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 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超可复制性是数字化科技的普遍化所造成的结果①，它同时也构成了一种文化的超工业化，也即以程序工业为核心的、旨在促进各种“服务”的所有形式的人类活动的一种工业化聚合。这些“服务”构成了超工业化时代所特有的经济事实，而在超工业化时代里，“市场”已经系统地介入了以前的各种公共服务、独立的经济倡议以及各种家庭活动。

在这里，我们把构成世界实体的各种生活模式称为“文化”。把围绕着文化工业所生产的程序流的各种服务聚合在一起，正是这一聚合机制使电视机变成了远程行为的装置，而使这一机制本身成为可能的则是信息的二进位编码。事实上，数字化科技是多功能的，这是因为，借用多米尼克·布利耶的说法，二进位编码构成了一种新的“一般等价物”。正是这种“一般等价物”使经济活动、文化活动和社会活动之间实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系统性的、受制于同样的计算与控制法则的聚合。

网络及其终端，以及各种互用性服务，既服务于信息和作品的传播，又服务于资产的管理，机器、机器链的导向，以及购买指令的发布，也即落实了一些经济行为。我们在此命名为“超可复制性的”的事物，指的是那些得益于上述一般等价性，使得对各种持留进行复制的诸多手段成为可能的事物，这种复制的成本微乎其微，而且不会损失任何信息；与此同时，这些具有超可复制性的事物还能够使各种持留与各种计算自动联结在一起，通过远程行为的各种机制，如远程生产、电子商务、信息化服务等，各种计算能够被运用到各种持留上。

技术与时间

①“数字化”(numération)与西蒙·诺拉和阿兰·曼克1977年所说的“信息化”(Informatisation)不是一回事。尽管一台数字化仪器，例如一台摄影仪器，能够而且也应当与电脑相互兼容，尤其是与将所有电脑联结在一起的网络相互兼容，但是这一数字化仪器并不一定就是一台电脑。确切说来，数字化指的是信息技术、远程通讯、视听媒体——此外还包括电子家电、汽车、“移动”设备的所有“交流”部件——之间的协同发展。数字化这一现象的新颖之处就在于这一“协同性”，通过它，一个承载着无数活动的复杂的技术体系得以发展起来，该体系中的各种文化工业和程序工业将会构成最主要的生产和传播机制。

西蒙·诺拉（Simon Nora,1921—2006)，法国政界人士；阿兰·曼克（Alain Minc，1949—),法国学者,政治与经济顾问。二人曾著有《社会的信息化》(Informatisation dela société),瑟伊出版社，1978年。此书原为递交给法国总统的调研报告。——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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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一般等价物的超可复制性使超工业化成为了可能。这是因为，在某一进程中，如果人们运用了科技创新(它来自于技术与科学的结合)，对机器和工艺等各种科技研究成果进行了投资—这种投机性资本的目的在于，通过一种大量生产，也即使制作工艺与制作方法的可复制性得以实现的系列化生产(借助规模经济以及不同工艺之间的竞争等影响，系列化生产的成本会迅速下降)，去寻求最佳的经济收益，最快的资金回笼，并从中获取剩余价值——那么这一进程就可以被称为“工业进程”。换句话说，工业的首要功能，在于它能够通过协调地运用科学知识与方法论知识(工程师的知识)，对技艺进行系列化复制，同时使这些知识转移到一些具有一定自动化能力的单元，而这些单元本身即为持留机制，马克思称之为“客观化知识的力量”。

今天，这种可复制性已大为强化，并且借助数字化这一现实，达到了一个极高的自动化层次。数字化科技是一些极为经济的复制机制，它们使知识得以大量地转移到自动装置之中—由此看来，数字化科技是一种新的“媒介”，避免了大量的所谓无收益支出，切断了传统的分配网—同时又不断地使资金回笼和循环利用得以加快。

从这个角度来看，IP网构成了一个创新的领域，这种创新的速度比之前所有工业科技都要快得多。确切说来，这是因为IP网的运作原则是超可复制性。正如让一弗朗索瓦·阿布拉马迪克曾强调指出的那样，这一基础设计导致创新的速度大为加快，因为它既是一种服务载体，又是一个永恒的实验室，它在把发展与运用结合起来的同时，“缩短了理念、模型、产品、服务之间的循环”①。这意味着，IP网的使用者变成了IP网系统的一个机能，与此相仿的是，使潮汐能工厂运作的水既是多功能的，又与干巴尔涡轮机的运作“联系”在一起。

第六章 技术科学与复制

① 让一弗朗索瓦·阿布拉马迪克，《因特网的技术发展》，出处同前，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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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法国某些社会学家宣扬的一则神话相反，尽管烟雾少了，或者说烟雾不再那么显而易见了，尽管现在不仅有物理性质的污染，而且心理层面的污染和信息污染越来越多——正如某些公司里的“认知过溢综合征”(cognitive overflow syndrome)这一问题所证实的那样——但是，我们所处的根本不是“后工业社会”。

超工业化相当于各种服务的社会，数字化一般等价物使这种社会成为可能，而且在该社会之中，程序工业变成了经济战、同时也是一种精神之战的关键要素，经济战也好，精神之战也罢，目的都是为了争夺意识，也即为了使出自于超级工业的各种产品、生活方式以及表象被人接受。这样一来，在一种新型商业的空间里，也就是说在一种完全无情无义的市场①之中—那里既没有无收益支出，也没有无偿性这一理想状态(它或许只是一种电影，但却是一种必需的电影)，显得像是本原事物的专有领地：星辰、风、美、馈赠、理念、对知识的爱、精神等等超工业化所导致的，是我们前面曾说过的“技术地理环境”，其中“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之间的差别已经消融②。

我们在这里命名为“超可复制性”的全球进程—因为超可复制性是与所有商品的生产的技术体系相互融合了的全球记忆术体系的特征—既是技术科学的发展所造成的具体结果，又是技术科学的发展的条件。我们在前面已对技术科学的发展进行了分析，认为它是对所有可能性事物的研究与开发，由此可见，技术科学的行事性与可复制性的

技术与时间

①一个健康而富足的市场应该是礼仪、文雅、精致的基础，它总是以奢侈为目的但这一奢侈是无足轻重的，或是它的重要性只在于它消耗的不仅仅是理性，在于不求回报的给予,正如“merci”一词的词根“merces”的含义所揭示的那样。

无情”的法语原文为“sansmerci”,其中“merci”的含义为“谢谢”，其拉丁语词根“merces”意为“薪水、代价、报酬、恩惠”。——译注

②参见第四章第2节。——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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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制方面是同质的。

10.可能性事物的物理学

一般说来，分析一个现象就是要从形式上对其进行复制，也就是说要运用一套术语将其描述出来，这套术语决定于某一定理体系，而该定理体系本身又需要某一公理体系。科学分析本就是在形式上对所分析的现象进行复制；而且，根据某一实验方案，通过某一“技术现象学”的实验它能够使参数多样化，使对现象的描述，也即理解更为精确——科学分析能够现实化和具体化。

可复制性总是它所复制之物发生转变的一个要素。现在，如果我们认为描述即为复制，那么我们就可以做出推论:任何描述都总是一种转变。这意味着，从来都没有纯粹的述事性，却总是有以某种方式而存在着的行事性。

这些就是巴什拉尔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分析所提出的问题。总的来看，巴什拉尔所说的“新科学精神”既强调了我们前面提到的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关系的颠覆，又突出了科学活动的行事性，从而导致了

一种论战的普遍扩展，它使“为什么”的理由过渡到“为什么不”的理由。①

这意味着对客体，也即对现实物的反思有了一个出口，同时也是对可能性事物的研究的一个入口。巴什拉尔将可能性事物命名为“方案(projet):

第六章 技术科学与复制

① 加斯东·巴什拉尔，《新科学精神》，法国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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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体之上，在直观的客体之外，现代科学建立在方案的基础之上。在科学思想中，主体对客体的哲思总是以方案作为其形式。①

这意味着，现象是由一种技术现象学所构建的：

真正的科学现象学因此本质上定然是一种技术现象学。它强化了在表象背后显露出来的事物。它通过它所构建之物而得到教益。奇术师的理性在奇迹的图型上描绘它的框架。科学导致了一个世界……②

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后来变成了罗巴切夫斯基的泛几何学中的一个可能性，前者是后者的一个“特例”④，正如牛顿的天文学是爱因斯坦的泛天文学中的一个特例那样。

在相对论物理学中，观察者是被观察的体系中的一个参数，这一相对性使观察者不得不“将[他的]经验融入[他]对概念的构建之中”。这样一来，“纯粹理念的初始特征就没有得以保持；至于简单理念，它融于各种合成物之中，只有通过它在诸合成物中的作用，并且在组合中才能被认识”®。

时间的唯一度量这一概念，也即独立于参照体系的同时性这一概念，之所以表面上看来具有简单性和直观的现实性，是因为缺乏某种分析。①

技术与时间

① 加斯东·巴什拉尔，《新科学精神》，法国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15页。

② 同上,第17页。

③ 罗巴切夫斯基(Lobatchevski,1792—1856),俄国数学家，代表作有《泛几何学》等。——译注

④ 加斯东·巴什拉尔，《新科学精神》，法国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31页。

⑤同上,第46页。

⑥ 同上,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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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伦施维格写道：在海森堡的记述中，寻找某一细小的客体这一经验“使客体发生了偏移”，因此“经验与存在的定义是一体的”②。归根结底，变成了可能性事物的一个特例的，正是现实物：

通过一些更为狭窄的道路，我们从经验的各种可能性的这一数学组织回到了经验。我们找回了现实物，它是可能性事物的一个特例。③

在“大数原则”④里，作为最佳的客观化物质，化学物质“几乎只不过是化学反应的一种可能性”⑤。

正如波是一张赌桌那样，微粒也是一种可能性。

至于科学的决定论，它是大自然的一种技术秩序：

决定论的出发点是一些选择和抽象，而且[…]它渐渐地变成了一种真正的技术。科学的决定论在那些简单化了的、固定下来的现象中得到了证明：因果关系论与选择论之间紧密相连。[…]科学决定论在技术上的特征应当令人大为震惊。大自然的真正秩序，就是我们以技术的方式置于大自然之中的秩序。①

第六章 技术科学与复制

① 加斯东·巴什拉尔，《新科学精神》，法国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48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62页。

④ “大数法则”(Loi des grands nombres / Law of Large Numbers)是概率论和统计学中的一个概念。———译注

⑤ 加斯东·巴什拉尔，《新科学精神》，法国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85页。

⑥ 同上，第1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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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海森堡，他的物理学则“吸纳了决定论物理学”②,并将其作为可能性事物的一个特例。

经验首先是“存在”的明确的复制方案，而它归根结底是在可能性事物范畴之内对其自身的复制。在这个范畴里，一种行事性的维度早已一直存在。现在，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我们所说的“行事性”形容的是这样一种话语，当它被陈述出来的同时，某一在该话语之前并不存在的情形就被创造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复制性是具有行事性的，而我们本书中所描述的科学经验同样也是如此。相比之下，我们所说的“述事性”指称的则是另一种话语，它对某一既已存在的情形进行分析，但并不使其发生转变。在本书中，我们将这两个概念运用于实验和复制，它们犹如话语陈述—与巴什拉尔所说的“图书现象”(bibliomènes)一起—在形式上被具体化、被物质化，并由此被功能化了。当代物理学经历着一种述事性的危机，我们应该将这一危机纳入让一于格·巴特雷米所说的一种“极具阐释性”的形势这一范畴，并在该范畴中对其加以分析。

在科学的工具化过程中，随着各种复制的科技—也即有关诸多超可复制的(超可计算的)第三持留的科技——被大量地付诸运用，技术科学的行事性大为增强。

技术与时间

① 加斯东·巴什拉尔,《新科学精神》,法国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111页。粗体为巴什拉尔所加。

② 同上,第125页。

③ 在这一形势中，“感性直观不再能够完善其形式，并赋予其以某一意义，[……]后者是阐释所导致的结果”(参见《西蒙顿的哲学相对性观念》，出处同前)。此外，对于这一情形，西蒙顿使我们得以反思相对论物理学，他将相对论物理学视为一种“转导关系”的物理学，其因素为诸个体，而个性化则被视为“数量上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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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前曾经提到①,胡塞尔在几何学的算数化中发现了一种工具化过程，在该过程中，

显然，人们使几何学的意义退居第二层面，甚至任由它完全衰落。人们进行计算，而且仅仅在计算的最后才想起来，数字应当表示一些量值。此外，人们并不是像在通常的数字计算中那样“机械地”计算，而是在思考、在发明，有时也会有重大发现但与此同时，意义却发生了某种不被察觉的位移，它使该意义变成了一种“象征性的”意义。②

在胡塞尔看来，科学的技术化所造成的后果在于某种意义的丧失，乃至于科学活动也丧失了意义；同时，在科技的各种目标和实效性要求，也即技术科学成就的影响下，有关科学活动的诸多问题也被遗忘了。胡塞尔认为，这一情形构成了我们曾说过的技术化了的科学“在本质学方面的盲目”。

然而，我们认为，胡塞尔在伽利略所造就的转折中发现的，其实早在这一转折之前就已存在，并使之具有了可能性和必然性：对于知性和理性的一切活动来说，对于所有理论化以及一切实验而言，总是有某种持留载体的存在，而在伽利略时代里普遍化了的，只是这一初始条件的各种后果的扩展，并影响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其中印刷术作为一种新的复制技术而出现在世人面前；与此同时，(远程视觉的)工具大为增多，它们已经是“客观化知识的力量”的工具，也就是说，是运作中的具体化了的理论的工具。

第六章 技术科学与复制

①《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出处同前,第17页。(参见中译本第3—4页。——译注)

②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法译本，热拉尔·格拉奈尔译)，伽利玛出版社,1976年,第52页。[参见中译本(王炳文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12月第1版),第59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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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接受”在遗产方面的各种新条件

换言之，从“原型几何学”(protogéométrie)开始，复制性就在运作:这是我们以宽泛的方式对所有“认定的综合”进行分析所带来的结论之一。

当代的超可复制性所具有的行事性，对诸意识流的构建的综合产生了直接影响。它既影响到了诸意识(它们是程序工业的目标)的统觉的“认定的综合”，又影响到了劳动中的技术科学的诸意识的统觉的“认定的综合”显然，这种劳动的特殊组织是由超可复制性所导致的。

然而，它同时还影响到了作为生产者，也即作为复制者的所有知识：当工人们技能的个性化丧失之后，当工人退化为服务于机器的无产阶级之后，可复制性也就取代了在此之前一直在农业领域中发挥效用的各种条件。在之前的农业领域中，生产的前提是生产者对复制进行控制。

崇拜，作为“我们”的共时性的特别时刻，同时也是对“我们”的复制的崇拜：这一根源甚至拓展到了文化和农业之中，因为文化与农业是倾注于传输与复制的一种关怀。从根本上说，文化的工业化和农业的工业化提出了同一个问题：关于复制条件的更改的问题，也即关于疾病与健康的问题。

复制是一切个性化过程的核心，而遭到破坏、被剥夺了所有权的也正是它。在法国，农场主约瑞·伯维的出名，主要在于他把这一现象在农产食品方面造成的有害后果称为“malbouffe”①这一表述在物质层面上表达了我们在本书中所说的“存在之痛”，尤其体现了我们周围的恐慌。对于这一恐慌，柏拉图在《普罗泰格拉篇》的一个段落①里已经指出了它的原因。

技术与时间

①法语合成词,其中名词“mal”意为“恶、痛、苦恼”，俗语“bouffe”意为“饮食、食物”。——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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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角度来看，转基因生物的流通之所以具有危险性和新颖之处，并不在于它体现了生物(也包括食物)的进化条件已发生变化，这一问题虽说极为重要，但并不是个新问题，更主要的其实是在于它体现了一种风险，即农业复制者/遴选者的所有权完全被剥夺，这对垄断工业集团而言是有利的，而在经济上造成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显然，这一风险其实是持留机制以及遴选准则受到了控制。

这就是孟山都集团公司的“终结者”种子的目的—除了除草剂杀虫剂和肥料的化学工业与育种的生物科技工业之间的系统性融合之外。这一农业的超工业化控制了生殖的一种持留载体，使其成为可能的，是信息科学对基因分析的掌控—是数字化的超可复制性。

与此同时，剥夺复制者的所有权也是动物与人的复制(也即宽泛层面上的生物进化，特别是亲子关系)发生转变所要达到的目的。这样一来，不仅在构成所有人类群体的“我们”的层面上，同时也在某一专有名词所指称的“我们”的层面上，“接受”的条件都遭到了一次新的颠覆。专有名词的传输就是某一家族史在遗传方面，乃至广义的遗产方面留下的痕迹，这与技术科学对现实性与可能性之间关系的颠覆、对“繁衍的生父”这一形象的颠覆是相互关联的。

可见，各种传输科技对后种系生成的控制，是所有形式遗产的复制的一个新时代，既包括被称为“知识”的遗产，即西方哲学史和西方科学史所发现的知性和理性及其各种原则，也包括经济遗产，也即社会所占有的自然财富以及物资产品等人造财富，同时还包括文化遗产，例如语言、文学、艺术技能、生活方式、建筑、景观等等，乃至家族遗产和生物基因遗产。

从“遗产”一词在经济学中的意义的角度来看，以上所有遗产均已减损。在经济学中，“遗产”指的是由资产与负债所组成的一个整体，对折旧和生产力的计算即与资产与负债密切相关，而二者的集体所有已处于佚名状态。原则上，这一集体所有权是可以出卖的，其价格则是投资者一直计算的对象。从此，人们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在国际证券交易市场上买到它。

第六章 技术科学与复制

① 我们在前面已引用这一段落，参见本书第三章第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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