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 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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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是：

也可以将它表现为：

在某些仪器所采用的二进位计数制中，它还可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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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这样的“图像”具有经验性和偶然性(因为同一个数字可以任意地由这些不同的“图像”来表现)，它与针对同一个数字的思维完全不同。这样一种思维

与其说是“图像”本身，不如说是在符合某一概念的同时，把一个数目(例如“mille”，即1000)表现在某个“图像”中的方法的表象。如果是“图像”本身的话，那么它或许难以一目了然，而我或许也难以将该“图像”与概念进行比较。①

确实,下面这个“形象”(figure)中有一千(1000)个点，这并非“一目了然”：

技术与时间

① 参见《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第140页。“mille”是法语单词，意为“一千”。—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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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figure”(“形象”)一词在拉丁语中是“skhema”,但上面的这个形象却并非康德所说的“图型”:它只是一幅“图像”而已。既然几何“形象”原本就是“图像”和“线条图案”(法语为“tracé”，拉丁语为“graphein”)，那么为什么“形象”(figure)这个词在拉丁语中却是“skhema”呢？而且,既然数字是以该数字为对象的意识中“符合某一概念”的方法，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一个例如“mille”这样的数才可能不带有任何“图像”呢？

答案很简单: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事实上，数字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以某一第三持留(它可以是孩童的手指、巫师的身体，也可以是计数盘、算盘、字母数字计数法等)为前提条件，只有这种第三持留才能使人们得以具体地进行计数。这种能力经历了一段历史，在这段历史的进程中，“1000”(或“mille”)这个数字的构思终于在某一天成为了可能。在这里，我们想说的是这一构思首先是一个过程。在过去的某段时间里—从人类如此漫长的历史这一角度来看，这段时间离我们很近——对于人类的意识而言，数字“1000”一直是根本无法构想的;在那段时间里，人们的意识还不具备足够的条件来思考这个数字，而“1000”(或“mille”，或是前面那幅形象/图像，或“1111101000”)尚未被构思出来。

第二章 意识犹如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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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本人之所以能够探讨“mille”这个数字(或“1000”等等)，正是因为他拥有一些物质化了的、技术性的概念体系，这些体系使他能够去操作象征符号，并利用“图像”(“mille”一词就是从该图像中得来，而且这个词本身也是一幅“图像”——是一幅有声图像)来固定知性行为所得到的结果，而这一“知性行为”在这里首先是内感官和外感官的之间的联结。

计数行为首先是外感官在掌控内感官的时候所进行的操作，随后它被心理化和内在化，同时忘却了它的源起，也就是在空间里进行的操作，这里的空间是内感官的“直观的纯粹形式”。与此相同，对于所有知性行为而言，它们构建时的源起很可能都是这样一种先于外感官和内感官的对立、先于外部和内部对立的共时化。(关于“知性行为”，我所说的并非理性，因为理性不是由“行为”构成，而是由控制知性法则统一性的原则构成，它在无条件性的权威下，形成了感性的法则。无条件性指的是过去从未存在过、将来也永远不会存在的东西：绝对的过去及其反射、绝对的未来。关于这一点，稍后我还将提及。)

内感官和外感官的共时化在这里调节着知性的行为。与此同时，这一共时化受制于它的“工具”的消极性综合①在这里指的是预想的综合。事实上，一般意义上的数字若要被构思出来，其条件是它必须出现在由某些痕迹所组成的体系里，这一体系被称为“计数制”。计数制总是指向某一肢体动作，而该肢体动作本身就是在操作那些本质上外在化的象征符号—任何心理方式的计数都源于将“通过对象征符号的操作而进行的计数”二次内在化，也就是将某些人为动作内在化。

技术与时间

①关于一般意义上的“消极性综合”的概念,参见《迷失方向》，出处同前，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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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是不厌其烦地提到那第一批艰辛地在沙滩或沙地上划出一条条直线以计数的人。[…]他们也会在一块木板上画出有规律的痕迹[…]，为的是将某一数字的记忆保存下来。

同一数字的所有物质化体现都运用了“相通性”这一原则，但是，[…]事物表象的差异如此之大，以至于对于羊群中的每一只羊，人们都必须在各个器皿中都摆上一只泥丸。[……]或者，在某种具有表达意义的模仿方式的帮助下，人们会把他们的身体当作机器来使用，以求表达出他捕获的鱼的数量。

在第一种情况下，人们获得了一幅有关羊群的抽象图像：一只羊对应一只泥丸。人们没有必要知道怎样去命名最初的几个数，那是在静默中就可实行的一种兼容性方法。[……]器皿可以被纳入主管的记录中，他知道怎样计数，而羊倌却不会。①

一些肢体动作在完成的过程中，将某一相通性原则落到实处，数字的构思正是这些肢体动作的结果。这些肢体动作可以产生一幅图像，这图像必然是抽象的，但却是一幅抽象的客体图像，它是另一幅抽象的心理图像得以投映的载体和条件，而且开始时没有任何有声图像与这幅抽象的客体图像相对应（“人们没有必要知道怎样去命名最初的几个数，那是在静默中就可实行的一种兼容性方法”)。不久之后，数字的有声化催生了语音操作，它不再由手指来执行，而是由颌骨来执行。然而，数字“mille”的构思以“书面文字计数法”为前提，其语音来自于书面文字，而且这些语音并不先于书面文字而存在——这是一个“抽象化”阶段，起源于对象征符号的操作，被称为“书面的数位计数法”。很明显，在这个阶段，图型以图像为前提，与此同时，二者互为前提，也即图像的可能性也以图型的可能性为前提，也就是说，以康德所说的图型化为前提—他将“图型化”定义为“内感官在第三记忆(即外感官能够进入其中的图像)中进行投映的过程”。

第二章 意识犹如电影

① 热纳维耶夫·吉代尔，《文字计数的比较史》，弗拉玛里翁出版社，1975年，第19—20页。粗体为笔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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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种相互性，西蒙顿在批判形质论①(康德思想一直深陷其中)的时候，将它称为一种“转导关系”(relationtransductive)②。我们应当将图型从图像中区分出来，因此更应当知道，任何图型在展现的过程中，均有图像(心理图像或非心理图像)的存在。当康德为了给出“cinq”的一幅图像而在一条直线上画出五个点，并将“…”这一图案插入到句子中的时候，他很不凑巧地忘记了“cinq”这个单词已经是一幅图像，一幅来源于漫长历史的图像。

在探讨“先验想象力”的问题之时，我们曾指出，不存在不伴有客体图像的心理图像。羊群的图像是一个由一些泥丸以物质的方式构成的抽象性表象，由此可见，那些最早的作为抽象实体的数字首先是一些非常具体的记忆载体:意识流在持留上是有限的——在意识流中，数字构成了内感官的某种确定状态，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各个单位前后相继，在统一的统觉里形成了一个数字性的、可综合的整体。作为对流动中的自身的记忆，意识流转瞬即逝，因而必须以外界载体、记忆的代具为支撑，而这些外界载体和记忆的代具同时也是想象活动所指向的崇拜物，是想象活动的各种幻觉的投映银幕①。就这样，意识流的时间性直觉(即意识本身以及某一他者的意识的时间性直觉)在流逝的过程中，持留的代具为意识流(即意识本身，意识本身只是一种“流”而已)提供了一些空间性直觉。这就是为什么“记忆的艺术”(arsmemoria)能够存在的原因。

技术与时间

①“形质论”(hylémorphisme)是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一个观念,认为一切存在，包括客体和人，都是由某一质料和某一形式组合而成。——译注

②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雅克·李维莱格似乎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但他解释说康德所说的“范畴”是“一种关系……它构成了各种术语”，这恰好定义了西蒙顿所说的“转导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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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空间性直观的优点在于它们能够被“客观地”持留住，同时允许对流逝中的意识流进行简化：我们或许能够粗略地读出前面那个由一千个点所呈现的“数字”，但是这一阅读历时应该比较长，而且难免会出差错。相比之下，在“1000”这个书写的数字里，某一图像被时间的流逝这种粗略的操作所取代。图像来自于这样的时间流，而且当意识委身于一系列实际操作之后—先是用身体(手指)来数数，然后是在用于书写的石板上计数，然后是在纸张上计数，然后是以心理方式计数，然后是操作键盘以控制字母数字机器的方式来计数(在此，知性将它的一部分操作交给了机器)—图像就变成了该时间流的对等物。

正是“空间使时间具有形象”这种一般的对等性，使马克思所说的“一般等价物”成为了可能:货币使人们能够将某种抽象的价值聚积起来，因为该价值已变得可被操作；与此类似，资本使人们得以将时间储存并且保存下来，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如格诺所说的那样，将时间结晶化，使时间凝结。货币是第三持留的最为抽象的形式，而且以相通性原则为基础，第三持留使抽象化成为可能，同时也使简略化操作成为了可能。作为时间性操作(意识流可能出错的流动计数方式)的空间对等物体系(数字的图像)，数位计数法是对第三持留的系统运用。

第二章 意识犹如电影

①这些图像一直处在变成被崇拜物的过程中，它们同时也是承载着意识流的被代具所补缀的活的身体、“知己”(alterego)的身体以及躯体性本身所具有的幻觉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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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作为“第三持留的一般系统”的意识的位置以及思维的活动

如果我总是任由先前的表象(例如线条的前几段、时间的先前部分，或相继被表现的那些单位)从我的思绪中流逝，如果在到达后继的表象之时，我不使先前的表象再现，那么任何一个完整的表象[…]乃至时间或空间这样的表象，可能都永远不会产生。①

康德在这里描述的是第一持留，但是他误以为是在描述“再现的综合”。他没有看到何为第二持留，不知道第二持留其实根本不是第一持留。我已经指出为什么意识流在持留上的有限性使第三种形式的持留成为必须，其推论是：如果说“形象的综合”②—在1787年的版本中，“形象的综合”变成了真正的生产性想象力的综合，而不仅仅是再现性想象力的综合，也即先验想象力—使我们得以在脑海中画一条线③，进而构建出空间，那么这种能力作为几何构建的基础，应该离不开“在实际空间中用手画出一条线”。

1787年版序言所提到的泰勒斯的经历颇具启示意义。在任何情况下，泰勒斯在对几何进行理性思考的过程中④,都必须进行这样一种活动：将纯粹空间即经验性空间的先验条件呈现在经验性空间本身之中。泰勒斯之所以构建了一个形象而且不满足于遵循该形象，是因为他所构建的是这样一种形象：没有它，也就没有概念。概念的构建就是形象的构建，反之亦然。当然，在这种构建的过程中，必然伴随某一言语，但是这一言语本身必须被文字记录下来：它必须被固定住，正如形象必须在可感知的空间里，把对纯粹空间，也即直觉的可能性的先验条件的理性思考的痕迹保留住。在此，就像在计数法中那样，如果没有线条图案、思维的动作等形象化的过程，那么任何思维都不可能存在，因为思维必须以它在空间里的记号为支撑，这些记号使人们得以在经验性直觉中，把该经验性直觉的形式条件的某一纯粹直觉给抽离出来。我们已经强调指出，这样的记号就是“知性的拐杖”，而不仅仅是希望和信念的拐杖。①

技术与时间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处同前，第114页。（参见中译本第116页。—译注)

② 同上,B版第128—129页。(参见中译本第100页。——译注)

③“如果我们不在脑海中画出一条线，就不能对任何线条进行思考;不在脑海中描绘出一个圆，就不能对任何圆进行思考。”(参见《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第102一103页。——译注）

④“第一个论证等边三角形的人(泰勒斯也好，其他人也罢)曾有过灵感一现:因为他发现，他不必亦步亦趋地去遵循他在图形中所看见的东西，也不必被这个图形的单纯概念所束缚，仿佛这样的做法能够教会他这一图形的属性，相反，他应当凭借自己所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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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就是“使……形象化”，第二版将其定义为“形象的综合”②。如果形象在这里并不重要，或者说不是最为重要的，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一“综合”定性为“形象化的”(speciosa)，并把这个拉丁词语译为德语词“figürliche”？“figurer”的意思是“给出一幅形象”:这正是拉丁语动词“skhematizô”的含义。我们已经考察了图型构建的条件，以及图像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康德认为图型先于图像，我们则认为二者同时出现，也即二者之间是“转导关系”。图像和图型是构成某一历史进程的同一个现实的两个方面,而这个历史进程受到了“后种系生成结构”的调配。①后种系生成结构指的是:作为意识所处的位置，作为“世界的历史性”，第三持留的一般系统将过去时刻以及正在流逝的意识的时间空间化了。

第二章 意识犹如电影

凭借自己根据概念(即根据构建)先天地想象到的，将图形实际地画出来(或者说构建出来)……”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处同前，第二版序言，第17页。(参见《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第12—13页。——译注)

① 信念的拐杖确实存在，我将在《象征与魔鬼或精神之战》中回到这个问题上来。“或许，如果我们谈论的拐杖是宗教的话，那么希望也需要拐杖。”参见M.纳阿尔为康德《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所写的“导言”，(法译本,J.吉伯兰译),弗兰出版社,1996年，第14页。

② 对于“形象的综合”,康德用的是拉丁语“synthesis speciosa”(参见《纯粹理性批判》中译本第100页),法语译为“synthèse figurée”,其中“figurée”是动词“figurer”(意为“用形象来表现，使……具有形象，使……形象化”)的被动式，二者的词根为“figure”(意即“形象”)，由此引出下文的论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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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尔曾说，在“先验演绎”的第一版中，第三种综合是对将来的综合，故而“认定的综合”同时也正是“预先认定”的综合②,也即计划的综合。这样一来，三种综合在它们的三重性当中形成了时间的各个维度③，尽管海德格尔不仅在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到胡塞尔关于持留的论题，而且在我们看来，他最终也没有看清核心问题之所在。事实上，我们认为，“领会的综合”是对现在时刻的第一持留的综合，“再现的综合”是对过去时刻的第二持留的综合，“认定的综合”是对意识流在其整体中的统一性的前摄的综合，也即意识流的未来时刻与终点的投映。然而，它的前提条件是投映的质料(即图像)，也就是这种我们称之为“第三持留”的综合记忆。

这种时间的三重性在第二版中已被删除，一方面是由于对三种综合的陈述不足，另一方面是基于一些更为深层次的矛盾，这些矛盾恰好构成了康德的局限，使他未曾触及我们在这里所说的意识所处的位置，也即第三持留。要理解海德格尔关于“认定”(也即未来时刻的统一性投映)的观点(我们在这里只是提到他的观点，但并没有逐字逐句地遵从他对“先验演绎”的各种分析)，我们就必须承认：“此在”的过去时刻由于本来就已被第三持留化，也即作为代具而变得可被综合，所以“此在”

技术与时间

① 关于这一点,参见《爱比米修斯的过失》,出处同前,从第183页开始。

②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伽利玛出版社,1953年;尤其可以参见他的《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阐释》,伽利玛出版社,1982年,第316页。

③ 海德格尔,《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阐释》,出处同上,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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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去时刻的既成性①使“此在”的未来成为可能(“最大限度地成为可能”)。②对《纯粹理性批判》进行一种真正的批判，也即某种意义上的“新批判”，必须提出这个关于“外在化”的新问题。只有这样，继承才有可能实现——也即“接受”才有可能实现。

《纯粹理性批判》的两个版本研究了时间的线性概念，而海德格尔则在时间的整个线性概念里看到了一般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典型表述③。这一点体现在当康德从第一版过渡到第二版时，先验想象力被归到知性的管制之下，被纳入了理性的管辖范围中。这样一来，《纯粹理性批判》回到了在形而上学中自笛卡尔开始就已存在的一种传统对立，也即主体和客体之间的对立:想象和内感官只不过是主观性的标志，知性及其范畴对它们做出判断，以达到客观性；在判断中，系动词“是”是客观性的界线。这就是从A版到B版的过渡中最为关键的一点。④

不过，海德格尔没有看到，此处真正的问题在于第三种综合，在于它的前提条件是作为一切投映(包括弗洛伊德所说的投映)的初始动力的“外在化”过程(“世界的历史性”)。此外，他对康德的反思要求他必须明确区分前两种综合，并将“第一持留”的概念看作对“领会的综合”的描述，也就是说它赋予时间和空间以直觉。然而，在“纯粹理性的谬误推理”中，我们将会看到，康德所做的分析本身已经使第三持留成为必须。

第二章 意识犹如电影

① 关于“既成性”(facticité)这一概念,参见《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译本第6页的脚注2。——译注

②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爱比米修斯的过失》的最后一章。

③ 例如可参见海德格尔,《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阐释》,出处同前,第302页。

④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处同前，“纯粹知性概念的先验演绎”第19节,B版第119页。(参见中译本第94—95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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