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 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考察的正是“先验想象力”这个问题：

心理图像和客体图像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但这一区别并非某种对立。这意味着二者之间总是相互关联，任何一方都不能减少另一方的不同之处。

首要的一个区别在于，客观实物持续存在，而心理活动转瞬即逝。同样，以现实客体形式存在的记忆持续存在[…]，而心理意义上的记忆注定会消逝，而且转瞬即逝。从根本上说，强烈的记忆、曾体验过的记忆都会逐渐衰弱，终将离我们而去。死亡不是别的，正是记忆的完全消逝。①

在将持留的有限性作为其他一切哲学分析的原则的同时，我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和《迷失方向》中发展了“后种系生成”②和“第三持留”这两个概念。海德格尔在评论胡塞尔的时间观时，从中得到启发，提出在“我们自己所是的存在者”之前，总是有一个既成的“已经在此”、一个人们不曾经历的过去时刻，而且“我们自己所是的存在者”总是从这个既成的“已经在此”、这个不曾经历的过去时刻那儿继承而来。可见，这一过去时刻并不属于“我们自己所是的存在者”，但却注定会变成该存在者的过去时刻，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该存在者必须接受这一过去时刻。对于上述事实的结果，《存在与时间》却未作阐述——海德格尔论述的所有政治问题均具有这一模糊性—而我则曾经试图指出，它的结果在于，除了胡塞尔分析过的第一持留和第二持留之外，还应当有第三持留，即技术的痕迹，是技术的痕迹使“此在”得以进入那个既成的过去时刻，该过去时刻本来不属于“此在”(Dasein)，是“此在”未曾经历过的，但是它又必然会演变成属于“此在”的过去时刻，而“此在”也必须将它继承下来，使其成为“此在”的历史。这就是“此在”的历史性(Geschichtlichkeit)。

技术与时间

①贝尔纳·斯蒂格勒、雅克·德里达，《电视的回波描记》，出处同上。

② 关于“后种系生成”，可参见《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译本，第158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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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说的第三持留，海德格尔将其命名为“世界的历史性”(Weltgeschichtlichkeit)①,但是他并未将其纳入“真正的时间性”这一范畴之中。

然而，我们在本书中即将看到，这个问题在康德分析“先验想象力”的深奥的哲学思想中占据了核心位置。

3.好莱坞，工业图型法之都

只有从技术这一事实出发，“文化”和“思想”才可能存在。如果承认这一观点，那么对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所阐述的“文化工业”概念的批判将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为了描述文化工业的特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参考了康德所命名的“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法”②。康德哲学区分了感性和知性，认为它们是人类获取认知的不可或缺的两大源泉，而想象力所实现的图型化则使二者得以统一，同时也使意识本身具有了统一性。然而，由于文化工业往往是想象物的工业，所以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描述中，想象活动的工业化其实就是图型化力量的工业外在化，因此也是认知意识的异化性物化，即变成具体实物：

第二章 意识犹如电影

① 参见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尼迈尔出版社，1986年，第75节;以及《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出处同前，第271—272页。至于胡塞尔，他分析的是“图像意识”(Bildbewußtsein)，《迷失方向》各章节对此均有涉及。(参见《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译本.第283—284页。——译注）

② 《纯粹理性批判》，“原理分析论”第一章“纯粹知性概念的图型法”，出处同前，第150页。(参见《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自第138页起。——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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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剥夺了个体的功能。工业提供给顾客的第一大服务是为顾客把所有一切都图型化。康德认为，一个隐秘的机制在人的思想中运作，随时将所需的信息准备好，使这些信息适应纯粹理性的体系。而今，这个机制的神秘性已经被解码。①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具有统一功能的想象力或许就此短路，被文化的工业化进程消除殆尽。与此同时，文化的工业化使文化的消费者变得迟钝和麻木，而且急剧地异化了理性的自由主体—确切地说，是征服了理性的主体。从此，文化资产普遍的“商品化”或许注定会解放社会中较为非理性的事物—不太“文化的”、更为“不合理的”，也即更为“野蛮的”事物。

因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对电影大加指责，认为它麻痹了观众的想象力，而且更为宽泛地说，麻痹了观众的判断力，以致观众不再能够区分“感知”和“想象”、现实和虚构。今天，这一言论仍然适用于各种虚拟现实和电子游戏：

(文化工业)越是能够成功地凭借技术制造出与现实客体相像的复制品，它就越能使人轻易相信外部世界只是电影所展现世界的简单延伸。声音的突然介入使工业化复制过程完全致力于这一目标。从此，现实生活不再可能与电影相互区别。②

因此，工业图型法已经存在，它的首都是好莱坞。

技术与时间

①狄奥多·阿多诺、马克斯·霍克海默，《理性的辩证法》，出处同前，第130页。粗体为笔者所加。

② 同上，第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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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塞尔、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共同关注的领域以及意识的政治经济学

如果上述论断是正确的，那么我们或许就得解释为什么影片的放映会如此紧密地进入并控制意识，阐明它是怎样达到这一目标——并说明电影揭示了哪些关于意识和现实生活的真理。

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看到：

(1）影片是一个与意识相互“重合”的时间客体，而意识作为持留的过程，总是受到第三持留的影响；

（2）在分析时间客体特性的时候，胡塞尔发现，第一持留和第二持留不可混为一谈——第一持留是一切时间客体的组成部分，属于感知的当下时刻;第二持留是我在想象的过程中，能够通过回忆而激活的持留，它构成了我的意识的过去时刻。换言之，胡塞尔断言，感知和想象不可混为一谈，这一观点的提出比霍克海默和阿多诺要早四十多年。此外，与文化工业的发展即将带来的后果相反，“现实生活应当能够与电影相互区别”；

(3）胡塞尔、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揭露了将感知和想象混为一谈可能带来的危险，他们说得很有道理，因为这一混淆势必造成心理层面的混淆—这里指的是工业维度上的心理混淆。我们现在知道，感知和想象之间应该相互区分，而不应当演变为相互对立，而且上述揭露也并非否定。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录音现象来理解。录音第一次使人们得以不走样地重复同一个时间客体，每次重复都会造成两种不同的现象。这一“重复”之所以可能实现，全都得益于录音技术，得益于技术上和工业上的可复制性，它是文化工业在客观层面和基础设施层面上的基础。对于可复制性，瓦尔特·本雅明曾有论述，之后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也有论述。然而，虽然有本雅明的论述在先，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思考仍然未能与胡塞尔比肩，他们的分析对象是文化工业(这是他们有别于胡塞尔的地方)。

第二章 意识犹如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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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思考之所以未能与胡塞尔比肩，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以下事实：第一持留和第二持留的组合构成了时间客体的真正现象，同时解释了为什么同一个时间客体重复两次会造成两种不同的现象；与此同时，第一持留和第二持留的组合决定于第三持留的技术特征和中断性特征①;这样一来，文化工业问题的核心就在于文化工业以工业的形式系统地使第三持留的新型技术投入运作，并且借助这些新型技术，使新的遴选准则投入运作，具体而言，也就是完全臣服于市场法则、臣服于股份制的遴选准则。

这一切构成了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革新时代，也即意识的政治经济学的时代。

从宽泛意义上说，第三持留是意识的代具。没有这一代具，就不会有思想，不会有记忆的留存，不会有对未曾经历的过去的记忆，不会有文化。录音就是这样一个代具，但它是代具中极为特别的一种。之所以说它特别，是因为它使以下事实变得显而易见:作为对客体某一痕迹的记录，作为模拟记录，第三持留同样也决定了第一持留和第二持留之间的联结。在分析《访谈录》时，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点，假如我们参照的是伍迪·艾伦的《开罗紫玫瑰》或王颖的《烟》②，同样也能说明这一点。

胡塞尔拒绝承认感知过程与电影类似或只与电影类似，认为被感知之物根本不像电影银幕。因此，在胡塞尔的分析中，第三持留尤其是录音技术被排斥在外。然而，在胡塞尔进行这一分析的四十年之后，为什么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会重蹈覆辙，而且此时距本雅明写成《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已有十年，为什么他们二人没有抓住本雅明文章的广阔幅度①？那是因为，他们想到的是《纯粹理性批判》，并以之为参照，对意识流的构成(这也是康德哲学的主题之一)、第三持留功能的形成，即作为种系生成体系的一般技术的形成进行了思考，正是这一反思构成了对《纯粹理性批判》的质疑。这两位德国学者曾移居美国，并于1947年计划回到他们那几乎已化为废墟的祖国，他们的失误或许是康德哲学思想神秘性即“图型法”的深奥性的标志。图型法有待深入挖掘，这或许会改变《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到的“准则”这一问题—“准则”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批判的问题。

技术与时间

① 关于“中断性”(épokhale/épokhalité)的确切含义,参见《技术与时间》前两卷的相关章节。

②《开罗紫玫瑰》(旧译《戏假情真》)，伍迪·艾伦执导，1985年；《烟》，旅美华裔导演王颖执导，1995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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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我们就需要对《纯粹理性批判》进行批判，进行一次“新批判”，针对“意识犹如电影”这一问题，即技术的问题，而技术的范畴涵盖了所有第三持留，它是工业技术的初始条件。我在别处所阐释的“思想的生态学”②，在这里将被称为“意识的政治经济学”，它的基础正是本书的研究对象。

第二章意识犹如电影

① 正如布克哈特·林德纳(参见《关于可复制性的理论》,美茵河畔的法兰克福，歌德大学，1998年)所指出的那样，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的观点中，“复制属于对既定客体的拷贝这一范畴”，然而瓦尔特·本雅明所说的可复制性“并不是涉及既定客体这一整体”，换言之，复制远远不只是对现实存在物的拷贝，而且还在拷贝的过程中增添了一些东西，构建了一些东西。本雅明认为，在文化工业中发展起来的复制技术具有这种“构建性”，这一性质不仅赋予电影以异化的威力，而且还使之具有分析的力量——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一“分析的力量”。恰恰相反，布吕诺·拉图尔(参见《媒体学手册》，1996年第一期)完全错误地阐释了本雅明—之所以说“恰恰相反”，是因为他把《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参见瓦尔特·本雅明，《文集》第二卷法文本，莫里斯·德·冈底亚克译，贡提耶一德诺埃尔出版社，1971年)解读为一篇反对现代性和技术的文章，而阿多诺则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技术所带来的解放—对于这篇探讨可复制性所带来的巨大难题的文本，他们二人均浅尝辄止，理解得不尽正确。

② 参见贝尔纳·斯蒂格勒，《低级骗术的时代》，载于《艺术杂志》1999年11月特刊，以及《意识的价值》，载于《外交世界》200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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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过程中，直到克罗斯①和爱迪生发明了录音技术之后，同一时间客体的重复才第一次成为可能。录音技术的发明从深层次上改变了记忆、想象和意识的机制。随着电影、电视以及所有文化工业的出现，这一变革将继续进行，同时使想象活动外在化和物化，尽管想象力是“先验的”。

这一切是怎样成为可能的？

5.《纯粹理性批判》中的“三重综合”

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以康德的图型法为依据，似乎这一概念显然正确，概念本身没有任何问题或可批判之处。

图型法这一概念出现在“先验分析论”第二卷(即“原理分析论”)的第一章中，紧随第一卷(即“概念分析论”)最后一章之后。第一卷最后一章题为“纯粹知性概念的先验演绎”，而这一“先验演绎”又是以《纯粹理性批判》中所说的“三重综合”为出发点而进行的。

“先验演绎”这一章位于“图型法”概念那一章(即第二卷第一章“知性纯粹概念的图型法”)之前，并且影响了“图型法”概念的阐述。然而，众所周知，“先验演绎”这一章有两个版本，二者之间有很多矛盾，这些矛盾之处成了后来很多评论和批判的对象。尽管两个版本之间有着很明显的矛盾(参见本章第8节)，但是康德却接受了两个版本，而我们在本书中即将看到，这两个版本无一例外地指向了“意识犹如电影”，即“所有按照三重综合进行的意识活动的构成要素均具有电影的特质”这个问题。

在“先验演绎”的第一版中，康德区分了“领会的综合”、“再现的综合”和“认定的综合”①。其实，以上三者与第一持留、第二持留和第三持留均密不可分，而且只有当第三持留在这里(即在“意识的构成”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条件下，文化工业才有可能“为顾客把所有一切都图型化”—对于这一点，康德当然没能发现。再者，康德谈到了第一持留和第二持留之间的不同之处，但是他一带而过，没有专门对二者进行区分，也没有看清它们之间的区别。换言之，这一区别在他身边审视着他，与他探讨的问题密切相关，但是他却没有发现。这样一来，“先验演绎”的两个版本之间便有了极大的混淆，二者相互抵触，但却都得到了作者的认可。

技术与时间

① 1877年，法国人查尔·克罗斯邀请爱迪生为他研制一种能自动记录电报信息的装置，爱迪生经过试验，最终发明了录音设备。——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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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

(1）从1781年的A版到1787年的B版的过渡，证明了对想象力的三重综合的阐释以失败而告终。A版中定义的“想象力的三重综合”在B版中也有提到，但已更名为“统觉的先验统一性”(想象由此退居二线，而知性则夺回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2)在A版中，康德没能成功地反思，也没能清晰地阐述的(他在B版中也没能做到，但是B版消除了A版中存在的一些矛盾之处)，是第一持留与第二持留之间的区别。胡塞尔后来曾对第一持留和第二持留进行思考，而在康德那里，二者作为“领会的综合”和“再现的综合”，一直相互混淆。

第二章 意识犹如电影

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处同前，A版第107—123页。（参见中译本第114—124页。——译注）

关于这三种“综合”的译法：在《纯粹理性批判》的法文版中，第二种综合被译为“synthèse de reproduction”。其中“reproduction”一词的字面含义是“再次生产”,引申义为“复制”、“再现”。鉴于斯蒂格勒在本章第6节中认为“reproduction”与“第二持留”，即“再回忆”、“第二回忆”极为贴近，因此从这个角度考虑，本书译者将第二种综合译为“再现的综合”，没有遵循《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的译法“再生的综合”。第一种综合和第三种综合的译法则与中译本一致。——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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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工业图型法”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借助第三持留，即借助技术、科技以及今天的工业，图型甚至图型的内部结构本来就是可被工业化的。对前两种综合进行区分遭到了失败，也就等于试图找到第三种综合所不可或缺的“载体”遭到了失败—我们将会看到（见本章第14节)，《纯粹理性批判》以它的方式告诉我们，找到第三种综合所不可或缺的“载体”是有必要的。

1. 康德的混淆

“三重综合”指的是康德所说的“知性的自发性”的运作过程：

知识是一个由互相比较、互相联系的表象所组成的整体[…]任何一种综合总是与某种“概述”(synopsis)相对应，而且接受性只有与(知性的)自发性相结合的时候，才能使知识成为可能。然而，这种自发性是“三重综合”的原则，在一切知识中都会出现，它包括：对“直观中思维的各种变化”表象的领会的综合、这些表象在想象中的再现的综合、这些表象在概念中的认定的综合。由此一来，这三种综合便成了知识的三种主观来源，而这三种主观来源本身使知性成为可能，并且通过知性使一切经验也成为可能。①

这一“三重综合”的问题，尤其是其中第一种综合，即所谓的“领会的综合”问题，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直观的杂多之所以需要被整理，是因为我们的所有表象都“受制于内感官”：

技术与时间

①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处同前，第109页。（参见中译本第113—114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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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受到内感官的形式条件，即时间的支配，一切表象都必须在时间里得到整理，进行结合，互相建立关系。①

这就是为什么在杂多之中，直观必须“在印象的序列中对时间进行区别”。将延续的时间与所有现象区分开来，使“领会的综合”成为可能。

接着，康德指明了何为“再现的综合”：

那些常常前后相继或互相伴随着的表象，最终互相联结，从而形成某种关联，以至于即使对象不在场，这些表象中的一个也能根据某一固定的规则，使思维过渡到另一个表象。②

在这里，康德描述了胡塞尔后来分析过的第二持留的现象。然而，本段结尾处出现了一个问题：他把“再现”这一能力与第一持留的能力混为一谈。从这时起，康德就不得不提出，“再现的综合”其实就是领会本身之中的持留：

如果我总是任由先前的表象(例如线条的前几段、时间的先前部分，或相继被表现的那些单位)从我的思绪中流逝，如果在到达后继的表象之时，我不使先前的表象再现，那么任何一个完整的表象[…]乃至时间或空间这样的表象，可能都永远不会产生。③

换言之，确切地说，康德犯的错误正是布伦塔诺后来再一次犯了的错误——对于后者，胡塞尔曾进行过指责。这是因为，康德明显是在谈论第一持留，但此时他却以为自己是在描述再现的综合，认为再现的综合使领会成为可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康德才不得不总结道：“因此，领会的综合与再现的综合不可分割地联结着。”换句话说，康德并没有说第二持留作为遴选的准则总是伴随着第一持留的过程;他说的是，领会从一开始就是再现，即再现;在这里，“再现”的定义很清晰，与胡塞尔所命名的“再记忆”也即第二持留几乎没有迥异之处。

第二章 意识犹如电影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处同前，第111页。(参见中译本第114页。—译注)

②同上，第112—113页。（参见中译本第115页。——译注）

③ 同上，第114页。(参见中译本第116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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