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 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

麻省理工学院的努力之所以没取得什么直接的商业成果，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约翰·帕森斯没再参与进来，当初正是他一个人让空军与洛克希德公司相信数值控制系统的优势。在这个项目中，没有一个人拥有第一手的工业生产经验，也不能激发起加工厂中的潜在用户。生产经理们对麻省理工学院的“学院派”的不实际的夸夸其谈仍然持怀疑态度。“从一开始，”威廉·皮斯于1955年向帕森斯承认现实的不利情况，“工业界的买方的接受过程似乎有些太慢。也许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外联工作还没做到位。”[2]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帕森斯虽然已经被排挤到边缘，但仍然无望地推动他自认为是自己的科研成果商业化，结果是，他发现自己根本无法与麻省理工学院竞争。

1952年春，麻省理工学院的外联活动达到了高潮，空军装备司令部的哈里·普赖斯（Harry Price）中尉通知戈登·布朗有关帕森斯向空军提出的建议，帕森斯建议“与空军签订合同以装备你的（原文如此。原注）研究成果，并在潜在的客户里做出推广计划”。普赖斯向戈登·布朗保证，“莱特空军基地将倾向于拨给麻省理工学院用于装备并推广迪吉系统的资金，但司令部是否会听取帕森斯的意见则不得而知。”司令部拒绝了帕森斯的建议。因此，帕森斯不得不依靠他自己的有限资源来单打独斗。第二年，他为迪吉系统制定了一个推广计划。《迪吉商业计划书》中包括根据自动控制试验室的图纸与规定建造出一部复制品，在帕森斯公司内部的加工厂内建造两部相同的原型机器，此外计划书还制定了详细的销售战略与制造计划。帕森斯指望能够至1958年售出200台机器，其主要客户是机床制造商。此外，他还预期从系统用户那里招揽到制作与维修控制带的业务。所有这些都没有下文。[3]

除了在制造与销售数值控制设备方面，帕森斯还在获得并保持该技术的专利权方面与麻省理工学院展开了竞争，并遇上极大的困难。根据空军最初与麻省理工学院的协议，帕森斯资助下的项目及其相关领域的所有发明的专利权都归帕森斯所有。从一开始，他就要求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者提供潜在的可用于申请专利的信息，1950年，他的律师起草了一份综合的专利申请书。但是，由于项目的领域经常变换，再加上自已公司内部日渐高涨的要求放弃该项目的压力，帕森斯的进展极其缓慢。当他在1951年不得不被排挤出这个项目之外时，他已获得了空军对其专利要求的部分支持(正如合同的规定)，然后他进一步加大了这方面投入的力度。有几个方面的理由促使他加快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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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夏，帕森斯得知，麻省理工学院除了发布该项目的推广手册，邀请人员参观自动控制试验室以检测机器，还在一份研究刊物上发表了有关数值控制的报告。专利局的规定是，公开发表之后必须在一年以内提交申请，这迫使帕森斯迅速行动。此外，1951年秋，当时担任超声波公司顾问的皮斯，开始向莱特基地咨询有关专利状况的问题。他和麻省理工学院的同事们都认定，既然帕森斯已经不再参与项目，数值控制的专利都将归于政府。但是，他们发现帕森斯仍然拥有全部权利，并且正在积极实施他的专利。此外，他们还得知，帕森斯正在提交专利申请，其内容并不限于他们所知的在麻省理工学院所做的研究工作，还包括麻省理工学院参与之前的工作——按空军的说法，这是“一种有利于帕森斯的情况”。在整个1951年和1952年，皮斯、布朗和詹姆斯·麦克多诺通过在莱特基地的同情者知悉帕森斯的一举一动。

帕森斯很快就感觉到了压力，他首先以为这压力仅仅来自于空军。“莱特基地的人现在认识到迪吉的潜在优势，并希望对我们的专利施加限制。”他在1951年10月的日记中写道。第二个月他就从其会聚专利律师那里得知麻省理工学院的利益，后者接到麻省理工学院的专利律师发来的调查通知。帕森斯被告知，“他们希望从我们的专利中分一杯羹”；“我们要面临艰巨的任务，稳住”他们，帕森斯在其日记中写道。帕森斯没能够阻止麻省理工学院将项目公开发表（比如，他后来得知麻省理工学院将全部的规格信息透露给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同时帕森斯还希望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的合作以得到专利申请的信息。麻省理工学院并不乐意合作。帕森斯指出，“我们根本就无法解释，麻省理工学院的人在专利申请方面抱着如此不合作的态度。”“很显然，尽可能宽泛地填写专利申请符合他们的利益，但在过去的两个月里他们没有任何实际建议，尽管帕森斯公司已经答应为麻省理工学院提供相关信息而支付费用……他们这种缺乏合作的诚意，使我们怀疑他们是否企图使帕森斯公司失去对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工作的全部专利，从而使它们对整个工业界公开。从实际的角度来看，这将让这些成果落入到超声波公司的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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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冗长而困难的谈判，帕森斯与麻省理工学院签署了一项协议，规定麻省理工学院及其学院的工程师必须因对专利的贡献以及协助申请专利方面而获得报酬，该协议还详细规定了帕森斯专利要求所覆盖的“研究领域”。帕森斯承诺，如果帕森斯公司10年内没有满足市场的实际要求的项目的商业化，麻省理工学院有权取得其发明权利，麻省理工学院有权在机床控制领域以外应用该发明，并取得两项专利中所获得的15%的专利费，该费用在4名签署人以及麻省理工学院（通过其专利机构研究公司）中平分。签约之后，帕森斯仍然对麻省理工的人怀有戒心，这并非没有来由。

1952年8月，数值控制机器第一次正式演示的前一个月，《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发表了一篇介绍最新进展的文章，并引用了麻省理工学院工程师们的话：“一旦潜在客户熟悉它的潜力并且找到一家公司来生产，麻省理工学院的专家们说他们将继续研究，将这种技术应用到其他领域，并让工业界来接手这部铣床。”帕森斯对此甚感焦急，因为这意味着，虽然麻省理工学院得到他的商业化计划，但并未认真看待他的工作。一个月后，他就知道其中的缘故了。有关9月演示会的宣传材料没有提及帕森斯的贡献以及他将数值控制技术商业化的计划，但却以整页的篇幅报道皮斯与布朗的超声波公司。该宣传手册上说，该公司在“机床的数字及模拟反馈控制方面具有多年的经验”，并邀请对数值控制感兴趣的潜在客户与该公司签订合同。“请致电或写信给我们，我们马上就可以启动研究计划”，手册上如是说，旁边还配有麻省理工学院控制带的插图。

可以想得的到，帕森斯对超声波公司与皮斯极其愤怒，后者在准备专利申请材料方面一点也不合作。“超声波公司的一些经理就是麻省理工学院曾经或现在与迪吉项目直接关联的人员，”当时帕森斯就注意到这一点，“威廉·皮斯是第二次专利申请中的一名发明者，他还是超声波公司的副总裁。”“该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它有意建造这种设备，我们认为它侵犯了我们正在申请的专利。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不道德的，尤其是涉及我们与皮斯的协议。”“我们认为，麻省理工学院的人们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试图通过私人联系，从而利用迪吉以满足他们自己的私利。我们认为，他们没有正当的道德理由来这样做，在法律上也没有这样的权利，除非等到专利颁发之后。”为了跟踪超声波公司的进展，帕森斯让他的儿子购买了超声波公司的股票，从而获得公司的内部报告。但后来的结果是，这家公司在数值控制的市场化方面并不十分成功，原因是内部的资金问题以及在市场销售方面缺乏经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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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1952年，在麻省理工学院极不情愿的帮助下，帕森斯提交了有关数值控制的两项基本的专利。第一项专利的拥有者是帕森斯与工程师弗兰克·斯图伦，最初的专利标题是“控制机床的方法与设备”。专利局将这一宽泛的名称改为“用于定位机床的马达控制设备”，并于1957年颁发专利。第二项专利，由帕森斯以福雷斯特、皮斯、麦克多诺以及苏斯金德的名义申请，最初的标题是“控制系统”，专利局随后将它改为“数值控制伺服系统”，并于1962年颁发专利。这两项专利涵盖了数值定位与连续通路控制系统研究中的所有专利。帕森斯在制造与销售数值控制系统方面稍微有些起色之后，就将注意力转向了专利管理方面。他的专利律师警告他，以他一个人的力量，根本不可能强迫那些大企业尊重他的专利。帕森斯发觉自己处境艰难，因此决定将专利出售给那些有实力实施专利的公司。1955年，他成功地与邦迪克斯航空公司达成一笔交易。[5]为了得到这两项基本的数值控制专利的独家使用权，邦迪克斯航空公司付给帕森斯100万美元，外加未来的许可销售中的专利费用—所有这些由帕森斯、斯图伦、麻省理工学院以及专利证书上所登记的4名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程师以及帕森斯的专利律师来共同分享。这样，帕森斯在金属切削业所做的开创性贡献，获得的报酬仅仅只是几部数控机床的零售价格。

尽管帕森斯在数值控制的商业化方面遭到了失败，但其他人却行动起来了。在空军直接或间接的支持下，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与通用电气公司、卡尼和特雷克公司一道，再加上邦迪克斯公司，都在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以研制自己的系统。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正在研制洛克希德公司订制的数控表皮铣床，合作方是通用电气公司与麻省理工学院，经费则来自空军。正如前文所说的，最开始的设想是采用记录一回放控制设备，但在1953年，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与麻省理工学院签订合同，研制数字模拟转换计算机，即所谓的指挥仪，用于根据存贮数值信息的打孔带来制作用于机床控制的磁带。在研制出“数字记录”系统核心的指挥仪原型之后，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要求麻省理工学院制造更多的设备，并最终资助麻省理工学院的自动控制试验室的某些人员创建自己的公司协和控制公司以生产这类设备。与此同时，洛克希德表皮铣床也于1955年成功地为空军作了一次演示。[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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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伦·马丁公司在麻省理工学院演示其数控铣床之后，于1953年也开始进入数值控制领域。麻省理工学院的人拜访了位于巴尔的摩市的马丁公司，向它们介绍了数值控制项目的内容以及前景，并以自己的机器为马丁公司加工了一些配件作为测试，还担当起马丁公司与空军之间的中间人。后来，麻省理工学院帮助马丁公司向空军提出建议，生产以麻省理工学院机器为原型的铣床。项目批准后，学院的人又担任马丁公司的顾问。最初，马丁公司要求麻省理工学院自已建造机器，但在学院的“外部活动”委员会的压力之下，自动控制试验室不得不放弃这一想法，用赖因特耶斯的话来说，“避免去从事那种工业组织也能够做得同样好或者更好的事情”。但是，试验室的人们仍然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提供技术支持，更重要的是，是麻省理工学院将马丁公司与邦迪克斯航空公司拉到了一起（其中研发工作都是在艾伯特·霍尔（AlbertHall）的指导下进行，霍尔曾是自动控制试验室的特邀研究员、皮斯以前的上级)。最后，在空军的资助下，邦迪克斯公司与卡尼和特雷克公司建造出马丁机床，这是第一部应用麻省理工学院数控系统生产的实际设备，时间是1957年初。[7]

洛克希德公司与马丁公司成了首批将数值控制变成现实的飞机制造公司。但该行业的绝大多数厂商仍然持观望态度。1954年初，为了克服该行业的“冷淡”，空军开始积极地寻求商业化的建议，并承诺投资那些公司认为对于私人资本来说风险过高的项目。在洛克希德公司与马丁公司之后，康维尔公司（Convair)、布里奇波特一莱卡明公司（艾柯公司）、恺撒公司(Kaiser)、那斯罗蒲公司（Northrop)、道格拉斯公司以及北美航空公司也在麻省理工学院的鼓励与支持下提出各种项目的申请。（从麻省理工学院来说，它非常乐意在空军面前展现自己外部活动的成效，以确保空军对自动控制试验室的持续资助。）飞机制造业终于对这种新型技术表示出真正的兴趣，而空军资助的前景使得这种技术更为诱人。但就相关的机床工业公司来说，情形大不相同。[8]

尽管麻省理工学院也试图挑起机床制造商对这种新技术的兴趣，但它们仍然不愿为了商业目的而在数控技术的继续研究上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或资本。它们的迟疑有着好几方面的原因。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投资的经济回报前景是不确定的。此外这种新技术涉及许多电子设备，而机床制造商对这一领域所知甚少，几乎不存在任何经验。另外，它们还担心在研发的早期阶段投人大量的经费，因为技术的迅速发展意味着此时设计的任何系统都有可能很快就过时。因此，这些机床制造商并不愿单独涉足这一领域，虽然也有一些公司——比如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与通用电气公司合作）和卡尼和特雷克公司（与邦迪克斯公司合作）—愿意为像马丁公司或洛克希德公司那样的飞机制造业客户—它们率先下注的，并不是自己的钱，而是公共资金所下的订单研制与建造这类系统。因此，当空军决定不再支持麻省理工学院的项目，并坚持寻找一家私人机床制造商来继续这一事业时，所有的努力都归于无效。1955年6月麻省理工学院项目结束的时候，飞机制造业只有几个有限的项目仍然在进行，还有一些项目正在申请之中，而机床制造业仍然在等待观望。最后演变的结果是，它们并没有等待多久。[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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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夏天，邦迪克斯公司与卡尼和特雷克公司发布了它们的马丁系统，洛克希德公司成功地为空军演示了数字记录系统。受到这些突破性进展的鼓舞，空军装备司令部的威廉·M·韦伯斯特（WilliamM.Webster）与空军内部数值控制的支持者决定换一种方式来推动这种新技术的商业化。在为朝鲜战争而动员的问题上—事实上，此前的二战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一—工业计划者就在确保机床的充分供给上面临着严重的困难，这部分是因为它们的生产需要一个较长的交付周期。因此，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为了避免出现类似的情形，空军决定“大宗购买”并储备交付周期需要较长时期的机床，比如大型的靠模控制成形铣床，这一行动的计划称做“机床现代化与选择性扩展及取代设备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让工业处于随时备战的状态，从而将未来的动员成本最小化。此外，在韦伯斯特看来，这项在1956财政年度将占空军装备司令部6000万美元预算的计划，“将为数值控制机器被迅速而有效地引入飞机制造业提供一条解决途径”。[10]

在数字记录系统演示后，韦伯斯特与其同事成功地改变了这一计划的规定，具体地说，将一些大型机床（尤其是新型的五轴通用成形铣床）的规格从靠模控制改为数值控制，并规定将这些机床安装在主要承包商的工厂里，而不是把它们封存起来直到下一次军事动员。他们签订了63台数控表皮铣床与仿形铣床的合同，然后再扩大合同，将现存的42部政府拥有的靠模铣床改装成数值控制系统，然后将它们安装在承包商的工厂中。空军一共采购了105台机床：5台五轴通用铣床、24台三轴表皮铣床以及76台三轴仿形铣床，所有这些设备都使用连续通路数值控制。此外，空军还与麻省理工学院签订了支持这些设备的自动编程技术的合同。韦伯斯特后来解释道，空军所以关注连续通路控制，是因为它“必定会成为生产机翼以及飞机的其他复杂构件所需的高度灵活而又准确的生产手段”。“我们有理由相信，”他接着说，“根据连续通路控制系统而制定的问题解决方案，也可以同样应用于离散的定位系统。”[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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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短的时间内，空军就为数值控制创造出一个“市场”，这样做的时候，它使政府在这种新技术上所耗的费用高达6200万美元（罗森伯格的估计)。当然，在那个时候，仅仅只有三种系统，还有许多研究开发工作有待人们去做，而这正是韦伯斯特希望通过这次采购所刺激的。韦伯斯特“知道，这些产品那时根本就不存在”，罗森伯格叙述道，“因此他不是大批购买数值控制系统，而是让政府花钱，把它们装备在大型的空军主承包商以及子承包商那里，并支付它们学习与维护这些系统的费用。空军承担了将该技术转移至工业这一全部工程的费用，这种风险是任何其他组织都不愿意承担的。”[12]

空军宣布，它将为这100多套系统买单，用以帮助4家能够满足相关规格（它们事实上与靠模控制的规格要求相同，仅仅是用磁带取代模板）的机床制造商。控制系统的销售商必须同时将它们的系统卖给机床制造商与飞机制造公司，并且所有的投标商都必须在有空军代表在场的情况下通过实际的切削来证明其系统的优点，演示过程将在波音公司进行，目的是检验系统是否满足了规定的误差要求。成功通过检验的4种系统是：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协和控制公司的数值控制系统；卡尼和特雷克公司/邦迪克斯公司的系统；莫莱机器公司/电子控制系统公司的系统；以及辛辛那提机床公司/百代唱片公司的系统。“采购合同最终公布的时候，”卡尔·怀尔兹指出，“机床制造商都根据它们自己的规模（前一年的销售额或诸如此类的标准）而获得了相应的份额。”这样，作为全国最大的机床公司，辛辛那提机床公司与百代唱片公司以及后来的努米奥公司一道获得了最大的订单；吉丁斯和刘易斯公司与卡尼和特雷克公司则分别使用通用电气公司和邦迪克斯公司的系统，几乎瓜分了剩下的全部合同，而莫莱公司使用电子控制系统的迪吉系统仅取走最后留下的几份订单。在控制系统销售商方面，通用电气公司（与协和控制公司一道）占得最大的份额，在105台机器中获得了55台机器的订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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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原来的外部活动不同，空军这次大胆的举措很快就取得了预期的效果。“一切如他们所料，”研究麻省理工学院项目的历史学家唐纳德·亨特指出，“这一计划深刻地影响了机床制造业对待数值控制的态度。机床制造商们从消极无为转变成积极地参与，并很快就熟悉了这一领域中的进展，想方设法为它们的机器找到能够应用的设备。”此外，“自1955年下半年以来，自动数值处理设备以及机床控制设备需求的增加，也极大地促进了电子工业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开发工作。”人们的热情有增无减；数值控制终于成为工业界的关注中心。此前，空军的规格要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种新技术的设计路径，现在它也影响到它的商业化进程。一度观望并且传统上相当保守的机床制造业，亲眼目睹这样的繁荣景象，现在有充分的理由将自己的审慎抛到天外，并让越来越大胆的工程师尽情地奔驰。自那以后，不管生产会出什么问题，也不管成本有多高，公众都很乐意为它们买单。[14]

最初的4种数值控制系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说明了连续通路控制问题具有广泛的解决方案的可能性。\*所有这4种系统都是为飞机制造工厂而设计的，而且其用途都是与空军相关的加工，在潜在的用户看来，它们各有其不同的优缺点。这些差异对空军所强调的统一规格、兼容性以及可互换性——它们是总体命令与控制的必要条件——构成了挑战。因此，在空军的要求下，为了满足其主要客户的需求，飞机制造业开始对这种新技术实施标准化。这一艰巨的工作持续了数年时间，其内容除了硬件的标准化，也包括软件的标准化。最终的结果是，在硬件方面，以麻省理工学院一邦迪克斯公司的部件作为标准；而在软件方面，则以接受空军所支持的APT语言作为标准。这样，为了满足空军的规格要求，该行业最终确定了数值系统中可能是最复杂、成本也最高昂的方法。

乔治·E·金尼（GeorgeE.Kinney）任职于休斯飞机公司，他也是飞机工业协会数值控制小组的成员。根据他的叙述，空军与飞机制造业之所以对标准化感兴趣，有着几个方面的理由。飞机制造业长期以来都是小批量订单，经常改变设计，因此亟须更灵活的设备，能够从一道加工工序转移到另一道工序。相比较已有的传统机床而言，飞机制造业不愿意接受那种零部件互换程度非常低的设备。此外，根据军工合同的要求，飞机制造公司通常要将其一部分工作转承包出去，而这要求在公司与供应商、公司内部的不同部门以及各个公司之间保持某种程度上设备的可互换性。空军要求机器之间能够兼容，是出于战略的目的，以实现迅速的军事动员并且在必要的时候改变生产的场所。但是，这4种不同的数值控制系统对标准化构成了挑战。“这并不是一个标准化的问题，而是要从它们之中挑选出一种。”通用电气公司的约翰·达彻1957年说。“如果你有4种系统，它们在每个方面都完全不相同，唯一能够标准化的办法就是选出其中一种，然后消除所有其他的系统，或者至少对部分系统而言是如此。我认为，唯一的方法就是，”达彻做出结论道，“让某个人，以某种方式从现存的各个系统中挑选出一种，使它成为标准，或者规定为其他完全不同的系统。”而这正是飞机工业协会所着手做的事情。[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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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这些系统的技术描述，参见本书附录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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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值控制子委员会由飞机工业协会的机身制造设备委员会于1955年组建成立，其职责是调查与评估正在研制过程中的各个系统。不久，其名称发生改变（1958年改为数值控制小组），职责范围还包括为数值控制系统起草国家机身标准，并评估各种数据处理的方式，培训人员，检测这种新技术。该小组确定了四类宽泛的控制带设备，但主要精力集中于第四类，亦即连续通路控制。它的标准化工作则主要涉及数值控制的三个方面：机床控制输入介质的类型与格式、与插值有关的系统结构、部件编程技术与语言。

1957年春，子委员会把工作重心放在磁带的标准化上，当时通用电气公司与电子控制系统公司所使用的机床控制介质就是磁带。通用电气公司的控制系统在当时最为普遍，它声称磁带可以是任何标准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但小组内的一些成员也支持把打孔带作为介质，比如邦迪克斯（与麻省理工学院合作）的系统，“它可以建立在机床自身所安装的插值设备之上”。第二年，小组就决定将重点从磁带转移到打孔带。詹姆斯·麦克多诺现在是协和控制公司的总裁，该公司生产制作通用电气公司系统的磁带所需的数字记录指挥仪。他认为，从技术上看，磁带介质并非任何系统的必备部件；但它能够用于远程插值，因此“不过是一种相当简捷而且经济的实现该职能的手段”。麦克多诺暗示道，尽管有可能不方便或者不经济，但排除磁带并非不可能，亦不是那么困难。

至1959年春，小组成员完全倾向于这一争议的另一端；他们的注意力完全放在打孔带上。小组备忘录写道：“小组注意到并充分讨论了不采用任何磁带的可能性”，忽略磁带有四个方面的充足理由。第一，当时只有两个供应商在使用磁带（通用电气公司与电子控制系统公司），并且它们彼此之间完全不兼容(分别采用模拟与数字方法)。第二，磁带并非系统的必备部件，而只是能够在机床下线后进行插值的设备。第三，两位供应商中至少有一位，亦即通用电气公司，也在供应兼容的打孔带。第四，一些成员对磁带抱怨有加，声称它过于昂贵，而且在车间环境下很难控制，对脏、老化以及错误操作极其敏感，并且磁带的修正相当困难，因为不可能用肉眼观察出代码。但小组没有提及这些事实，比如它可以擦写因此可以重复使用，它的介质密度更高因此能够存贮充分插值的数值，能够高速读取数据，更快地将信息输入机床。这样，磁带便从标准数值控制系统中被排除出去，与通用电气公司的控制系统一同出局的还有电子控制系统公司的最初的系统。电子控制系统公司系统的设计者罗森伯格回忆道，“空军接受了用户的建议，并将1.8英寸的纸带确定为数据输入介质。选择它的主要理由是它是制造业工程师能够校验、理解并有信心使用的唯一存贮介质。”在排除磁带之后，数值控制小组也有过重新考虑的意愿，但除非“磁带系统在其可靠性方面有了实质性的提高”。根据备忘录的说法，“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没有成为标准，但这并不妨碍供应商改进并供应磁带控制系统，也不妨碍机身制造公司购买它们”，但是，“供应商有责任证明，远程插值是它们的系统的可取优点”。当然，一旦工业标准已经确定下来，供应商并不愿意承担这样的证明责任。相反，它们很快就转移到打孔带上，好从政府创造的市场中分得一杯羹。[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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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孔带并不意味着机器系统就能够实现完全的互换，只是意味着相同的打孔、读数、复制并校验的设备。在这里，打孔带的编码与制作方式也存在争论。数值控制小组最初倾向于一种“与邦迪克斯航空公司系统在原理上相似的”系统，但是电子工业协会的批评声音则指责这是不公平的。它不仅意味着过早地结束研制的进程，而且更重要的是，它确定的是一种只能通过计算机来制作的控制带，而无法人工通过电传打字机来制作，因此这“对于人类极其不方便”。但数值控制小组在这个问题上立场很坚定。“有必要指出，”小组备忘录写道，“任何一种规范意义上的标准化都会在初期伤害一部分人的利益，但标准化的益处终究将超过那些在初期走不同道路的人所受的损失。”小组坚持认为，“标准的存在就给未来的机器设计指明了方向，为任何工厂内部的规格提供了一个校验表，并且（有望）最终削减工厂的采购与操作成本。”现在，连续通路控制机床的用户就锁定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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