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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自己的公司内部，帕森斯也遇到严重的问题。自1948年夏以来，它就陷入了财务危机，1949年3月，债权人设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监督公司的运营。公司内部彼此我爱你钩心斗角，大量的批评声音认为帕森斯对一种新型旋翼叶片花了太多的钱，在卡登机上耗去过多的时间。很多人“对他的能力表示怀疑”，按债权人委员会的看法是，他“陷入了困境”。他被降职为车间工长，1952年1月，他被解雇（两年后，他被重新雇用，1954年6月恢复原职)。总之，帕森斯公司决定，帕森斯必须完全放弃卡登机的项目，并让鲁姆莱取代帕森斯，负责合同的一切事宜，削减公司的债务，并从研究项目中完全脱身出来。鲁姆莱本人对卡登机的印象很深刻，并希望重新把它做起来，但他也无能为力。“我们现在已经一文不名了……只差一步就会破产”，而且麻省理工学院与空军完全知道这一点。“我们需要一大笔资金来继续这个项目。帕森斯公司必须筹集到1/10的资金，但是我们没法做到这一点。帕森斯公司完全处于一个弱势地位。我们并非有意退出这个项目，我们是被迫的。”[35]

空军现在可以在比帕森斯公司更大的空间里来对待这项计划，并决定直接与麻省理工学院签订合同。空军完全熟悉帕森斯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帕森斯在公司中的地位，怀疑如果扩展合同的话，帕森斯是否有能力执行整个计划。这样，经过一段寻求其他公司资助的简短经历之后，空军最后还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屡屡游说之下，听从了它的意见。

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麻省理工学院以及试验室的技术人员完全是肆无忌惮地追求他们自己的目标。学院希望自己来签订这个合同有几个方面的理由：可以继续进行满足他们技术狂热并且前景可观的研究；可以确保长期的科研；保证试验室的日常经费、人员开支以及大学教学。[36]布朗根本不相信鲁姆莱有能力管理这个项目，现在帕森斯已经失去了他的公司，布朗自然想挖掘这个“金矿”（鲁姆莱的说法），获得没有限制的资助从而进行他深知帕森斯公司不可能支付得起的研究计划。布朗“完全无意让帕森斯公司还插手其中”，鲁姆莱回忆道，“他明确地说明，他并不认为帕森斯公司在其中有任何权利，因为公司不能为麻省理工学院开出它们所希望的哪怕一张空白支票。”因此，麻省理工学院根本无意支持帕森斯的修改合同计划那样的话会让帕森斯仍然控制着研究计划，至少一直到机床制造完工（当时还只是完成了30%）—而是决意自己与空军签订合同。“我原以为麻省理工学院至少不会与帕森斯公司竞争，”鲁姆莱回忆道，“但麻省理工学院确实在与帕森斯公司竞争，它们给空军承诺更低的运营费用；它们本来只是子合同承包商，但现在它们却急切地想独吞空军合同。”在整个秋天，麻省理工学院的人们就不断显露出这样的意思；但在与帕森斯公司共同制定补充协议的时候，他们仍然要求把麻省理工学院而不是特拉维斯市的“制造工厂”确定为成品机器的“最后检测地点”，正如原来的合同一样，并仍然坚持把帕森斯公司当做研究计划的资助商。而在12月，在帕森斯不知情的情况下，他们将自己的合同协议送往空军。皮斯回忆道，“这一次，美国空军希望直接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一脚把中间人帕森斯踢开。”[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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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空军有关该计划的文件已经销毁，我们现在已经很难完全理解空军这样做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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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麻省理工学院希望帕森斯公司“出局”（鲁姆莱的说法)，还有另外一个理由。鲁姆莱发现，“麻省理工学院的利益并不仅仅局限于教学。”鲁姆莱在坎布里奇市与他们谈判的时候，就曾听说过，“街对面的公司就是布朗自己创立的，他迫切希望接手这个项目。”布朗对外称麻省理工学院不存在任何商业利益，并把这当做是一大美德（与帕森斯公司的商业利益对立)，但对他自己以及同事的商业利益则绝口不提。布朗是超声波公司的一名董事，皮斯不久就成为它的一名顾问，后来任该公司的副总裁。这家设立在马萨诸塞州的公司已经创办五年，\*在布朗的指引下，正全力进入前景可观的自动化工业控制这一新领域。“他们对这一领域抱有很高的期望，”布朗在一封写给他的一名未来雇员的信中说道，这时距他向空军表白自己的爱国热情已经过去几个月了，“我决意想方设法来帮助他们。”他聘请皮斯作为技术顾问。皮斯建议道：“我认为他们有个领域可以进入。”他说的就是数值控制。至1953年，这家公司的重要人员中，高达3/4的人都来自自动控制试验室，那时超声波公司已经成为机床控制领域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厂商，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它与麻省理工学院在数值控制研究计划上的联系。[38]

与此同时，帕森斯与鲁姆莱不得不与空军签订一份新合同，其中他们的合同义务被削减，而麻省理工学院则通过一份大幅扩展的新合同完全取得了项目的控制权。帕森斯后来说，“这样的结果是，不管是帕森斯公司，还是我个人，都无法从事它的商业化运作。”当合同终止后的一段时间里，帕森斯仍然无望地推广他的自动化系统，现在他把它称做“迪吉”(digitron）系统，认为它适宜于实际的生产过程。他发行了一本促销的小册子，后来甚至试图又到空军那里争取合同以支持他的商业化，但并没有成功。空军现在把全部的鸡蛋都放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篮子里。1953年，帕森斯——当时是一名销售人员，后来成为F.L. 雅各布斯（F.L. Jacobs）公司的工厂经理将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工厂管理。通过与帕森斯公司的谈判，帕森斯取得了迪吉系统的全部权利。他以此作为最初契约的组成部分，从空军那里获得一小笔资金，并申请专利。帕森斯认为他应该为他的发明申请专利，以免再次失去。[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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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从雷神公司的潜艇数字部门分离出来的，由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哈罗德·丹瑟斯（Harold Dansers)与威廉·范艾伦（William van Allen)创立，其主要业务是超声波的工业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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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帕森斯公司已基本出局，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计划急速扩张。现131 在麻省理工学院已经成为主要的合同承包商，直接受空军的管理，现在三轴机器控制可以不受限制地发展。7月，原用于飓风计划的电传打字带全部改为铣床控制带。他们根据帕森斯与斯图伦的计算为模型机翼部件编制程序，并为飓风计划的自动打孔带制定了一个库存程序。当年秋天，根据实际的切削工作对该系统进行检验、调试和可靠性鉴定。到机器已经完工并且可用于演示的时候，该计划已经使用了近12人一年的工程量（绝大部分耗在了“数据系统”上)，经费则耗去了30多万美元。但是麻省理工学院却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开始。1951年11月，麦克多诺在备忘录中写道，空军现在对数值控制的另一项更具挑战性的应用感兴趣，即五轴连续通路控制，空军装备司令部敦促麻省理工学院与洛克希德公司讨论其工业规格，并承诺“继续予以支持”。“只要我们需要更多的经费，”麦克多诺写道，“我们就可以得到。”[40]

帕森斯离开研究项目后，麻省理工学院立即散播信息，宣传“他们”的研究工作进展。1951年5月以后，在麻省理工学院的邀请下，大批参观者涌入自动控制试验室来观摩这部机器的演示。几个月后，麻省理工学院发动了一场“联络攻势”，试图与飞机制造业（接下来就是机床业与电子工业）建立相关的“合作点”，推进这种新型技术的应用，并使其技术人员了解它的工业需求和工业现状——获得帕森斯已有的第一手经验。项目代表参观了西海岸的5家机身制造公司，取得了实际生产的样品部件，用以检测它们的机器，并评估其性能。该机器的大部分金属切削业务都来自飞机制造业，但很快，试验室几乎成了一家金属切削工厂，为私人企业生产各种部件并收取费用（比如为帕森斯公司生产旋翼叶片）。空军加大了推广方面的资金投入，试验室的人员也四处宣传，还为这部机器拍了一部电影，好让那些不能来麻省理工学院的人看到它的演示过程。（后来，帕森斯想获得一个拷贝，用于他自己的促销，但被麻省理工学院拒绝。并且在这个“信息扩散”的过程中，帕森斯持续地要求获得该系统的信息、相片以及详细的技术资料，但都没有回音。“麻省理工学院以为我们会追随他们的成功之道。”帕斯斯在他的日记中写道。)[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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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访试验室最勤的人是一群哈佛商学院的人，他们是麻省理工学院的校友戴维·布朗、佩里·尼斯（PerryNies）以及他们的同事。他们来此是研究自动化控制的商业前景。他们所关注的问题并不限于学术，他们也希望进入这个领域，并计划在“数值编程控制”方面建立一家小公司。他们想“把它设在麻省理工学院”，并且“在条件成熟的时候然后分离出去”，但仍然与试验室保持密切的联系，并通过它获得空军以及相关工业的订单。他们的目的是“把整个计划卖给现有的公司，并作为其组成部分而运营”，以此进入这种似乎具有“广泛的市场前景”以及“高额利润”的“前沿行业”。这些年轻的创业者在试验室花了很多时间来学习该系统的知识，到了当年9月，其中一些已经成为超声波公司的数值编程部门的职员。[42]

也就在1952年9月，麻省理工学院公开演示其研制成果，安排了一场长达三天的大型演示，观摩的人来自130家公司，共有215人（包括超声波公司的3名代表，没有包括皮斯与布朗；帕森斯与斯图伦不得不通过空军才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的邀请)。《商业周刊》、《时代杂志》、《新闻周刊》以及《美国机械师》都给予了大幅报道。（但都没有提及帕森斯。）“麻省理工学院把全部功劳都揽在自己头上。”帕森斯在他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戈登·布朗在写给国家机床制造商协会会长的信中写道：“麻省理工学院的直接目标是让我们发明的技术实现工业上的应用。”《美国科学家》打算出一辑有关自动化控制的专刊，编辑杰拉尔德·派尔（Gerard Piel）向布朗寻求建议，布朗推荐由皮斯写一篇有关“麻省理工学院系统”的文章。（诺伯特·维纳推荐的文章并未刊出。）该专刊9月出版，恰恰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公开演示同时，其中根本就没有提及帕森斯的参与或贡献（以及专利权）。而且目录标示的整页广告内容本应是数值控制的控制带，但实际上出现的是超声波公司的设备。[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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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把这部机器视为机床应用数值控制的第一例，”皮斯对那些观摩演示的人写道，“只有进一步在工业中应用才能发挥它的潜在性能。任何进一步的扩展都有赖于贵公司的兴趣以及您所提出的评价、赞扬与批评。我们希望得到更为深入的讨论，欢迎您直接写信给我们，就机床应用数值控制方面发表您的看法与建议。”这完全是一副促销的语气。皮斯现在已经成为自动控制试验室的主任（超声波公司的董事戈登·布朗现在任麻省理工学院医学系统系主任)，并越来越多地为超声波公司做咨询业务，担任该公司与其潜在客户（共和航空公司、维德曼（Wiedemann）机床公司、格伦·马丁公司、通用打铆机公司等）之间的掮客。此时自动控制试验室几乎成了一间为各公司举办的展厅，皮斯除了为它们提供工业和技术信息之外，还准备好了合同。最后，1953年秋，他在超声波公司的咨询业务极其繁忙，以致干脆离开了麻省理工学院，成为该公司的副总裁。\*[44]

“这部机器演示成功以后，”弗兰克·赖因特耶斯（Frank Reintjies）后来写道，“学院的任务就完成了。”系统的技术可行性已经得到了证明，“知识层面上的疑难得到了解决”。至少在试验室的条件下，机器能够有效地运行。赖因特耶斯指出，“但是，自动控制试验室决定在验证其技术可行性之后，仍然继续运作，决定将其概念推向实践。”这样做有几方面的理由。第一，铣床项目为自动控制试验室提供了大部分的经费来源，管理者指望它能够继续为预算做出贡献。第二，许多项目的技术人员现在已经有了或者期望拥有与军工相关的商业利益，而这有赖于该项目的继续运营（“我们认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声望有助于我们向工业企业推广我们的产品。”麦克多诺向空军指出这一点，当然他特别期望飞机工业联合会与空军的引荐)。第三，该项目已经并将继续给麻省理工学院带来广泛而热烈的关注，把它塑造成工业进步的推动者。“这个项目带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参与的技术人员后来写道，“我们可以向学生和外面的人展示，麻省理工学院的教学和科研活动是如何促进科技进步的。”第四，技术人员对这种新发明有着由衷的兴奋，他们感到自己正在推进制造业的革命。[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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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缺乏充足的资本，董事们不信任，在商业方面经验有限，而且市场反应不理想，超声波公司不得不在1962年放弃了工业控制业务。此前它已改为高级工业公司（Advance Industries)，并研制出琼斯和拉姆斯公司机床等控制系统。皮斯于1955年离开超声波公司，加入反馈控制公司，后来进入雷神公司，后者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大批“校办企业”中属较早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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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这次大型演示会的前一年，1951年冬，纳撒尼尔·塞奇写信给空军，建议在技术研制阶段之后进一步扩展。“万事俱备，”他写道，“现在只需规划如何展示数值控制技术的商业前景，并为数控机床的商业化生产及使用打下基础。”根据福雷斯特早已提出的建议，麦克多诺几个月后写信给莱特空军基地，建议由试验室来“整理这些数据以促进数控机床的商业化”。空军对这种新型制造技术的推广很感兴趣，决定资助全面的研究计划，其中包括经济可行性的研究。在整个1953年和1954年，麻省理工学院仍然是机床自动化控制研究的中心。研究该项目的历史学家亨特指出，随着工业界对自动化控制技术的兴趣以及需求的与日俱增，项目的技术人员开始扮演着“工业公司的一般技术咨询者的角色”。他们在全国巡回演讲并放映其电影，调查机床和电子控制工业的潜在供应商，为潜在的客户提供暑期课程，接待来自全世界的3000多名参观者。除此以外，他们还代表美国空军在飞机制造业中实施这种复杂的新型技术。1952年，麻省理工学院与邦迪克斯研究室合作研制用于铣床的两轴控制系统，生产用于邦迪克斯飞机燃料控制系统的凸轮。第二年，他们与位于巴尔的摩市的格伦·马丁公司的工程师联合研究，与邦迪克斯公司、卡尼和特雷克公司的技术人员一道，推出麻省理工学院版的数值控制的第一种商用机器（这里也得到空军的资助)。同一年，自动控制试验室还单独与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签订一个合同，研制一部电子指挥仪，将通用电气公司的主记录一回放控制系统改造为数值控制系统。第一部通用电气公司与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联合制造的“数字记录”系统，安装在洛克希德公司的一部表皮铣床上，其研制经费也来自空军。[46]

1954年初，空军向应用政府资助的数值控制制造系统的飞机工业征求意见。空军希望该工业自己出经费来实施这种新型技术的商业化，但没有企业愿意这样做，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种系统过于复杂，而且成本居高不下。即使那些曾亲眼观摩这种新型控制系统的人，对这种玩意能否在工厂的生产过程中得到实际应用也持怀疑态度。空军不得不也担负起把这种技术从试验室“转移到”工厂的费用，资助它们的商业化，理由是“它蕴含了太高的财务风险，飞机工业显然无力以私人资本来承担这笔费用”。[47]

与此同时，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则极力证明该系统的成本收益是合算的。1951—1954年，自动控制试验室在模拟工厂条件（事实上相差很远）下替客户加工了一些产品。这些“学院小子”——那些精明的商人常常这样轻蔑地称呼他们—决意证明，他们有这个“本事”在“现实条件”下开动这部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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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做实务的人看来，“我们是失败者。”皮斯后来回忆道。1954年135 夏，在管理学院的两名青年经济学家罗伯特·格雷戈里（Robert Gregory）和托马斯·阿特沃特（Thomas Atwater）的协助下，试验室开始对自已多年来积累的数据进行经济分析。他们的目的是想说服工业界，证明数值控制的经济可行性。“在数值控制的经济可行性方面，我们有自已的想法，”研究者的报告指出，“现在我们所需要做的只是向工业界证明它的价值……在这里，我们尽可能不逾越现有的铣床应用范围。”这反映了空军与试验室的共同愿望。他们还“注意到与此竞争的控制设备”，那些都是私人企业提出的。因此，他们审查了国家航空顾问委员会与得克萨斯大学的研制活动，也提及琼斯和拉姆斯公司、达科（Dacco）公司（当时正与福特公司谈判，但没有结果）以及阿玛公司。报告指出，与帕森斯一样，阿玛公司的坎宁安“担心，人们不愿意购买麻省理工学院的精密带控制系统那类功能较少的设备。此外，他还担心麻省理工学院的高价系统使得购买者望而却步”。专用机床设计者卡拉瑟斯也持这种观点，此外还有发明家艾伯特·G·托马斯，后者使用特种步进马达发明了一种更为简单的数值控制系统。托马斯在麻省理工学院演示之后，写信给《商业周刊》询问道：“为什么麻省理工学院非得使用250个电子管和175个继电器才能使一部铣床自动运转？”他声称，他自己的系统只使用了9个闸流管，就可切削出与麻省理工学院的机器同样精密的任意三维形状。[48]

这两位青年经济学家马上就遇到严重的问题。如何将空军性能要求转换为计量经济学术语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比如，对“防卫机动性”赋以多大的值？他们决定按传统的私营生产部门的方式来评估其成本收益，不管这种方式与数值控制在“现实世界”中的应用存在着多大的距离。他们决定“比较数值控制生产部件的成本与传统方式生产相同部件的成本”，以此检验合作企业采用数值控制后在“增加收益或削减成本”方面的经济效果。[49]

但在这里，他们也遇上了麻烦。许多部件都是试验室生产出来的，从来没有用传统方法生产过，或者从未按数值控制所要求的精密程度来生产。几乎不可能以准确的计量方式来评估数值控制对于机器装配、预加工和手工磨光等辅助工序的效果。最令人沮丧的是，各家公司“极不情愿透露它们自己的生产成本数据，要么也只是虚开的经营费用和捏造的不确定性的容许成本。公司的账面上根本就不会专门为单个的部件而计算出其所耗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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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森斯在比较计算这类成本的时候有着丰富的经验，但这些经济学家（还有自动控制试验室的技术人员）则完全缺乏经验。帕森斯对于传统制造方法的实践及经济成本有着敏锐的直觉，因此能够抓住比较两者的要害之处数值控制方法的潜力。也就是说，他必须将这种未经检验的方法与他所熟悉的另一种制造方法相比较，如此，根据他已有的经验，面对新的挑战，他能够对数值控制（他自己的版本）给予一个估计值。而经济学家则恰恰相反，他们不仅对数值控制一无所知，就是对数值控制所要取代的传统制造方法，也所知甚少。因此，他们不仅要推测出数值控制的价值，也要推测出传统制造方法的价值。（而他们对传统制造方法缺乏经验，这使得他们对数值控制的估值要比帕森斯的更不可靠。）简言之，这些经济学家对两种制造方法的相对价值缺乏“感觉”，因此不得不建构一种形式化的—很大程度上是没有意义的—评估方法，从而来比较两种他们都是一无所知的制造方法。

最后，他们决定选取新英格兰的不同工厂生产的样品部件作为样品，用它们的估计值与数值控制的试验室成本来做比较。被选取的公司提供部件的设计图、相片以及相同的零件，并被要求提供详细的操作、人工以及加工每个零件所需的估计成本等信息，描述出所采用的生产工艺，并估计制造出小批量部件所需要的时间。[50]

但这里也存在着各种困难。不同的工厂有着不同的估值，他们发现各个公司就“生产一个零件耗费多少成本”问题的估值存在着“很大的余地”。这些也是它们的商业秘密，关系到它们的生存。但不管怎么说，研究者现在至少有了数据可以进一步检验，虽然这些数据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数值控制方法成本居高不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编程所需的令人不敢问津的成本，而且“在各个方面，试验室的估计成本都是偏高的”。1955年春，他们将报告提交给试验室的高级主管乔治·牛顿（George Newton)。听到这个消息，牛顿显然并不那么乐意。[51]

从你们提交的材料中，我的理解是，你们认为，基于许多原因，从麻省理工学院的机器上所获得的成本数据与他们从外部企业所获得的成本数据，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可比的；并且就数值控制应用于铣床的经济意义来看，也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如果这就是你们得出的结论，那么我们更加有理由将你们的报告主体部分置于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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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阅读每个工程的详细分析报告的时候，我注意到，在绝大多数工种上，自动控制试验室数值控制技术的成本都要高于商业技术的成本。既然如此，我们应该在行文上尤加小心，以避免读者有这样的印象，认为麻省理工学院的成本与传统制造技术的成本不具有可比性，是我们有意避免数值控制是不经济的制造方法这一真实结论而做出的托词。坦率地说，我对如何写这份报告以避免读者得出这样的结论感到很困惑，我认为有关各方有必要好好坐下来讨论这个问题。[52」

这是一个难题。第一份有关这种新技术的经济研究显然不那么令人乐观。最后，试验室修正了一些数据，并只让那些有利的观点留在报告里。经济学家避免正面肯定这份报告。“这些结论不应毫无保留地被接受，”他们在最后的报告中如此谨慎地写道，“结论依据的是一些少数的不确定的样本操作，而且无法确定其中的不确定因素。”他们强调指出这一事实，“数值控制并不能说取得彻底的经济成功”，“其主要的原因在于编程的巨额成本”。即使如此，他们也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道：“比较研究证明，数值控制现在对传统的制造方法形成了竞争。”并热情地推断，如果在机器设计、制造、编辑以及控制带制作方面做出改进的话，数值控制可望超过传统制造技术。这两位经济学家如此将数值控制的成功从失败的鳄吻中抢救出来后，要求公开他们的成果。赖因特耶斯非常高兴地批准了，仅仅要求“如果你们还要添加一些段落的话，我们很希望能介绍一下自动控制试验室”。[53]

1956年，斯坦福研究院的彼得·蒂尔顿（PeterTilton）也对数值控制进行经济可行性的研究。蒂尔顿对任何技术都不存在着利益，他对其前景表示怀疑，原因就在于连续通路方法的过高成本。相对于蒂尔顿的怀疑，赖因特耶斯证明自己并不是自己试验室的研究的热心支持者。蒂尔顿专门来到麻省理工学院来讨论数值控制的经济意义，但令人失望的是，赖因特耶斯回避任何严肃的争辩。“这种技术是如此新型，”赖因特耶斯承认，“对数值控制方法与传统方法进行详尽的经济比较是极其困难的。”但是数值控制的工业界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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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初，麦克多诺与塞奇试图又为自动控制试验室争取一份空军合同，以便在现有协议在11月到期后再进一步扩展数值控制的研究计划。“我们相信，”他们写道，“我们至少还应在数值控制领域再坚持一年，从而确保领先于外面研究数值控制的人。”此时麦克多诺还主要参与了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的项目，他和塞奇都渴望投入到产业界，更新麻省理工学院的设备（将电子管换成晶体管)，继续进行它的经济可行性研究，扩大五轴断面的加工能力，更重要的是，推进自动编程技术。他们的建议遇到了两方面的阻力。

空军已经对试验室广泛的联络活动表示不满。而且重要的是，空军期望早点甩掉麻省理工学院这个包袱，从而将该技术进一步研制的成本推给工业界。研究该项目的历史学家唐纳德·P·亨特解释道，“在目前这个阶段，空军认为，数值控制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工业界能够而且也会接受它，并会按照自身的需要来利用这门技术，因此政府不必再给予它任何资助。”这显然是对现状的乐观估计，要使目前尚在观望的工业界敢冒这个险，政府事实上还需再投入数百万美元，从而为数值控制创造和确保它的市场。政府基于这种判断，拒绝了麻省理工学院进一步推进铣床项目的建议。但是根据经济可行性研究的结论，政府最终同意资助进一步的研究，以推进自动编程技术的开发（见下文）。[55]

另一种反对力量则来自麻省理工学院内部。学院的其他部门对自动控制试验室再次持批评意见，认为对于一个教育机构来说，试验室在工业倾向方面走得太远。麻省理工学院已经备受各界的抨击：麻省理工学院与私人企业竞争工业咨询业务；与工业厂商竞争政府合同；利用自身的声望来帮助和促进其员工的各类工商业务；而且在这些事务中，麻省理工学院坚持令人怀疑的专利政策；此外学院人员一方面身居各类有权制定合同的政府咨询委员会的要职，另一方面同时又是这类合同的承包者，这里蕴含着不同利益的冲突。麻省理工学院校长詹姆斯·基利恩很在乎这些批评意见，并要求学院清除这类行为。为了贯彻和实施这一新政策，他建立了一个监督“外联行为”的委员会—戈登·布朗就是其中的一名成员—专门审查咨询、顾问、专利政策以及新企业的创建等活动。虽然委员会最终的建议是相当温和的，包括为教职员提供更高的工资以抵御外部的诱惑，外联行为的定期报告，对走得过火的教职员提出警告，但是也毕竟指出了这一事实，“在很多情况下，人们获得利益的动机往往占据了主导地位”，并建议基利恩“必须采取某些措施以制止它们”。[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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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发现，即使对两者予以粗略的比较，这一结论也站得住脚。[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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