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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力 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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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斯利在一本专业杂志上介绍通用电气公司的控制系统时说,“这种高度灵活的通用系统对于中小批量的生产来说堪称最理想的技术。”

当时,人们关注自动化的焦点在于其在成本上具有竞争力,而不是空军所要求的规格或技术上的优良性能,如后来麻省理工学院数值控制项目的情况那样。哈佛商业院的约翰·迪博尔德一眼就看出通用电气公司的记录一回放系统的商业潜力。他在其自动化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中指出,“记录一回放技术对于短期的生产来说是一个相当好的解决方案。这是一项非同小可的成就,因为它意味着,小型工厂也能够实施机床自动化人们本来根本就不会指望这里也能实施哪怕是一丝一毫的自动化。”[23]

即使如此,如一个通用电气公司的销售部门经理所说的,公司对记录一回放系统的各种好处大肆宣扬,但在实际销售的时候却“没发挥作用”。这在当时是最先进的技术,但在演示时却吓跑了许多参观的人,参观者主要是制造商、新闻界、空军以及飞机工业代表。霍姆斯回忆道,“我们的设备事实上仍处于研制阶段,并且没有以很好的商业形式包装,这令许多制造业中不懂电子学的人感到畏惧。”此外,尽管演示者费尽口舌说明系统尚未完成,只需稍做一些改动就可以弥补现有的缺陷,机床制造商们仍然对他们所看到的种种技术错误感到不满。由于它使用仿形机来记录断面,这样模具的错误也很容易加以复制。此外,伺服系统方面也出现动力问题,记录一回放系统将伺服系统既用于记录模式,也用于回放模式,其中的差错更为复杂。这使得精确程度并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的哈里·安克尼(Harry Ankeney)后来回忆道,按照空军以及飞机制造业的性能要求来看,“当时人们对精确性的狂热达到了极点;人们要求比现存最好的机器所能达到的程度还要精确10倍乃至20倍,任何设备,只要在精确性方面出了一点点差错,人们就会认为它不值得再去尝试。”[24]

最开始的时候,通用电气公司的工程师们在同步控制时启动与关闭记录方面存在困难,他们还不能在记录时用一个速度,在回放时则用另一个更高的速度(虽然霍姆斯在这方面已经开始研制一部正弦波稳压计)。这些问题让潜在的客户不放心,工程师们也无法说服他们相信,相同的控制带可以用于不同的机器,最终的控制带可以消除误差,可以同时控制三轴运动而不会在精确程度上有任何减少(演示是在两轴上进行的)。其他参观者则抱怨,该系统使用了200多个电子管,这对于工厂来说显然过于复杂。还有些制造商认为,如果用模板来制造第一份记录,那么它也可以用来生产其余的部件。工程师们建议该系统可以使用一次性的廉价模板,从而可以节约工厂空间以及接下来的贮存与运行成本,但制造商并不相信这一点。霍姆斯后来指出,“参观者们认为磁带库最终取代模板与部件库是不可能的。”此外,“他们还不相信,系统可以在一部机器上记录并制作记录带,然后在另一部机器上回放。”[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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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后,霍姆斯总结道,“记录一回放技术超越了它的时代,当时没有人想使用这种技术。”“机床制造商从未下订单,而通用电气公司的销售部门也没有认真推广,公司的制造人员则认为它过于复杂。”在演示的时候,系统的研制仍然“没有完成”。“许多可以回应批评的想法……从未得以付诸实施。这是因为我们在前面几个阶段已经耗费了大量的资金,手头已经没有钱来进行后续研究以实现我们的各种设想,”他总结道,“当时,各行各业都朝不保夕……我们没能演示一个完整的系统,这使得许多人望而却步,没有认真考虑该系统。1950年,我被调到工业控制部的其他部门,这也许是阻止我在这个上面再耗去更多的钱。”[26]

霍姆斯的上级哈里·帕尔默当时也承认该系统的市场“有限”,但后来回忆时,“个人认为销售人员本来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当时推广系统的一个主要障碍是,通用电气公司不愿意直接向潜在用户做广告促销。通用电气公司只与机床制造商联系,希望能够将它的电子控制设备卖给它们。公司不愿意直接跟机床使用者打交道,这是因为它奉行不与自己的客户竞争这一政策。“我们的机床销售部门仅仅与机床制造商联系,”后者拒绝革新,因为这使它们现有的设备过时,帕尔默回忆道,“它们没有直接与使用者联系。根据我个人的经验,使用者将很乐意看到这种系统,但它们没有机会知道这一点。”加工厂本应是一个“很好的对象,机床制造商早就该为这个市场制造机器了”,但是加工厂这边缺乏这种系统的信息,也没有足够的市场和政治力量来引导机床制造商。“当时唯一有这个神通来强迫机床制造商采用类似技术的就是美国空军”,但空军却另有目的。[27]

最初的技术缺陷以及政治、制度上的约束阻碍了记录一回放系统的后续研制与商业成功。但事实证明,当时最大的障碍既不是技术上的,也不是制度上的,而是观念上的。记录一回放系统的突出特征——通过记录传统加工方式来制作控制带—在许多制造业工程师以及管理层看来,是其主要的缺点。在当时那种人们迷恋于整体的自动控制的情况下,像这种制作控制带时严重依赖人工的系统,还未出生就被人视做过时的技术。当时各家公司的管理层与工人和工会在争夺对机器和生产的控制权,而该系统似乎为机械工及其工会在自动化生产中保留了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在他们看来,它充其量也只是一个半成品,更糟的情况是,它甚至可能导致事与愿违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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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问题,”通用电气公司的工程师格伦·彼特森(GlennPetersen)后来回忆道,“是记录一回放这一概念本身。”“制作控制带的方法是一个重大的缺陷。”通用电气公司的销售部经理也持相同的看法。与霍姆斯一样,技术顾问约翰·达彻(John Ditcher)回忆起当时一家大型机床公司的机械工程师的话:“做我所说的,而不是我所做的……我希望机器按我说的去做,而不是按我所做的去做。”这句话包含两重意思。首先,它意味着该系统只能复制一个机械工已经能够做的,并不能够做更多的事情。比如,它不能够用于五轴机床的加工,如空军所希望的那样。它可以比得上最好的机械工,但在管理层看来,这仍然不够好。帕尔默指出,由于机械工“缺乏效率”或者“无能”,“我们需要一种更好的制作记录手段”。工业应用小组的厄尔·特鲁普(Earl Troup)也赞同这种看法。他指出,在制作控制带的时候,“机械工会耗费过多的时间来加工一个零件”;“所有细微的调节都会记录下来。然后记录一回放系统又会复制人们已经能够做的事情……机械工手工操作中的经验、手感、操作导螺杆的技术等,使得它所能达到的精确程度毕竟有限”。霍姆斯也承认,使用该系统,“你只能实现那些操作工已经能够做到的事情”。

就此而言,这种批评是正确的。但它忽略了从最后的控制带中消除空载时间和误差的技术潜力,并且在回放时提速的可能性。它还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绝大多数金属加工业的加工(如果不算上空军所要求的加工)都处在机械工“已经能够做”的范围之内。[28]

该机械工程师所说的“做我所说的,而不是我所做的”的另一重含义是:做我——管理层——所说的,而不是他们——工人——所做的。这里的问题不是精确性或能力,而是控制问题。“采用记录一回放技术,”厄尔·特鲁普指出,“机器的控制,包括进给、速度、进刀次数和产出,仍然保留在机械工手中。这样,管理层仍然依赖于操作工,无法达到全部利用机器的生产能力。”约翰·达彻同意这一观点。他曾应伯利恒钢铁公司的要求,设计了一部磨光钢卷的自动机器。他回忆道,“伯利恒钢铁公司抱怨,操作工控制了生产过程,决定其生产量比如,不管是什么情况,一天只做8卷。”这家钢铁公司希望通用电气公司设计出一种自动系统,能够保证管理层控制生产,在消除工人“限额”(工人决定的产量)与“步伐”(工人决定的生产率)的同时增加产出,达彻与其同事接受了这个任务。他指出,“记录一回放控制技术无法做到这一点。”[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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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达彻与特鲁普等工程师们寻求某种手段将“自动同步信号”实现离线集成,不仅在制作记录时可以不必与生产机器联系,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消除管理层对熟练机械工的依赖。通用电气公司的销售经理后来回忆道,“我们的工程师受到极大的压力,去研制使机器运转就能制作控制带的手段,但当时他们所设想的各种方案都没有付诸实施。”“许多参观者对我们说,最好的系统就是能够将设计图所规定的规格和加工技术直接转换为准确的指令,”霍姆斯回忆道,“而不是复制一个操作工的动作。”[30]约翰·迪博尔德证实了这种说法。虽然他也认识到记录一回放技术的可操作性,但他仍然对更为完备的自动化技术抱着强烈的热情。“这种复制手工操作并为手工操作设计的机器自动控制并不是控制技术最富成效的方式。”他断言。

采用根据反馈原则来运转的自动化控制设备,我们能够在自动化控制机器方面达到一个完全新的高度。相比较使现存的机器自动化来说,这将是一个意义极其重大的突破。我们很难预测这类机器的具体形式,但可以断定的是,它可以应用于工业领域机器组装、材料加工、生产监督以及装配其中机械化在这方面可说是最不成功的一种。显然,这种新型技术除了能够实现办公自动化之外,还能够实现工业领域的这些自动化。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在所有这些环节都实现自动化之前,工业自动化不会停止。[31]

这样,至少在通用电气公司,记录一回放概念被永久搁置了,尤其是当时,更能满足管理层要求的数值控制技术方兴未艾。根据哈里·帕尔默的说法,“1949年,通用电气公司接到一个数控设备的高达几百万美元的订单,此后,便没有人再认真去钻研记录一回放技术了。”通用电气公司也曾售出过一套记录一回放系统,根据空军的安排,购买商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用它来对飞机的外壳铣磨,但很快就将它改造成一个数值控制系统,其中虽然仍用磁带控制机器,但制作却由计算机来完成(见下文)。此后,通用电气公司还出售过用于两轴车床和三轴铣床的磁带机器控制系统(莫莱机床与爱克赛罗机床)。最开始,用于这些控制系统的手册还标明,磁带既可以通过“记录模式”在设备上制作,也可以通过“离线模式”在计算机上制作。但后来,这一部分被删掉了。虽然该系统仍然具备记录能力,并仍然以“记录一回放”的名义销售,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数值控制中的一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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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一技术对钢铁厂的影响,参见查尔斯·沃克(Charles Walker)对美国钢铁公司设在洛雷恩市的工厂的自动化问题研究—《走向自动化工厂》(Toward the Automatic 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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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层更青睐数值控制,”奥林·利文斯通——他是第一个想到相移方法的技术顾问回忆道,“这意味着他们能够坐在办公室里,写下他们所希望的东西,然后把它交给某个人说,照这个去做’……有了数值控制技术,根本就不需要把你的手弄脏,也不必去跟人争论。”工业应用小组的厄尔·特鲁普也同意这个看法,“采用记录一回放技术,机械工仍然控制着机器……而使用数值控制技术,控制权就转移到管理层。管理层曾经对机器有过控制,为什么我们不能控制它呢?”[32]

这样,在通用电气公司,记录一回放技术最终让位于人们对数值控制技术的热情。霍姆斯与皮斯利被调到其他研究部门,而他们的同事则将精力放在研制符合空军有关性能的要求以及管理层目标的技术上。在其他地方,记录一回放技术仍然吸引了一些人的关注,但是(下面我们马上谈到这一点),没过多久,它就遭到了彻底的抛弃,与此同时,通用电气公司的经历以及记录一回放技术便永久停留在小说的虚构之中。库尔特·冯内古特受到通用电气公用的记录一回放项目(以及他亲眼所见的记录一回放技术)的启发,写出了他最早一部也是影响最为广泛的小说。他的书名题为《自动演奏钢琴机》,较早地警告世人有关无歇止追求自动化所隐含的社会与人类危机(详细内容参见本书附录二)。

冯内古特的小说对普遍自动化的危机敲响了警钟,但他混淆了记录一回放技术与数值控制技术的区别。他认识到,在记录一回放技术中,编程依据主要是机械工的技术,但他并未深究这一事实所隐含的全部意义。为记录一回放技术编程并不是一件一劳永逸的工作;因为只要有新的部件或者在旧部件上做出改动,就必须制作新的控制带,这样记录一回放技术赋予熟练工人在自动化生产中一个永远关键的地位。并且由于这种制作控制带的方法实质上构成了传统技术的扩展,而不是对它的取代,这样工人及其工会也许能够将编程置于他们的职能之内。这将导致管理层无法声称编程工作是一种崭新的职能从而有权不接受工会规则的管辖,因此也很难从车间中分离出编程工作(包括对生产的认识与控制)。此外,采用记录一回放技术,拥有现成技术而且比工程师更熟悉加工情况的人们也能够自己编程,它将使自动化控制更为“人性化”,也容易为车间的使用者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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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由于记录一回放技术的进一步研究需要熟练工人的参与,这也意味着工人将在现代生产技术的设计与使用中有更多的发言权。这不仅大大有利于工人的福利,而且也有助发展更为实际的生产技术。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推测。也许正因为记录一回放技术深深根植于工人的知识与能力,它必须遭到那些拥有选择权力的人们的遗弃。他们选择数值控制技术,不仅仅因为它意味着管理层取得更大的控制权力,更符合空军对性能的要求,以及能够充分满足计算机狂的梦想。与记录一回放技术相比较,数值控制技术也意味着离自动化工厂更近一步。

无论如何,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计算机控制更有优势或者记录一回放技术处于劣势。还有一个事例就是艾伯特·加勒廷·托马斯(AlbertGalla-tinThomas),他来自弗吉尼亚州,是一位富有创造力、善于独立思考的发明家。托马斯曾在弗吉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学习过工程学,战争期间在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工作,参与了雷达近爆引管计划,并负责过格伦·马丁飞机公司的专利事务。1944年他加入了控制试验室,此时,他对最新的技术进展相当熟悉。控制试验室设在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市,由实业家罗伯特·C·特拉弗斯(Robert C.Travers)在二战前创立,当时已进入机床自动化的最尖端领域。在这里,克莱图斯·基利恩建立起第一个数值控制系统,托马斯对此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提出了自己有关机器控制的想法,包括采用他钻研多年的光电线路跟踪器。他还研究将计数功能与发电功能集于一身的特制步进马达,从而令数字控制系统更为简单。他使用步进马达和闸流管,建造了一种与坎宁安的自动刨齿机相似的胶带驱动控制系统。“虽然这种系统本质上是一种离散类型,”托马斯说,他所指的是数字方法,“但控制得如此完美,事实上已经成为一种连续系统。”此时,托马斯意识到在制作控制介质方面存在着极其巨大的困难,并开始考虑采用记录动作的方式来自动生成数字控制带,这样“就根本无需进行任何计算”。[33]

1948年,控制试验室移至密尔沃基市,托马斯担任查塔努加大学工业研究所的研究室主任。他继续钻研机床控制,推进他在步进马达以及他在伍斯特市发明的间隙补偿机制的研究。此时,他仍然考虑沿着记录一回放技术这条路线来简化制作控制带的问题。“该控制系统有一个重要附件,”托马斯解释道,“它具有人工或自动追踪设计图纸或模板,同时能够在纸带上打印或打孔,以记录图纸或模板的断面特征。控制带包含了所要制造的部件的形状信息,然后使用自动机床控制系统来驱动铣床、车床等机床复制出任意数量的部件,整个过程完全是自动化的,并且将取得人工所无法得到的精密程度。”该系统制作控制带的方法与通用电气公司的方法类似,它能够记录靠模指针或机床的动作,然后自动复制出这些动作。唯一的区别就是信号是数字的,而不是模拟的,这是斯波诺格尔已经预测过的研究路线。[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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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的《机械》杂志报道了托马斯制作控制带的方法,但此时他正在研制另一种控制系统,它可以无需实际记录机床或靠模指针的动作而制作出包含动作信息内容的控制带。他设计的机器本质上是一部模拟计算机,可以模拟机床的动作以生成数字控制带。编程仅仅包含角度、圆心及其半径、线段的起点与终点这些内容,然后机器就能够按要求生成相应的控制带。“我认为,我们这一控制系统最重要的优点就是它在制作控制带方面最为切实可行,”托马斯在写给罗伯特·特拉弗斯的信中说道,“我们只需对机器输入一些关键的点,机器就会将其余的事情完成,按人们的要求来计算并制作出控制带。”“除了那种极其昂贵的计算机之外,”托马斯声称,这是现存“最好的制作控制带的设备。”“现在我们只需30分钟就可以制作好控制带,这在以前需要好几天的工夫来计算……对于那些小型的加工厂来说,这部制作控制带的设备也能够让它们实现自动化。”[35]

在记录控制机床或其他设备领域,长期以来记录或控制带的制作构成了一个相当困难的问题。首先必须进行极其繁多的计算,然后通过打孔或其他方式将这些大量的计算数据输入到控制带上。这一程序相当缓慢,而且成本居高不下。采用电子计算机的价格不菲,而且由于使用控制带的系统相当多,要等待各个计算中心来制作控制带,可以预料得到,将延误时间。相反,如果有了价格更为便宜的控制带制作设备,加工厂或加工车间就能够在无需计算机专家的情况下,自己进行一些简单的计算,从而迅速而经济地制作控制带,因此它们将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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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这类设备。[36]

事实上,托马斯所推销的廉价、简单、稳定而且易操作的控制系统,其主要的核心就是他的专用步进马达以及他的控制带制作方法。1951年,他在查塔努加市成立工业控制公司,作为在该领域拥有他的专利的公司(他总计在步进马达上拥有9项专利,在控制系统上拥有8项专利,在控制带制作设备上拥有2项专利)。第二年,麻省理工学院演示了它的数值控制机器,托马斯批评它过于复杂,并声称他的机器能够切割出任何三维形状,且精确度并不亚于麻省理工学院的机器。然而托马斯的系统从未实现过商业化,他缺乏足够的资金,并且也没有什么政治影响力。托马斯是一名局外人,尽管他的教育背景相当优秀,而且技术上也尤其先进;并且作为一名完全独立的发明家,他对工业巨头抱着警惕的态度,不让它们染指自已的专利。他也没有任何军方的支持。工业控制公司也曾对两家小公司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的特勒公司与马萨诸塞州尼达姆市的佩斯公司授权使用其专利,但它们都没能成功地推销他的理念。因此,尽管托马斯的系统在新闻界也曾获得一些反响,但从未真正实现商业运营。\*托马斯试图自己推广这种系统,但最终无法斗过那些控制系统的工业与科研巨头。1968年,《美国机械师》刊载了一系列的文章讨论自动机器控制的历史,它们甚至完全没有提及托马斯所做的早期贡献。托马斯给该杂志写信,试图为自己争取迟到的应有地位,但也无济于事。杂志的副编辑不无同情与恩赐地回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一个美妙的想法就如此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虽然让人有些遗憾,却也引人入胜。然而,我们认为,我们的读者完全不必了解这一段故事。”[37]

另一位试图坚持记录一回放技术的人是托马斯·G·爱德华兹,他是一名从事金属加工业的工程师与发明家,曾担任空军监督麻省理工学院数值控制计划的第一任督查员。他对最新的技术发展相当热情,但他也深知工业界的需要以及加工的实际情形。爱德华兹在50多岁的时候,担任空军装备司令部的工业服务部下属的生产改进处的工业专家,其任务是使飞机制造业满足前所未有的加工规格。1951年,爱德华兹被任命为空军的督查员,督查当时正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的军方资助的数值控制计划。在那时,他遇到了各种能够决定机床自动化此后的发展方向的各种力量。爱德华兹很乐意按照金属加工业的实际需求来进行研究,试图把研究引向记录一回放技术或他所谓的“动作”方法,但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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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进马达是托马斯那简单的开环控制系统的基础。由于其马达的精确程度相当高,因此不需要任何反馈控制,机器也因此更便宜而且易于操作。但在空军和麻省理工学院所建立的标准下,这一方法未能在美国得以实施。“虽然美国公司仍然受闭环控制系统的传统或先例的强烈影响,”1972年的《机械设计》杂志指出,“但海外的用户却对开环控制的简单与低成本情有独钟。”比如,至1972年,日本高达90%的设备都采用这类更简单也更廉价的设计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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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吉丁斯和刘易斯机床公司派了一名代表观摩通用电气公司的记录一回放系统的演示。与其他的参观者一样,演示并没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但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仍然决定与通用电气公司达成交易,联合开发电子靠模控制设备。1950年,通用电气公司设在密尔沃基市的销售人员成功地说服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相信记录一回放技术的潜在优势。根据当时通用电气公司的一名销售经理的说法,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之所以对记录一回放技术感兴趣,是因为它可以使用一次性模板,这对飞机制造商来说可以省去贮存模板的大笔费用。与其他机床制造商一样,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也把飞机制造业视为潜在的客户(以及军方的成本加成合同)。通用电气公司的技术顾问约翰·达彻回忆道,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对记录一回放技术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它希望采用某种新技术,从而保持竞争中的优势地位”。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成为通用电气公司记录一回放系统的一个,而且是唯一的购买商。[38]

通用电气公司与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刚刚签订协议,1951年夏,洛克希德公司就根据空军合同的要求公开招标采购成形表皮铣床。该机器用于生产集成加筋表皮,要求误差小,生产效率高且精确度高,能够用于五轴控制、三维成形,并且以超过操作工的人工限度以上的速度进行高速加工。这是一份前所未有的订单。辛辛那提铣床公司的招标书建议使用它的液压靠模控制铣床,只需重新设计为五轴控制。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则建议采用它自己改装过的靠模机床,采用记录一回放系统。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声称,由于记录一回放系统的记录能力相当强,模板只需用于生产第一个部件以及制作控制带,然后就能够以远远超过传统的靠模控制系统的速度回放控制带。而且,模板也不再需要贮存。[39]

爱德华兹参与了洛克希德的计划。为了推广所要求的自动控制机器,他试图将机床业与电子工业中的人们拉在一起,并把他们带到麻省理工学院和其他地方的研究人员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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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夏,他在麻省理工学院为通用电气公司与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的代表组织了一次会议(此外还邀请了奥斯汀公司与飞兆记录公司的工程师,他们在机床控制与磁带记录方面富有经验,但未能与会)。爱德华兹列出洛克希德公司的要求,并鼓励通用电气公司与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的代表们学习麻省理工学院沿着计算机控制路线研究的经验。他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爱德华兹认为,存在两种实现自动控制的基本方式:或者在控制带上输入计算机指令,或者使用凸轮,包括模板与模板的磁带记录。在爱德华兹看来,空军装备司令部认为“迪吉”(帕森斯为数值控制所命之名)远远“无法满足现在(洛克希德)的要求”,因此研究路线就仅限于凸轮,其中模板更有长处。通用电气公司机器部的 C. M. 罗兹(C. M. Rhoades)试图说服爱德华兹接受记录一回放技术的优点,认为该系统能够用于高速运转,消除空载时间,并且可以减少库存。爱德华兹有些心动,但建议必须找到某种无需与生产设备相联系的情况下制作控制带的方式。他建议研制一部他称之为“分度器”的设备,它是“专用铣床的办公室版本”,能够离线“根据工程金属图纸或工程学测量数据在控制带上输入指令”。麻省理工学院的威廉·皮斯认为这种“分度器”“也许能够用来研制迪吉系统的控制带……其中信息都是数字形式”,从而“减少了计算控制带数据的时间”。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的杰斯·多尔蒂(Jess Daugherty)同意爱德华兹的分度器的看法,并指出,由于减少了停机时间从而节约了成本,这样的记录设备在经济上完全是可行的。会议最后达成了共识:迪吉系统不能用于生产,模板控制太慢,而记录一回放系统能够适用于各种生产速度。这样,记录一回放技术得到了各方的承认。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的D.M. 拉夫林(D. M.Laflin)说,他的公司将向洛克希德公司提出记录一回放系统控制铣床的正式投标书,托马斯·爱德华兹则向他的上级推荐接受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的记录一回放系统标书,并认为“该研究计划中应该包括一个分度器’的研制计划(将指令输入到控制带上的办公室版)”。[40]

1951年9月5日,爱德华兹在麻省理工学院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自动控制的一般问题与具体的“存贮介质”问题。与会者是来自奥斯汀公司与飞兆记录公司的代表,他们分别研究机床控制与磁带记录方向。爱德华兹试图推广记录-回放技术,希望这些人能够帮助他。[41]

爱德华兹再次描述了飞机制造业的要求与对自动化控制的需要,并敦促与会者熟悉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他比较了“信息制作中数字方法与动作方法”的各自优缺点,并极力推荐记录一回放系统,认为它更优于迪吉。\*爱德华兹后来描述道,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坚持认为存贮介质可以根据实际需要来做选择,但信息内容必须是数字的而不是动作的”。麻省理工学院强调数字技术—尤其是飓风计算机项目—具有优势,爱德华兹指责“麻省理工学院没有对正在研制中的各个控制系统以及磁带’给予客观的评价”。[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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