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与时间 3：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

12.谬误推理以及意识流中的不相符性本章概要以及“接受”的问题

对于第一持留的外在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第三种综合层面上的投映性，这一问题原本就与另一问题联系在一起：意识流的未终结状态，以及意识流本身与前摄的不相符性。只有在这种不相符的状态之中，判断力才可能存在，而且可能会冒做出决断的风险。说是风险，是因为前摄是即将到来之物在其不确定性中的投映，前摄对尚未到来之物敞开了大门，它必须从已经存在之物的统一性中显现出来。

这种统一性是一种成问题的、有待质疑的统一性，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我曾将其称为“谁？”的统一性，它投映的代具是一种“什么”。

显然，这一质疑不是别的，正是对意识流未终结状态的质疑。如果将问号换成句号，将“谁？”换成“谁。”(也即“某个曾经如是的人。”),那么意识流也就走到了终点，不再会有前摄的过程。然而，对于那些关注过去的历史并继承这一生活历程的人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这一生活历程总是存在于第三持留的物质之中，它已经完结，但又被回忆了起来，而这些人从中激活并再次发起他们自己未来的不确定性，这样一来，句号就变成了省略号(总之永远不会有句号)。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意识流的未终结状态由于总是以“即将到来之物”(也即海德格尔所说的“不确定之物”)的形式存在，所以它同时也是意识本身的切实的不相符性，是一种德里达所定义的“延迟差异”①，也是一种西蒙顿所定义的“个人化”的过程。这种不相符性是由“极为可能”的未终结状态所导致，——在《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我们已经指明，这一不相符性的前提是代具性，也即后种系生成所针对的先天缺陷，其实也就是一种技术性，是一种重要的“世界的历史性”。

技术与时间

①“延迟差异”(différance),或译作“延异”，是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根据法语动词“différer”创造的一个新词。在法语中，“différer”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进行区别，发现差异”，二是“在时间上推迟”。然而，名词“différence”的含义仅仅是“不同之处”，没有“时间上的延迟”这一含义。为此，德里达创造的新词“différance”旨在体现“différer”的两层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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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具有投映性，“认定的综合”——海德格尔称其为“预先认定的综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将意识流的过去和未来聚集在一起，如果无法使之完全相符的话(倘若没有这种综合，未来的开放性或许也就不复存在)，它就试图使二者相互兼容——将康德意识流本身不相符性的所有问题集于一身。我们曾在上文看到，“认定的综合”的意识需要有第三持留的记号，这些记号由于可被诠释，因而强化了意识本身的不相符性，换言之，由于它们的存在，康德的过去的意识流“在面对读者群”之时更有可能被读者进行各种各样的诠释。由于这个原因，在《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二版中以及在海德格尔或德勒兹的分析中，这一投映仪器(它是一种“隐藏的艺术”①)作为一种倒退，变成了知性的神秘使者和幻灯片。

尽管相符性只是偶然情况，但是当相符性发挥实效的时候，未终结状态便不复存在，“我思”也就不再带有“意识流走到了终点”这一表象，而这一表象也将不会出现。这样一来，可以说，个体就把这一终结了的不相符性留给了他的继承者、他的后代——以第三持留的形式：一只烟斗、一小片花园、几封情书、一些工具、一本蝴蝶标本的集子、几件衣物、若干藏书(甚至一些他自己写的书)、一只猫、一些照片、一块墓地，或者公共墓穴、公共垃圾场，一切皆有可能。

而且，

第二章 意识犹如电影

(故译为“延迟差异”,也有学者译为“延异”)。[参见雅克·德里达1968年的论文《论延迟差异》(La différance),后收入《哲学的边缘》(Marges de la philosophie),法国子夜出版社，1972年,第8页。]——译注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处同前，第153页。(参见中译本第141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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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现象并不是什么非同寻常之事：或是在通常的谈话中，或是在书本中，通过走近作者针对他的研究对象所表达的思想，我们便能理解这位作者，甚至胜于他对自己的理解，这是因为他并不曾充分地断定他的概念，而且由于这个原因，他有时是在以违背他自已本意的方式来言说甚至思考。①

换言之，他仍然处于不确定的状态里，也即按照他的本意，他对即将到来以及未来将会到来之物不太确定。基于第三持留的不相符性，继承者们总是想要在所有事物的未终结状态中找到某一未来，这些事物则试图通过某些完美的代具来填补其未终结状态，这些代具突出体现了它们所要填补的缺陷，但也总能明显地填补这一缺陷：确切地说，未终结性的问题其实就是代具性的问题—这种代具性却总是许下承诺，要在绝对未来中实现相符性②，这一允诺有可能被肯定，也有可能被否定。

如果要概括本章至此的整个历程，我们会说:意识是一种由第一持留、第二持留和前摄联结而成的“流”;作为对统一的意识流即将到来的条件的预见，这些前摄(通过再现性想象力)来源于过去时刻的意识流，并(通过领会)出现在当下时刻，它们同时也是“认定的综合”的投映；“认定的综合”保证了所有这些镜头、触觉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外感官之间的剪辑组合，使它们构成素材，用于构成同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统一的意识流，该意识流在流逝的过程中与其自身完全相符，但与认定的投映有所不同，正如《四点整》的最后一场戏所体现的那样。在那场戏中，所有观众在接受钟表匠的时间的同时，都感觉到了死亡的恐怖，他们“辨认出了”这一恐怖，因为从影片的第一秒钟开始，看着钟表匠的所有举动，观众们就已经“提前知道”了“他死亡的时刻”，但并没有将这一点作为所观看影片的主题：这个“提前知晓之事”，观众一直带着它，尤其在影片中，它伴随着所有的电影表象，成了“我思”的切实存在的现实性；而且，这个观众一直了解的“提前知晓之事”不仅是记忆再现(一种“认定”)，而且也是一种“不知晓之事”。这就是所有前摄的投映的复杂性。

技术与时间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处同前，第263页(“先验辩证论”的第一卷第一节“一般理念”)。(参见中译本第270页。——译注)

②关于这一点，参见《技术与时间》第四卷，即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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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流中如果存在前摄(预先认定)，其前提条件是意识流未终结状态的存在，而且意识流中有某些事物即将到来，这些事物必须从已经发生之事中呈现，成为此刻的第一记忆所承载的第二记忆。然而，这种未终结状态本身是意识流中某种不相符性的结果，也即意识流与其本身的不相符性，换句话说，意识流中一直都可能存在各种连接、分离和分岔，而前摄则在其中去寻找意识流的统一性(意识流的统一性从来都不是既定的)，这与康德曾分析过的先验幻觉完全相反。这些多种多样的“连接”永远都有可能发生，它们使对过去时刻的意识流进行诠释、对意识流的未来做出决断成为可能。这些诠释所依据的准则是什么？

在海德格尔看来，我必须经历的“已经在此”具有多样性和既成性，而不相符性则是这种多样性和既成性的结果：是我所继承的各种持留的结果。与海德格尔相反，我们已经推理出不相符性首先是第三持留造成的事实，而且我们还看到，为什么在第三持留所构成的准则的基础上，第二持留本身也成为了准则。

各种持留总是而且必然是可被诠释的(因此才会有不相符性的存在)，它们若要被诠释，就必须依照某些准则而被诠释，但是这些准则同时也是一些前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作为第二持留的素材的过去时刻就已经变成了前摄的素材，并且和第二持留的动机一样(就像康德在谈论图型时所说的“单子”那样)，被融入到组成当下时刻的第一持留之中。这样的前摄是目的，或者正如康德后来所说的那样，是终点：它们之所以是目的或终点，是因为它们将知性的法则归到了理性的原则之下，并且在各种缘由的现象和时间序列中，理性总是会上溯到一种无条件性，上溯到那些不具有时间性的事物：也就是我们将在下文说的那种“绝对性的过去时刻”。然而，这种无条件性作为绝对性的过去时刻，同时也是无条件的且无条件地统一为一体的未来时刻，这是一种绝对性的未来时刻—它构成了一切自由所遍及的幅度：在这里，“绝对性”指的是“绝对开放的”，但却是“必然的”以及“必然地统一为一体的”。从“无条件地统一为一体和开放的”这一意义上说，“绝对性”指的是“绝对地统一为一体和开放的”。它是一种必须，来自于事实与律法之间的区别，而理性必须将这一区别维持在开放状态(这就是理性的维护作用，是它的公正性、高贵性和权威性)。

第二章 意识犹如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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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第一持留的过程中对第二持留进行遴选，而这些遴选本身又屈从于一些对过去时刻的遴选，这过去时刻我未曾经历，而是以第三持留的方式将其继承下来，这样的第三持留就构成了我所在的、被我接受了的客观世界。在那里，第三持留体系中的行为体现了无条件性的关系，并且使后种系生成，也即作为“我们自身所是的存在者”的生活方式的接受过程，具有了现实性，也即既成性。“接受过程中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性”是从以下意义上来说的:由于第三持留必须不断接受新的代具，而且持留和技术的领域又是不断创新的领域，所以第三持留既是对技术革新所带来的新生活方式的接受，又是对未曾经历的集体过去时刻的持留的接受。技术性代具使后来人能够进入这些持留，而且这些持留能够被嫁接、转移、综合和融合。我们稍后即将看到，通过持留的嫁接、转移、综合和融合，基于一种具有统一化功能的电影，“我们”可以得到构建。

我的意识流连接在其他过去的意识流(包括我自己过去的意识流)之后；而且，借助于第三持留，我在某些条件下可以进入到一部分过去的意识流之中。基于这种连接方式，我既能够进入某个我未曾经历的过去时刻，又能够进入我自己的过去时刻，这样一来，我便能再次经历这些过去时刻。这样的连接方式使我能够进行“认定”，而通过这样的认定，我又能够实现这样的连接。此外，这一认定同时也使我提前注意到，我的意识流在延续的过程中必须保持一致性，也就是说，必须与第二持留和第三持留使我得以进入的过去的意识流保持一致，甚至包括我自己未曾经历的、只是在接受其不确定状态的同时继承下来的过去的意识流，这一确定的不确定状态仿佛一种承诺，昭示着某种必将到来的一致性。

技术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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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一致性恰好就是一种统一性，它就像未来时刻那样必将到来，但它的必然性尚未确立，因为它受到了以下这一切实存在的事实的影响，并被其“撞出了裂缝”:同一事物会产生不同表象，也即杂多，而我的重复也会使我认识到我本身是一个他者——也就是说，“我”或许并不存在；和“我”一样，我或许只是一个虚构的、投映的、作为假象的“自我”，也即接受了各种人物角色“自我”；在使我变得与电影相似的同时，我也使我自己销声匿迹：

在某种形式下，未被确定的存在可以通过“我思”而确定下来，这种形式就是时间的形式[…]我的未被确定的存在只有在时间中才能被确定下来，被确定为某一现象的存在、某一现象主体的存在，这一主体或是消极的，或是接受性的，它出现在时间中。这样一来，我在“我思”中所意识到的自发性就不会被看作某一实体性的、自发性的主体所具有的属性，而是被看作某个消极的自我所具有的情绪，而且这个自我能够感觉到他自己的思想、智性，他因此而言说“我”。这种自发性在他内心对他产生影响，但并非通过他而产生影响。一段漫长的历史就此揭幕：“我”是一个他者，或是内感官的悖论。①

第二章 意识犹如电影

① 吉尔·德勒兹，《差异与重复》，出处同前，第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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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裂缝”是“我思”的“缺陷”—是一种必须的缺陷：只有当我处于未终结状态之时，我才可能是一个他者。这一未终结状态源于存在于我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不相符性，也是我的意识流未终结的结果(“流”的将来状态会变得与其自身相符，例如一段终结了的、完全流逝了的、找到其统一性的音乐):我不断地成为我自己，也即成为我自己的持留领域，而且我不断地诠释我自己—并且描绘和诠释即将到来之物、紧随已经发生之物之后的流逝之物。

由此可见，康德所说的“意识的同一性”几乎不可能，那只是一种假设；作为意识流的一个形式条件，同一性并无实效，它并非而且也不可能作为事实而存在—而只能以被投映的方式而存在，别无其他方式：同一性必然是意识的电影。想要让这形式条件成为事实，那可能就是沉浸到某一幻象之中。同一性或许只是先验电影（康德说的是“先验幻象”)的一种投映，但任何人都无法避开这一投映(无论我们做什么，目的都是为了达到一种与这一形式条件相符的状态):

在不同时刻的我自己的意识所具有的同一性只是[……]我的各种思想以及这些思想相互联结的一个形式条件，这种同一性根本不会证明我的主体在数量上的同一性。在这个主体中，尽管“自我”在逻辑上具有同一性，却仍然可能产生这样一种变化：它不再允许主体保持其同一性，同时能赋予这个主体一个同名同姓的称号，旨在使该主体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主体完全变了的情况下，仍然可以保留前一个主体的思想，并以这种方式将前一个主体的思想传递给后一个主体。①

技术与时间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处同前，第294页。(参见中译本第320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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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的同一性是意识中的尚未到来之物、即将到来之物，是意识的未来，只有在意识终结之时才可能实现—但是，当意识终结之时，同一性也将不复存在，使意识仍然言说“我”:若要言说“我”，必须是以将来时的方式。它总是带着“谁？”这一问题。因此，“我思”这一断言总是有“(即将到来的)我是谁?”这一问题伴随左右。

在此，我们来回顾一下第一版“纯粹知性概念的先验演绎”第三节里的一则脚注：

一切经验性意识都与一个先验的(先于我们的特定经验的)意识——我指的是作为本源统觉的我自己的意识——之间有一种必然的关联。因此，在我的知识中，所有意识都与(我自己的)某一意识相互关联，这是绝对必要的。然而，这里就有(意识的)杂多的一种综合的统一性，这种统一性已经被先天地认识，并且正好充当了有关纯粹思维的一些先天综合命题的基础，正如时间和空间充当了有关单纯直观的形式的先天综合命题的基础一样。“所有各种经验性意识都必须与一个唯一的自我意识相互关联”：这个综合命题是我们的一般思维绝对首要综合的原则。不过，我们不应忽视的是，相对于其他一切表象而言(“自我”使这些表象的集体统一性成为可能)，“自我”是先验的意识。然而，无论这一表象是清晰的意识(即经验性意识),还是模糊的意识，在这里都无关紧要，甚至这一意识的现实性在这里也不构成问题。①

此外，在“纯粹理性的谬误推理”的最后部分，康德总结道：

在我们称之为灵魂的东西中，一切都处于连续的流动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永恒的，但“自我”或许应排除在外(如果非得这样说的话)。正是因为“自我”这一表象不需要任何内容，并由此没有任何杂多，所以“自我”才如此简单，这使它看起来像是在表现，或者说得更恰当一些，指向某一简单客体。[……]这个“自我”并非某一对象的概念，更不是某种直观：它只是意识的单纯形式而已。①

第二章 意识犹如电影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处同前，A版第131页。（参见中译本第125—126页脚注。——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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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言之，先验性的实际效应在于那些影响意识流之物，这是一种自我影响。在《迷失方向》中，我们已经看到，胡塞尔将这种“先验性的实际效应”称为一种“目的”：以某种理想的统一性为目的。

13.闪回:活跃了胡塞尔的电影

在《迷失方向》最后一章里，我分析了所谓的“认知”类科学在哲学和认识论上的意义，以及它们对电脑这一电子算法时钟的参考。随后，我将胡塞尔为分析“时间客体”这一论题而走过的道路纳入了涵盖一切事件的“时间客体演变”这一历史、工业以及技术背景之中。按照我当时的描述，导致这一背景的是“持留有限性的工业化综合”，这是20世纪的典型特征②，它通过相似性数字技术以及由这些技术构成的确正性技术综合的发展而实现，并且震撼了之前的拼写时代，那里曾是书面文字技术综合的天下。

在本书中，我将通过电影(以及电视)这一问题，继续我对“时间客体演变”的分析，并提出以下观点：首先，在三重综合里，电影已经为康德哲学意义上的意识(以及这一意识所致力触及的所有意识，也即所有各种类别的意识)构建了结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电影才能够影响全球几十亿人的内感官；其次，如果不考虑电影在科技上的启示(也即电影能够使同一个视听型时间客体一成不变地进行重复）尚未发生这一事实，那么康德哲学意义上的“电影”所缺少的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胡塞尔提出的“第一持留”这一概念，以至于康德没能对我在本书中所说的“意识犹如电影”进行真正的思考。

技术与时间

①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处同前，第308页。(参见中译本第332页。——译注)

② 主要参见《迷失方向》(出处同前)第三章“记忆的工业化”,第一节“持留有限性的工业化综合”，自第199页起。

③该术语的原文是“orthothétique”，由对应的名词“orthothèse”变化而来，即“确正性”。关于该术语的含义,参见《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中译本第6页的译注，此处不再赘述。——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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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近距离地考察意识流中的不相符性——西蒙顿把意识流运动中这一重要的张力称为“相位差”(déphasage)——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之时，我们应当回想:胡塞尔所定义的意识流运动是由什么组成的?《纯粹理性批判》显然是他分析的主要对象,那么他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找到了哪些源泉?

《内在时间意识现象学讲演录》尝试解决的是以下这一矛盾:这本书所要描述的“被体验之物”的时间性指向一种本身不具有时间性的理想状态，但与此同时，这种“无处不在的时间性”，也即在时间流逝的整个过程中一直维系着的东西，必须在时间中才能被找到。我曾指出：现象学主要通过客体的“现象性”，也即客体出现在意识中的方式来审视客体，意识是诸客体理想状态，也即诸客体统一性的目的地，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现象学首先是一种“本质学”①。

本质学之所以被称为“先验本质学”，是因为构成它的“理想状态”或“统一性”(也即“本质”)并不存在于客观世界之中(正如几何学中的点也不存在)，而“目的”却是为意识并通过意识构成的存在的现实的构成条件，就好比纯粹空间是由一些并不存在的点而构成，并进而构成了经验性空间。

第二章 意识犹如电影

① 本质学(eidétique):该术语的德文原文是“Eidetik”,一般译为“本质学”或“本质论”。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它指的是一门关于“本质”(eidos、eidès,也音译为“埃多斯”)的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说,“本质论”与胡塞尔所说的“本质科学”(Wesenswissenschaft)或“本体论”(Ontologie)是同义的概念。参见倪梁康,《胡塞尔现象学概念通释》,三联书店,1999年，第110页。——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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