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 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它可以用来检验林维尔的论文，并将他的想法付诸实践。帕森斯的较为简单的点对点定位系统并不是一个恰当的途径，因为点与点之间的运动并不是连续控制，它仅仅是一个读数系统。事实上，根据数字信息来实施连续通路控制仅仅意味着近似连续性，它极其紧密地在相同的空间里排列更多的点（每点的距离是0.0005英寸而不是0.25英寸），而输入机器的控制数据量将大得多，而且速度相当快，这要求非常庞大的计算能力因此是飓风计划的理想试验产品（正如贝尔试验室的乔治·斯蒂比兹很早就预见到的)，这就是该方法区别于定位系统的地方。因此，虽然帕森斯所带来的合同要求在断面铣削上采用切入磨削法并采用点对点定位控制系统，但他从一开始就受到麻省理工学院与马什所施加的压力，要求转向连续通路控制方向—这是一种显然更具有挑战性、极其复杂而且耗资巨大的方案(参见第9章有关点对点控制方法的进展)。

受到连续通路控制方法的鼓舞，计划负责人皮斯与麦克多诺很快就抛弃了最初的想法——机翼曲面的自动加工—而考虑一种更具有一般性、更为宏大的应用方法。他们设想一种连续通路控制系统同步控制三轴的动作，从任何固体材料上切削任意数学描述的形状或曲面。“麻省理工学院的解决方案是具有综合性的加工与编程方式，”帕森斯后来回忆道，“这是一种你最不可能去考虑的方法。”帕森斯公司的总工程师斯图伦并不接受这种方案，其理由是它要求有庞大的计算量，他对连续通路方法提出了批评。在卖给空军的卡登机方案中，他曾做出其中的计算工作，深知这类计算工作需要耗费多大的时间与精力。帕森斯犹豫了一段时间之后，决意采纳麻省理工学院的方案，其理由主要是马什所建议的，该方案能够提供更为平滑的表面，并且该方案将其最初想法的各种潜在可能都发掘出来。虽然斯图伦对此抱怀疑态度，但他仍然没有意识到这一任务的艰巨程度，也不能预知这一计划终将不是他的资金所能满足，也非他最终能够控制。而在那个时候，麻省理工学院自动控制试验室的工程师们也无法完全明白他们所要遇到的困难。\*[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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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森斯后来回忆道，“斯图伦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成功地设计出机翼样板，并且该样板正是我的加工合同所要求的。我们根本没有必要生产那种精确度达到0.0005英寸的面板，因为我们已经成功地制造出精确度达0.005英寸的机翼曲面。1948年12月的演示就包含了斯图伦所设计的图纸，其标题按我的要求题为曲面能够铣削到何种平滑程度’。它力图证明，凹凸曲面能够磨削到误差低于0.003英寸，这正是我的加工合同所要求的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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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扩展除了增加大量的计算工作之外，采用三轴连续通路控制还意味着必须抛弃帕森斯最开始的想法中另外两个组成部分一—IBM公司的卡片读数器与斯奈德专用刨铣机。麻省理工学院与帕森斯公司的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学院工程师拜访了IBM公司，认为该卡片读数器对于连续通路控制方法并不适用，因为它无法快速提供控制信息(尽管该读数器能够与麻省理工学院所采用的打孔纸带取得一样的速度）。马什建议IBM公司从卡片存贮信息改为磁带存贮信息，这样读取速度更快，但IBM公司无意进行这方面的研制工作。这样，麻省理工学院的科技人员决定自己承担研制机器控制中读数器的工作，从而抛弃了IBM公司的方案。

最终采用的读数介质是打孔纸带，而不是磁带或胶带。[21帕森斯习惯于按潜在的工业用户的需求来考虑，他希望该介质能够让用户看到程序本身（采取打孔的形式）。此外，飓风计划早已将打孔纸带用在电传打字机上(飓风计划中第一个数字控制纸带就是经过改装后的电传打字机纸带)。因此该机器是以纸带控制而不是以卡片控制。不久，帕森斯因为促销方面的原因考虑改动卡登机的名称。最后，麻省理工学院将重点放在采用三轴控制上，并建议放弃斯奈德刨削机，而采用它自己为空军准备的立式铣床，其理由是这种铣床在控制系统的应用面更广，有利于进行试验。这样做事实上排除了帕森斯公司作为空军之外的唯一计划参与方，最终使得麻省理工学院掌握了机床控制本身。[22]

1949年10月，麻省理工学院对这一扩展的研究计划提出了初步的设计方案，正如预料中的那样，计算问题成了最大的困难。该月发布的研究计划通报指出，“总而言之，要达到规定的精确性与速度，就必须有一部高速的数字计算机来加以计算……我们建议初期计算工作由麻省理工学院研制的电子数字计算机来进行……作为研究的组成部分，我们正在研究以飓风计算机来执行编程、计算和记录的各种程序。”（原文如此——原注）还有部分初始研究工作则致力于用于伺服驱动的从模拟到数字的转换问题、从模拟到数字的定位指示器的研制或者说用于反馈控制的工作台测量设备。[23]

10月底，帕森斯本人初次造访麻省理工学院，第一次明白他现在的处境。他对问题的看法（空军合同的义务）与麻省理工学院的理解之间的巨大差别是一目了然的。皮斯声称，“主要的问题是计算”，而帕森斯坚持认为，“基本问题是铣床能够生产出合乎要求的机翼曲面。”帕森斯承认计算及其相关的应用问题确实很重要，但它们是问题的背景；就他而言，机翼问题才是真正的急务。在场的空军代表埃尔默·伯德格(ElmerBurdg)指出，“麻省理工学院的做法将会制造出一部不适用于生产的机器。”至少在其初期是如此。皮斯承认伯德格说的有道理，但他仍然坚持采用三轴控制，而不是斯奈德机器。麻省理工学院还希望在建造机器之前能够有更多的时间研究该问题。帕森斯开始怀疑麻省理工学院企图完全夺取计划的控制权，并继续坚持采用斯奈德机器。帕森斯后来仍然认为，要求放弃斯奈德机器是麻省理工学院试图取得整个工程的控制权的一部分。

第6章 数值控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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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森斯坚持按照规定的空军合同来行事。布朗与皮斯、麦克多诺以及自动控制试验室的其他技术人员一样此时还不能理解数值控制的商业前景\*，而是以“国家利益”的名义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布朗向伯德格求助，为使他站在自己这一边，他宣称，“麻省理工学院与政府的关系要比帕森斯公司更为重要。因此我们有必要从问题的整体层面上考虑，而不是局限于一份数额不大的合同。我们应当在总体国家利益的层面上维持麻省理工学院与政府的关系。”

帕森斯目瞪口呆，只能无力地抗议，“所有人都抱有长远的眼光，但我们必须一步一步去做。”“帕森斯最开始反对扩张研究计划，”皮斯后来回忆道，“他与布朗在谁是真正的老板问题上纠缠不休，但最后接受了我们的方案。”经过这两天的会议—-其中包括两次参观飓风计划——帕森斯同意重新修订与空军签订的合同，抛弃了为麻省理工学院提供纸带读数器的子合同商IBM公司，新合同的条款反映出扩张的研究计划。\*\*[24]

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技术人员仍然继续他们的初步设计工作。麻省理工学院的数字控制系统包含着一系列的操作过程。首先，必须将蓝图中有关部件的数字描述转换为切削工具生产该部件的详细通路信息（工作台运动)。其次，经过计算后的切削通路信息再转换为用以引导伺服马达的数十万个实际运动信号（插值问题）。再次，这些数字信号必须同步输入到各个不同的控制马达，转换为模拟信号，产生循环运动，并放大到可以驱动马达（信号分配、解码和动力问题）。最后，为确保精确性，用反馈来实现控制闭环—包括在整个加工过程中实时测量工作台位置，将信息转换为数字脉冲，反馈并与最初的控制集中相比较（传感器问题)。当1951年第一部机器制造出来的时候，麻省理工学院的技术人员在所有这些领域都展开了研究工作。\*但主攻方向是数据计算与插值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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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下面有关超声波公司的讨论。

\*\*机器类型原来规定为“刨削机”，现在则未加以规定，另一处则以数轴之间的“协调”取代了机床的“刻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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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就很明显，”唐纳德·亨特在他那本有关该计划的内部史中写道，“整个加工过程的控制系统所要求的计划功能（计算与编程）不可能由人工来完成；要实现这一功能就必须使用计算机。”相应地，“与机器设计和建造同步进行的，还是飓风计算机应用于数据处理的研究。”然而需要执行多少计算量取决于用以输入控制系统的信息类型。皮斯和他的试验室同事此时对数字系统或具体的数字计算机所知甚少；他们都是模拟控制工程师。因此，在工程所能够取得的成就方面，他们往往大大低估计算过程所遇到的困难和复杂程度。

最开始的时候，他们设想将部件的几何特征直接输入系统（以一组方程或坐标点的形式)，让机器自动将断面信息转换为机床中心通路的描述(刀具的实际操作路线，它与部件曲面平行，以及刀具的操作半径)。但这一想法后来证明过于宏大（由此可见他们在计算机方面经验的缺乏远甚于斯图伦)。幸运的是，科切伯格很快就抛弃了这种想法，建议“可行的办法也许是根据切削的进度来按序列处理数据（而不是整个部件的几何形状）。这意味着在处理数据之前，必须先规定好切削路径”。总之，事先就必须做大量工作（不论用或不用另外一部计算机）从而简化机器的数据处理功能。“最开始我们设想，控制方法是对曲面以及刀具的几何运动范围给出数学描述，然后让控制系统规定出相关的刀具路径从而加工出规定的形状，”麦克多诺后来写道，“但我们吃的苦头远比我们得到的东西多。我们不得不退回来，决定让部件程序设计者确定控制的刀具路径。”这样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繁重的“部件程序设计”——逐步将设计图所规定的部件规格转换为机器运动的详细描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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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重要的有转换问题与传感器问题，前者主要基于林维尔、科切伯格以及苏斯金德的研究，后者主要基于麦克多诺在干涉测量、光电以及电子机械设备上的开创性试验（最终的成果是电子机械的齿条一齿轮传动装置，它用于将角度变换位置转换为数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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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森斯最初设想的切入磨削系统中的信息准备也极其繁重，但相比较多轴连续通路控制系统所要求的信息来说就很简单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们现在也发觉到这一点。科切伯格批评了他们那种抱负过于远大的完全自动化程序设计方案，之后，他们开始处理部件编程问题。但是，他们又提出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这次他们建议一个“绝对值”系统，其中刀具路径上所有的点都用一组多项式来表达为绝对坐标值。这次福雷斯特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根据自己的计算机经验，提出了麦克多诺后来称做“该计划中最富有创意的几个关键想法之一”。这完全低估了他的贡献：没有福雷斯特关键时期的介入，这些工程师永远只能在他们的设计图纸上画一些空中类似阁楼的东西。福雷斯特只是告诉他们，这种设想的“绝对值”机床控制系统所耗的工程量将远远超过飓风计划的内容。[26]

该绝对值方法存在的主要问题对福雷斯特来说再熟悉不过了：计算机的存贮能力。控制系统必须贮存所有每个以绝对值规定的点的信息，但就当时可行的存贮技术来说（真空管存贮以及福雷斯特的磁芯存贮），它将要求组装庞大的设备。为绕开这个问题，福雷斯特设计了一个更为简单的“增量”或“相对”系统。其中刀具路径的点并不是按绝对坐标值来规定，而是以与前一个点的相对距离来加以规定，以运动与时间单位的标准增量加以测量。\*\*这样在控制问题上的重新转向大大减少了所要求的计算与存贮能力，从而使得该系统更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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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只需要规定起点的坐标、深度以及位置。实际的切削过程只需沿单轴进行自动化进给，这一过程没有控制信息，也没有需要加以规定的数据。通过改变工作件的角度（使用万能工作台），并改变不同切入点的切削深度和切削位置就可以近似地模拟断面。另一方面，在连续通路方法中，在整个切削过程中，需要掌握三轴切削的详细信息，因此需要规定更多的数据。在定位系统中，将刀具从点A移动到点B，需要两组坐标数据。但在连续通路系统中，除了点A与点B的信息之外，还需要对两点间数以千计的紧密衔接的点都必须做出规定，此外再加上变化的进给速度信息，从而接近于连续控制。这就是插值问题。

\*\*在福雷斯特的方案（源自雷达与计算机脉冲电路技术）中，一个振荡“时钟”成为控制系统的核心；它产生一个脉冲流，并当做基准时间标准，因此也成为将多轴运动同步化的手段。每个脉冲对应于一个置值距离—0.0005英寸的增量—而脉冲流则按要求以固定量以及固定速率（固定时钟速率的乘数）分派给不同的控制轴，这样就能在正确的方向上产生精确的动作量。该方法通过不同轴的一组直线切削来接近断面——由此而得名为“线性插值”法。根据线性插值法，输入信息并不需要规定刀具路径上任何绝对坐标值，只需要规定每一直线切削线段的终点的值，它被描述为与前一个切削线段终点的距离以及每一次直线切削的加工时间。控制单位将贮存这些少量的指令，时钟分配系统将生成有关规定速率及工作量的完全插值的增量信息，并且重复生成（连续将它与三个位置指示器反馈来的信息进行比较以消除错误)。通过这种手段，该方案大幅减少了所要求的存贮能力，从而大大简化了编程计算工作。(但是，它仍然有一个实践上的缺陷。对一个部件的完全编程工作按一个绝对的“零”起点展开，自那以后的每一个点仅仅参考前一点，这样一来，在加工过程中，在被打断之后重新配置刀具的时候，就不得不要求整个程序从头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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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雷斯特的创意大大减少了控制系统的复杂性，但比起帕森斯所设想的任何方案来说仍然要复杂得多。直到1949年末，麻省理工学院的技术人员还只是仅仅提及整个工程扩大后的范围。事实上，他们只是在自己内部达成了一致意见，然后逐步告诉帕森斯进展情况。现在他们完全明白他们过去一直所做的事情，他们也明白，合同修订以及偶尔提交给帕森斯的进展通报并不能反映工程的真正性质。帕森斯试图通过斯图伦和马什将工程按合同要求来实施。正如布朗所预计的，麻省理工学院的人知道，按照该工程的扩展计划，帕森斯根本就不可能履行他的合同义务。然而，他们并未公正地处理这个问题，而是选择布朗的建议方案，一方面接受帕森斯的资助，另一方面却仍然按扩展了的工程计划去实施。

这种运作方式很大程度上与福雷斯特有关系。他敦促皮斯和其同事与帕森斯开展一个开诚布公的谈话，从而让事情得到恰当的处理，并让对项目计划的描述符合实际的进展，但他们并未听从他的建议。最后事情到了摊牌的阶段，该年12月21日，福雷斯特和埃弗雷特找到皮斯和科切伯格来商议帕森斯计划。“我对他们这种做事情的方式表示不满，”福雷斯特在他的笔记中写道，“正如我过去多次所做的那样，我再次指出，他们可以说是在做无法实现的任务，这一任务的不成功将对飓风计划有恶劣的影响，而且我认为，他们没有对帕森斯和莱特基地更为清晰地说明现在所做的工作将蕴含的工作量是错误的做法。”布朗对福雷斯特“指摘帕森斯计划”大为光火，但他终于明白事情的重要性。他在与塞奇、皮斯和福雷斯特分别就整个事情商谈过后，他批示福雷斯特重新改造整个研究计划。[27]

“正如一个崭新事业的初创阶段所经常发生的那样，”福雷斯特在他那本有关帕森斯计划的冗长备忘录中写道，“有5～10个因素使得最初对工程成本和期限的估计显得过于乐观。”“从现有掌握的信息来看，”他建议道，“必须对整个计划重新修订，并重新谈判签署一个新的基本合同…”（“成本再加上固定费用从而能够让该扩展计划最终得以完成。”）“最大的危险，”福雷斯特强调指出，是“在没有通盘的系统规划情况下，过于幼稚地估计机械设计、车间加工以及试验室研究工作。”福雷斯特认为，麻省理工学院技术人员最新“提出的结构图可能还是过于复杂，恐怕无法执行”，而这很大程度上是随意设计而没有通盘考虑的结果。福雷斯特坚持认为，有必要对他们“施加压力使其先从事设计和试验室的工作”，然后再制定出整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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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设计以及综合性的研制计划。

“任何有关该计划实施的要求都必须做出明确说明，”福雷斯特宣称，并强调，“我认为，这些目标通过项目本身来实现，而不是由资助者来提供。”这意味着项目人员必须有充分的时间“去熟悉这些问题”，包括机床、金属切削的实践，“从而能够提出敏锐的意见”。“到目前为止，”他抱怨道，“他们只是敷衍了事地对待各种建议、技术规格、合同条款以及资助者的想法。”

“我最重要的建议，”福雷斯特指出，“与第一个阶段（规划研究）有关，要求给出一年的时间，继续在一个相当基础的行动层次上详细规划该研究项目。”并且“慎重考虑最终系统的性质”，包括“总体集成系统设计”的格式。（他认为“系统必须兼容各种提供数据的计算方法”，建议“彻底详尽地研究使用通用数字计算机来处理铣床数据……我认为可以把飓风计划当做样板”。）最后，福雷斯特为该项目制定了一个计划进度表（其中包括研究“计算”的充裕时间以及经费预算的可行性报告)。福雷斯特归纳道：“这些建议主要是根据飓风计划的程序而提出的。”它们之所以也适用，是因为“飓风计划与铣床计划之间存在很多相似的地方”。[28]

如果说麻省理工学院的其他技术人员在这个问题上还只是遮遮掩掩的话，那么福雷斯特则完全撕下了这层面具：试验室人员必须完全控制该项研究计划，按照自己的方式去从事研究，而不必顾及帕森斯的想法、他的资助以及空军合同中所规定的义务。一个星期后，布朗将福雷斯特的备忘录交给帕森斯，他的反应是可想而知的。帕森斯认为福雷斯特的建议是“没有道理的”，甚至是“极其荒谬的”，他认为合同已经明确规定了研究的目标，而且自动控制试验室的人们对机床与飞机生产几乎是一无所知（因此需要时间来学习和适应)，而在这两个领域中，他以及自已公司的人已经拥有相当丰富的经验。

帕森斯质问道：“难道我们还要在这个事情上再耗去一年的时间来深思’吗？”“现在已经把问题弄复杂了，惹出了麻烦。我们必须改变这种想法，并放低我们的要求，”他再次建议回到最初的切入磨削方法，“我不希望到时生产的物品不符合我们的规格。因此我们不可以放弃这种方法，因为在第二种方法上我们已经陷入了困境。”然而布朗、福雷斯特以及试验室的技术人员决意按照福雷斯特的建议去做。布朗对他说：“我们相信，不管是我们还是谁，根据你所提供的资助金额，没有人能够制造出你所期望的产品。”帕森斯反驳道：“要是我不想扩大研究计划的话，我们早就做到了。”但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并没有听他的。布朗宣称：“真正的问题是集成设计，它所蕴含的所有技术细节都归我们负责。”布朗主张“麻省理工学院现在可以制定一个宏大的研究计划，”警告帕森斯不要拿合同之类的事物来“拖我们的后腿”，并坚持认为，“作为合作方，麻省理工学院有权自已做出决定。”[29]

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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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心肠还硬一些的话，我早就把工程叫停了，”帕森斯后来回忆道，“但是我（跟空军一样）仍然盲目信任他们的技术资质、知识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科研氛围。”不管怎么说，现在为时已晚。福雷斯特在该年12月重新修改了计划内容，次年1月，虽然在帕森斯的反对之下仍然得以通过。修改后的计划实际上为后来的研究工作设立了新的研究方向，后来的工作通报也承认这一点。麻省理工学院的方法占据了上风，甚至在马什的工作报告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在1月的工作报告中以极其抽象的理论和试验术语来描述研究计划的进展，而不像以前所专注的金属切削业中的机床控制和改进。他将工程的进展视为“数字信息第一次应用于伺服系统的自动控制，从而将建造出第一部通过数字计算机器的输出来控制的自动化机床”，它的意义是“控制工程学的巨大飞跃”。他还是第一个使用了“数值控制”（numerical control）这一术语的人。“对我们来说，这一术语是完全崭新的。”帕森斯后来解释道，其中“我们”指的是麦克多诺和他自己。因为这一概念用一个相当简单的非技术性语言表达出了它的内容，“这样只要使它能够为人们接受，人们就会接受我们的产品。”现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已经认识到这一创新的长远价值，并已将它视为他们自己的发明。[30]

1950年下半年，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们沿着福雷斯特所制定的道路前进。他们编写了系统结构图，钻研线性插值问题，并建立一个校正平台来检验和演示导螺杆运动的数字控制原理。当年6月，他们完成了机床控制单位的草图设计和性能规格的正式报告，并提交给帕森斯。

与此同时，在这些表面的事务背后，该计划的研究范围与方向又发生了决定性的变化，它的路线仍然是麻省理工学院那抱负更为宏大的想象。这一次，研究重心从机翼部件的断面加工问题转向了更大的锻模加工以及整个三维轮廓问题。

研究重点的转变起因于空军对以重型冲床生产大型飞机部件而提出的更高要求（从而保证部件能够达到更高的强度重量比）。空军的目的是制造高性能的飞机和导弹，它相应地要求研制出一部自动化五轴控制（X，Y，Z三轴再加上工作台转动和刀具旋斜）的“万向断面铣床”，用以加工大型铸件和锻模。根据空军的命令，洛克希德公司进行了调查研究，以查明为满足五角大楼不断提升的性能要求，飞机工业所应做到的要求。13家飞机公司都指出，需要一部大型的由通用模板控制的靠模机床来加工这些大型铸件。没有一家公司对数值控制技术感兴趣，但空军装备司令部认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方法也许是这个问题的最佳解决方案，因为当时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刚刚建议设计一种通用系统来切削“任意可以用数学来描述的断面”。麻省理工学院的人们现在已经适应了空军的最新倾向，他们在报告中开始强调数值控制机床可以用来加工铸件与锻模，而不仅仅是早期的机翼加工。不久，这一研究方向的微妙改变就有了明确的决定性举措，放弃斯奈德专用机床皮斯很早就建议这样做。取代它的是辛辛那提铣床公司生产的标准液压传动立式铣床，它由空军资助，安装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自动试验室。\*这样，麻省理工学院与空军的合作更加紧密，现在它自然要恣意追求自己的技术狂热，而对帕森斯提出的约束条件不屑一顾。[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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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这个时候，根据空军合同的规定，帕森斯计划早已实质性地偏离了最初的轨道。而且，工程师们也并未按照预算支出，帕森斯对支付他们的账单而头痛。“每个月我们都收到麻省理工学院的账单，然后我们出钱买单，”帕森斯后来回忆道，但“自麻省理工学院不按合同办事后，便不再按时支出。我认为成本支出过高。它已经达到8万美元，我觉得除非由空军再签订一个补充合同，否则我无法再投钱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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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月的时候，斯奈德“演示设备”仍然是该计划的核心部件，但在5月的时候，就“无声无息”地消失了。最开始的时候，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反对使用斯奈德机床的理由是它有限的加工能力。他们认为它无法充分显示他们心目中控制系统的潜能。帕森斯坚决否认这一点，认为这部专门设计的斯奈德机器在这方面要优于任何传统的机床。铸件与锻模问题的提出使得麻省理工学院有了更多的理由，因为它更符合系统设计能力的早期设想，并超越了帕森斯的想法。此外，还存在另外一个因素。空军现在更多地站在麻省理工学院一边。它承诺以政府拨款的形式为麻省理工学院免费安装一部标准铣床。这样，麻省理工学院更有了经济上的理由来抛弃斯奈德机床：它太贵了。加上这一经济上的理由，麻省理工学院迫使帕森斯放弃他自己的机器。“麻省理工学院一心想按它自己的想法去做，”帕森斯后来回忆道，给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他们拒绝使用斯奈德机器，而更倾向于空军资助的机器，这样好完全控制该研究项目。他们并不希望其他什么人控制该项目。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从未退让。”5月底，帕森斯接到空军的通知，要求“结束斯奈德机器”。“我希望使用我自己的机器。”帕森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完全明白，放弃它就意味着将工程交给了麻省理工学院，甚至将终结他本人制造机床的梦想。但他承认，没有空军的资助，“我将不得不因为缺乏资金而放弃它”。他在这个问题上失败了之后，还试图请求空军将该标准机床安装在他在特拉维斯市的工厂而不是麻省理工学院，但也遭到了拒绝。[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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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帕森斯强烈要求修改合同条款与预算，以符合项目进展的现实情况；此时他已不再打算要求项目按最初的合同进行了。而这样做，他必须与莱特空军基地再一次进行谈判，以说服他们接受自己的主张。1950年，他与空军就这个问题进行了商谈。

当年8月的时候，帕森斯认为空军装备司令部的代表H.E塞纳特(H.E. Sennett)“乐于与人合作”。“他向我们保证，只要我们能够成功地在单轴控制上做出演示，一定会追加资金。”帕森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12月中旬的时候，空军再度确认了这种态度。帕森斯写道，空军装备司令部“同意追加221000美元，从而使卡登机的总研制经费达到496000美元（包括所有的超支)，并迫切希望我们早点装备起来。”但使他惊讶的是，两个星期后，“空军不同意对卡登机的合同进行修订。谈判完全没有成功。莱特基地认为我们误导了他们，完全没有按照合同行事………他们有的是足够的钱，但并不愿意把钱用在我们身上，”帕森斯失望地写道，“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他们的态度发生了转变。”[33]

帕森斯的合同处境非常不妙，因为这是他的合同，而且仍然由他来负责。帕森斯公司的谈判者埃尔摩·鲁姆莱（ElmoRumley）后来回忆道，“我们不得不更改旧的合同，重新订立一个。我们别无其他办法。”然而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任务，因为过去以来帕森斯一直在满足一—当然是极不情愿地—麻省理工学院的要求，致使项目早已偏离了合同条款，并远远超出了预算。这个时候甚至已经很难看出合同与实际的科研进展之间的关系。鲁姆莱说帕森斯“在技术方面过于尊敬麻省理工学院的权威”。这里并不是他的圈子，他也不适应“与麻省理工学院这种过惯大手大脚花钱且自由闲荡的教育机构打交道”。麻省理工学院与帕森斯公司之间有着太多的没有记录的电话沟通，而较少对它们在合同上予以明确清晰的义务界定。“他太信任人们的口头承诺。他敞开自己的胸怀，而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则利用这一点。对于麻省理工学院那些雄心勃勃的技术人员来说，这简直是无法抵挡的诱惑。”\*[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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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后，帕森斯自己承认，在与麻省理工学院打交道方面他确实缺乏准备。“与戈登·布朗这样的谋士打交道，我确实经验不足。我在汽车工业里做生意，就只凭一条，一个人说的话就不可以改口，不管这个人是帕森斯，还是汽车工业巨头派出的采购商。通常情况下，汽车公司的采购商都会承认他此前口头下的订单。这种购买订单即便是订到三个月以后的供货，也是很常有的事情……我错误地认为，在麻省理工学院这样一个极富声望的（非营利）组织中，我与布朗或塞奇这样层次的人面对面打交道时，根本就不会出什么差错。我完全错了……坦率地说，我认为，麻省理工学院在这项研究合同上的所作所为，是我做了一辈子生意所碰到的最不道德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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