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 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 176

第6 章 数值控制（下）

/ 177

第 7章 未曾选择的道路

144

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数值控制技术已经从军方的科技蓝图中演变成一项先进的—同时也相当复杂和昂贵的机床自动化问题的解决方案。不久，随着政府对它进一步给予资助，它成为针对可编程自动化制造问题的唯一方案，不仅在美国，在其他工业化国家，它也得到了普遍的应用。1966年，国家技术、自动化和经济进步委员会将这种新技术誉为“也许是制造业自流动装配线出现以来最重要的进展”。[1]

当代关于技术变迁的主流看法认为，像这样一种“成功”的技术，既然能够在社会中处于支配地位，一定是以某种“必然”的方式演变而成的。现代技术进步的意识形态隐含着这样一种观点，即技术进步的历程如同自然选择。它假定，人们考量了所有可能的技术方案，公正地评估各自的技术优势，最后根据冷冰冰的算计来对它们做出判决。因此，任何成功的技术为人们所广泛接受并最后成为某个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一必然是最好的，因为它经受了工程学试验的严格检验，并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并且，由于它是最好的，因此它最终成为技术的单线进步路径中最新的并且是必经的阶梯。

/ 178

这种有关技术进步的主流的“达尔文主义”观的立足点是对客观科学、经济理性以及市场的单纯信仰。它假定，所有的创造性发明都将相继通过这三个过滤器，它们能够保证，最后能够生存下来的必定就是“最好的”。第一个过滤器是客观技术，它将那些科学上有效的问题解决方案挑选出来。第二个过滤器是精明的商人所持有的经济理性，它排斥了那些异想天开的技术解决方案，而仅仅留下那些可操作性强且具有经济效益的方案。第三个过滤器是市场的自我纠错机制，它对那些决策不够明智的商人判处死刑，从而确保最优秀的技术能够生存下来。

这种看似头头是道的理论未免过于自信，而在解决现实问题时却往往不能称意。一方面，它将技术发展视为一种自发的中立的技术进程，另一方面，这种理论又将它视为一种冷冰冰的理性的且能够自我调节的经济过程，两者都未涉及人、权力、制度、彼此冲突的价值观以及追求各异的梦想。它留下了许多重要的疑问没有解答：什么是最好的技术？对什么人而言是最好的？为什么是最好的？根据什么标准、什么观念是最好的？根据谁的标准、谁的观念是最好的？

事实上，所谓“客观的专家”，在对待他的工作上与别人一样饱含偏见，受到了技术上的“大气候”、文化习惯、事业追求、知识的热爱、制度激励以及此前和其他的技术发展的影响一—更不用提项目管理者与资助者的规格要求。人们不可能充分考虑所有的技术可能性，因为这些因素已经先决定了“现实的”技术可能性。事实上，所谓的底线精明的商人也不过是虚构出来的一个形象。如果我们就近观察他们，就会发现，这些从经济以及实际可操作性角度来购买新设备的商人，与其试验室里的兄弟一样，也充满了偏见。他那表面上很冷静的判断，往往不过是为了掩饰他的真实动机，并被用来证明—有时用来隐瞒—真正的经济现实。最后，便是那所谓能够自我调节，纠正这类错误与欺骗行为的市场机制，也轻而易举地被垄断与国家力量所压倒，后者不计任何代价地维持那些权势更大

第7章 未曾选择的道路

145

/ 179

的梦想家。

总之，“经济可行性”与“技术可行性”根本就不是什么经济概念或技术概念—正如我们的意识形态遗产所指出的—而是政治和文化概念。现存的各种技术很少经过极其严格的系统的“自然选择”。它们所以在经济上与技术上可行，那也是在人们决定利用社会剩余对它们的研制与用途进行投资之后。人们的决定并不仅仅是根据此前就对其经济与技术潜力进行的估测，还受到那些有权力制造它们的人们的政治利益、热情预期以及文化冲动的影响。

可见，并不是所有的技术路径一生下来就是平等的。虽然所有的新发明总是处在现存的“技术方案”之外，并对人们公认的技术方式构成了挑战，因此人们总是带着警惕与怀疑的态度来接受它，但是有些新发明符合现存占主流地位的模式，而有些则不符合。然而通常情况下，人们只对那些并不符合其期望技术模式的新发明进行严格的技术与经济检验。而且，由于这些检验事实上根本就不是经济与技术检验，而只是政治与文化检验，因此它们必定会失败。

因此，如果一种技术（比如机床自动化）沿着某种方向发展，并最终以某种普遍采用的形式存在（比如数值控制），这很可能是这样一种情况，即它与其说反映了它在技术上或经济上的优越性，毋宁说选择者权力的影响极其巨大，并且支持该权力的文化占据了支配地位。反过来可以这样说，如果某些技术方案最终没能为人们所接受，这并不必然意味着它们在技术上或经济上居于劣势，而只是说明，根据那些执掌权力者的标准来看，它们劣于被选择方案并据此被加以否定。而且，一旦被否定，它们就会被摒弃，因为所有后来的资本都投入了那些为权势阶层所偏好的方案，这使得任何试图重新复兴这些方案的努力都显得“不现实”。[2]

有关技术进步的达尔文主义观点对适者生存原则赞扬备至，事实上，它所鼓吹的，与其说是技术或经济上的优越性，毋宁说是社会权力的强大。对这种观点来说，这仅仅只是一个合法化的问题，它认可社会权力及其主流价值观，对社会权力所做出的选择给予辩护，并赋予一种命运决定的尊严。在这样做的时候，它蒙蔽了整个社会，让人们看不到多种可供选择的技术路径，也看不清社会自身的历史、结构以及文化内涵的现实。出于这些原因，任何重新构建那失败的技术方案，沿着那未曾选择道路的前进，可以同时实现几个目的。首先，可以填补历史记录的空白，并对那些反历史的技术进步神话所鼓吹的虚构故事予以反击。其次，让我们觉察到存在一个更广并且很大程度上可行的技术可能性。再次，它以全新的批判眼光来审视现存的技术，并促使我们对此加以反思。最后并且最重要的是，对失败的技术方案的研究，不但能揭示出技术发展的真实过程，而且也揭示出决定技术发展的社会权力、文化价值观以及主流思想的各种模式。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146

/180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数值控制方面，这种“最好的”方法并不仅仅为市场的经济标准所决定，而是由政府的军事需求所决定如此为其独特的性能标准而创造出一个人为的市场。它也不是由任何压倒一切的技术逻辑来决定，而是由技术狂热者的特殊利益与梦想所推动。选择这种技术的，不是命运，而是人。反映并扩展资本及其政府的权威的社会合力最终压倒了其他的技术方案。这样，那些与数值控制比较起来成本更为低廉或工艺更为简单的制造方法—卡拉瑟斯、坎宁安、托马斯以及帕森斯所主张的最终不得不退出竞技舞台，而他们所做出的不屈不挠的努力也付诸东流。在可编程自动化方面可以替代数值控制的记录一回放（或“动作”）方法也是一种失败的方案。麻省理工学院的唐纳德·亨特在写作他那本有关早期数值控制发展史的著作的时候，采取了一种达尔文主义的立场：所有此前的技术都仅仅只是数值控制这一奇迹的序曲。在这本广受欢迎的书中，他简短地提及了通用电气公司的“记录一回放”系统，但轻描淡写地把它归为进步途中错误的方向。亨特随意地解释道，它之所以不成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控制带的制作工作“不能令人满意”，[3]但是他并未解释它令什么人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一评价所隐含的意义，我们有必要更切近地了解这种被摒弃的技术。我再次说明，这里探讨的目的并不是去使失败的技术复活，而是为了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否定它的社会。

与数值控制一样，记录—回放（record-playback，R/P）方法是可编程机床自动化的一个解决方案。其中也需要采用永久性存贮介质，以容纳变量信息和程序来控制通用机床。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这种方法与数值控制方法的本质区别并不在于介质（磁带或打孔纸带），也不在于信息（数字的或模拟的)，而在于生成存于介质的信息的方法，从而导致信息所指向的内容有了差异。我们可以比较提花织机与自动演奏钢琴来说明数值控制与记录一回放之间的区别。人们经常拿当代制造业的自动化技术与以前的各种技术进行类比———往往采用各种比喻而失于模糊—因此，我们最好是详细了解它们彼此各自的运转方式。

147

第7章 未曾选择的道路

/ 181

1804年，约瑟夫·玛丽·雅卡尔（Joseph-Marie Jacquard）根据里昂工厂主的要求建造了自动提花织机，这些工厂主们希望削减操作复杂的手工提花织机——当时这些机器用来织出精致的带图案的纺织品—的工人数目。此前有许多法国发明家一直在研究这方面的工作，他们发明了许多减轻操作工劳动强度，并令操作更为精确的设备。雅卡尔在他们的基础上，实现了雅克·德·沃康松（Jacques de Vaucanson）的虽富有创造性但未被接受的技术方案，它在工艺中完全排斥操作工。（正如沃康松的发明被工人运动所憎恨一样，雅卡尔的第一部织机也被里昂的纺织工人烧掉。)

在手工提花织机中，每一根经线都单独由手工来控制，这是一个极其复杂，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操作过程。当然也可以针对每个特定的织物图案所要求的走线顺序来实现机械化，但若需要生产另一种织物图案就需要改变机器装配，而这是一项极为繁重且耗时很久的工作。因此，这里需要可编程的机械化，这样不仅可以自动控制织机的运转顺序，而且也容易转变该顺序本身。在雅卡尔设计的自动提花织机中，所有线头都接在各个金属钩上，这些金属钩轮流与中央控制设备的织针相连接。根据图案所需的走线，采用一组打孔纸卡来控制织机的运转，每一张卡片对应于走线所规定的梭子运转模式。这种系统在本质上是数字的，采用了二进制逻辑。在数值控制机器中，控制带上的每一个孔对应于不同的脉冲值；在这里，卡片上的每一个孔只容许每一个针通过，针则由导线引导并将线穿过孔。没有孔就不能实现这种方案。每一组卡片都规定好特定的织物图案；它们彼此无缝连接起来，输入中央控制设备以开动织针，并根据其自身的速度来自动控制织机。要改变图案，只需改变打孔纸卡的组合模式；而机器则不需做任何改动。因此，机器的编程仅仅只包括卡片准备工作，而这是一项形式化且极其繁重的任务。在设计图纸上首先就将所要编织的图案以极其详细的方式描述出来，并规定每个梭子的操作路径。然后将这些信息输入打孔卡片，后者以适当的方式组合来自动控制织机。[4]

早期的自动演奏钢琴也与自动提花织机以及更早的管状机机械音乐设备一样的方式来加以编程，唯一不同的是，控制模式是音符，对应的操作是键盘而不是织机上的图案与控制杆。[5]首先根据作曲家的曲谱音符，在一个纸格上详细标出键盘的运作。然后将纸格与一圆筒连接起来，在每个所指示的点上固定一个铁针。这些针用来开动钢琴以“演奏”音乐。但采用这种圆筒与针（也可采用气动打孔卷纸来取代它们）的形式化方案最终让位于更为简单的音谱自记器的办法。音谱自记器是18世纪的发明，作为“敲针”方法的简化方案；它事实上只是记录了音乐家在键盘上敲打的指法。19世纪80年代，J.卡尔庞捷（J.Carpentier）对它进一步加以完善，并采用气动的打孔卷纸来控制。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 182

卡尔庞捷的音谱自记器能够记录下任何键盘乐器所演奏的音乐。当演奏者敲打键盘，一支与键盘相连接的笔就在一个移动的卷纸上标下记号。演奏结束后，将这些纸上的记号打孔，然后用一个气动控制系统将卷纸重新回放，这个系统便是音谱自记器。将键盘上的指法记录在一筒卷纸上极大地简化了自动钢琴演奏机的编程工作，甚至还使得键盘的模仿能力超过了人类音乐家的极限（比如同时弹出10个以上的键)。但在其他方面，音谱自记器则远远落后于人类的能力。钢琴卷纸所生成的只是音符，而不是音乐，因为它们不能复制出音乐演奏中所蕴含的种种节奏与强弱。“无论如何，”一位研究自动演奏钢琴机的历史学家认为，它所生成的音乐“根本不能与酒吧里一个蹩脚的演奏师相比。”[6]因此，自动演奏钢琴也采用了“人工表达控制”，这使得自动演奏钢琴的操作者能够加入自己的节奏以及理解，而不必去钻研数字上的表达问题。

此时，在研制具有完全复制能力的系统方面出现了重大的进展，该系统能够忠实地记录下演奏过程，不仅能够回放音符，而且也包括节奏、音调乃至强弱。这样，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韦尔特公司（Welte)、安皮柯公司（Ampico）以及艾利安公司（Aeolian）等公司的发明家们富有创造性地研制了各种能够记录演奏中全部精妙的机器。记录设备将键盘、音锤以及脚踏的全部动作记录在带子上，试验室可以对这些记录加以“更正”或者“改进”，然后再将它们转换成打孔卷带，用来播放。后来，这种记录演奏的方式让位于留声机与磁带录音机。但在20世纪50年代与60年代，这种复制钢琴演奏的技术重新复兴。1965年，英国萨里的特伦斯·潘普林(Terence Pamplin)给自动钢琴演奏机装上最新式的电子控制技术。他的电子键盘控制系统被用做教学与作曲的工具，使得钢琴家能够同时记录下他演奏的过程，贮存记录以备将来的刻录，或者在钢琴上直接自动回放。

在加工自动化问题上，需要加以控制的并不是不同颜色的线头与织机的运转，也不是乐声与键盘，而是金属部件的几何形状与车床工作台、导板和主轴的移动。不管是数值控制技术还是记录一回放技术，两者的目标都是想减少生产成品金属部件所需熟练技工的数量，但它们的方式却截然有别。在这方面，数值控制技术更像是自动提花织机（数值控制协会每年颁发雅卡尔奖，这也间接说明了这一点)。在数值控制技术中，机械师的技术无足轻重，被视做不过是一系列操作过程中的一个环节，类似于织机中对各色线头的控制。数值控制技术认为，完全可以用一种抽象的形式的编程方法来表达加工过程，从而可以彻底消除机械师技术的必要。数值控制技术的目的是，直接从部件的数学描述转移到部件的自动加工，中间无需任何人工或车间工人的干预。按哈里·布雷弗曼的说法，数值控制编程是一种“影子”的加工过程，它从实际的加工过程中脱离出来。从部件的蓝图开始，程序员就必须想象出加工部件所需的全部加工工序，然后一步一步在纸上完成这些工序，并写出详细的、正式的指令用于实际的机器加工。

第7章 未曾选择的道路

149

/ 183

在数值控制技术中，所有的信息都由程序员发出，输入到机器凸轮，而他的正式指令则对应于此后的每一步机器的操作。这些信息与指令合成起来，事实上取代了机械师的技术。这种方案的目的是根除机器操作中的“人工失误”，但同时也开辟了一种可能性，即进行那种超越机械师能力的加工。由于程序员直接与机器对话，这要求所有指令必须完全明确而且精准，并且事先必须预期所有的机器操作。这无疑使得编程工作成为一件极其繁重、细致、耗时良久且代价不菲的事情。

记录一回放编程与后期自动演奏钢琴机所采用的方案类似。在这里，机械师的技术更像是在弹奏音乐，而不是编织布料，并被视为构成了金属加工生产中传统智慧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记录一回放技术的目的并不是使用某种形式上的替代物来彻底根除技术，而是尽可能忠实地复制技术，并放大和扩展其应用的范围。记录一回放技术通过放大一部分工人的技术，从而有望削减对其他工人在这方面的技术要求。

正如一位支持者所描述的，记录一回放的编程方式是一边做一边编程类似于留声机或记录钢琴。程序信息并不是一些对应于机器操作工序的抽象指令，而是已往操作过程的实际记录。机器将这些操作过程记录下来，贮存，然后将它们重新复制。当机械工操作的时候，“捕捉”机器的动作就构成了程序，这样，机械工的技术便被“捕捉”下来。根据传统的加工过程，机械工自己解释设计图的指令与操作单，并动手制作第一个部件（如果必要的话，使用一个靠模记录针来描出断面）。因此，程序不仅仅记录了机器（与记录针）的动作，而且也记录了机械工的理解、技能、经验和判断所有这些，都融合到了机器的动作中去。这种技术并不是带着怀疑的目光而将人类干预视为“人工失误”的源泉，而是抱着积极的态度来对待它，将它视为人类判断、技能以及创造性的源泉。这种技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车间中的生产经验与合作，因此它并未超越人类机械工的能力范围（因此，可以应用于90%的金属加工过程）。

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150

/ 184

与数值控制技术的发明者一样，记录一回放技术的支持者指望用它来减少总体上对熟练劳动力的依赖，他们也相信，一旦生产出一卷控制带，生产过程就可以放手让不熟练的操作工去做，后者只需装上或卸下自动机器就行了。在这个问题上，记录一回放技术的鼓吹者也遇到了重新回放程序时出现的各个问题，因为此时工作条件很有可能不同于做出最初记录的工作条件。不同的材料、温度、工作件的不规则、刀具磨损的程度不一以及机器的失灵—所有这些不可预测的问题都会影响到复制的准确性以及成品的质量。一句话，数值控制技术与记录一回放技术的研制者都相信，一旦准备好了控制带，操作工的干预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甚至完全不需要——这是典型的工艺工程师的狂妄自大的想法——因此，他们都无法容忍在设计过程中考虑人工干预的情形。 关

即使如此，记录一回放技术仍然不同于数值控制技术，它在关键的编程方法上严重依赖于车间里工人的干预。它的信息以动作的形式为内容，因此无需将生产技术还原至数学，也不必对机器的操作进行完备而详尽的预期，并规定精确的代数指令从而构成一个控制系统。这样，在记录一回放技术中，编程工作被大大简化了。在数值控制技术中，必须实际操作机器来检验程序，挑出它的错误，然后逐一纠正，而在记录一回放技术中，当在机器上编制程序的时候，同时可以对程序中的错误加以纠正。更重要的是，数值控制技术让编程工作在办公室中进行，管理层可以对它加以控制，而记录一回放技术则让编程工作在车间中进行，控制它的是工人或工会。

1968年，英国工会联盟的技术咨询专家埃里克·克里斯滕森（ErickChristenson）对英国的自动控制系统的使用进行了调查。他发现，只有在采用记录一回放控制技术（当时有6个坐标镗床在使用）或其他的人工编程技术（如六角床的插板编程技术）的情况下，机械工仍然保留着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因此，并非偶然的是，他们仍然维持着采用传统设备时的工资水平)。克里斯滕森认为，“车间通过第一个对机器加以编程的工人的技术，仍然保持着对生产过程的控制。”因此，这些技术与传统的技术一样，使得工会能够成功地争取对车间的控制。但克里斯滕森警告道，“这种情况看来无法持续更久的时间，因为绝大多数企业的目的都是尽可能地将控制权力从车间夺走，而将它置于计划部门。”[7]

第7章 未曾选择的道路

151

\*卡拉瑟斯是一个极少的例外，参见前面的叙述。

/ 1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