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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作为武器的重要性得到了认可，这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一产业的扩张。1939年，飞机和相关零部件（机身、发动机和各种配件）的生产工人只有63000人。在战争期间，就业人数达到创纪录的顶峰，为1345000人，而在1946年，人数回落到237000人。但在1954年，由于冷战需要加强军备以及着重加强空军力量的战略，飞机制造业所雇佣的工人人数达到800000，并且该产业成为美国雇佣人数最多的产业。军事对于该产业的影响可以从民用飞机与军用飞机生产数量上的比例可以看出。1939年，有将近1/3的飞机产出用于军事目的。1946年，军用的机身吨位产出占到总产出的一半。到1953年，这一比例急剧上涨，民用机身的总吨位产出只占到总产出的7%，93%都是军用产品。[7]

产业经济学家弗兰克·A·斯宾塞（Frank A.Spencer） 曾经将1946—1960年这段时间描述为“对于空中运输的前景抱有无限乐观”的时代，此时“战争的环境极其有利于迅速的经济增长”。[8]人们对于军事的热情对此负有很大责任。1945—1947年间，飞机制造业经历了一段收缩时期，1948年通过的《追加国防拨款法》推动着军用飞机生产扩张计划，使得1949年的产出比1946年的产出扩大了3倍。最新制造出的飞机和导弹远比此前任何时期的产品更为先进。为了满足军事用途对于快捷性、更可靠的安全性能以及优越的战术灵活性的要求，飞机上安装了无线电制导设备和通讯系统。马力更大的喷气机引擎和燃气涡轮使用了更轻但更为坚固的材料，从而可以承受高空和高速度所带来的压力和温度。飞机设计，包括具有更高强度的整体加强结构和可用于稳定的超音速飞行的精制翼面，都已达到一个相当复杂的新水平。这样，在1953年，飞行前的生产设计时间要比战争期间生产所耗的时间多27倍之多，而技术人员在总的生产人数中所占的比例由1945年的9%提高到1954年的15%。管理人员的人数则增加了将近1倍，用以确保对生产实施更为严密的控制，从而达到军事用途所要求的规格。[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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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动力学、冶金和电子学以及飞机引擎设计的进展使得超音速飞行在1947年10月成为现实，而这几乎全是在军方的资助下实现的。用工业史学家约翰·F·汉涅斯基（JohnF. Hanieski)的话来说，“冷战的形势造就了一种紧急状态”。[10]但科学研究、工程设计以及试验等本身并不等于生产。当设计日益先进与复杂，生产设备与工具也必须同样复杂。随着军备竞赛的升级，工艺设计的进步，设计图纸也迅速变换，由此也需要各种适用面更为广泛且更为灵活的生产设备以及能够满足迅速改变设计和短期生产周期的特种机床和特种刀具。北美航空公司的董事长J.H. 金德尔伯格(J. H. Kindelberger) 深知这类设备“对于和平时期的小规模订单来说不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特种机床通常只用于大规模的生产，这样高产量就可以抵消这种设备的高成本。但他知道国家安全和军事目的而不是传统上的经济目标将成为该行业的目标，也承认这种“飞机生产对大型特种机床的需求有时仅仅只限于某一类飞机”。“我们必须对生产手段的改变持进步态度，并继续研制新型机床和设备以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要。我们应该在庞大的产业范围内与各方合作，”他向同事们推荐道，“其中也包括政府，我们可以在那些具有广泛用途但投资对于公司来说相当巨大的工程中与它们合作。”[11]

伴随着针对研制飞机所下的命令还有用于研发飞机的军事津贴，这些津贴的拨款对象包括波音公司（Boeing）、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公司（Lock-heed)、北美航空公司、道格拉斯飞机制造公司（Douglas）、马丁飞机制造公司（Martin）和共和飞机制造公司（Republic）等机身制造公司与通用电气公司、普惠公司（Pratt and Whitney）等发动机制造厂商以及邦迪克斯公司（Bendix）、莱特航空工业公司（Wright Aeronautical）和雷神公司（Raytheon）等零部件制造厂商。在1964年，飞机工业中90%的研发经费都来自政府拨款，其中最主要的赞助者是美国空军。[12]这不可避免地影响了相关的电子和机床制造行业，它们是制导和通信系统以及现代生产设备的制造来源。一旦落入了军事工业联合体的怀抱并且养成讲究性能与控制的工作惯例，这些反过来会影响技术发展的路径。“通常而言，由军方制定制导导弹的技术规格，”空气喷射通用公司（Aerojet-General Corporation）的总裁丹·A·金博尔（Dan A. Kimball）在1956年解释道，“如果没有导弹的规格要求，那么我们就不会制造。我们发现，制造水平取决于军方的要求。它们的要求提高了我们的研制水平，而研制又反过来更进一步拉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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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它们的要求。”[13]

二战前电子工业的最主要的产品是收音机，它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产生。在二战期间，电子工业急剧膨胀，并朝多个方向发展。用电子工业的杂志《电子科技》（Electronics）的话来说，“它进入了一个充满创造力并且快速扩张的时代。在几十亿资本流入的刺激下，它从原来的规模较小的消费者导向的收音机制造厂商变成了生产各种耐震的军事设备的生产英雄。”14由此可见，现代电子工业与飞机工业相似，在很大程度上是军事的创造物。在战争期间，电子工业的销售额几乎增加了20倍，就业人数则增加了4倍。此后，该产业从未萎缩到二战前的水平。雷达成为该产业的主打产品，它耗去了国家25亿美元（曼哈顿计划也只有20亿美元）。电路小型化是现代微电子学的先驱，它因为军方为研制低空爆炸信管而投入的10亿美元而获得了发展，全行业近1/3的人都参与了它的研制过程。与声呐设备和远距离无线电导航系统相似，炮火控制设备、工业控制设备和步话机也是二战时的发明。最重要的发明可能是电子计算机，它最初的发明目的是用于弹道计算以及原子弹爆炸的分析。战争结束以后，电子工业持续增长，8 这主要是因为军方需要飞机和导弹制导系统、通信系统、控制设备、工业控制设备、用于防空的高速电子计算机和控制网络（比如半自动地面防空警备系统）以及所有这些设备都需要的晶体管。《电子科技》比较谨慎地认为，电子工业“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国防中取得了它所应有的地位”。[15]20年后再来回顾这个时代，这句话仍然是正确的。TRW公司（汤普森·拉莫·伍尔德里奇公司）的西蒙·拉莫（SimonRamo）回忆道，“五角大楼的决策主导了电子工业的进程。”[16]在1964年，电子设备产业有将近2/3的研发费用（比如通用电气公司、西屋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飞歌公司、IBM公司、斯普瑞·兰德公司的研发费用）仍然来自政府。[17]

与飞机制造业和电子工业相比，机床制造业相当弱小，但对于依赖于机床制造的经济来说却至关重要。因为用于加工各种金属产品的金属加工设备（切削设备和模锻设备）都是机床自己生产的。与绝大多数其他金属加工业相类似，机床工业主要采用一种劳动密集型的小批量的生产方式。当其他的金属加工产业使用机床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时，机床加工业却使用机床和其他加工设备生产机床的零部件。因此它既是机床的生产者，也是机床的使用者。虽然在这一行业也存在一些大公司，比如辛辛那提铣床公司(CincinnatiMill，现在成为辛辛那提米拉克伦公司）、华纳和斯韦齐公司(Warner and Swasey)、卡尼和特雷克公司(Kearney and Trecker，现在成为克罗斯和特雷克公司(Cross and Trecker）的子公司）以及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Giddings and Lewis)，但该行业绝大部分企业都是小规模的生产特种机床或通用机床（车床、铣床、钻床等）的制造商。机床业是一种兴衰交替的行业。因为它为工业提供了主要设备，而制造商看好市场行情时往往会购入新设备，不看好则仍使用旧设备，机床业往往被视做工业的晴雨表。它相当敏感地反映更大范围内的经济趋势和军事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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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床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拒绝了扩张—因为厂商担心将会导致生产能力过剩从而削弱了产品需求—但为战争生产的压力，尤其是飞机、武器和坦克的生产，最终促成了产出的高涨。1940年，全美国范围内只有28%的机床是10年内生产的。至194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62%。正如人们所预测的，这对该行业造成了二战后的“宿醉”。有30万台机床被人们视为是多余的，并被低价抛入市场。[18]再加上萎缩的飞机制造业，这种剩余机床的抛售使机床行业产生了严重的衰退，而出口上的增加也只是暂时缓解了该行业的萧条状况。直到1950年4月，机床行业的销售额才恢复到1945年的水平。二战后的产业萎缩进一步加强了该产业长期以来就存在的集中趋势，这种集中趋势早在战争期间就存在着加速的迹象，它导致就业人数的急剧下降，尤其是妇女的就业。

冷战使机床行业恢复了生机。复苏的一大原因就是在美国空军的庇护下飞机制造业的大规模扩张，这使得飞机制造商急需新型和先进的机床。机床制造商成为飞机制造商所签合同下的分包人，而政府则再一次成为该行业的大客户。1957年，政府拥有全国所有机床的15%，成为这类设备最大的所有者，这些机床全部都坐落于各个飞机制造厂之内。不久，全国机床制造商协会便将其总部从克利夫兰搬迁到华盛顿市，这是机床产业最大主顾美国国防部的所在地。[19]

飞机制造商是机床产业的第二大客户，为了满足飞机制造对精密机床的需求，在政府的资助下，机床研究与开发的经费在1950—1957年间提高了8倍。[20]此外，机床业与电子工业的联系也日益紧密，后者为新型机床提供电动机和自动控制设备。[21机床业也与飞机制造业及电子工业一样，不可避免地使用庞大的开支，以满足军事上对于性能、命令和现代技术方法的需求。虽然人们通常把机床制造商称之为头脑顽固的保守商人，但事实上他们早已适应按性能而不是成本行事，这种生产态度应当追溯到19世纪在军队主管下该产业的起源时期。22」总之，这些制造商更多地关注能够获得超额利润的特种设备的生产，而不是利润偏低的标准设备的生产。他们没有去想如何节省成本和减低价格，而是千方百计地宣扬其产品的优良性能和满足顾客的要求，与此同时大幅度提高产品价格，好趁该行业的黄金时期最大限度地攫取利润。冷战对工业的影响最大的地方是讲究性能而不是成本。经济学家西摩·梅尔曼（SeymourMelman）1959年在向欧洲生产力委员会（European Productivity Agency）提交的有关机床工业的报告中，抱怨要求提高马力、规模和多用途的压力太大，这使得成本迅速提高，甚至使得使用者往往无法利用新增加的功能。4年后，他在一篇题名为《没有生产率的利润》（Profits Without Productivity）的文章中重复了他的指责，这一次他专门指明，“自美国国防部成为机床业最大的买主后，机床业对其他客户要求削减价格的要求就不那么敏感了。”[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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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日渐崛起的军事工业联合体事实上涉及三个方面：它将产业与军方联系起来，同时也使科学与两者结盟。在大萧条时代，美国人已经表达了对于科学拯救这一美妙神话的质疑，并且开始对科学的用途和合理控制进行政治辩论。在那个艰苦时代，人们对技术优越性的信仰让位于对技术导致失业的担心，他们对工业工程师和学院里的科学家所承诺的美妙前景持谨慎的怀疑。在科学界，认为科技导致进步的信仰者们不得不力图辩明自己的观点，而工程师阶层持续蔓延的失业则进一步磨耗着这一信念。

如果说备战以及战争本身将这个国家从萧条中拯救出来，那么它也为科学家和工程师提供了日益增长的就业机会，使他们再一次有机会显示科技的威力，并让公众恢复了对科学和技术进步的信仰。科学家乐此不疲地宣扬他们在雷达、火箭和核弹方面的成就，以提升自己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在人们（以及他们自身）的眼中，他们成为战争中富有传奇色彩的真正的民族英雄。为了保持他们这种英雄地位，为了平息大萧条时代对科学的排斥和怀疑，尤其是为了重新燃起美国传统的技术乐观主义精神，他们在二战后很快就成为谋取私利的文化进攻的先遣部队。这种进步主义的文化进攻大获成功，在和平时期，科学界也从军方和政府那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对科研的支持。此时，普遍的公众支持也产生了效果，他们的新成就也回报了人们的热情，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他们的文化进攻，使它们更加有效。

战争期间的军事科技研究主要由科学研究开发局(Office of Scientif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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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and Development，OSRD)主导，这是一个民间机构，万尼瓦尔·布什（VannevarBush）任局长。布什曾任麻省理工学院的系主任，是雷神公司的创建者之一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董事，他发明了用于弹道计算的计算机，并主持过原子弹计划。他可以说是正在崛起的军事工业科学联合体的象征。他通过将研发合同给予各种主要非政府的产业和大学科研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引导着OSRD的研究方向，使得民间机构控制了军事设备的研究开发。曼哈顿计划和放射试验室可能是最好的例子，李·杜布里奇(Lee Dubridge)领导着放射试验室，共有69个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和 19个大学的试验室参与此事。[24]不管是研究的规模，还是这种与政府的组织和契约关系，都是史无前例的。有人认为，“研究中心作为一种制度形式，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25]至1944年，政府用于研究上的开支每年高达7亿美元，是1938年的10倍，其中的研究绝大部分是由非政府的科研机构来完成的。在1940年，政府科研项目的70%都是由政府科研机构来实施，而到了1944年，70%的科研项目都是由非政府机构来完成—一其中私人企业占50%，大学科研机构占20%。在1939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贝尔试验室的研发经费中只有1%是用于政府的项目，在1943年，这一比例上升到83%。由于政府的科研合同往往要满足战争的紧急要求，OSRD的管理者们更倾向那些已经做出过相当成就的大机构，他们认为这些机构能够迅速完成任务。因此，政府在科研上的投入加大，也多少促成了科研机构的日趋集中，这个趋势早在二战前就已初显端倪。在获得政府总额达10亿美元的科研合同的200家工业企业中，86%的企业获得了金额的50%多，而10%的企业则获得了40%的科研经费。战争期间，贝尔试验室获得了4200万美元的科研合同，通用汽车公司获得了3900万美元的科研合同，它们都拥有产品的专利权。在大学科研机构中，这种情况大致相仿。最大的科研合同承包者都是那些最优秀的大学、如麻省理工学院，5600万美元；加州理工学院，4000万美元；哥伦比亚大学，1500万美元；哈佛大学，1000万美元。在获得总额为10亿美元科研经费1/4的200家教育机构中，19%的大学获得了其中的2/3。[26]当战争结束时，没有人愿意放弃他们已经到手的好处。

各个大学已经习惯了工业企业下单的方式以及军方的慷慨。科学家成为“智囊团”而“科学研究则日益兴隆，成为一种影响广泛且获益颇丰的职业”。[27]战争期间，“成本并不是人们考虑的因素，最主要的动力是不惜任何代价，跟上工作进度。财政和行政方面的政策则屈从于这些工作的技术需要。”[28]历史学家丹尼尔·凯维斯（Daniel Kevles）注意到，“战争使得教授们在研究时极少考虑资金上的约束。麻省理工学院的年轻物理学家们往往已经习惯订购新型设备，这些设备的价格在二战前足以让整个学院都望而却步。”[29]对那些后来在战争结束后在科学界占支配地位的人——不管他此时是教授还是学生——来说，“将学院原有的教学与科研计划与因军事上讲求性能从而开支庞大的研发计划结合起来的做法”是极具吸引力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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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研究电子工业的历史学家注意到，当战争接近尾声的时候，“人们觉得他们能够做成任何事情”。[31]当时的科学家绝大多数都属于那种很年轻而敏感的大学毕业生，他们也许是过早地卷入了这一宏大事业中来，他们朝气勃勃，富有锐气，这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们的爱国热情。他们满2 怀着“希冀与梦想”，渴望“征服无数新的世界”。[32]他们没有时间停下来思索。他们不过刚刚启程。对他们而言，二战时所形成的慷慨的科研条件构成了二战后的科研模式。“人们指望这些年轻的科学家们对战争做出辉煌的贡献与成就，”负责海军科研的海军少将朱利叶斯·A·富雷尔（JuliusA.Furer）这么表彰布什的成就，“您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功完全超出了人们的预期，正是由于您，海军与科学家们之间的合作才实现了真正的无缝对接。”“海军将领们担心他们无法控制这些智力超群的精英，”富雷尔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告诉他们，我可以毫无困难地使这些人（科学家）像一支球队那样共事。”[33]

这些科学家与军队一样，希望在战争结束后还能一起合作。根据一位研究二战后军备竞赛的史学家的论述，科学家自己“促进了将二战时与军方的合作固定下来”。由于受到军备竞赛的影响，“科学家们从事军事科技研究并非不抱任何目的，也不是因为受了愚弄。他们真心认同这种研究的意义，努力争取项目，并且从未质疑这种研究。”[34]

早在1941年，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与OSRD的负责人卡尔·康普顿(Karl Compton)就指出，二战时的科研“将会产生新成果、新技术和新的认识，它们将在和平时期的民间应用上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这预示着二战后的科技将进入一个新的繁荣时代”。[35]“康普顿和其他的支持纯科学研究的人都看到一个将这笔意外横财转化为永久的联邦政府支持的机会，”迈克尔·S·谢利得出结论，“虽然战争对于促进工业动员政策的现代化来说作用较缓，但更为巧妙的科研备战的宣传家则并非如此。他们将武器的研制视为和平时期战争动员机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36爱德华·L·鲍尔斯（EdwardL.Bowles）是麻省理工学院的电气工程师和国防部长亨利·L·斯廷森（Henry L. Stimson）的科学顾问，早在 1945 年就要求在科学家、教育机构和军方之间建立一种“持续的工作伙伴关系”，“我们不能坐等战争爆发后，才不得不将这三种力量融为某种机器”，这种二战后的整合“绝对不可以停留在学说层面；它必须成为我们思想意识中的组成部分，牢牢地根植于我们的灵魂，并成为一种不可战胜的哲学”。[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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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广岛爆炸之前，”丹尼尔·凯维斯注意到，“政府机构中的官员们普遍认为，在战争结束之后长期维持强大的武装力量将要求民间的科研力量继续参与到军方的武器研发中去。”[38]但是关于这种关系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方式这个问题，人们却有着不同的看法。这些争论可以分解为彼此相关的不同问题，它们都起因于史无前例的政府对在工业和技术领域中私人科研活动的大规模资助。在战争期间，研究的方向是由军方所制定的标准来执行的；但在和平时期，什么样的标准和谁的标准应置于研究的首要地位呢？应当怎样鼓励在公共资助下私人科研机构中的研发行为，从而可以满足更大范围内的公共利益和公平的要求？政府应当如何在实现对公共支出实施民主控制的同时保证科学的自主与完整？在二战后初期有关科研政策的争论中，这些问题并未得到解决，而科学家也并未认真看待这些问题，因为他们模棱两可的地位仅仅允许他们分得并吃掉自己分内的蛋糕。

一方面，他们强烈要求联邦政府在和平时期对他们的科研予以资助；另一方面，他们对于军方以备战为名而干预科研活动又表示欢迎。只要能够满足自己科研过程中的科学猎奇心态，他们就对自己所从事的工作中所蕴含的军事目的不再质疑。他们仅仅坚持所研究的问题必须是有趣的能够保证他们改进其研究领域的科技水平并且对他们的干预不可以过分琐碎。另一方面，他们坚决反对政府对科研活动的审查与控制。比如，在工业和军方对科研的控制问题，万尼瓦尔·布什非常熟悉，他并不是一位批评者。然而，当国会可能对科研活动进行审查时，他摇身一变，以一位所谓纯科研的支持者的面目出现，主张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追求真理的自由权利。他坚持认为，“研究者在探索未知世界”，因此“不可以屈从于严密的控制”。[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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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在本质上坚持一种积极追求自身目标的哲学，这符合他们的产业界同仁所接受的古典经济学理论。[40]他们认为，如果科学家按照自己的方式来自由追求其事业，以满足他们对自然的科学好奇心，他们的努力根本无需有意识地在这方面用力最终将有助于普遍的善。市场中那只看不见的手将个人对私利的追求转换成普遍的利益，它在科学的领域中也同样发挥作用。对科学家有利的事情，对科学也有利；而对科学有利的事情，对社会也有利。古典经济学家用看不见的手来描述市场机制，它使供求平衡，从而满足社会的需求。但科学家无法说明这样的机制，他们仅仅从信仰的角度来为自己的地位辩护。当然，他们可以不无道理地认为，科学可以满足社会的需求，只要它与社会其他部分紧密相联，从而符合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但这必须涉及科学的政治性质——这恰恰是科学家所极力避免的。这样，他们的信念仍然是一种宗教，建立在一个宿命式的科学永远服务于公共利益这种虚构观念之上。根据这种并不十分严格的逻辑，任何过多的政府干预，哪怕打着民主的旗号，仍然会产生有害的后果，正像政府对所谓自我运行的市场机制过多干预一样：它将颠覆进步的微妙机制，并对社会产生无可挽回的损害。总而言之，在社会进步的名义之下，科学家认为他们自己的群体以及独特的制度具有不容置疑的特权：由公众资助但不受社会的干预。

可想而知，当科学界的代言人试图将OSRD在战争期间构建的军方下科研订单的模式永久固定下来的时候，他们最初希望在无需议会立法的情况下实现这一目的。1943年，两个巴尔的摩的银行家提出建立一个由军方资助但由民间科学家主持的国家安全研究局的设想，这两位银行家当时正在OSRD设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应用物理试验室任职。贝尔电话试验室的前任总裁、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副总裁和美国科学院的院长弗兰克·朱厄特（Frank Jewett）对这一想法提出修正意见，他建议通过私立的国家科学院来对这一研究局进行管理。这一想法也得到美国陆军部的二战后研究委员会(War Department Committee on Postwar Research)的支持，该委员会的成员包括朱厄特、麻省理工学院的卡尔·康普顿和杰罗姆·亨萨克（JeromeHunsaker，后者还是美国航天顾问委员会的主席)，其主席是通用电气公司的董事长查尔斯·E·威尔逊。人们把这称为“学院计划”，它反映了科学家们对科研资金和自主的双重疑虑以及对政府的立法过程的深刻的不信任。丹尼尔·凯维斯这样写道，威尔逊委员会的成员们“坚信科学家——至少是学院里的科学家—无需向平常的民主控制屈服”，从这一信念可以看出他们的“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倾向”，尤其是“那种将公众责任交付给私人的信念”。[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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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厄特和他的同事特别担心来自西弗吉尼亚的参议员哈利·基尔戈(HarleyKilgore)。基尔戈是参议院中战争动员委员会的主席，主张联邦政府对政府在科研上的开支给予严密控制，而在公共资助的研究所中产生的专利应当归公众所有，他还认为科学家应当与其他的利益群体共同分享对于科研过程的控制。学院计划的支持者认为他们的优势在于，国会已经赋予美国科学院以合法的资格，因此可以通过行政命令来实施学院计划，这样科学家就不用与基尔戈打交道。1944年末，在美国科学院与陆军和海军的将领们的支持下，国家安全研究局得以成立，预计其研究经费全都来自军方拨款。卡尔·康普顿任主席，在此期间经费则来自卡耐基机构（布什任总裁)，该研究局开始寻求研究项目，并预备按照OSRD的经验与各种非政府机构签订科研合同。在1945年3月的一次宴会上，科学界和军方的精英正式宣告研究局的成立，他们对彼此的爱国热情和致力于通过加强军备来促进和平进步的愿望表示庆贺。然而这种胜利的喜悦并不能持久。[42]

刚过了一个月，罗斯福总统禁止任何军方拨款流入该研究局，从而扼杀了它。执行这一命令的负责人是国家预算局的局长哈罗德·史密斯(Harold Smith)，他留意到这些科学家试图规避国会并将自己从政府那里隔绝开来的做法。他还认为整个计划都是反民主的，并反对那种看法，即“研究者就像音乐家一样喜怒无常，为了满足他们不稳定的情绪，我们不必遵循绝大多数民主与良好组织所坚持的原则”。史密斯认为，真正的困难在于，这些科学家“甚至对民主的基本哲学毫无所知”。[43]《新共和》（TheNewRepublic）杂志赞同这一看法。它在一篇批评这个短命的研究局的文章中敏锐地指出，“相当多的知名科学家……与经常有往来的保守商人臭味相投”。文章还暗示道，“这可能意味着长期下去，美国科学院将攫取行政机构的权力。”该杂志宣称，“这一计划就像是木工协会单独选出一个负责规划公共事务的董事会，美国人民不应沉默。”[44]

国家安全研究局的终结意味着美国科学家不再能够承担军方拨款流向民间研究的通道职责。但是，这并没有打消科学家争取军方支持的梦想。没过多久，国会授权军方可以直接和各个大学签订研究合同，而且这一政策事后被证明是更为持久且有效的举措。美国海军率先承担起资助科学研究的责任。早在1941年，杰罗姆·亨萨克就在海军内部提出有关二战后科研的讨论，接任海军研发协调者这一职位的海军上将富雷尔则详细制定了支持科研的计划。[45]海军对于国会的授权早有预备，因此立刻建立了海军研究局(Office of Naval Research，ONR)，负责与各个大学签订海军科研合同。不出数年，海军研究局就成为“有史以来和平时期最大的学术界与政府之间的合营企业”。[46]至1949年，它与200个大学签订了1200项科研课题，参与的人包括3000多位科学家和数目不相上下的学生。同等重要的是，海军研究局的合同条款都依据OSRD的模式，赋予科学家以相当程度的自主权力。丹尼尔·格林伯格（Daniel Greenberg）观察到，海军资助科学研究时，“承认科学家传统上对自由和独立的各种要求”，从而使得科学自治在公共资助的私人研究机构中得以以制度的形式延续下来。[47]在1949年，美国空军根据其科学顾问委员会的要求，也以海军的方式，成为以大学为研究基地来进行科研的主要资助者。美国空军所资助的研究集中于基于计算机控制的命令、控制和通信系统，飞机和导弹的研制、制导系统，以及包括机床自动化在内的工业自动化。至1948年，国防部在科研活动上的支出占联邦政府对大学的科研活动的资助（农业除外）的60%。至1960年，这一比例上升到8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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