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 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致 谢

在这个后来发现相当困难的研究项目中，我非常有幸地遇到一些为我提供了实质性的鼓励的人，他们包括：杰里米·布雷歇尔(Jeremy Brecher)、迈克·库利(Mike Cooley)、莱尔德·卡明斯(Laird Cummings)、戴维·迪克森(David Dickson)、马克斯·杜拿特(MaxDonath)、迪特尔·厄恩斯特（Dieter Ernst)、琼·格林鲍姆（JoanGreenbaum）、托马斯·P·休斯(Thomas P. Hughes)、菲利普·克拉夫特（PhilipKraft）、埃弗雷特·门德尔松(Everett Mendelssohn)、戴维·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弗里德·纳肖德(FriederNaschold)、克里斯滕·尼高(Kristen Nygaard)、托马斯·史勒辛格(Thomas Schlesinger)、哈利·沙伊肯(Harley Shaiken)、凯瑟琳·斯通（Katherine Stone)、詹姆斯·威克斯(James Weeks)、约瑟夫·魏岑鲍姆（Joseph Weizenbaum)、兰登·维纳(Langdon Winner) 和安德鲁·津巴利斯特(Andrew Zimbal-ist)。我要特别感谢西摩·梅尔曼(SeymourMelman)和斯坦·韦尔(StanWeir)的洞见与激发人心的热情、弗兰克·埃姆斯帕克(FrankEmspak)的冷静的现实感、迈克·库利的创见、罗伊·史密斯（RoeSmith)的富有教益的批评，以及托马斯·弗格森（ThomasFerguson)的通力合作。我还要感谢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和道格·黑曾(Doug Hazen)仔细通读我的初稿，感谢技术史学会的成员们对我的工作的一贯而慷慨的支持，感谢罗尼·科马罗(Ronni Komarow)一丝不苟的校对和敏锐的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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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记载了这段历史中许多人的试验与成就，他们中的一些人不辞辛劳为我提供了当时事件的回忆与反思，我对此深表感激。他们对本书的贡献是无法估量的，这有助于我理解各种零碎而杂乱的文献。关于文献，我无法获得美国空军的档案，因为在我着手研究之前，这些档案已经被销毁。因此，我从众多的档案管理员和图书管理员那里获益匪浅，其中我尤其感激麻省理工学院档案馆的海伦·斯洛特金（Helen Slotkin)。最后，我诚挚地感激国家科学基金会对我的早期研究所提供的资助，劳伦斯·古德温(Lawrence Goodwyn)和杜克大学慷慨批准的学术休假，诺普夫出版公司的阿什贝尔·格林（Ashbel Green)的信任和耐心，以及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他在他的著作中倾注了一生的心血。

戴维·F·诺布尔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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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ces of Production: A Social History of Industrial Automation/David
F. Noble
Copyright © 1984 by David F. Noble
ISBN：0-394-51262-6

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lfred A. Knopf,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 2013 by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目 录

第一部分 命令与控制
第1章 背景：海外战争… … (3)
第2章 背景：国内战争 …(25)
第3章 权力与观念的权力 ……(52)
第4章 关于自动化工厂的争议…（69）
第二部分 机器设计中的社会选择
第5章 数值控制（上）…… (95)
第6章 数值控制（下） (125)
第7章 未曾选择的道路……(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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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新工业革命：没有变化的变迁

第8章研发：一顿免费午餐……(235)
第9章扩散过程掠影……(255)
第10 章配置：数字中的权力……(276)
第11 章 谁在管理车间……(325)
结语另种进步观……(388)
附录………………………………………………………………………………………(422)
附录……………………………………………(424)
附录三……………………………………………(428)
附录四……………………………………………………………………………………………(431)
附录五…………………………………………………………………………(433)
译名対照…… …………………………(436)

烟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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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命令与控制

我们不过是使用新的工具和能源来推进资本家和军工企业早已开创的过程…不仅仅旧的技术形式约束了新技术经济的发展，而且新的创造与工具也每每用于维持、更新和稳定旧社会的秩序结构…旧有目的与新手段的结合，这是当前秩序中最突出的特征。

——刘易斯·芒福德，《技术与文明》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第1章 背景：海外战争

对美国来说，二战后的几十年是一个扩张的时代，它造就了技术的成就和辉煌。美国人充满了骄傲、自信和胜利者的乐观，对潜在的战争威胁不屑一顾。他们把失败的帝国抛在脚下，雄心勃勃地着手建立自己的帝国。他们的领导者认定，自己具备无可匹敌的军事、经济和工业上的能力，并宣称未来将是无止境的繁荣与稳定，他们能够达成任何想达成的目标和愿景。但是除了这些美梦之外，美国人也为他们国外和国内的噩梦所萦绕：一个为两个超级大国所割裂的世界；一个为资本主义生产所导致的不可遏止的对抗而分裂的人性。查尔斯·E·威尔逊（Charles E. Wilson)是通用电气公司的总裁，战争生产委员会的副主席，后来成为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白宫顾问。他在1946年说：“美国的问题完全可以用两个词概括，海外是苏联，国内是劳工。”1]在那个时代，美国人对未来的看法既有乐观主义的成分，也有难以摆脱的噩梦，而这些观点也影响了科学和技术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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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曾经是合众国的盟友，现在已经受到战争的重创。但无论是在二战前抑或二战后，那种假想的苏维埃侵略的威胁都被美国军事和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们用来作为借口，用以推行在和平时期维持永久的全球驻军的策略。有时军事领导人尤其极力推动和平时期武力的扩张。他们总是拿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仓促的裁军说事，认为这导致了美国的“虚弱”，而这种虚弱恰恰刺激了德国和日本的侵略。他们决意不再重复二战中动员整个国家所带来的巨大创伤。他们深知建立在空中力量和导弹之上的现代战争的意义，认为这要求国家具备快速的动员能力，美国不能寄希望于盟国的援助，或者指望宽阔海洋的隔离而能够给自己留下备战的时间。因此，早在向广岛投下原子弹和苏联决定在东欧建立一个缓冲区之前，美国的军事领导人就决定准备一支长期维持和平的武装力量，这支武装力量可以实现迅速的全球动员，威慑潜在的侵略者，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够针对威胁世界和平的潜在力量给予先发制人的打击。国家的安全必然要求美国在全球执行警察任务。因此，在1943年，海军副总司令詹姆斯·福雷斯特尔（JamesForrestal）就在积极推动建立一支“维持全球安全的武装力量，确保具有良好意愿的人们有充分的能力来制止世界上的各种邪恶力量”。“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他宣称，“我们必须维持这种能力。”[2]

当战争结束的时候，原子弹与苏联扩张的幽灵已经成为他的“国家备战意识形态”——他的传记作者迈克尔·S·谢利（Michael S.Sherry）就是这样称谓他的观念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原子弹上升到大规模的威慑和报复的战略地位。苏联人脑海里深深铭记着一战后美国和英国的入侵以及德国人的大杀戮——后者导致苏联死了2000万人—因而试图防御自身以避免攻击。但苏联的这种做法被美国陆军部的情报局视为“肆无忌惮主宰世界的企图”。基于这样的看法，美国领导人需要构建一支积极防御的武装力量，它不仅能够保证时刻防备苏联人的攻击，而且能够保证美国充当一名世界警察。这种对二战后的构想建立在核威慑、空军部队、全球军事基地、和平时期的征兵以及随时干预全球事务的能力之上。除此以外，它还要求国家拥有一个永久的战争经济体，它的基础包括军方与工业的密切联系、和平时期的军备生产（尤其是飞机与导弹）、持续的武器研制以及由军方主导下的用于军备竞赛的研发基础。[3]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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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1945年成为美军总参谋长，他也持这样一种看法。但这种观念并不能一下子为所有人接受。正如这些计划者们所预料的，一个疲于战争的民族对这种二战后加强军备的号召持怀疑态度，在最初几年之内，军事上的战略都让位于保证全球稳定和美国繁荣的政治和经济战略。1947年，外交官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提出有名的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来遏制共产主义的政策（它以核威慑为后盾)。不久马歇尔计划就出炉了，其目的是重建欧洲，扩大美国产品和服务的市场，并且通过加强中右翼力量来遏制和拉拢当时在欧洲遍地出现的共产主义力量。但是，苏联对西柏林的封锁、1949年8月的原子弹试爆成功以及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使得备战的声音重新抬头。国家安全委员会开始积极推动加强军备的计划，以免“自由世界”成为共产主义的傀儡，这反映出保罗·尼兹（Paul Nitze）和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等外交官的鹰派观点占据上风这一事实。最后，1950年夏季朝鲜战争的爆发，紧接着中国的介入，使得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中国的介入被视为以苏联为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阴谋”存在的铁证，“国际共产主义阴谋”后来成为冷战的口号，以及永久备战的理由。艾奇逊后来对鹰派人士讲话时回忆道：“朝鲜战争的爆发拯救了我们。”[4]

军队急剧扩张，而军事工业则再一次增长到二战时的水平。军方决定研制氢弹，将飞机的产量提高5倍（同时加速研制导弹），装甲车的产量提高4倍，与军事相关的电子设备则提高4.5倍。1951年的军费预算膨胀到接近最初预计的4倍。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战时的预算水平将永远持续下去”，这将创造出一个永恒的战争经济体。1945—1970年，美国政府在军事上的开支达到1.1万亿美元，这一数额超过了美国1967年所有产业和住宅价值的总和。此外，一个规模庞大的“军事工业联合体”——正如艾森豪威尔称呼的——已然崛起，它吸收了大量的产业和技术人才。1945—1968年，美国国防部的工业体制提供了价值高达440亿美元的产品和服务，它超过了通用电气公司、杜邦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销售额的总和。[5]

现在这种永久备战经济和军事工业联合体打着国家安全的旗号，将军事的烙印深深地打在广泛的民用工业和科研活动之上。为了满足军事任务的需要，比如战斗的灵活性、战术的优越性以及战略上的反应与控制，性能而不是成本被赋予首要的重要性。它还要求严格的命令、精确的专业化、迅速沟通、执行命令时尽可能避免任何信息传递或判断的错误。最后，人们执迷于高科技以及资本密集的现代手段，以确保绩效与任务的达成，从而实现遏制共产主义，维护国家安全这一目标。军备竞赛反映了这些军事上的要求，其中有三个产业尤其突出，它们是飞机制造业、电子工业和机床业。[6]

第1章 背景：海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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