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 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控制倾向。

这三组相互补充的观念彼此强化对方，并在战争结束后融合到一起。三个群体的权力决定了当时的知识气氛，并使之制度化：军方资助并决定技术发展，技术界则对所选择的路线给予科学上的证明与声誉，而管理层则决定新技术如何使用并将这些决定实施于工人身上。这三种沆瀣一气的权力与观念有力地推动着数值控制技术的研制。并且，在这种环境下，记录一回放技术无法获得研发资金；潜在的客户与记录一回放的企业家都缺乏经济与政治力量以挑战数值控制技术背后已经结盟的势力；而且，劳工一—分别被这三个群体视为过时生产方法与人工误差的代表或者是阶级敌人一则不得不被排除在技术研发之外。在这种情况下，记录一回放技术虽然是一种具有潜力的技术成就，并且有可能推进着工业进步，也只能在一出生就被视做是过时的、落后的、不完备的，一句话，“无法令人满意”。这样，社会权力与富有影响的观念决定了技术只能是数值控制。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这三个群体也开始被嵌置入这一技术，随后，必然的技术进步这一神话给它们加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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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章 未曾选择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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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aft Corporation, “A Study of Aircraft Industry Requirements for a Contour Milling Ma chine," final report, June 1950, Parsons Files.

[40] 1951 年 6 月 6 日 William Pease 致 Gordon Brown; Thomas G. Edwards,“Tripto MIT Servomechanisms Laboratory"。

[41] William Pease, “Conference at Building 32," Memorandum to Gordon Brown, September 5, 1951; Edwards, “Trip to MIT Servomechanisms Laboratory-Magnetic Tape Machine Tool control,”September 14，1951，N/C Project Files；1979 年与飞兆记录设备 公司的前职员CharlesF.Kezer的通信；1979年与奥斯汀公司的特种设备部门的前总工 程师 Alexander Kuhnel 的通信；1980年对马丁公司的 William Lambdin 的访谈；“Flexible Gunnery Trainer," T-13 photos (courtesy Charles Kezer); Glenn Martin Company, “History of Numerical Milling,"n. d. (courtesy Vernon H. Broomall) .

[42] Edwards, “Trip to MIT Servomechanisms Laboratory-Magnetic Tape MachineTool Control”；1951 年 9 月 2 日 William Pease 致 Gordon Brown，麻省理工学院档案馆的数值控制项目文件。

[43] Edwards, “Trip to MIT Servo Lab. "

[44]同上；1980 年对 Alexander Kuhnel 的访谈。

[45] Edwards，“Trip to MIT Servo Lab”；1980 年对 Joseph J. Columbro 的 访谈与通信。

[46] 1951 年 9 月 2 日 William Pease 致 Gordon Brown；1951 年 8 月 8 日 Pease 致 Lt.Col. P. H. Brueckner, N/C Project Files, MIT Archives.

[47]参见第6章。

[48] 1980 年对 Joseph J. Columbro 的访谈与通信。

[49] 1977 年对 John Dutcher 的访谈；Ankeney and Dutcher，“Record Playback Con-trol of a Hypro Skin Mill".

[50] 1977 年对 Harry Ankeney 的访谈；1952 年 7 月 9 日 Wilbur R. Carter 上校致洛克希德公司的 C. S. Wagner；1953 年 2 月 3 日与 3 月 4 日 R. W. Lawrie 致 James McDon-ough；1953 年 6 月 18 日 F. C. Ryder 致 Wilbur R. Carter 上校；1953 年 6 月 2日 AlfredSusskind 致 James McDonough; 1953 年 9 月 9 日 R. R. Pettler 致 James McDonough;1953 年 11 月 24 日 James McDonough 致 Adam Altglass 中校；1953 年 11 月 11 日 JamesMcDonough 致 John Dutcher; 1954 年 1 月 25 日 Alfred Susskind 致 James McDonough;1954 年 3月 2日与15日 Lawrence Peaslee 致 James McDonough；1954 年 3月8日JamesMcDonough致Lawrence Peaslee，上述信函皆出自麻省理工学院档案馆的数值控制项目文件。有关 Numericord 项目，还可参见：1955 年 6 月 7 日J. L. Bower致 James McDon-ough; Servomechanisms Laboratory staff, “Preparation of Directory of Research for Indus-trial Liaison Office: Numerical Control System for a Skin Milling Machine, October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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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David Gossard, “Analogic Part Programming: Automation for the Small JobShop”(打印稿，蒙David Gossard 惠允)；1979 年与1980 年对 David Gossard 的访谈。

[62] Gossard, “Analogic Part Program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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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新工业革命：没有变化的变迁

生产上的智力在一个方面扩大了它的规模，正是因为它在许多方面消失了。局部工人所失去的东西，都集中在和他们对立的资本上面了……物质生产过程的智力作为别人的财产和统治工人的力量同工人相对立。这个分离过程……在大工业中完成……

——卡尔·马克思

可以写出整整一部历史，说明1830年以来的许多发明，都只是作为资本对付工人暴动的武器而出现的。

——卡尔·马克思

第 8章 研发：一顿免费午餐

技术革命与社会革命并不是一回事，在我们这个时代，它甚至会走向社会革命的反面。但有一点，两者是相同的，那就是它们并不会自然发生，而必须是有人使它们发生。推动这些革命的人们的热情必须克服现实的各种阻力，也就是现实中的另外一些人。数值控制推动者们的梦想并不会自动转换成浩大的工业转型。尽管麻省理工学院与空军拥有广泛的各种联系，并且不遗余力地传播数值控制的相关信息，但至数值控制项目结束时的1955年，学院里的人们所谓的“现实世界”仍然没有一点动静。“可以说，只有提高计算机的应用水平来将制作打孔程序带的工作实现自动化，并将整个全新的过程演示给大型的机床客户，才有可能为数值控制创造出一个市场，”杰克·罗森伯格（JackRosenberg)，一位后来的数值控制系统的设计者（见下文），回忆道，“但是这种所预期的转换并未实现。麻省理工学院在1952一1955年为空军所做的工作并未让任何一家飞机制造公司信服，它们谁也没有投钱购买数值控制系统，也没有一家公司打算在什么时候改变这一决定。”[1]当时工业界所从事的一些研究数值控制的科研活动，很大程度上直接或间接来自空军的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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