说的“物化”。

上述工业亲眼目睹了诸多全球性传播群体(编辑出版业、报界、广播、电视、电影、多媒体、远程通讯、广告、咨询机构)的发展，因为这一工业也变成了聚合式的编辑领域，而且说实话，它先是变成了聚合式的编辑领域，正如在数字化了的书面客体和视听型时间客体大幅度地相互靠近那样。

这些客体在数字化方面的可复制性也就意味着它们的“压缩”以及它们的编目，也即我们将会继续阐述①的新的语法形式的确立(对于语言来说是这样，语言的“语法化”是“语言工业”②追逐的目标，对于被编码的视听客体而言也是如此③，例如MPEG7标准的国际专家组的编码)。这些新的语法形式的确立使上述客体得以被储存在数据库中，得以通过各种新式网络或通过光学载体而传播，使一些导航辅助系统得以形成，而这一切也就构成了时程区划的一次重大演进。

技术与时间

① 在《技术与时间》第四卷中,即将出版。

②参见西尔万·欧鲁，《走向第三次技术与语言学革命》，收入《语法化的科技革命》,Mardaga出版社,1994年,第155页。

③ 参见本书第三章第13节,以及《技术与时间》第四卷,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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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工业团体之间相互争战，为的是侵占持留的储存库，也即编入目录中的那些视听作品、音乐作品和文学作品，也就是要获得它们的复制权和经营权，正如其他某些工业想要通过独占对生物分子的描述权而侵占生物分子的控制权一样。

中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的基础必然是编辑机制，编辑机制使人们得以进入各个学科的记忆库，与此同时，教育本身构成了一个帮助人们在知识中“导航”的机构。在此情况下，很明显的是，由于编辑工业所构成的持留领域为各种教育系统提供了基础材料，所以编辑工业在科技方面的转变就不能不导致教育体系本身发生深层次的快速进化：各种教育体系越来越融合到程序工业之中。

然而，“谁”和“什么”之间业已存在的无差异(在这一“无差异”的状态中，“谁”走到了机器性持留机制的控制之下①)，已被视为程序工业所导致的熵的局面的最高级阶段，而在各种程序工业中，“我”与“我们”相互混合在一起。换句话说，意图侵占教育系统的各种程序工业的发展所造成的主要结果，与肩负普适性职责的国家教育的理想完全是相互矛盾的，其中国家教育所肩负的职责在于:在“我”所遇到的各种情况的密集化过程中，形成一个“我们”，这是借助于这一“我们”相当于一些可传输的、形式化了的知识这一事实，借助于“我”在这一“我们”之中的、相对于该“我们”的特殊差异，我们曾将这一特殊差异命名为“我”的“自由意志”。

生物科技工业与新的程序工业颇具相似之处。技术体系已变成全球记忆术体系，在此情况下，技术体系的全球化所导致的结果就在于，通过持留有限性的工业化综合的各种科技—包括生物科技——之间的联结，所有形式的持留都完全受到了控制：基因组排序的分子变成了投资和经营的对象，而这些分子本身其实已经变成了第三持留:基因地图所导致的分子识别，使“基因外科”成为可能的限制酶，它们使传递基因特性的基因组变得可以被人工处理，这一可处理性恰是第三持留的特征。正是这些生物性质的第三持留构成了生物工业的原材料。

第六章 技术科学与复制

① 另外,机器性持留机制是皮埃尔·勒让德或许会称为“审查者”的一种“物流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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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诸意识与诸时间客体一起，构成了程序工业的一个市场，而且该市场逐渐拓展到了年轻一代人的意识，这些意识从属于持续创新所必不可少的专业教育。与此同时，这些意识的生物载体同样也构成了一个市场，而先于这一市场存在的，是食品的各种生物载体：玉米、大豆、绵羊、牛，以及令吉尔·夏特莱倍感遗憾的猪。

简言之：随着各种形式的传输融入到同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科技机制中，同时该科技机制在各个地方运用的都是同样一些持留“准则”，复制的问题就成了一个大问题而出现在我们面前。若是将这一问题归入生物科技所提出的那些所谓的“伦理”问题之列，那么此举或许就太过肤浅，而且非常危险了。在本章最后几节中，我们将致力于研究这一问题，我们将首先分析我们所说的工业的超可复制性①，它是由数字化所导致的。

9.超工业化、超可复制性、普遍化了的行事性

使文化工业、摄影、电影、光碟、广播得以诞生的，是相似性复制。它造成了不计其数的后果，涉及艺术、“议会生活”、一般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和政治空间，以及思想作品的传播条件和大众的生活方式。

它使文化得以工业化，因为它使系列化生产得以实现，也即一种本就是复制的生产—也即一种无原作的生产，本雅明在谈论电影的时候曾强调指出了这一点。事实上，对于电影而言，复制是第一位的：并不是先有某一产品，随后这一产品被进行复制。构成电影的材料的，确切地说是电影胶片，而胶片可以任由人们进行人为处理和复制，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复制品：正是通过对复制品的人为处理，影片才被生产出来。确切说来，也正是这一可复制性使电影得以成为一种时间客体，我们相信，本书的第一章已经阐明了这一点。

技术与时间

①“工业的超可复制性”也就是我们曾说过的“认定的综合的超可复制性”(参见本书第二章第6节)的工业化开发。工业的超可复制性得益于数字化的记忆术科技，因为在数字化的记忆术科技中，成本几乎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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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原本就是复制的生产，也即无原作的系列化生产，就是我所命名的可复制性。

上述观点对于电影而言是正确的，而从更为宽泛的角度来看，它们同样也是正确的。电影揭示了一种环绕着它的必然性：在一切复制中，都存在着一个“可复制性”的因素，如果有原作的话，那么这一“可复制性”因素就像原作那样，超越了“被复制出来”的东西。从这个角度来看，当本雅明似乎从某种意义上将一个前复制时代与一个可复制性的时代对立起来的时候，阿多诺有理由从中看到了一个不足之处。

众所周知，在引述了瓦雷里、评点了马克思，并特别评论了下层结构与上层结构之间难以持留的关系之后，本雅明一开始就说道，艺术里总是有复制：“艺术品以前总是可被复制的，这是一个原则。”①不过，本雅明除了分析机械复制的各种影响之外，从更宽泛的层面上来看，他还试图缩小这一开篇词的触及范围，并且随着论述的深入，他强调了两个时代之间的对立特征：一是手工生产时代，尽管在这一时代里，某些复制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存在着；二是机械复制性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原作终于以消失而告终，例如电影或摄影就属于这样的情况。

这样一来，阿多诺在反驳本雅明的时候就说得很有道理：

在岩洞壁画对随时所见之物的客观化呈现中，已经包含了技术手段的潜力，它导致主观行为从视野中脱离出来。任何作品，由于其终极目的在于一种复数状态，因此根据其理念，它们已经是复制品。在将“灵光”类的艺术作品与技术类的艺术作品一分为二的过程中，本雅明借助差异压制了统一性的时刻，这一事实或许正是对他的理论的辩证批判。①

第六章 技术科学与复制

① 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出处同前，第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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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反，在引述布克哈特·林德纳的时候②，我们已经看到，林德纳对阿多诺提出了反驳，认为与表面现象相反，本雅明所谓的“可复制性”所指的，远远不只是对现实物的简单拷贝，而是在拷贝的过程中增添了一些东西，构建了一些东西。按照本雅明所说，正是复制技术的这种构建性(它在阿多诺所说的文化工业中得到了发展)，使电影不仅具有异化的威力，更具有了分析的力量，也即它扩展统觉的能力③。

不过,我们已经强调指出，同样也是复制技术的这种构建性使好莱坞得以变成图型法之都，也就是说使其得以改变想象力的综合，因为“认定的综合”本质上是一种复制的综合，它因而需要第四种综合，也即第三持留的综合的各种代具性载体，这些载体构成宽泛层面上的技术可复制性这一领域。任何复制都会使它的复制品发生转变，因此任何复制都是一种新的生产,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可复制性”。

《迷失方向》已经强调指出关于文字的分析所造成的各种后果，关于这些后果，我们以后还将继续探讨。在本书开头部分，我们对时间客体的所有研究也不断地阐明了这一点。我们现在要注意的是，生命的本质也在于此。

生命本就是一种复制的能力，而非生产的能力。生命本身其实也是一种无原初生产的复制，也是一种可复制性——除非我们承认，造物主也即“永恒的父”、“第一复制者”、“繁衍的生父”、“绝对性过去”不是真正的复制者，而是绝对的生产者，也即原初直观。

技术与时间

① 狄奥多·阿多诺，《美学理论》(法译本，吉梅内兹译),克林克西科出版社,1974年，第51—52页。 香

② 参见本书第二章第4节。——译注

③ 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出处同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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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正因为技术本身不具有复制这一初始能力，而是生产出技术的人具有这一能力，所以技术没有自主性：“任何被制作出来的东西本身都不包含制作的原则。”①

人的复制能力是多样性的一个丰富的源泉，确切说来，这是因为复制从来都不是简单的拷贝，而是对被复制物的转变，而且对于所有复制来说，包括技术在内，根据它们所特有的模式，每一次复制都是如此。

然而，就当前情况而言，我们从此就可以谈谈“超可复制性”了，原因至少有四：

(1）借助各种技术手段，数字化科技使人们能够复制任何类型的数据，而不会损坏数据的信息。这些技术手段本身已变成了一般性的消费资产:在各种全球网络的支持下，数字化复制成为了一种密集的社会实践，因为它正是全球记忆术体系这一可能性的条件。

(2)这一数字化的可复制性使人们能够对复制品进行不可见的处理和计算，它同时也开启了模拟、处理、研究、实验、投映等诸多全新的可能性。

(3)信息化世界的这些特征同时也是生物科技世界的特征，比如人工生物复制、克隆、“空想”(即原本不可实现的计划)与转基因生物的生产等等，这些可能性已经完全替代了生物复制的所谓的自然条件。

(4)这一超可复制性同时也是一种互用性，它触及并影响到了以上所有形式的复制，并将它们融为一体，构成了一个巨大的持留复制体系。该体系在开发和经营上的互补性早已出现。这是由技术体系与记忆术科技体系的融合所导致的聚合式传输工业的发展所造成的后果之一。

第六章技术科学与复制

①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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